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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套给年轻读者编选的民国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学术、文化普及读物。她着眼于将民国那些虽经岁月沉浮，仍不掩其辉的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文化普及图书汇而成集，精编细校，统一装帧，以丛书形式陆续重印、推出，目的在于使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非专业读者都能够体验民国学术的趣味，感受民国学者的治学风范。
人文社科学术普及读物和学术专著虽然在专业性、受众面等方面有较为明显的区别，但二者对学术积淀、学科发展和文化传承的重要性并无高下之分。相对于学术专著而言，普及读物更带有“通识”的性质，尤其是那些兼具思想性、学术性和可读性，易于为社会公众理解和接受，凝聚着一代学界名流学术素养和研究心血的文化精品，其价值更是自不待言。有鉴于此，注重选题的科学与文化内涵，突出选题内容的可读性和普及性，自然成为贯穿于这套“通识书系?重拾民国经典”
丛书出版全程的编辑思想和出版理念。
当然，出版这样一套涵盖众多重要或传统学科门类的丛书，无论是作者、书目、版本的选定，文字的校勘，抑或用当今读者熟悉的简体字横排方式整理、排版，都是一项艰苦细致的工作，何况厘清民国相关出版物的出版脉络、寻找民国相关图书的底本或线索并不是一件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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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文字学纂要》1946年12月由上海正中书局出版发行。现在我们将其纳入“通识书系?重拾民国经典”系列图书，重新予以编排出版。此次出版，除了将原书的繁体直排改为简体横排，还对原书与现行标点符号规范用法不同的少量标点符号作了改动；对书稿文字的校订，只更正了原书个别明显的错讹。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既然本书相当多的篇幅述及中国古今文字的演变，本次出版的简体版就不可避免地要照原样保留原书中的一些图案、符号、古字和繁体字等；尤其是正文方括号中的繁体字，更是我们这次出版时为了使读者准确理解作者原意而刻意保留的。
蒋伯潜先生之孙，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汉语史博士生导师蒋绍愚先生审阅了本书校样。
我们研究任何一种学问，必须先了解三个问题：①这种学问是什么？②为什么研究这种学问？③怎样研究这种学问？知道“这种学问是什么”，就是要明了它的意义、内容和范围；这样，方能确定我们研究的对象。知道“为什么研究这种学问”，就是要明了它的效用，以及它和别种学问的关系；这样，方能确定我们研究的目的。知道“怎样研究这种学问”，就是要明了研究它的诀窍；这样，方能确定我们研究的方法。别种学问如此，文字学也是如此。蒋伯潜编著的《文字学纂要》的宗旨在述说文字学的概要，并为有志研究文字学的人们指引一条路径，所以当先把这三个问题——文字学是什么，为什么研究文字学，怎样研究文字学——分别加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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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蒋伯潜1892—1956，著名学者、教育家。1915年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
1919年毕业。先后在浙江省立第二中学、第一中学、第一师范、女子中学诸校任教，为当时浙江之名师。抗日战争爆发后，曾任教于上海大夏大学、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同时兼任世界书局特约编审。上海沦陷后，回家乡在富阳县立中学任教。抗日战争胜利后，任上海市立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主任。1948年出任杭州师范学校校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浙江图书馆研究部主任。1955年秋，调任浙江文史馆研究员。
