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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書』兄弟我在广州的发财史

書城自編碼: 1910089
分類: 簡體書→大陸圖書→成功/勵志财商/财富智慧
作者: 季海东
國際書號(ISBN): 9787539948270
出版社: 江苏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12-05-01
版次: 1 印次: 1
頁數/字數: 188/140000
書度/開本: 16开 釘裝: 平装

售價:NT$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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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季海东编著的《兄弟我在广州的发财史草根成功必读》是有史以来最有诚意的励志自述!
没有根基的八零后,毕业于三流大学,没有富爸爸,最牛的一个亲戚是在镇上的学校当校长,还只是个远方亲戚。
南下广州,睡草地,捡破烂,别人有了一点钱就泡妞,他有了一点钱就钻研。智商一般,情商不高,但他在职场一路狂飙,最终月入N万。
內容簡介:
成功的为什么总是邻居王老太的娘家侄儿,或者是丈母娘的老姐妹的儿子?什么时候能落到自己头上一回,可以扬眉吐气一次,让父母也为自己骄傲一次?
文中的主人公是没有根基的八零后,他没有富爸爸,不是“官二代”,最牛的一个亲戚是在镇上的学校当校长,还只是个远房亲戚。
在内地一所师范专科毕业,找不到工作,被逼无奈,一咬牙只身南下。
广州这地方是好混的吗?在各路豪杰里面他什么都算不上。刚到广州,他睡公园草地,捡破烂卖了换钱,差点没饿死。
后来终于找到工作,他拼命干活,为老板赚钱,为自己创造学东西的机会,目的达成就跳槽。
攒了一点点钱,瞅准了一个行业就一头钻进去。这么个没有背景的年轻人,短短几年,掌管三家企业,通晓多国语言。
月薪10万,好事频频,又有一个家里颇有背景、毕业于法国顶级珠宝设计学校的美女看上了他。 这一切,他是怎么做到的?
他不是很聪明,情商也不是特别高,他面临的问题,我们很多人都面临过:他遇到的机会,我们生活中都遇到过:他下过的决心、刚毕业时的抱负,我们也都曾经有过,凭什么他就成功了?
这不是奇迹,他只靠自己。 《兄弟我在广州的发财史草根成功必读》以最推心置腹的态度为你记录一个成功经历。
《兄弟我在广州的发财史草根成功必读》由季海东编著。
目錄
第一章 大专毕业:不想看人脸色,我要赚钱
第二章 初到广东:睡草地,捡破烂
第三章 终于有了正式工作:教辅推销员与记者
第四章 选定物流行业
第五章 频频跳槽:初涉国际物流
第六章 再次跳槽:进入空运行业
第七章 三级跳:终于月薪两万块了
第八章 高管不易做:手下都是外国人
第九章 坚持:做人做事的必修课
第十章 我来广州,是来抢钱的
第十一章 我的经验:赚钱需要具备的五种能力
第十二章 自我评价:我最大的魅力是什么
第十三章 最苦的日子我这样熬过来
第十四章 我也有灰暗的一面
第十五章 放纵自己的人无法成功
第十六章 消受不了的顶级美女女朋友
第十七章 钱越多,生活自由度越大
第十八章 有一些东西想和年轻的朋友分享
附录 如何把东西卖出去
內容試閱
我在学生时代很喜欢读书,现在还有读书看报的习惯,无论工作多忙,多累,我都会坚持多读书,这为我的成功提供了很大的精神动力。这是一本我想起来就要流泪的书。
广东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无数的人来了,无数的人走了,无数的人来了、走了、又来了。很多人的梦想在这里产生,很多人的梦想在这里死亡,甚至是个体的消失。一个偌大的城市,一条生命的消逝,绝不比垃圾箱里一条已经僵硬的猫的尸体更加值钱。
我的意思是,写这本书的初衷不是为了炫耀,不是“成功”后躺在沙发上剔牙,顺便打几个饱嗝。相反,这本书里的许多内容我是不想提及的,假若早几年,我也许会因为回忆而哭泣。我不是娘娘腔,动辄会为晴风雪雨而哀愁,相反,我是一个坚强的人。在广东,一个不够坚强的男人的结局只有一个,那就是卷好铺盖滚蛋,从哪里来,滚回哪里去。如果你对我的话产生怀疑,那我告诉你我初到广东前三年的大体状况:
第一年没钱回家,第二年在《经济时报》,第三年回家时母亲已头发花白,修自行车的父亲头发也掉光了。
双亲一个有糖尿病,一个有心脏病,哥哥车祸后赔了一大笔钱。我有一个亲戚当时在镇上一所学校当校长,算是个很有体面的人,在这一方穷山恶水里算是有些“人脉”的。有句话叫“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所以等我大学毕业后,家里人希望可以托他帮我谋一个糊口的职业,最好能去学校当老师。看着父亲低三下四的求他,我的心里像被堵了一块巨石。求人的滋味儿太难了,我拦住父亲,告诉他我不想做老师。我在心里暗暗下决心,宁可死在外面,也绝不回家。
我父亲是个修车匠,经常把一摞毛票放在家里,我每天去上学,就从里面抽三角钱出来“过早”(吃早饭),绝不多拿一分钱。后来,也许是看我吃的挺多,小孩子要发育身体嘛,就由三角钱涨到了五角,但我还是只拿三角,我知道家里赚钱的艰辛。
我从小就恨那些家里有钱的人,他们家里有钱,就可以欺负别人。偏偏我这个人不吃那一套,因此挨了不少打,我右手的一根骨头就是被他们打断的。可以说,对于家境相对富裕的那些人,我天生有着排斥心理。直到现在,如果一个人,他是穷苦人家出身,就能和我拉近许多距离。
我的父母是天底下最普通的父母,怕孩子惹事,怕孩子出事,我小时候班里有几个同学,因为到长江里洗澡,所以夭折了。我们那里是“鱼米之乡”,湖泊星罗棋布,都是长江分出来的支流。湖多,鱼也多,因下河洗澡捕鱼而失足溺水的事很多。我的那几个同学,起初只有一人落水,既而施救,不断被拽入水中,遂成一惨剧。溺水而亡的尸体一时半会浮不上水面,就有小舟来回逡巡,用五爪铁钩探寻。当事者的父母在水边哭的死去活来,晕厥数次,跪求得一完尸。盖因尸体如不当天找到,会被流水带到下游,于隐蔽处发臭腐烂,也不得而知。大约快天黑的时候,铁锚一沉,就听人喊:在这里!紧跟着的是撕心裂肺的嚎哭……
我的父母于是很怕我也死掉,对我看的很紧。他们的想法很简单,就是让我随便到一个乡里去,当一个老师,每月拿三四百块钱的薪水,闲时搞一下家教,补贴家用。这当然是个谋生活的途径,我相信凭借我的能力,也是早晚能达成所愿的,但我不想就这么活着。我说我想出去,他们拦着我,不让我走。
我问:“你们这样做有什么意义,我不走,你们能给我提供什么?”当然什么都没有,于是只能放我走。
