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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中国现在怎么了？从国内外来看，国内稳步发展的同时也有着很多忧愁；从国外来看，中国确实在一步步变得强大，但是外交、贸易和文化交流以及军事合作并不是顺风顺水；所以在看到中国发展的时候，您注意到中国的烦恼了吗？
2.现实针对性强。在30多年的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后各类矛盾和冲突已日积月累到了一个不得不正视的临界点时，中国遇到了其成长的烦恼，如果不适时进行深层次调整和变革，未来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将难以为继。
3.内容翔实。本书从一个求实学者的视角，以翔实的资料，缜密的铺排，系统剖析和挖掘中国在21世纪二三十年代走向“中国世纪”进程中的种种隐忧、困境和危机。
4.观点富有新意。本书作者特别在人口与资源承载、贫富差距、转型体制矛盾、经济繁荣与社会非稳态、中产阶级诉求等都做了独到精深的描述和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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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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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从一个求实学者的视角，以翔实的资料，缜密的铺排，剖析和挖掘中国中国在21世纪二三十年代走向“中国世纪”进程中的种种隐忧、困境和危机。本书作者特别在人口与资源承载、贫富差距、转型体制矛盾、经济繁荣与社会非稳态、中产阶级诉求等都做了独到精深的描述和论证。在国际上，在未来一个相当长时期里，与全球一体化已经深度关联的中国将面临复杂的外部世界大环境。作为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速的发展中大国，中国经济发展的超大规模将不可避免地对既有国际利益格局带来改变甚至冲击，而外部世界也可能因此产生种种不适，这种不适反过来又对中国发展形成复杂的掣肘。无论是“和谐社会”还是“包容性社会”的中国，其治国理念理应从中国内外两个层面来加以深切关照，从而因应21世纪国内外不断变化的局面，使中国发展模式臻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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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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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超泽，1983年获华东师范大学经济学学士学位，1988年获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发展经济学硕士学位，1992年获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社会人口学博士。1992-2003年期间任职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研究员，1998-2004年期间任职上海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教授。2004年移居澳大利亚，现任职《悉尼时报》财经主编。在过去20年里已在国内外中英文杂志上发表了近40余篇论文，出版了20多本专著，代表作有：《走出山坳的中国》；《中国人口增长的多重危机》、《世纪之争——中国：一个经济大国的崛起》、《亚洲怎么了：亚洲金融风暴全景透视》、《第四次浪潮：全球资本一体化》、《中国经济：崩溃还是成长？》、《中国经济：增长的极限？》、《大财五年：抓住你一生中最好的投资机会》、《警惕！中国股市虚拟大崩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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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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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序 我认识的程超泽教授论中国经济 1?
序 1?
第一章 面临严峻的增长型衰退
严重失衡的经济结构??
经济战略转型之困??
四万亿花完后的尴尬??
“十二五”规划实施的隙漏之处??
关于“陷阱”与“高墙”之辩??
〖HT4”《方正小标宋简体》〗第二章 增长的极限
未老先衰的老龄化时代??
刘易斯拐点正在到来？?
富士康“内迁”透露的信息??
发展的代价〖JY。〗??
被严格框定的承载条件〖JY。〗??
?
第三章 变迁社会的稳定性
制度变迁带来的矛盾与冲突??
控制体系的困境??
价值评判体系面临挑战??
社会转型期的犯罪增长??
西方文化示范效应冲击波??
社会支持系统的尴尬??
?
第四章 天堂与地狱：中国贫富差异透视
一个农民工的内心困顿??
中国人收入差距究竟有多大？?
差距缘何拉大？??
国民“弱势心理”的蔓延?
正在消逝的中产阶层现象?
?
第五章 富饶的贫困：通盘审视“世界第二”
名义的经济总量
为“世界第二”付出巨大代价??
距发达国家有多远：比较日本
日本的经验教训值得深思?
对GDP数据的质疑
?
第六章 世界产业链中的“中国制造”
“中国制造”的成长约束
“中国制造”的贴牌之痛
谁在补贴“中国制造”？
“非中国制造”背后
中国“世界工厂”地位重估
在全球产业链上寻求向上突破
?