蒋伯潜先生文思敏捷，于经学、文学，均有很深造诣，所著《十三经概论》、《经学纂要》、《校雠目录学纂要》、《诸子通考》、《诸子学纂要》、《文字学纂要》等，颇为学界所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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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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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本论一 造字
第一章 文字的滥觞
第二章 文字的创造
本论二 六书
第三章 六书的来历及其名称次第
第四章 象形与指事
第五章 会意与形声
第六章 转注与假借
本论三 字形
第七章 古文
第八章 篆文
第九章 隶书与草书
本论四 字音
第十章 发音机关及其作用
第十一章 声
第十二章 韵
第十三章 “反切”与注音字母
第十四章 字音变迁的大概
本论五 字义
第十五章 字义的变迁
第十六章 训诂的条例
第十七章 复词与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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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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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我们研究任何一种学问，必须先了解三个问题：①这种学问是什么？②为什么研究这种学问？③怎样研究这种学问？知道“这种学问是什么”，就是要明了它的意义、内容和范围；这样，方能确定我们研究的对象。知道“为什么研究这种学问”，就是要明了它的效用，以及它和别种学问的关系；这样，方能确定我们研究的目的。知道“怎样研究这种学问”，就是要明了研究它的诀窍；这样，方能确定我们研究的方法。别种学问如此，文字学也是如此。本书的宗旨在述说文字学的概要，并为有志研究文字学的人们指引一条路径，所以当先把这三个问题——文字学是什么，为什么研究文字学，怎样研究文字学——分别加以说明。
一、什么是文字学？
“文字”这两个字，如果把它们分开来讲，则“文”自“文”，“字”自“字”，“文”是“独体的”，“字”是“合体的”；造字之初，先有“文”而后有“字”。但是现在习惯的用法，已把“文字”二字合成一复名词了。凡有形体写在纸上，作为代表一个声音、一个意义的符号，可用以组成句语，表示完全的意思的，都叫做“文字”。研究文字的形体、声音、意义，以及它们的关系与变迁的，便叫做“文字学”。
世界上各民族有各民族的语言，便也各有代表语言的文字；如印度民族有梵文，欧洲各民族有俄文、英文、德文、法文。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庞大的民族，不但汉、满、蒙、回、藏五大族各有不同的文字，就是边疆民族，如、夷族等，也各有他们的文字。不过汉族在中华民族中占最多数，而且开化最早，文化最为发达，所以大家公认汉字为全国通用的文字。本书所述说的，便是研究汉字的文字学。
文字学旧称“小学”。为什么有这名称呢？因为古代的字书都是小学里教学童识字用的。班固《汉书·艺文志》叙录古书，在《六艺略》（这一类是关于“六经”的书）末，附“小学”一类。后面的序里说：
……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汉兴，萧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试学童，能讽籀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史即今之书记）。……吏民上书，字不正者，辄举劾。……
按古代入小学的年龄，各书所载不同。《礼记·内则》说，“十年出就外傅”；《尚书·大传》既说“十有三年始入小学”，又说“十五始入小学”；只有《大戴礼记·保傅篇》说“年八岁而出就外舍”，与《汉志》同。大约八岁至十五岁，是古代小学的入学年龄。《周官》，王莽时刘歆改名《周礼》，今存。保氏，是《周官》中地官司徒的属官。《周官》原文，保氏教国子以“六艺”（这六艺是礼、乐、射、御、书、数）。“六书”是六艺中之一艺。《内则》说：“十年出就外傅，学书计”。“书”是“六书”，“计”是“九数”。即此，可见古代小学教科中，有识字一科。汉初，太史考试学童，须熟识文字九千以上，方得考取，充当书记；吏民上书政府，文字有不正的，便被弹劾；古代的注重文字，由此可以想见了。《汉志》“小学”类的书目如下：