在农村,作为一个儿子,我其实做的挺糟糕的,因为我实在太想卓尔不群了。我想起了以前在一本书上看到的“五条原则”:不要思考;如果思考了,不要说出来;如果说出来了,不要写下来;如果写下来了,不要签名;如果签名了,发生什么事,都不要惊讶。
我是一个农村土生土长的穷小子,但是我从小就喜欢争论,热爱思考,这直接导致了我大学毕业后的离家出走。按照正常的人生轨迹,我应该留在农村,找个月薪七八百元的稳定工作,娶妻生子,赡养老人,每晚七点准时收看《新闻联播》,并被晚会上人工掀起的小高潮感动的热泪盈眶。
我不想过这样的日子,但很多人希望,至少我的父母是这样吧。他们应该从小给我也定了个五原则:不要瞎想;如果瞎想了,不要嚷嚷;如果嚷嚷了,不要当真;如果当真了,不要说走就走;如果说走就走,发生什么事,都不要惊讶。
我当时给自己立下三个原则:
我不当老师;
我不进工厂;
我不求人。
第一条原则我是很坚决的,因为我本身就是师范毕业,对教育已经心灰意冷。我毕业的那个学校,是全国三类的专科院校(后来升本),录取分数线很低,可想而知,鱼龙混杂,什么样的人都会拥进来,里面的大部分人只为了拿个大学毕业证。抱着这样的“伟大理想”,校园生活有多精彩你就可想而知了,完全没有未来老师的样子,整天拿着家长的钱干一些乌七八糟的事情,真难想象他们今后怎么在三尺讲台上为人师表。
我大三的时候,谈了一场黄昏恋,和一个大一的女孩子有了一段不太成功的感情。我们当时还小,幼稚得吓人,考虑问题不周到,后来肯定是要分手的,到最后,她给出的分手理由是,她的家不在本地,所以“我们是不可能”的。这个曾经的小女友,后来找了个老公,也在广东打工,每月挣一千八百块钱,买不起房,就想离婚。我当时已经混的人模狗样,她在电话里诉苦,说还是很想我的,能不能念个旧情,借点钱给她,好让她的老公买房。或者,直接离婚,跟我过。
我当时在想,大学时你嫌地方远(其实也就是一个市里的两个县),现在我在广东,你反而要投怀送抱。这样的女人坚决不能要,好马不吃回头草,过去的就让它过去,也许我真的很绝情吧。我也很看不起她的男人,没钱买房可以想办法,但是把自己的女人像鹰一样撒出去,用肉体换钞票,实在是下下之策。
这些事情对我有些影响,但是不算深,其实我之所以不想当老师,是因为我觉得这个职业太清苦,社会地位很低。可能这两年好了点,但是我刚毕业的时候就是这样的。
除了不想当老师,我还不想进工厂。在广东,进工厂的含义就是背着铺盖卷,变成一个廉价劳动力。也不是没有晋升的可能,但过程很难,男的要舞刀弄枪,女的要牺牲色相,总之不容易。
我有几个亲戚,年轻时在工厂里混,老了就下岗,住在低矮潮湿的黑屋子里。一家四五口人,屋子只有二十多平米,竖条结构,像一枚巨大的口琴。唯一的“福利”,就是可以用低廉的价格买到工厂里加工的衣服,除此无他。我不想过这样的生活,我从小就受穷,大学(虽然不是什么好大学)毕业后,再也不想过以前的日子了。
再加上在我周围,教师和工人职业的亲属朋友,很难有快乐的生活。这不得不让我沮丧,也对我的择业观产生了影响。
至于不求人,就是性格方面的事了,我是个非常清高的人,自尊心很强,永远不会在熟人面前卑躬屈膝。
在大学期间,我就想到了自己的未来大概是什么样。
我在那所师范大学里待了几年,谈过“黄昏恋”,玩过“夕阳红”,但也做过一些有意义的事。比如我当过家教,开过补习班,还卖过电脑,通过这些赚了一些钱。电脑当时还是比较稀罕的东西,组装一台电脑的利润也比较可观,但我最初并不了解这些东西,只知道我要靠这个赚钱。为此,我专门去了武汉的电脑城,专门跟踪那些从事电脑生意的商人。比如,他们是在哪里拿到的显卡,哪里的机箱是最便宜的,谁是一级代理商,通过跟踪都可以查清楚。有时候跟踪的肚子饿了,就随便吃一碗热干面,接着跟踪。这样,十几天下来,电脑生意的整个流程,找谁买哪些零件最实惠,就全明白了。
我当时在学校里是个小官,就召集班干部,让他们在班里宣传买电脑,就说“他们的表哥”在武汉从事电脑生意,找他们买可以享受优惠,每台给他们四五百块钱的回扣。就这样,我算是赚了人生中的“第一桶金”,知道自己有经商的头脑。当时在学校,和我一样想办法赚钱的人不多,百分之九十的学生,都在等着毕业后找个老师的工作混吃等死,剩下的百分之十,一半经商,一半从政。这段经历为我以后的人生也埋下了伏笔。
当然不管怎么说,大学生活也有值得回忆的地方。学生时代是很幼稚的,一个班级,八九十条枪,头皮凑在一起,能吃一个盒饭,就是兄弟。但是踏入社会,一切都变了。我认识几个同为中文系的校友,大学里开始谈恋爱,小鸳鸯成双入对。毕业后,随着打工潮一起去了广东,身无长物,听到昔日同窗有发迹者,赶去投奔。寄人篱下,仰人鼻息,自然要拍些马屁,反而为发迹者所不齿。我曾听一个混的比较不错的同窗,很得意地跟我讲这些事,反问我:“你知道他们是如何求我的吗?”
然后一脸鄙夷地说:“就像狗一样。”
我观察过一些大学毕业后“飞黄腾达”的校友,之前在校园里,我认为校园是一块净土,而且是人的一生中唯一的那么一块。在校园里遇到的善良人、好兄弟,到了社会也许会变;在校园里遇到的极品,几年之后也许会成为一个正直的人。但是,在外打拼那么多年,我这才意识到,一个人以前是什么样子,被社会浸染、熔炉,他还是什么样子。
我在学生时代很喜欢读书,现在还有读书看报的习惯,无论工作多忙,多累,我都会坚持多读书,这为我的成功提供了很大的精神助力。
新西兰《奥塔戈每日时报》网站曾经刊发一篇文章,原文标题为《中国未来的举止仍难预测》,语出美国中国问题专家戴维?香博。戴维?香博先生在新西兰奥塔戈大学发表过一次演讲,主题是“中国的全球身份认同:精神分裂的超级大国”。演讲中,戴维?香博先生不认为“随着中国越来越融入国际社会,其未来的行为举止可能会变得越来越像西方国家”。“事实上,他将变得越来越像中国,而不是像西方”。
我的同学,昔日的大学校友们,和这个国家一样。他们在大学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尖酸、刻薄、冷漠、温情、善良、不温不火,等等,十年之后,他们还会是这样的人,不仅如此,还会加倍。

我们从来都不缺乏梦想,缺的只是追求、坚持以及珍惜梦想。只有在你不停的去主动靠近它的时候,它才有可能照进现实。
日记(一):
2000年1月1日晴
我天长日久地做着一只虫子,并与虫子们朝夕相处,似乎也悟出了一些为虫之道:放低姿态,先啃食嘴巴够得着的那片叶子。
少时,老师曾在课堂上提问:“你长大了想做什么?”我抢答,老师颔首期待。我说:“我想在山坡上放一群羊。”话音未落,全班已是咯咯哈哈笑得一片狼藉。老师用纤纤玉指点着我的前额,恨铁不成钢地呵斥道:“别人都想当科学家、工程师,偏偏你想当个羊倌儿!”我又不知轻重地反驳道:“老师,要是人人都不放羊,哪里有羊肉串吃?”全班再次笑倒。老师气得满脸通红,语无伦次,“你,你,你个没出息的东西!”