第七章 大公国际〖ZW〗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是面向全球的中国信用信息与决策解决方案的主要服务商，也是中国引可为所有发行债券的企业进行信用等级评估的权威机构。〖ZW〗：中国话语权的孤鸣
挑战三大国际权威评级机构
一场信用评级体系的革命
中美话语权的博弈
大公国际的孤独等待?
?
第八章 国际政治棋局中的中国崛起
中国崛起的大国摩擦
被妖魔化的中国?
中国崛起的美国因素?
在国际冲突大弧上
中国崛起的国家安全环境?
尾声 迎接内外部治理的挑战 ?
主要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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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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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面临严峻的增长型衰退？
今后10年中国能增长多快？回答是不可能有过去30多年的那种高速。经济、环境和政治等多方面的挑战将拖慢增长，由出口和投资拉动增长的旧模式正在失去势头。不久前公布的“十二五”规划试图解决这一挑战，但要真正设计出一种增长势头快如旧模式的新模式绝非易事。据官方统计，自1980年以来中国平均年增长率达10%，如此快速增长持续如此长久堪称独一无二。国家处于经济发展初期，政策得当就可增长很快，这是个加速追赶的过程。由于教育带来效益及劳动大军扩大，劳动力的质量和数量快速增加。倘若国外先进技术获得采用，资金注入工厂和基础设施，资本的质量和数量也会提高。这种势头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中国需要正视以下两大挑战：一是需要切实转向由消费拉动的新经济模式，二是在高度不平等和缺少政治权利的背景下确保社会稳定。中国经济在高速持续增长了30多年后正处在怎样的状态，是本章需要探讨的。
严重失衡的经济结构
过去30多年中国虽然创造了经济奇迹，但经济需求结构却出现了严重失衡。虽然消费、投资、净出口都持续增长，但消费增速明显低于投资和净出口增速，导致消费率不断下降，已经低于50％。1980年到2009年，消费率从65.5％下降到48.0％，而投资率则从34.8％上升到47.7％，净出口率从－0.3％上升到4.3％，2008年一度高达8.8％。在消费构成中，私人消费比例更是不断下降，严重低于合理水平。而政府消费所占比例很大且不断上升，从1980年代的约20％上升到2009年的27％左右，私人消费比例则不断下降。私人消费占GDP比例在1980年代还高于50％，到2009年已经下降到35％左右，而根据国际经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这一比例都在60％以上。
其次，中国投资率则严重偏高。如前所述，中国投资率已经接近50％，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投资率都在30％以下，只有极少数国家超过40％，中国的投资率几乎是世界上最高的。
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和贸易顺差也严重偏高。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对外贸易依存度在2003年－2008年已经超过50％，其中2005年－2007年超过60％，2009年受金融危机影响下跌至43.7％，但预计2010年将再度超过50％。除新加坡等小型港口经济和一些欧盟国家外，中国外贸依存度高于绝大多数国家。
中国的经济分配体制也严重失衡，两极分化严重，政府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比例越来越高。在改革开放初期，为追求经济增长，政府推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对收入差距扩大、两极分化采取了容忍态度，贫富差距迅速扩大。
政府与民争利也很严重，连续多年财政收入增速超过GDP增速，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不断上升。1995年进行分税制改革后，政府财政收入快速上升，到2009年财政收入占GDP比例已经升至20％左右。