《史籀》十五篇。《八体六技》（此四字疑有错误）。《仓颉》一篇。《凡将》一篇。《急就》一篇。《元尚》一篇。《训纂》一篇。《别字》十三篇。《仓颉传》一篇（此为《仓颉篇》作传，是训诂之传，如《诗毛公训诂传》之类，非为仓颉作传状之传）。扬雄《仓颉训纂》一篇。杜林《仓颉训纂》一篇。杜林《仓颉故》一篇（故同诂）。——凡“小学”十家四十五篇（按家数合，篇数不合）。
后面的序里，分别加以释说：
《史籀篇》者，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
《仓颉》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爰历》六章者，中车府令赵高所作也；《博学》七章者，太史令胡母敬所作也。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体复颇异，所谓秦篆者也。……汉兴，闾里书师合《仓颉》、《爰历》、《博学》三篇，断六十字以为一章，凡五十五章，并为《仓颉篇》。
武帝时，司马相如作《凡将篇》，无复字。元帝时，黄门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时将作大匠李长作《元尚篇》，皆《仓颉》中正字也；《凡将》则颇有出入矣。
至元始中，征天下通“小学”者，以百数，各令记字于庭中；扬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训纂篇》，顺续《仓颉》。又易《仓颉》中重复之字，凡八十九章。臣复续扬雄，作十三章，凡一百三章（按：当云一百二章）。无复字。六艺群书所载略备矣。
《仓颉》多古字，俗师失其读。宣帝时，征齐人能正读者，张敞从受之；传至外孙之子杜林，为作训故，并列焉。
据《汉志》的序说看来，则《史籀篇》为周代教学童识字之书。《仓颉》、《爰历》、《博学》三种是取《史籀篇》中文字改编的，汉时闾里书师合为一篇，亦以教学童。《凡将》以下，或是续《仓颉篇》的，或是训诂《仓颉篇》的。则《汉志》所录这一类的书，本是教学童识字用的；叫做“小学”，原也名实相孚。后人沿用《汉志》旧名，习焉不察，把一切关于文字的书，都叫做“小学”；于是“小学”便成文字学的别名了。
经学盛于两汉。西汉初，承秦始皇焚禁经书以后，故学者以传授古经为急务。传授古经，故首重传写，次重整理，又其次则是解释。传写，则须注意于文字的形体，以免错误；整理、解释，故须注意于章句的辨析，文字的意义和音读。所以经学勃兴之后，文字的形、音、义，也大为学者们所注意。《汉志》的附“小学”于《六艺略》之末，一般学者的以“小学”为经学的附庸，便是因此。
文字学的发达则在东汉，因为东汉经学家的学风，和西汉不同。①西汉经师所传习的，是用汉隶书写的“今文经”，东汉时，虽间有今文经学家，终不如“古文经”传习之盛；②西汉经师之说经，重在大义，东汉则重在训诂名物。古文经盛行，故学者对于古代文字研究特盛；重在训诂，故学者对于字义的研究特盛。那时称为“五经无双”的许慎，便著成一部《说文解字》，把所录的字，分做五百四十部，每字加以解释，说明它的形体和意义。这一部书，直到清末，还是文字学的权威。所以我国文字学应当以许慎为开山祖师。
《说文解字》是就字形解释字义的。《尔雅》则以解释古代的名物语词为主，可以说是一部研究字义的专著。这书虽托名于周公、孔子，其实是汉代经生集录诸经的训诂而成。其中说解，多与古文经《周礼》及古文经学《诗毛传》合，所以康有为《新学伪经考》斥为刘歆伪造。我想，此书即使非刘歆所造，也当出于古文经已发现，古文经说已兴盛的时候。此后，如《广雅》、《埤雅》……，都是继《尔雅》而作，以研究“字义”为主的。
东汉刘熙作《释名》，辨析名物典制，而全书皆用“音训”。就“字音”研究“字义”，当以此书为最早。魏李登作《声类》，晋吕静作《韵集》，则专就“字音”，作分析综合的研究。盖自东汉蔡愔求佛经以后，梵文随佛经输入中国，“字音”的研究获得极好的比较资料。故魏孙炎发明“反切”，齐梁时确定“四声”。骈文和诗大盛以后，文人也都注意于用字的声韵；又有就《诗经》、《楚辞》研究古人诗文所用之“韵”的；于是“今音”、“古音”的研究渐盛。欧洲文字输入以后，“字音”的研究，更觉便利了。
《说文解字》之说“字形”，虽也旁采“古文”、“籀文”，但终以“小篆”为主。古代钟鼎文字的搜集，起于宋朝，如欧阳修的《集古录》，赵明诚、李清照夫妇的《金石录》，原是古董家考求古代彝器的成绩。到了清代，乃据此以研究古代文字。及德宗时，河南安阳的小屯，又发现商代刻有文字的龟甲兽骨。其初，亦但为好古者收藏的古董。至王国维诸学者出，乃据以研究古代文字。钟鼎文、甲骨文的研究既盛，从前兢兢株守《说文解字》以解“字形”之文字学，乃得一大解放。