真的,我当时真想在山坡上放一群洁白的羊,骑一匹高大的白马,在蓝天之下,绿草之上,绕着羊群畅快地奔跑,把牧羊鞭在空中甩得叭叭作响……
后来,我当然没能当上羊倌儿,故乡已没有放牧的草地,也没有像白云一样飘来飘去的羊群。我在城里谋到了一份平庸的工作,过着虫子一样的生活,交着一群虫子一样的朋友。更不可救药的是,我爱上了虫子们。
居家时,常透过隔壁敞开的门,艳羡地注视我的邻居,一对这个城市再平常不过的中年夫妻。丈夫在一所中学教书,妻子下岗后在家当主妇,唯一的女儿在外地上学。他们最喜欢的事情就是相互依偎着看电视,目不转睛一个频道一个频道地看,并且相互讨论,猜测剧情。有时,丈夫看累了,就把头埋在妻子的怀里,香甜地睡着了。有时,妻子轻轻按下丈夫的头,为他拔一根闪亮的白发。有时,他们看着看着,眼睛就很自然地对视一会儿,然后一齐心领神会地微笑起来。这两只虫子的生活细节,在我看来,有着某种神秘而温暖的力量。
也曾遇到一些志存高远的人,其“西北望,射天狼”的英雄气概,“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的光荣梦想,“指点江山,纵横捭阖”的入仕追求,听起来直让人耳热心跳。然而无论成功与否,他们无一例外地,总是把自己的生活弄得复杂不堪,或者奔若惊兔极度疲惫,或者深感失落凄凄惶惶,全不如虫子们逍遥自在。
上天安排了一个村庄,必然要造就一口井,虫子也有虫子存在的理由。我天长日久地做着一只虫子,并与虫子们朝夕相处,似乎也悟出了一些为虫之道:放低姿态,先啃食嘴巴够得着的那片叶子。第二章初到广东:睡草地,捡破烂第二章初到广东:睡草地,捡破烂
我是个敢于承担的人,关键时刻能站出来,不当缩头乌龟。有这种精神,无赖也就不再是无赖了,而是流氓。
我有自己的信念和操守,在广州这种地方,想要生存下去,你什么都可以不要,但惟独不能丢了人格。你可以像一条狗一样被踩在脚下,但不能下跪。初到广东,我是带着大学里卖电脑赚取的“第一桶金”去的。数量比较可观,所以没什么危机感,也不懂未雨绸缪,再加上第一次到广州这么繁华的城市,第一件事就是潇洒,花天酒地,许多著名声色犬马的场合都留下了我的身影。这样玩了一段日子,有一天,发现身上只有五块钱的时候,我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幸好在广东,我还有一个本家的亲戚,于是我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去找他。
寒暄是避免不了的,客套话也说了不少,表面的热情让你非常感动。亲戚说,走,带你吃个饭吧。来到饭店,亲戚说,不干净,我带你去健身算了。来到健身房,亲戚说,器材太旧,我带你去晒太阳吧。最后领我去了公园,在一块草坪上呼吸免费空气,顺便教育了我一顿,等于给我上了一堂思想课。我呼吸着免费的空气,听着亲戚的谆谆教诲,肚子饿得不像话,就产生了一种不详的预感。揣摩着亲戚言里话外的意思,我的自尊心告诉我还是要靠自己,无论多苦多难,都不能想着依靠别人了。说到后来,没等亲戚赶,我就走了。
没有钱,没有地方住,晚上只能在公园里睡,长凳被本地的乞丐霸占,只能睡草地,幸好广东的天气还不是太坏,睡的还算凑合。
00虽然身上只有五块钱,但日子还得过,就想办法赚钱。广东人有个习惯,生活垃圾都放在室外,就放在门口,袋子很大,乱七八糟破铜烂铁什么都有。我们几个,就拖这种垃圾袋,走了一晚上,捡到的袋子越来越多,整个人累的都快虚脱了。当时想,忙了整晚,“战果”也这么卓著,至少能挣个二三百块吧。等废品收购站的门一开,我们冲进去,结果只换了二十几块钱。
钱虽然很少,但至少能买很多馒头和榨菜,我们就把馒头纵向切成几片,中间塞上榨菜,像个土制的汉堡。
这样捡破烂捡了一段时间,好不容易攒了几百块钱,终于可以不睡公园了。能给自己找个住处了。
住的地方是广州的城中村,我的一个同学开始在那里住,房租是三百块钱一个月,我一去,房租就涨到了三百五十。房子很小,几乎只能盛下一张床,进屋就是床,下床就到了室外。也很潮湿,墙上常年挂着水珠,角落长满绿毛,长期居住会得风湿。而且窗户的位置也不太好,正对着房东的空调扇,一打开,热风就刮进来,邀请你洗免费桑拿。即便这样,房东也不太友好,暗地里叫我们“死北佬”。
在广州,“北佬”的地域范畴很广,北方就不必说了,连湖南湖北这样的地方也被一视同仁。而且因为某些原因,从我自己的经验来看,我们那个地方的人在广州不太受欢迎,也可能是我太敏感了。
我遇到过好几次这样的事情了,去找工作,投简历,往往开始很好,后来一看我的籍贯,就露出非常不屑的眼神,说:“不要。”我问他:“为什么不要?”人家就烦了,说:“不要就是不要!”
这样的遭遇多了,就长了心眼,不敢说自己是哪里人。“我是河北人”,我说。河北?广东人还是不太了解。我就给他解释,河北是天子脚下,这才收下应聘的个人资料。
检查身份证的时候,又问:“怎么不是河北?”我说:“我是河北人,但是在那里读书。”对方狐疑地看着我,眼睛里有着被蛇咬过的农夫的那种晶莹的小东西。
所以说,我们那里的人在广东不好混。
在广东打工生存的北方人与南方人,因为世事艰难,所以总体来说已经失掉了其本色,都已变质。淮南和淮北的橘子,到了这里都会成为水果罐头,而绝少有本质上的差别。当然,细微上的差别还是会有,比如南方人比较胆小,比较安于现状,只敢拿比较小的回扣,即使出了事,也是浮皮蹭痒的买卖,不会撼动根基。北方人通常性格爽朗,会意气用事,胆子很大,一旦捅了篓子,都是很致命的问题,所以用起来非常有风险。换句话讲,南方人不可能卷了你的钱跑路,即便跑了,也能找到他的家,人赃并获;北方人就不同,要么不搞,万一搞上一票,四海为家,你连个人影也见不到。
这是我在以后组建公司和培训人事方面总结的南北方特点,但是当时没有这个觉悟,只简单归结为一种地域歧视。其实,小到一个集体,大到一个单位,如果想做成事情,这两种人都要用,分别驾驭。
当时的生活很苦,已经不能叫作“生活”,定义为“生存”比较准确一点。为了节省开支,我们和房东“斗智斗勇”,电表的线是经常拔的,房东来了再接上。即便如此,我们每个月的电费居然有五百元,你说房东黑不黑?