投资和出口占GDP比例已经极高，进一步上升的空间有限，难以继续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2008年世界金融大危机爆发，当世界经济进入调整期，各国都竭力控制贸易赤字，中国通过外贸增长拉动经济增长越来越困难。 全球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全球经济严重失衡，美英等国贸易赤字太大，危机后随着美英等国消费萎缩，对中国产品的需求也会下降，一些政府还推行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损害了中国的出口。此外，随着人民币升值和劳动力成本上升，中国出口产品的经济力削弱。
中国投资体制很不完善，不能有效分配投资，投资回报率不断下降，投资率进一步增长的空间非常有限。由于中国金融体制仍然由国有大银行主导并受政府的强力干预，资金分配不是以效率为主要目标而是牵涉很多非经济因素，导致投资效率很低。大量投资流入到效益低下的国有企业和政府主导的工程项目，回报率极低，而效率高收益大的民营企业却受困于资金短缺。
中国难以继续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政府推行的亲商政策也难以持续。随着土地成本不断上升，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无法继续提供廉价土地。近年来，随着房地产市场升温，土地的价值越来越高，房地产开发也能带来GDP增长并可使政府获得巨大的收益，土地征收拆迁成本也越来越高。因此，地方政府特别是东南沿海经济较发达地区的地方政府不再愿意为制造业企业提供大量廉价土地。
政府财政赤字越来越大，对企业的税收减免政策也逐步减少。从2007年起，中国逐步取消了对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对国内企业的征税力度也有所加强。
中国劳动力成本也在上升，削弱了成本优势。廉价劳动力是中国吸引投资、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优势。但从2005年以后，新增劳动力数量逐渐下降，出现了劳动力短缺。2005年以后新增劳动力数量下降主要原因，一是1980年代推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的生育率下降；二是农村劳动力转移面临瓶颈。从2005年起，东南沿海和华北京津地区劳工荒越来越严重，2009年初受金融危机影响一度出现劳工过剩，但到2009年中再次出现劳动力短缺。
新《劳动合同法》加强了对劳工权利的保障，加上新生代农民工的要求更高，增加了企业的用工成本。2007年以来，中国劳动力成本平均每年增长20％以上，中国廉价劳动力优势已经削弱，部分企业开始把生产基地向越南、印度转移。
总之，原有体制下支持中国经济增长的各个要素正在弱化，原有的增长模式将不可持续。如前所述，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是投资外贸高速增长、政府推行亲商政策、劳动力成本低，形成了一种非均衡增长模式。但目前投资外贸的比重已经极高，亲商政策困难重重，劳动力成本急剧攀升，原有体制下的增长是不可持续的。
中国政府认识到了原有模式的不可持续性，早在“十一五”期间就已经提出要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在2005年－2009年的“十一五”规划实施期间，中国政府提出了要启动内需、发展服务业、节能减排、提高居民收入等目标。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中央政府大力推动“宏观调控”和“调结构”。具体政策包括紧缩财政和货币政策，抑制投资过快增长；人民币升值和减少外贸优惠，控制出口增速；取消农业税增加农民收入；收紧对“高污染、高耗能、高排放”投资项目的审批，压缩建设规模等等。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政府放松了对投资的抑制政策，同时通过税收减免刺激消费。由于外贸迅速萎缩，中国政府推行极度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刺激投资，同时通过“以旧换新”、减免汽车购置税、家电下乡等政策刺激消费。
2010年，中国政府加强节能减排政策的实施力度，意图限制高污染高能耗产业的发展。由于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受到越来越大的国际压力，政府加大了减排政策的执行力度。2010年是“十一五”规划实施的最后一年，各级政府竭尽全力达成节能减排目标，部分省市甚至出现了限制居民用电的现象。