文字形音义三方面的研究，既各有相当的发展；把它们综合起来，正式的文字学便完全成立。这样的文字学，决不能说它仍是经学的附庸，决不能仍旧称它做“小学”了。
二、为什么研究文字学？
学者的研究学问，是无所为的。如有人问他：“为什么研究学问？”他会回答说：“为学问而学问。”有所为而研究学问，则其目的往往不在学问本身，而在于名望、地位，甚至于等而下之的货利，研究学问不过是达各种目的之手段而已。所以我们研究文字学，也当抱学者的态度，为文字学而研究文字学，文字学之外并没有其他目的。——可是我们研究文字学，并非是窄而深的专门研究；不过想知道文字学的概要，为将来专门研究文字学时辟一门径，为研究其他和文字学有密切关系的学问打一基础，为我们增加一种常识。所以我们不能妄以文字学专家自命，说是为文字学而研究文字学，说是不为什么。
就最浅近的一端来说，一般人写作文章时，往往别字连篇。有因形似而误者，例如根本的“本”字，原来是“”字下部加“—”，指示树木下部的根，一般人多误写作“夲”；“夲”字从“大”、从“十”，音滔，是增进的意思。有因音近而误者，例如“来”是来往的来，“耒”是耒耜的耒；一般人往往把来往写作“耒往”。有笔画似是而非者，例如“步”字，篆文作“”，象跨步时左右二足一前一后；一般人多写作“”，下半个写成一个“少”字。又有因字义大同小异而致误者，例如“听”和“闻”，“视”和“见”，是有分别的；《大学》里“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中庸》里“视之而不见，听之而不闻”，是最好的例；如不加以斟酌，随便乱用，便错误了。懂得文字学的概要，便不至闹这些笑话。文字是文章的基本分子，要文章写作得好，当以文字学为基础工夫。刘勰《文心雕龙》的《章句篇》说：“人之立言，因字而成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篇之彪炳，章无疵焉；章之明靡，句无玷也；句之清英，字不妄也。”韩愈也说：“凡作文章，须略识字。”毫没有文字学常识的人，不但有写别字的危险，要用文字达其情意，而恰如其分，也是难的。例如“徘徊”、“彷徨”、“盘桓”三个复词，虽都是一声之转，而义有不同：“徘徊”但指来往无定的散步而言，“彷徨”则有心绪不安的意义，“盘桓”则又指在某处游散；用错了，文句的意义也随之而异。又如文言文中“欤”、“乎”、“哉”三助词，都是表示疑问、反诘、嗟叹的，而其声气不同，所表示的语气便有弱或强、婉转或劲直的不同。曾国藩说：“欲以戴（震）、钱（大昕）、段（玉裁）、王（念孙、引之）之训诂，发为班（固）、张（衡）、左（思）、郭（璞）、之文章”，并非虚话。——此其一。
“六经”传记，周秦诸子，马班史书，其中所用，多古字古言。文字则或用音近通借之字，如《汉书》的“尉安黎庶”，“尉”字借作“慰”；或用此字原来之义，如《孟子》的“若火之始然”，“然”之本义即“燃”，《考工记》的“作其鳞之而”，“而”之本义为“颊毛”。词语则或用古语，如《诗》的“毋然泄泄”，“泄泄”为古语，孟子解道，“泄泄，犹沓沓也”；或用当时的方言，如《左传》释楚令尹子文小名榖於菟道，“楚人谓乳榖，谓虎於菟”；或径象口语中的声气，如《史记》载信陵君的话道，“晋鄙，嚄唶，宿将”，载陈涉故人的话道，“伙颐，涉之为王沉沉者”。“嚄唶”是表示可惜的嗟叹声，“伙颐”是表示惊讶、羡慕的嗟叹声；而注者以“多言”解“嚄唶”，“多貌”解“伙颐”，便是重大的错误。古代印刷术未发明，书籍都须传抄，传抄便不能无误。如《大学》，“见贤而不能举，举而不能先，命也”，解者纷纷多不能得其要领。实则“先”字篆文和“近”字相似，误写作“先”；“举而不能近”，正和下文“退而不能远”相对；举贤而不能使与国君接近，得其信任，是“命”，退不善而不能远，则是大臣之“过”。又如《孟子》“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也不易懂得，实则“正”、“心”二字是“忘”字之误。“必有事焉而勿忘，勿忘、勿助长也”，言必须从事于此而勿忘，但勿忘，又不可助长。诸如此类，非懂得文字学，则阅读时必难索解。——此其二。