比房东还难缠的是蚊子,咬的你睡不着,而且城中村的蚊子特别有战斗力,蚊香就是它们的“香水”,屁用没有。实在熬不住,就在屋里烧把火,外面滚滚红尘,里面狼烟滚滚,然后用电扇吹出来。这个法子管用是很管用,但缺点也很明显,就是比较容易引起火灾,毕竟是一把火的买卖。后来还真烧了一次,把房东的床单烧出一个洞,把头套进去,刚好就是一件袈裟,居然成了抵御蚊子的“天然利器”。
广东很大,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打车是想也不敢想的,最便宜的就是坐公交车了。但眼下的形势明摆着:没钱。只好蹭公交车,当一个“无赖”。其实是没办法,有钱,谁愿意占公交车的便宜。刚开始,蹭公交车的手段很土鳖,就是用游戏币。一枚人民币放在上面,贴着的就是游戏币,公交司机要顾两头,上车和下车,就趁这个空子蒙混过关。开始还挺顺利,后来就不能用了,因为我们是好几个人,有几个比较蠢的家伙,连必要的伪装也给节省了,两枚用的全是游戏币。
到最后当然被发现了,那几个很蠢的家伙一看形势不对,溜了,只剩下我。我说:“大哥就通融一下吧,咱确实是没钱。”公交司机看看我,穿的比乞丐还不如,有着一股子无赖的无敌气质,也就放虎归山了。这事儿虽然小,但你能看出来我是个敢于承担的人,关键时刻能站出来,不当缩头乌龟。有这种精神,无赖也就不再是无赖了,而是流氓。
等这个游戏币的法子不能用了,我就改变了策略,买了一个小录音机,把公交卡刷卡时的一声“滴”给录了下来。然后捡了一张废卡,上车时对着机器一照,怀里录音机的声量放到最大,以便让司机听到“滴”的一声响。
司机只听到声音,但机器没有反应(有反应才见鬼了),问怎么回事。我就故作镇静,说:“卡肯定是刷了,你也听到声音了,可能是机器出了毛病。”司机将信将疑,也就混过去了。
交通问题算是解决了,但还有吃饭的问题,天天吃“土制汉堡”也不是办法,偶尔也要想办法打打牙祭。这要感谢各大商场的“试吃活动”,往往有新产品,为了推广,设个柜台,用牙签挑着食材,供来往客人试吃。我们对产品是不挑剔的(也没法挑剔),一般是把最好的衣服穿上(至少不能像洪七公的徒弟),然后“组团试吃”。吃完了,小嘴一抹,不错不错,接着转战下一个超市。
遇上好日子,黄历翻的准,祖坟冒青烟,也能遇上啤酒试喝,这是再好不过的了。
那可真是一段十分悲催的岁月,整个人与生活,猥琐到了极点。
美国的《外交周刊》曾经有一期,专门探讨“失败国家排行榜”。美帝是很万恶的,他们在这个双月刊上对“失败国家”的定义是:“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困扰。一个国家的主要问题可能是大幅的经济衰退,另一个国家的问题则可能是一流人才的缺失。”该刊编辑特别开列出失败国家的十二个关键词,依次为:人口状况、难民、不合法政府、人才流失、公共服务、族群怨愤、人权、经济衰退、安全部队、分裂的实力集团、外部干预。
我提《外交周刊》的用意是,如果除去“国家”这个概念,而全部转化为“个人”,专门开列出“失败个人的十二关键词”,我最少能符合十个。
谁都不愿意当无赖,但是为了生存,我的确过了一段无赖的生涯。工作也找,能赚钱的小生意也做,路边摆几本破书叫卖什么的。和我一起混的还有两个同学,我们的起点是一样的,都是无赖,但是无赖和无赖还有区别,区别在于:我是个比较有理想的无赖,觉得这种日子太惨,总想改变现状。但他们不同,他们是那种一包花生米一瓶二锅头就能喝一天的人,人生理想就是能钻钻网吧,找个录像厅看看黄色影碟,时间长了花五十块钱找个鸡婆打一炮。
他们对女人很感兴趣,以嫖娼为乐事,其中有一个,号称“日遍广州”。那小子其实有点能力,刚开始在一个公司搞业务,拿了七千块钱的提成,第二天就花在女人身上,打炮购物,花的一分不剩。他们曾经想拉我下水,但是被我拒绝了,我对他们讲,我可以出钱给你们嫖,但不要拉上我,这才脱身。
这也是我和他们的区别,我对生活有自己的追求,不想糟蹋自己。不是我这个人觉悟高,而是我和他们不一样,他们虽然也是来广州打工,但家境比我殷实,出来也只是历练,玩几年回老家,工作房子都会有。我就不行了,他们有退路,我没有,他们混不下去可以回家,我混不下去只有死路一条。
所以,他们有钱就找女人,我有钱了会去买书,学点东西。玩女人的花销很大,所以他们经常找我借钱,说是借,但从没还过。和这些喜欢吹牛的公子哥一起,看惯了他们只吹牛不努力的做派,我当然会有想法。他们对我也很有成见,大家都玩女人,你不玩,假斯文,就不是兄弟了。
后来,他们再借钱,我也不答应了,用一个肉包子打狗不心疼,但是用一笼包子打狗,而且狗还没吃饱,你肯定就会心疼。不同流合污,不给钱借,他们就骂我,说我眼里只有钱。既然如此,兄弟就没法做了,我买了两条烟,送给他们,说,这些烟是我的一点心意,抽完烟,咱们各走各的路。然后我就从城中村搬了出来。不能再和这些人做朋友,大家一起做项目,可以,但他们最远大的志向,也只不过是有朝一日能摆个小摊做点小生意,赚了钱就能回老家娶个漂亮媳妇,在我看来很可笑。
我是个很有野心的人。在广州这种地方,没有野心,根本就混不下来,所以也就不会跟着他们一起玩女人。当时,城中村附近都是工厂,住的都是些从大山里走出来的打工妹。她们白天上班,晚上就站成长长的一排流莺,接客。
初到广州的人,如果能看到这样一排姿态各异,穿着低劣服装的年龄很小的流莺大军,是会觉得非常壮观的。她们的优势在于价格低廉,年纪大而身材臃肿的,三十元搞定。年龄小稍有姿色的,可能会被要价五十。
来这里消费的都是没钱的男人,扛大包的,拉板车的,还有五六十岁的老头。有人从这排壮观的队伍经过,会被挑逗,语言很赤裸。我曾经被一个流莺拽住,问:“玩玩嘛。”我说:“没钱。”她还不死心,一把抢过我的手表,问:“玩不玩?”我笑着说:“真的没钱。”她才将表还我,说:“电子表,不值钱。”
我当时已经有了女朋友,有一次,还专门带她去看城中村壮观的流莺大军,看得出她很震惊。我说:“今天带你来,就是让你看看生活有多么不容易。”
除了大学里谈过的那场“黄昏恋”,我去广州的时候有过一个女朋友。之所以说“有过”,是因为后来分手了。我当时很穷,因为钱,两个人经常争吵,柴米油盐的事情。
我当时最大的心愿,就是给她在广州买一套房。为了完成这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同时打了几份工,但还是不能挣到很多钱。其间,她可能受不了这种穷苦的日子,选择了分手。
我当时的处境很尴尬,进退维谷。工作能找到,但没有技术含量,而且工资很低。一起闯荡广东的朋友分道扬镳,友情没有了。接着和女朋友感情出现裂痕,个人生活从未有过的糟糕。
想起一个“进退不能”的故事:有个兄弟往屋里走,一推门愣住了,在洗澡的大嫂说:“你对得起你大哥吗?”这兄弟转身要走,大嫂又说:“你对得起我吗?”于是这兄弟待在那里,进不能进退不能退,最后大嫂说了:“你对得起你自己吗?”