然而，从实际效果来看，却并未能真正实现结构调整，没有发展出新的增长模式。2009年－2010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可观，但并没有改变消费率下降的趋势，且相当部分增长是刺激政策激发的消费集中释放，其增长不可持续。2009年，最终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45.4％，为2002年以来的高点，但仅拉动GDP增长4.1％，其拉动幅度为2005年以来的最低点。而且，消费增长中很大部分是由于“家电下乡”、“以旧换新”、汽车购置税减免等政策引起的耐用消费品短期增长，不具有可持续性。
受经济刺激政策的影响，投资率进一步攀升，结构失衡越来越严重。2009年，投资拉动GDP增长8.9％，贡献率高达95.2％，都创下20年来的最高纪录，而2010年这两个指标有所下降但仍是仅次于2009年的高点。产业结构调整也进步缓慢，服务业发展速度仍然较为缓慢，经济增长仍然高度依赖制造业。2001年－2008年，第三产业占GDP比重没有明显增长而只有小幅波动，仅2009年受经济刺激计划影响才有小幅上升。
结构调整不成功的关键原因是政府无法协调短期和中长期目标，从而陷入政策不一致的两难。在过去30多年里，中国已经形成了一整套适应投资驱动、外贸导向的发展模式的经济体制。要推动结构调整，就意味这必须打破原有的发展模式和经济体制，但这会导致短期内经济增长放缓。金融危机爆发后一度出现的经济快速下滑、失业率飙升更加剧了政府的“低速恐惧症”，为了维持经济增速政府不惜放弃结构调整、甚至以结构失衡恶化为代价保增长。而现有政治结构下，没有对地方政府形成有效的结构调整激励机制，地方政府仍旧倾向于投资主导的发展模式。虽然中央政府意识到了以GDP增长作为对地方政府绩效的主要考评指标存在缺陷，但在目前的政治体制下，尚未找到可替代的指标。
中国实行的政治体制，下级政府的工作表现主要由上级政府来评价，这种情况下没能找到适合于中央政府的可持续发展、加强民生等概念的指标。因此，各级政府仍然轻民生、轻环保、轻质量而重数量，倾向于高投资高增长的模式，而不愿采纳消费驱动模式。投资产生的GDP增长归属当地，完全成为当地政府的政绩；而与之相反，由于消费品市场较为开放，消费拉动的GDP增长有溢出效应，由当地与其他地区分享增长成果，对政绩的帮助较小。
中国目前的财政体系，也对地方政府产生了重投资、轻消费的激励。中国税收体系中，倾向于向生产企业一方征税而不重视对消费征税个人所得税除外，消费税除极少量产品外都在生产和进口环节征税。中国目前实行分税制的财政结构，所有税种分成中央税、地方税和共享税三大类，中央税和地方税分别归属中央和地方政府，共享税由中央和地方政府按一定比例分享，地方政府的税收收入除个人所得税外基本都来自企业。因此，地方政府从财政收入角度出发，也会倾向于招商引资、促进本地企业发展、扩大投资，而轻视消费和民生，缺乏结构调整的动力。
由于以上两点原因，到目前为止，中国政府推动的结构调整并不成功。中央政府把经济增长作为合法性的主要依据，很难下决心进行以经济减速为代价推动结构改革。地方政府处于自身利益，也对中央政府推行的结构调整政策采取不合作不欢迎的态度，弱化调整效果。
认识到了原有模式的不可持续性，在“十一五”期间就已经提出要推动经济结构调整，结果形成了“调结构”——经济减速——刺激——结构失衡恶化、经济过热——再调结构的恶性循环，结构调整徘徊不前。
经济战略转型之困
如上所述，多少年以前，中国政府就已经看到原有模式的不可持续性，试图改变经济增长方式，以减少对外部市场的依赖。中国经济转型的号角也早已吹响了N遍，从中可以窥见中央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决心。但现实中，经济怪相却仍在演绎着膨胀格局，政府主导的高投资很难收敛，土地财政的脚步也尚未放缓，高房价依旧坚挺，保障房建设的“军令状”能否硬起来仍是未知数，转型之路的何其坎坷无疑让人难以乐观起来。
首先，政府主导型的地方投资仍在汹涌发酵，地方领导人GDP崇拜的态势延续依旧。尽管有消息称，“十二五”规划不再唯GDP是从，GDP增长目标也将下调至7.0%，但相关统计显示，根据各省、直辖市已公布的初步计划，安徽、福建、重庆、贵州、黑龙江、广西和云南都打算在未来五年实现本省GDP翻倍，意味着约15%的年度经济增长率。内蒙古在2002年-2009年间以18.7%的年均GDP增长率称冠全国，如今仍打算“在一些主要经济增长指标上快于全国平均水平”。即使是一些较富裕的省份，也仍把经济增速目标定得很高，例如江苏计划未来五年实现年均10%的增速。