陈澧《东塾读书记》说：“天下事物之象，人目见之，则心有意；意欲达之，则口有声。意者，象乎事物而构之者也；声者，象乎意而宣之者也。声不能传于异地留于异时，于是乎书之为文字；文字者，所以为意与声之迹也。”语言所以宣达我们的情意；但为空间、时间所限制，不能传之异地，留之异时，所以用文字把它们记录下来。孔颖达说：“言者，意之声；书者，言之记。”王安石说：“人声为言，述以为字。”正和陈澧的意思相同。文字既所以记述语言，则古代的文章，自必与那时的语言相合。《尚书》中的《盘庚》、《大诰》，后世人以为佶屈聱牙，难读难解的，在当时实为人人都懂的白话文告。《汉书·艺文志》说：“书者，古之号令。号令于众，其言不立具，则听受施行者弗晓。古文读应尔雅，故解古今语而可知也。”尔，同迩；雅，雅言，犹今云标准国语。尔雅，就是和标准语相近。“立具”，是照着白话写成，不加文饰。古代的白话文告，后人所以不易了解，因为语言因时代而变迁，记录语言的文字则写下后不能改变。元曲里常用元朝人的白话，如“兀的不”、“么哥”，我们现在看了，也是难懂的。不但《尚书》，就是《论语》、《孟子》里也多照着当时的口语直记下来的。例如《论语》记孔子叫他的学生回也、参也、由也、赐也，似乎同取“也”字为名，而曾子则有时叫他“参也”，有时又叫他“参乎”；其实“也”即是“呀”，“乎”即是“啊”，“参也鲁”，即是“参呀是鲁钝的”，“参乎吾道一以贯之”，即是“参啊，我的道是一以贯之的”。这不是直记口语，照着孔子说话时的口吻、语气写成的吗？又如孟子说许行：“且许子何不为陶冶，舍皆取诸其宫中而用之？”“舍”字，注者都不得其解。其实，“舍”字即是“什么”的合音，“什么”为“ㄕㄛ”，“什吗”为“ㄕㄚ”，后者现在浙江杭县的方言中尚有之，前者现在浙江绍兴县的方言中尚有之。“舍皆取诸其宫中而用之”，即是“什么都可从他家里拿取来用”。这不是照着孟子的口语直记下来的吗？秦汉以后，言和文方渐渐分离。我们现在要提倡语体文，要创造文学的国语，使语言和文字仍能合一，则词语当如何铸造，句子当如何组织，古代的语言与现在的方言当如何斟酌采用，都尚待研究讨论。这又非对于文字学有相当的研究，能知道汉语、汉字的本质和历史不可了。——此其三。
从前翻译佛经的人，对于文字，都有相当的研究，故其译名，虽系另铸新词，也都妥适。如唐僧玄应、慧琳作《一切经音义》，所引有关于文字学的专书，多至数十种。近来翻译西文的人们，于文字学未窥门径，所以新造的译名，每多失当。化学名词，用“形声”字的造法另造新字新词，如金属的“锌”、“铝”，气质的“氢”、“氧”之类，原无不可。但如译geometry为“几何”，便不如旧译“形学”妥当得多；因为“几何”但译字首geo之音，而义又近似，译者或自诩为音义兼译；不知“地理”，英文叫做geography，如但译geo之音，也可译作“几何”；“几何”就是“若干”，就是“多少”，算术、代数、三角，都是计算多少的，也可以叫做“几何”。又如match，普通译作“洋火”，此词根本不能成立；或作“火柴”，较“洋火”稍好，但还不如北平土话叫做“取灯儿”，更不如日本译作“燐寸”。又如logic，严复译作“名学”，是从周秦诸子的名家取意的；章士钊译作“逻辑”，是译它的音的；普通又译作“论理学”。这三种译名，毕竟哪一种好，便要费斟酌了。总之，译名多须另造新字，非于文字学研究有素，不易使之妥当。——此其四。
民国八年五四运动以后，改革汉字的议论甚嚣尘上，或主张改用拼音，或主张简省笔画。改用拼音，无论是采用罗马字母，或主张注音字母独用，在幅员寥廓、方言庞杂的中国，未能统一读音语言之前，就改用拼音文字，会不会反而破坏统一的文字，使得各地方的人不能以文字互通情意，姑且不去论他；但欲制造拼中国语音的字母，便非有通晓各省方言而又精于文字学的声韵之人，不能完成。民国初年，教育部召集各省代表制造注音字母，便因筑室道谋，事倍功半，即其前车之鉴。至于简省笔画，有的主张采用俗体字，如“種”作“种”，“麽”作“么”。但“种”是姓氏，宋朝有个种师道是有名的人物，此字的音读当为“ㄑㄩㄥ”，和“種”字不同；“么”是小的意思，引申作一，如“么麽小丑［醜］”，“么二三”，其音读为“?ㄠ”，和“麽”字不同。诸如此类，怎能代用？又如“歎”，简字作“欢”，“觀”，简字作“覌”，“鷄”，简字作“鸡［鳮］”；“鷄”字也可以写作“雞”，则简写成“难”，“歎”字既作“欢”，则“難”字也可以简写作“难”，“觀”字既简写作“覌”，则“歡”字也可以简写作“欢”；由此类推，则“漢”字可以简写作“汉”，“溪”字也可以简写作“汉”；那么“难”、“欢”、“汉”究竟是“難”是“雞”，是“歎”是“歡”，是“漢”是“溪”，如何分别呢？所以要想改革汉字，也非深通文字学不可。——此其五。
以上五端，不过就眼前的事，随意举例，并非说文字学的效用，已尽于此。我国古代文字，象形的居多，次之是标意的，所以在考古学上，几乎和古代器物有同等的价值。王国维已就甲骨文字考证出许多商代的史料来了，所以古代社会的进化史，也可于文字中求之。我国庞杂的方言中，尚保存着许多古音和古语。黄侃研究古今音，有许多是得之于闽粤人的方言的。翻过来说，则文字学也可以为言语学者研究我国语言之一助。——总之，我们为什么研究文字学，因为文字学的效用极大，因为它是许多学问的基础，许多与学问有关系的重要工作，非先研究文字学无从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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