不能进,不能退,也不能原地待着,这就是我当时的困境。
那段感情对我打击很大,可以说心灰意冷。我是一个感情不很外露的人,但我对她,是连生命都可以放弃的。我可以为她去死,但她没有选择我,像一个黑色幽默。
我对感情很专一,当时我在一个离异女人的家里当家教,辅导她儿子的功课。她对我很好,并不时表达出不一样的风情。她是个比较有钱的单身女人,离异时分到一处房产,另有一些不动产。我每次去家教,她都会留我吃饭,格外准备些可口的饭菜。我当时为了赚钱,同时兼几份工作,劳碌奔波,能吃上一顿热饭也倍感温馨。出于报恩的想法,我对她的儿子也格外用心,有时辅导近深夜。辅导完毕,女人还会捧出夜宵,以示答谢。我对这些额外的关心,大多婉言推辞,或装糊涂,但心里非常明白。有一次,她的儿子已经睡下,我要走,她出门送我。当时广东正在下雨,季节很潮湿,她穿了一件非常性感的睡衣,在门口拦住我,说:“今晚就不走了,行吗?”她的眼里充满渴望,身体散发着欲望,淡淡的香水味搅人心智。我说:“你的意思,我懂,但是我不能这样做,我是有女朋友的。”她轻叹一口气,说:“我知道你现在的辛苦,也知道你不甘于现状,如果你能留下来,我会出钱帮你做生意。”我说:“这也许是个好主意,但是我不能这么做,也非常感谢你,真的。”
第二天,我就辞掉了家教的工作。
尽管我很需要钱,非常非常需要,但我还是辞掉了这份家教的工作。在那样失魂落魄的日子里,我没有随波逐流,“不抛弃不放弃”,自学外语,不玩女人,坚持做一个正直的人。
除此,“边做人,边学做人”,我也向许多朋友和前辈,甚至是我的对手学习。这是我的一个习惯,我的天资,实话实说,只能是中等偏上。但我可以用勤奋来弥补,自己做人的同时,向四周投去虔诚的目光,做人是一门永远也没有止境的学问。
我有自己的信念和操守,在广州这种地方,想要生存下去,你什么都可以不要,但惟独不能丢了人格。你可以像一条狗一样被踩在脚下,但不能跪下。同样,软饭我也不会吃,吃了不消化,一辈子跑肚拉稀。我和女友分手前,发生过激烈的肢体冲突,我是说,她的肢体在我身上发生过激烈的碰撞。她扇了我二十个耳光,我没有还手,结果是后来一个耳朵总会疼,后遗症。
我不打女人。

我是一个一身毛病的好人,一个不服输的男人。我喜欢这个世界,但是很难参与进去,对于这个世界的人和物,我从第三只眼的角度看的时候比较多,自我体验的比较少,因为自我体验的东西多了就太累了。
日记(二):
2011年6月10日小雨
一个农民,初中只读了两年,家里就没钱继续供他上学了。他辍学回家,帮父亲耕种三亩薄田。在他十九岁时,父亲去世了,家庭的重担全部压在了他的肩上。他要照顾身体不好的母亲,还有一位瘫痪在床的祖母。
八十年代,农田承包到户。他把一块水洼挖成池塘,想养鱼。但乡里的干部告诉他,水田不能养鱼,只能种庄稼,他只好又把水塘填平。这件事成了一个笑话,在别人的眼里,他是一个想发财但又非常愚蠢的人。
听说养鸡能赚钱,他向亲戚借了五百元钱,养起了鸡。但是一场洪水后,鸡得了鸡瘟,几天内全部死光。五百元对别人来说可能不算什么,对一个只靠三亩薄田生活的家庭而言,不啻天文数字。他的母亲受不了这个刺激,竟然忧郁而死。
他后来酿过酒,捕过鱼,甚至还在石矿的悬崖上帮人打过炮眼……可都没有赚到钱。
三十五岁的时候,他还没有娶到媳妇。即使是离异的有孩子的女人也看不上他。因为他只有一间土屋,随时有可能在一场大雨后倒塌。娶不上老婆的男人,在农村是没有人看得起的。
但他还想搏一搏,就四处借钱买一辆手扶拖拉机。不料,上路不到半个月,这辆拖拉机就载着他冲入一条河里。他断了一条腿,成了瘸子。而那拖拉机,被人捞起来,已经支离破碎,他只能拆开它,当做废铁卖。
几乎所有的人都说他这辈子完了。
但是后来他却成了我所在的这个城市里的一家公司的老总,手中有两亿元的资产。现在,许多人都知道他苦难的过去和富有传奇色彩的创业经历。许多媒体采访过他,许多报告文学描述过他。但我只记得这样一个情节——
记者问他:“在苦难的日子里,你凭什么一次又一次毫不退缩?”
他坐在宽大豪华的老板台后面,喝完了手里的一杯水。然后,他把玻璃杯子握在手里,反问记者:“如果我松手,这只杯子会怎样?”
记者说:“摔在地上,碎了。”
“那我们试试看。”他说。
他手一松,杯子掉到地上发出清脆的声音,但并没有破碎,而是完好无损。他说:“即使有十个人在场,他们都会认为这只杯子必碎无疑。但是,这只杯子不是普通的玻璃杯,而是用玻璃钢制作的。”
于是,我记住了这段经典绝妙的对话。这样的人,即使只有一口气,他也会努力去拉住成功的手,除非上苍剥夺了他的生命……第三章终于有了正式工作:教辅推销员与记者第三章终于有了正式工作:教辅推销员与记者
大家谁都不是傻子,给别人来虚的,别人也会给你来虚的,所以我后来就踏踏实实,玩真的了。
说句不客气的话,你忽悠上面的人,还有钱赚,但如果你忽悠下面的人,一旦别人觉察出来,就再也不信任你了,你这个领导也就没有公信力了。我第一年到广州,闲了半个多月。
接着又歇了三个月,等于“广州百日游”。
我的第一份工作与英语有关,给一家幼儿英语教研机构编教材,闲时出去跑跑市场。我是师专毕业,英语水平不是很好,但对付小孩是足够了。刚进去的时候还有面试,问我为什么选择这份职业。你说为什么选择这份职业?肚子饿的咕咕叫,没有饭吃,就得活活饿死。
但回答是另一回事,得有面子,我说了一通缘由,大约是抱着对幼儿事业的崇敬,云云。
实际上就是为了混口饭吃。
这份工作当时月薪六百块钱,包吃住,而且幼儿英语口语居多,不涉及高深的东西,所以做起来也比较简单。
虽然钱少,但过的很开心,认识了身边一些很好的朋友。因为大家都是刚刚毕业,所以都比较穷,没有什么勾心斗角,工作上也就很融洽。记得有一次搞户外活动,天气预报说第二天有雨,电视上也说有雨,大家就都去祈祷。我在单位里用纸画了一张龙王,点了几根香烟敬上。结果很奇怪,板上钉钉的东西居然改变了,第二天居然没有下雨,同事到公司一看到那个我画的龙王,都笑起来。
第一份工作做了很短,不到三个月,但对我很有启发,让我认识到:广东人好多都是这种简单的人,在这个地方,我有的混。
我说的“简单”,是指思想,大家都是大学生,刚刚毕业,没有乌七八糟的东西,还不是很功利,也没有什么排外思想。
对于这个工作,我想对刚毕业踏入职场的年轻人是有启发的,那就是:不要太挑剔,先把肚子混饱,解决好现实问题。因为你学历不行,文化不行,所以没得挑。我最终还是离开了这个公司,因为我本身对小孩的东西不感兴趣,而且在这里基本没有什么发展前景,只能当成一个事业上的过渡。
但是我的收获很大,现在想起来,唯一回味的是当时的工作环境,非常轻松,(同事间)关系很和谐。而且天天和小孩子打交道,人也变得很有童心,如果将来自己有小孩子了,知道怎么带他(她),这是最大的收获。人的本性,小时候都是很善良的,看你怎么带他了。
还有,对企业而言,你跳槽对它也没什么损失,公司的流动性大,你给公司创造了效益,它赚到钱了,就这么简单。
第二份工作我是在报纸上看的招聘启事,那是一家经济类的报纸,需要记者,于是我就去了。也许和本身的专业有关系吧(中文系毕业),所以只能依靠自己学的一点知识来发展,扩大点事业。那份报纸在经济界小有名气,当时员工有二三十个,主要论述经济方面的话题,对我而言是一个陌生的领域。
虽然很陌生,但我不怕,像我这样一个穷小子,又身在外地,基本没怕过什么,只想着先捅一脚再说。这个和我的性格有关,闯就是搏,不用考虑的。还有,你考虑了也没用,还不如直接提了刀上战场。
为了应付面试,我在新华书店待了一个星期,恶补了经济方面的常识。