而在政府驱动的“投资”这架马车中，铁路建设的大跃进成为重头戏。2011年1月4日，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在全国铁路工作会议上表示，全国铁路安排基本建设投资7000亿元人民币，安排新开工项目70个，并确定京沪高铁将于6月中旬开通运营。在此背后，各地地铁大跃进势头日益清晰，从上海到广州，从沈阳、青岛到无锡，全国20多个城市的地铁项目已经投入运营或者正在建设，而正在进行申报的则更多，“不为交通只为保高GDP增长率”受到越来越多质疑。
其次，畸形的土地财政仍在继续做大做强，房价在一片调控声中涨势依旧。2010年的土地市场远远热过本已十分火热的2009“地王”年。数据显示，12大主要城市的土地出让金超过7000亿元，比2009年全年的土地出让金还多出28%。在一线城市房价奇高的态势下，一些二线城市成为开发商进军的重点，卖地收入同比翻倍。而作为首都的北京更是成为了出头鸟，即使北京市第三产业比重超过了75%，但搞地皮的做法却日益强化。北京市土地整理储备中心的信息统计，2010年北京共成交各类用地276宗，成交总额达1639.4亿元，高居全国第一。
即使楼市调控一轮接一轮，但高企的房价依然坚挺。中国指数研究院发布最新一期报告显示，2010年12月十大城市住宅平均价格为15523元平方米，相比11月上涨0.75%，除了上海一个城市外，9个城市出现上涨，这是连续第四个月上涨。而中国房产信息集团的最新数据则显示，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四大一线城市2010年全年新建商品住宅价格同比普遍大涨，涨幅最小的是广州，达23%，而北京涨幅最大，同比大涨42%。
在土地财政疯狂的背后，保障房建设能否闻风落实仍是一个未知数。2011年全国保障房建设目标大幅提高到1000万套，但到5月底，全国保障房建设的落实仅为目标的30%，即便30%我们也有理由有很大的水分。在土地出让金飙升的同时，审计报告也显示，北京、上海、重庆、成都等22个城市从土地出让净收益中提取廉租住房保障资金的比例并未达到规定要求，2007年至2009年，这些城市共计少提取146.23亿元。为督促地方政府完成这一艰巨任务，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近期将再次与各省级政府签订“军令状”，任务完成情况将纳入对地方政府的考核，否则将被约谈问责。
虽然中国经济结构失衡众所周知，经济转型迫在眉睫也在全国上下达成不争的共识，转型阵痛也难以趋避，但目前，中国经济转型依然面临着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激烈博弈，不管是从投资的汹涌，还是土地财政的疯狂，以及房价的飙升和保障房的鸡肋，中国经济转型之路无疑陷入了一种十分尴尬的境地。
中国经济转型之路似乎要避开的“暗礁”越来越多，这在2008年后的世界金融大危机后变得更明显。中国的通货膨胀率连续几个季度在高位徘徊，这已经引起了中国政府的担忧。一些行业性的问题也开始显现，首当其冲的是汽车行业。如今，全球各大汽车生产商都已云集中国，而此时中国市场上各类汽车都在降价。这样一来便可能出现一些赔钱贱卖的情况。
另一个十分重要的行业如今也在经历着“瘦身”行动，这个行业就是铁路。过去几年，中国一直在兴建高速铁路，如今当局已着手对负债累累的铁道部进行调整。
面对不断高企的通胀，中国陷入了两难境地：遏制通胀的行动正在破坏试图使消费者成为经济主要推动力的努力。未能减少对出口和投资支出的依赖，导致中国更容易受到外部需求变化的影响。伦敦凯投国际宏观经济咨询公司分析家估计，2010年中国个人消费已降至
GDP的34%，为中国30多年来的最低水平。就在10年前，这个比例为46%。
而中国经济现今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它能否从日本所经历过的危机中吸取教训。中国和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日本类似，经济发展异常活跃，也就免不了发生银行慷慨发放贷款的同时，催生许多呆坏账的现象。中国“幸运”的地方是，其他亚洲国家已经犯过许多错误，而中国可以从中吸取教训。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它不会重蹈覆辙。
当然，因此而认为中国将出现经济增长的灾难却是错误的，因为巨量的储蓄长期以来一直在无形中支撑着中国经济。亲朋之间相互借款用来开一家餐馆或小店是足够的，但那些中等规模的企业还能靠这样的钱来维持吗？这里实际上触及了中国金融体制的局限性：强大的国有制特征，它首先所要充当的是中国决策当局和大型国有企业之间的传送带。这种运行模式虽然在当年实施经济振兴计划期间显示出了有效性，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银行很少会把企业的偿还能力以及项目的可靠性作为其贷款的发放标准。这就造成了市场的扭曲：大企业能够以很低的成本获得大量流动性，从而导致过度投资，而小企业的借贷成本则居高不下。
要解决经济长期以来存在的“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的问题”，实现再平衡，就是要从投资导向型向消费导向型转变，其部分结果是，经济发展重心将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但问题在于这种经济转型能否顺利实现。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迈克尔?佩蒂斯认为这是做不到的。他的观点是基于这样一个看法，那就是，在投资导向型发展模式中，对家庭收入的抑制在补贴投资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改变对家庭收入的抑制，这是消费快速增长的一个必要条件，有可能会导致经济产出的大幅度放缓，进而导致投资更大幅度的放缓。佩蒂斯教授认为，抑制工资、低息信贷的大规模扩张和被压低的汇率都导致收入从家庭流向企业，从消费领域转向投资领域。
哈佛大学的德怀特?珀金斯提出，中国“资本产出增长比率”，也就是新增一个单位的GDP所需的资本，从上世纪90年代的3.7：1升高至4.25：1。这也说明回报率在降低。如果正如政府所希望的想要改变这种发展模式的话，投资的增长就必须低于GDP的增长。这就是上世纪90年代日本发生过的结果很可怕的“前车之鉴”。佩蒂斯教授提出的论点是强制投资战略一般会以波动结束，但问题在于在中国这种强制性投资战略真正结束在什么时候。
随着增长放缓，对投资的需求肯定会萎缩。但是试图把收入转移到家庭可能会带来另一个更大衰退，投资从一个推动增长的发动机可能变为导致经济停滞的来源。乐观的看法是中国的发展潜力还相当大，足以使中国轻松实现政府计划中的经济转型目标。悲观的看法却认为，对于—个投资占GDP一半的国家来说，想顺利将长期以来一直狂奔的中国巨型列车突然减速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可以预见，经济放缓、更多地依赖于消费转型之路将会是不平坦的。所幸的是，中国政府在过往一直有着调控经济的高超技巧，但是他无法在水上行走，今后10年它将走过的水面将会波涛汹涌。此外，过去中国的发展一直离不开借鉴很多国家的经验和教训走过来的。例如在上世纪80年代，国内在引资还是借外债的问题上一度有争议，但拉美债务危机的爆发让国人看清了举债发展的道路是不切实际的。90年代末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前，国内正讨论短期资本开放的问题，但危机爆发的一个教训就是不能过早开放资本账户。现在谈中国的经济转型，同样可以借鉴一些国际的经验和教训。
中国经济转型首先要考虑两个问题，一个是世界下一个增长点在哪里？但现在的问题是，世界新的经济增长点仍不清晰，即使世界经济从危机中复苏，增长动力也有限。另一个要考虑的是对增长过分依赖和倚重，但福利未被重视的问题。例如美国次贷产品的出现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尽管次贷危机爆发前美国经济增长很好，但是仍然有很多美国人住不起房子。在中国，要扩大民众在经济发展中受益程度，就要避免单一追求经济增长，要在关注增长的同时关注分配问题。虽然北欧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的高福利模式在中国目前还达不到，但中国可以着眼于全民基础性的调整，如更合理的税制和更精确有效的国民账户，这是改善分配的制度基础。
此外，政府除了在刺激经济时需要加大投资力度外，更多的时候要弱化其投资者身份，要扮演公平角色，创造更多公平投资机会，为扩大民间投资创造更多条件，提供宽松的创业环境，并加大民生支出。
中国的经济转型从长远和后续的发展看，不能完全靠外来的创新带动，在装备制造、汽车、航空、核电、新能源等各个领域都要有自己的技术创新体系。在这方面，日本的教训是，其“应用型创新”模式而不是熊彼得所指的“破坏性”创新模式，固然也能带动本国经济和技术的发展，但是不足以构成支撑长期经济增长的创新体系。中国事实上也在走日本的这条路，大力引进技术，如早期的“市场换技术”的路子，但事实上丢了市场，也未建立起自己的品牌，而核心技术仍掌握在跨国公司手上。