要知道,在广州这样的地方,虽然工作很好找,但如果没有经验,没有工作经历,人家是不想要你的。所以面试的时候,我跟考官说,自己在本地的报社干过,主编居然也信了。接着让我写一篇报道。我在大学时当过校报的记者,写这种东西轻车熟路,所以最终写完的东西主编看了很满意。
为了吃这碗饭,我确实撒了谎,但最后还得靠实力赢得饭碗。尽管写的那些东西实在是我不想写的,但温柔的拍马屁谁不会呢?结果就应聘成功,月薪到了一千五,但不包吃住。
我想说的是,一个人想在广州那种地方立足,除了有本事,能吃苦,会拍马屁也是一种谋生的手段。比如在这个报社,如果我想写报道,首先就必须得到领导的派遣,这是第一道马屁。领导派遣完了,跟着老记者下去采访,怎么和单位联系,如何接洽,都要跟老记者学着,这是第二道马屁。
月薪翻倍,但我并没感到十分高兴,因为周围学历高的人很多,而且好多都是本地人,别人的薪水至少拿到两千块,都比我高。但开弓没有回头箭,只能硬着头皮写,唯一能混下去的就是靠我那点笔杆子工夫了,我那段时间把它发挥到了极点。
你得写的好看,又得写的有特色,还得写的突破一般人的水平,不独具特色是不行的。写完了拿给主编,争取得到夸奖和赏识。你必须主动,这样才有更多采访的机会。被动等待是不行的,我在报社是经济压力最大的一个,所以也是最主动的。
当时见了不少大人物,张朝阳、丁磊、李阳……都见过。
采访过这些人,我才有了体会:原来大人物和普通人也差不了多少。
在采访他们之前,总觉得他们身上都有光环,但被我采访之后,这些光环在我眼里就都没有了。他们这些人之所以成功,有的是知人善用,有的是擅于抓住机遇,了解得越多,我就越自信,觉得机会挺多。当然也不是说这些人都是随随便便成功的,有了人脉,有了机遇,还要加上不断的努力,就成功了。
你看,最终还是要努力一把的。
采访的这些人中,印象最深的是一家化妆品公司的董事长蔡艳萍,她当时六七十岁了,功成名就。我之所以印象深刻,是因为她老不让我采访,不给我机会。我也生气了,倔劲上来,非要把这个采访完成不可,就天天堵她。
一天不行两天,两天不行三天,终于有一天她被我堵在路上。
当时周围还有其他媒体的记者,她对我的行为也不方便发作,于是答应了我的采访。
当然给了我时间限制,两分钟,采访结束。
我问的什么问题呢,我问:“这么多年你对自己事业有什么看法?”这个问题很傻,其实都是我胡乱编的,她回答的什么我现在也忘了。但我有一种本领,她说一句,我能根据她的资料写出一篇文章来,因为我之前做的功课多。
还有一位名人,如果你们到网上,或者现场看看他的表演,就发现他的煽动性特别强。我从中也学到了精髓,这为我今后总是能够说服别人打下了坚定的基础。
只是炒作和新闻,把这些名人抬高了,大家都觉得一个人成名了,就是成功人士,其实不然。
你看古今中外那些名人,很多都是演说家。
通过和这些名人接触,我也总结出说服别人的几个步骤:
第一是知识预热。
第二是前景分析。
第三是行业内部展望。
第四是感情带动、煽动激情。
张朝阳也是个很有感染力的人,而且都带有“建设性”,发挥的好,就能“切中要害、针砭时弊”。我听过他的一些言论,比如:我们不要害怕冲突。商业战争是非常好的,只要不越过底线,在一定的规则内竞争,这就是一个推动进步的体现,而且能体现能量,我真希望中国其他各个行业都有这种能量。在美国,每天一打开《华尔街日报》,这个行业那个行业的竞争在进行,这个告那个,那个告这个,所以特别的活力十足。
你看,这段话特别能发人深省,和脑门一热,提着开水瓶上阵是完全不同的。
我这么说,不代表我也走了这条路,只是总结。回顾以前,我的确用歪了一些理论,把从别人那里学来的东西变了味儿再用出去,那只是在我人生最低谷、最无奈的时候用过,忽悠过考官和上级,还有我后来的经理和老板,那都是我上面的人。
对下面的人,对待员工,我从不忽悠,因为时间长了你就发觉这些东西很没意思,大家谁都不是傻子,给别人来虚的,别人也会给你来虚的,所以我后来就踏踏实实,玩真的了。我对客户拒绝忽悠,对待员工更是,说句不客气的话,你忽悠上面的人,还有钱赚,但如果你忽悠下面的人,一旦别人觉察出来,就再也不信任你了,你这个领导就再也没有公信力了。
我在这个报社干了五个月,最终还是选择离开。
因为东西学到手了,留在那里也没意义了,没有其他多余的想法。我不准备立身媒体业,拿到自己该拿的东西,转身走人,这不叫自私,叫明智。
而且这个地方,不像一般人想的那么单纯。
因为它(报社)是自己养活自己,靠谁养活?企业。所以,假如一个企业出了事故,有了丑闻,你第一时间颠儿颠儿跑过去,别人就会给你“润笔费”,其实也就是“封口费”。这个红包少则两万,多则四五万。
有一次我跟着一个年长的记者去一家出事的企业采访,写稿子的是我,吃饭喝酒拿红包的是别人。这也是后来才知道的,用现在的话,这是这个行业里的“潜规则”。我在这里拿不到钱,熬到可以拿红包的资历,至少要到四十多岁,我肯定不会在这里耗着。你这时才会觉得,职场的水很深,而且有时候很黑,毕竟有利益关系。你能把青春撂这儿吗?不能,所以我走了。有能力就跳,天高任鸟飞,不怕的。
当然,在这里还是学会了不少东西:
一是结识了很多人并且从他们身上学到了不少东西。
二是学会了文化圈的斯文做派。
三是为经济领域知识打下了底子。
四是了解了职场的内幕。
五是扩展了自己的视野。
六是混了口饭吃,毕竟有一千五的月薪。人在对事物、对于自己没有把握的时候就会烦躁。这是很痛苦的,但这只是现象。很多人生活缺少目的性,不知道做什么,所以就会烦躁。
日记(三):
2003年12月7日阴
敢问路在何方
——记八零后毕业于一所名叫××师专的学子们今天斗胆借用一位兄弟的长篇小说之名来做为文章的开头,从学校毕业至今也有几年了。几年之间,仿佛天上人间的差距一样。人和人之间的变化太大了。且不论那些傻呼呼呆头呆脑的家伙们,傻人有傻福,好多留在家里现在反而儿女成双,洪福齐天了!这也是一种人生的选择,还记得那位大佬讲的那句话,选合适的,不选贵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选择,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
学生特别是我们这一批来到社会上才明白,原来英语是要看口语的,做生意是狡诈的。当领导是要会拉帮结派的,能力是挺重要的,思想再好也不能当饭吃的。做人是要讲方式方法的,钱不是完全靠劳动才能挣得买得起房子的。明白是明白了,就是迟了点,睁开眼看看,都是二十好几的人了,还没享受过青春奋斗的过程,早已被社会现实压得直不起腰来了。还得响应那个号召,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
勒紧裤带吧,你奋斗吧,依旧苦不堪言。毕业后,面临的一大堆问题都要解决,父母年纪大了,社会压力大了,人才越来越多了,洋毛子也来中国抢钱了,来到城市的雄心壮志也只能灰飞烟灭了。拖不起的,挺不住的,大部分回家乡种田去了.还有一部分还在城市苦苦挣扎着,拖着一颗疲惫的心和朦胧的双眼还在为了小康奔跑着,累了,不敢说。怕别人笑你没用。困了,连红牛都喝不起,就着劣质的烟草和一瓶二锅头把酒问青天,敢问路在何方?回去,父母白发苍苍,等着你给他们幸福的晚年。惭愧啊,八零后的男生,家里普通的老百姓子弟,奋斗得还剩什么。饿得瘪瘪的肚皮还在那高喊着口号。
一部分继续在这所社会大学深造,还在拿着外语书和职业技术书死啃着,记着,这时候才明白,知识才是能混饱肚子的。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眼睁睁看着那些七零后和六零后把姑娘从身边一个一个拉到怀抱。这年头,爱情算什么,女孩子会问你,爱情能让我吃饱饭吗,能让我天天吃西餐吗?能让我住上高楼大厦吗?