上世纪90年代末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东南亚国家的遭遇也给我们提了一个醒：只是依靠劳动力多和生产初级产品，技术上跟不上外部需求的变化，外贸形势很容易变坏。中国存在着与东南亚国家相像的问题。目前在中国国内，有人继续抱持侥幸心理，认为一旦美国、欧洲走出由2008年世界金融大危机引起的衰退，外贸形势即会马上恢复。这是不可能的。这是因为，走出危机并没有那么快。美欧的现状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即使未来走出危机了，整体形势也会变，会有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如果只依靠欧美市场是不行的，应该开发更多中国的市场、开发中国自行创造的新产品。在这方面，日本当年发展的例子给我一个很好的正面借鉴。可以举几个例子：一是电子产品的发展。日本当年看到芯片技术，就想要把芯片应用到所有技术上去。那时候，主导汽车业的德国和美国在汽车制造上讲究结实耐用。但日本另辟蹊径，将电子技术应用其中，比如需要将汽车车窗摇下来，就在里面加一个芯片，一按按钮车窗就下来了。此外，还有电子打火等。结果，日本汽车占领了市场，最后德国、美国不得不向日本汽车业学习。另外就是录像机和摄像机的应用。录像设备一开始只限专业人员使用，体积很大，日本通过研究，将其小型化变成人人都可以用了。
这些技术上的应用创新主要来自于企业，企业要动脑筋，发现这些技术。现在有无数专利和技术没有商业化，中国企业应该不断寻找、捕捉这些讯息。在技术应用创新和市场转化方面，政府应该鼓励企业的科技创新和应用，并为之提供支持，以完善国内的技术体系。例如，日本政府有一个“查新体系”，其设立的查新网上有各种新专利和技术的信息供企业免费查询。在中国，政府委托查新公司对企业提供服务，但收费高昂效率却不高。
芬兰政府在世界上最早提出“国家创新体系”概念，并积极引导科研机构及企业研究对增强国家竞争力最为迫切的技术。芬兰政府还注重通过宏观指导和协调，推动技术开发及科技成果的转化，使芬兰的国家创新体系涵盖了从产业培育到成长过程的整个链条。
中国经济转型，扩大内需成为其中一个重要的关键词，但谈扩大内需，不能非此即彼，因此否定出口。应该看到，中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仍会保持贸易顺差国的地位。至于内需，本质上是储蓄问题，储蓄越多，消费就越小，但高储蓄率带有民族特点，例如在整个美国储蓄率为零甚至是-1%的情况下，在美华人仍然有15%～20%的储蓄率。消费与传统以及文化价值观有关，法律和政策的引导可能会促使产生一些改变。但国人的消费观和中国社会保障的“三座大山”（养老、医疗保险和教育）有关，只要一朝没有被搬除，一个庞大稳定的中产消费层没有形成，都会阻碍内需的拉动。
从拉美债务危机的前车之鉴看，在民族产业生产力未蓄积起来前就盲目仿效美国的内需道路是不可行的。一方面不能因为强调拉动内需就忽视甚至否定出口，另一方面还要看到，扩大内需并不限于扩大消费，私人企业的民间投资是很重要的内需成分。内需必须包括民间消费和民间投资。目前连外资的大企业都已经充分享受了国民待遇，应该给国内企业特别是民营和私人企业以国民待遇，以帮助民族企业更好地壮大，在中国本土形成足够的生产力，继而通过国际、地区和企业间等多方合作进一步发展。
在这方面，诺基亚的发展历程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大概20年前，芬兰的经济按照欧洲的标准还是相当落后的，后来，芬兰进行了以提高生产力为中心的经济调整，特别是鼓励中小企业的发展和创新。诺基亚原本只是芬兰本土一家地道的民族企业，但它不仅成为芬兰第一个被世界公众认可的品牌，现在更是首屈一指的跨国公司。在芬兰，人们把诺基亚称为是芬兰经济的第三条腿，称赞它把一个曾经以森林为主的小国变成了一个“后工业信息社会”。因此我们认为，中小型企业要壮大发展，政府的政策要支持而不能阻止和限制它们的发展，不然就将妨碍生产力的发展。
在日本，中小企业和大企业之间一度也不公平，但上世纪90年代中期当时的首相桥本龙太郎厉行改革，强调“公平、公开和全球化”。这一涉及企业、金融、财政、行政、社会和文化的全面改革引领日本企业和日本经济走向了全球。
鉴于此，我们呼吁中国政府要尊重市场原理和原则，进一步放松管制，国内产业分工体系不完善的主要原因在于管制过多过乱。例如，中国技术分割现象严重，政府应及时推出数字电视、移动电话网络等统一标准，避免诸侯割据、竞争内耗，这不仅不利于企业的发展，也严重抑制了内需。而在教育、医疗、文化产业等领域，政府应放松管制、创造更多的投资机会和就业机会。
中国的国际经济地位不能只靠手里有多少外储，从国家层面看，外汇储备规模是影响中国实力的因素之一。但是，更为强有力的国际实力要靠大型跨国公司来支撑。中国目前仍然缺乏类似日本丰田、索尼、松下、三菱那样的国际级的巨型企业。我们建议，在培育国际级的大型企业时，政府不仅要扶持国有企业，也要有意识地鼓励优秀的民营企业的发展，为其成长创造良好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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