这个时候更深刻的体会到了钱的重要性,体会到了社会上我们成了最需要帮助的人,体会到了肩膀上的压力和重胆。体会到了老外原来是这样赚钱的,体会到了学习这个时候才刚刚开始。迷茫、困惑,还在郁闷中,却要加快奔跑的脚步了,不管前方是怎么样的风雨兼程,不论将来是否有个渺茫的希望在等待,只有奔跑才能将这已死的青春挽回一点点余地。
在这里,我们学会了狡猾,我们学会了如何真真假假。在这里我们学会了勾心斗角,学会了知识还可以自己发挥的,学会了老祖宗的《菜根潭》现在是本圣经。
曾几何时,听着王菲的《假如流水能回头》,那份单纯,那份浪漫,早已麻木。为了钱,陪着客户听着那死不死活不活的靡靡之音,还要带头鼓掌叫好,忍受着那恶心的嚎叫却红光满面,觥筹交错,用酒精来麻醉自己那最后一点点良知的感觉。面对着一堆堆做不完的工作,做不完的事情,也在那里苦苦撑到最后一刻,恨不得将肚子里最后一丝忏悔搅拌着酒精吐掉。
继续麻醉自己,继而清醒自己,当人不人鬼不鬼的时候,还得睁开疲惫的双眼捧着那些专业书籍看着,毕竟社会还在进步,人类还在发展,你不能麻醉了就不进步了,还记得为下一代树立良好的榜样形象。第四章选定物流行业第四章选定物流行业
在高处立,是说一个人的理想和目标一定要高远,不能鼠目寸光;着平处望,是说一个人的“奋斗基准”一定要现实,你想当元帅,最好先从一个小兵练起,干掉一个敌人,建立一个军功;向阔处行,是说一个人一旦遇到挫折,一定要懂得变通,树挪死,人挪活。我的人生选择,是以三句话为根基的:
在高处立,着平处望,向阔处行。
在高处立,是说一个人的理想和目标一定要高远,不能鼠目寸光,你可以身无分无,但你有权欣赏宝马奔驰,梦想有朝一日的幸福;着平处望,是说一个人的“奋斗基准”一定要现实,你想当元帅,最好先从一个小兵练起,干掉一个敌人,建立一个军功;向阔处行,是说一个人一旦遇到挫折,一定要懂得变通,树挪死,人挪活。
离开报社,手头有了一点积蓄,找工作不那么盲目了,经过挑选,我投身到了沸腾的物流行业中去。这也是我至今仍在从事的行业。
想起入行,也是阴差阳错,跟我当时在报社的那段经历非常有关。当时报纸整天说“物流业是朝阳产业”,既然是朝阳,那肯定是红彤彤、光灿灿,有赚不完的钱,结果就一脑门子扎了进去。这一拼,就是七年。
用今天的眼光衡量这个行业,我是觉得当年报纸有些夸大了,但是我仍不后悔。
应聘的第一家物流公司专门跑国内线路,主要在珠三角。
老板是四川人,掌管着六百多人的企业,一百多台大车,年利润近千万。
我进入公司非常顺利,基本没有那些所谓的面试,后来跟老板熟了,才知道他那时觉得我文化程度高(他自身就是大老粗嘛)、曾经在报社工作过(工作经验带来的优势),谈吐还不错,而且跟他同姓,于是把我留下,月薪两千,包吃住。
报社的那段经历虽然很黑,但对我个人的修养还是很有帮助的,特别是来到这个公司,就更觉鹤立鸡群。原来,这个公司虽大,但从老板到手下却是清一色的大老粗,没有多少文化。而我又恰恰是管理这群“大老粗”的人,难度可想而知。
刚开始的时候,有个家伙不服管,谎称去医院看病而忘记请假。我依公司规定对其进行处罚,没想到把他惹恼了,四处扬言要“搞死我”。结果我把这件事告诉了老板,老板就把他开了。
我说过这个公司里的人都是大老粗,也格外注重江湖道义,所以,扬言“搞死我”的人还是惧怕老板的。他后来离开了公司,再没回来,而且给我留下话,如日后再见到我,定会卸掉我的一条手臂,这是后话了。
这件事情也给了我一个教训,既然人已经上了“梁山”,而且还当了“吴用”的角色,就要转变自己的管理方式。我开始摒弃在“文明区域”用的那一套管理套路,而是平易近人,尽量把自己磨砺的粗糙一些,还要时不时说些脏话,故意显得自己不是他们眼里酸不拉叽的文弱小书生。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这样就和他们打成一片了。
天天如此。
一开始我很不习惯,但是工作环境要求我必须改变风格,我也就坚持下来了,这样确实起到了效果,公司上下打成一片,称兄道弟,关系铁的恨不能穿同一条裤子。
经济上也见到了成效,我们算过,通过一系列管理,每年至少为公司节省二十多万,这个数字是比较可观的。所以老板后来想提拔我当副总,月薪给到五千元,但我还是想辞职。
这个环境没什么文化氛围,有钱是不错,但靠拳头打天下,不太适合我。这个行业早期不很规范,市场要靠黑道罩着,整个市场很容易被垄断。别人如果来抢生意,黑道就出来打,江湖气很浓。
老板当时专门养了一帮小弟,一二百人,争地盘的时候,就好像在演《古惑仔》,躲都没法躲。小弟们也不惧,因为老大仗义,打死了给养着一家老小。
所以,老板当时给我加薪,让我当副总,我仍有辞职的念头。在这里,你干的再好,也只能是土匪。而且,老板其人虽粗,却不是傻子。你的薪水提高了,对你的要求自然也就越多,这个世界没有无缘无故的给予。
我帮老板管理这家公司,不到一年就管理出来,所以他们都很服我。老板当时实行的那一套,其实就是家族式管理,但我当时对家族式企业管理颇有想法。心知,你给他干,永远都是在打工,以后还有机会给自己开公司吗?这么问了自己几次,我就决定离开。
那是我第一次当“领导者”,为以后做主管培训员工打下基础。当时感受最深的,总结起来有三句话:做人难,难做人,人难做。
做人难,首先是环境,这里大部分是干力气活的,你端着笔杆子,很可能就被掐着脖子摁到砚台里给淹死了;难做人,是指理想,你不想同流合污,还想带着这帮人发财致富,又不能打家劫舍,维持一个做人的道义,难度系数是很高的;人难做,也就是平衡,绝对的公平是没有的,势必要开罪一些功高盖主的老将,时间长了,你不去惹鬼,鬼也会自动缠身。
虽然身在职场,但我那时还没忘了给自己“充电”,自学了报关员知识和日语。学习日语是因为当时打算去日本的公司做物流,据说那边工资高,月薪近万。后来这个念头就打消了,因为自学日语太难,时间太少——我当时每晚十二点下班,还兼了两份家教,时间紧迫,可想而知。
走的时候,我谁也没给说。在这个公司半年,我最大的体会就是:做管理要因人而异,要粗中有细。没文化的人太多,这不是件好事,但你要管理好了,一样都能给你卖命。我同时在这里学到了汽车的基础知识,认识了很多大厂,基本摸熟了国内物流行业的流程和管理,够得上物流行业入门级别的了。
对于初入职场的人来说,选择很重要。
就像我,虽然在这个公司混的很开,但最后还是选择离开。我想自己干,起码还是要学习点文化,我在报社干过,眼界与他们肯定是不同的。把文化和赚钱结合起来,我才愿意干。而这里对我来说没前途,况且我也没有任何背景很难出人头地。
在这家公司工作期间,有两件事让我深有体会,而且都与手机有关。
第一件事是,我于一日被五个盗寇堵在巷子里,手机被夺,背上挨了两铁棍,至今还有后遗症。
第二件事发生在东莞,骗子组团忽悠,假借介绍工作之名骗走了我的手机。这一切都加剧了我逃离此地的信念,而对待这样的局面,身在外地,只能是一个字——忍。
现在说一说我的职业选项,在职场混迹多年,我至今的体会是:选择一个行业,首先要考虑能否满足你的嘴巴,先得活下来,然后才能考虑发展,否则什么都没得谈。
我当年在大学里念的是中文,我本身的兴趣不在这个行业,当时在家里那样一个小环境局限下,父母是为了我走一条稳定的道路才作此决定,是为了保险。大学专科三年,对我也不能说没有一点影响,其实对我影响最多的是大学时期对你精神境界的提升,而对我现在从事的行业(物流)没有多大关系。
我在大学念中文的时候,开始接触社会,做家教,出去和同学贴墙纸广告,卖电脑,还去采编校报,这些活动无疑都刺激了我的商业神经。我骨子里其实还是个商业味道很浓的人,大学只是个雏形,有个机会得到了锻炼而已,所以我转行是迟早的事。
如果我不转行,也许早就被饿死了,因为我在大学里不学无术,大学没有教给我谋生的手段。
我不喜欢教书(虽然毕业于师范院校),生活太枯燥,经济压力太大。在广州教书,以我的家境,根本就活不下来,这也是现实问题,而且没有长远发展的前景。所以我来广州的时候,选择上立了两个规定:一不进工厂,二不进学校。哪怕饿死,这两个选择我都不会考虑。
不过当时没钱的时候,确实有过去当老师混口饭吃的念头。
我们那一届毕业的时候,受非典影响,来到广州已经是十月一号,那个时候市场上的各种“人才”都没人招了,因为已经饱和了,找工作也就异常艰难。也是这个原因,当时私立学校的工钱被压的很低。
这个地方私立学校的老师是很惨的,每年都出去招生,见了小孩子就去拉,比拉皮条的还要激烈。
虽然世事艰难,但我从未有过“入公家单位”,找个“铁饭碗”来端的想法。那个时候公务员热已经悄悄升温,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或想改变现状者,都涌入这股洪流。在广州,客观来讲,公家单位的招考透明度相对较高,不像小地方,往往一个电话就可以搞定很多关系。所以,像我这种毕业于名不见经传的大学,嗣后考入公务员序列,从而改变一生的“传奇”还是有的。
我有一个师兄,当时也去考,想着搏杀一下仕途。我在考场外等着,甫一打铃,他从教室出来,我迎上去,询问他此次战斗的感受。他很淡定,说:“还是古代好混,把下面一割,就成公务员了。”
我当时做的物流行业,严格来讲应该属于理科方面的人出来做的行业。它涉及的知识面很广,金融、地理、机械、市场营销、人际关系、政府关系、海关、法律、国际贸易,等等。
中国有句古话: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当时除了在报纸行业的影响之外,加上自己对市场和其他环境的了解,觉得这个行业是自古以来都存在的,而且是永远不会消失的一个行业。
自己也在书店买过相关书籍看过,觉得还是大有可为。关键是看到那几年,很多爆发户都是做物流出身,并且文化不怎么高,我就感觉一些文化不高的人都可以从这个行业攫取暴利,所以就猜到这个行业还没饱和,应该还有很深的第二次挖掘潜力。
时至今日,这个行业的面貌有所改观,已经开始朝高文化人才发展,利润肯定已经没有以前那么大了。总的趋势是: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最终开始兼并和市场扫尾的工作了。
我经历了很多,很多年过来,如果还存有理想的话,那就是:做一个好人。在外面做事很多时候会因为种种原因被人误会,很多事情都得靠自己一点一点去纠正别人对你的印象。一点一点去解释,别人害我,我不害人,实在做人,实在做事。
这也与我谨慎的性格有关。
我当初择业其实是很小心的,很多人都想做金融大师,但是你得考虑自己有没有这个天分,和在这个行业活下来的能力,择业需要谨慎就在这里。我见过极个别的特别善于吹捧的“金融大师”,但是真正的金融大师都很保守。他们很多都和数据打交道,越是低调的肚子里越有货。
顺便说一句,在金融界,真正有能力的人都很保守,干这个风险很大,魄力只是声音,我们要看的是行动,谨慎+保守。
言语猖狂不代表“动作大”,把人家和市场的情绪调动起来了,自己才投入。先让别人发情,然后自己才跟上。

这个世界不是你的世界,不是说你成功了,你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我觉得做人的最高意境是节制,而不是释放,所以我享受这种节制,我觉得这是人生最大的享受,释放是很容易,物质的释放、精神的释放都很容易,但是难的是节制。日记(四):
2004年10月12日晴
天气很好,适合休息!
回复完国外的邮件,该好好休息了,明天可能还有新的任务,新的工作,无休无止!我要全部放下了,一切都不再让我累了。舍不得的,该舍得了;放不下的,该放下了。
一切都是自己多虑,原来大家都过得挺好的,没有我,可能大家会过得更好。忙忙碌碌一场空,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也不想再去计较什么了,一切该放下了……
走吧,远赴他乡,不知道明天是什么样,但是也能让自己轻松。轻装上阵,一切从简……
风景虽美,只是近夕阳,走在麓湖边,发觉一切还是依旧,凉风依依,鸟儿归巢,闲人们稀疏散散,不知名的许多花儿开得依然茂盛,空气里充满着潮湿的味道,雨后青草的香味扑鼻而来。很像童年时代父亲带我去游泳,经过一片池塘时那种味道,依稀记得父亲带我游泳时被鱼儿咬脚的感觉,想想仿佛昨天的事,可一晃二十几年过去了。
父亲也不再像年轻时那般健壮,我也变成一个男子汉,该肩负起一切了。
人有时候挺奇怪,开始就像一阵风,总想飘浮不定。
现在却像一阵雨,落地就想生根。第五章频频跳槽:初涉国际物流第五章频频跳槽:初涉国际物流
对着精明的人就得实在,但是只有实在是不够的,还要装作很牛逼的样子。其实就是要有自信,如果自己都觉得自己很窝囊,照镜子就烦透了,这种人是没有出息的。广州是个包容性很强的城市。
在这一点上,广州比其他一线城市要强,其他好多地方表面上看起来包罗万象,其实对外地人的心胸不是很开阔。坦白讲,广州本地人是很不排外的,虽然城市节奏很快。有到广州的外地人,晚上就在路边吃烧烤摊,喝扎啤,觉得很舒服,节奏不是很快,那其实是“生活”,和“工作”不一样。
不过,要说节奏,也得看什么类型的企业。我以前在国内企业打工,节奏确实很慢,基本上都是慢腾腾的,因为没什么业务。而且这些企业都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那就是基本没有企业文化,也没有企业背景。
基本上所有的“公司文化”就是:老板给钱,我出力。
中间其他的可以不用谈,爱咋地咋地。
但是这样的企业文化既不利于企业发展,也不利于员工的个人提升。
广州富人很多,且很多皆是白手起家,而后身价过亿的老板。他们从穷日子里走过来,一旦咸鱼翻身,玉带环腰,花起钱来是极不要命的,会购买大宗奢侈品。有个“中外关系”的段子,讲的就是这事儿:
德国人:解决中国人的车子问题(奥迪,奔驰,宝马,大众);法国人:解决中国人的面子问题(爱马仕,LV;英国人:解决中国人的孩子问题(教育);美国人:解决中国人的票子问题(上市,国债);意大利:解决中国人的鞋子问题;中国:解决外国人的购买力问题。
在这个段子里面,广州人又占了“中国人”中的相当比例。
早几年,广东人不算有文化,可以说眼里只有钱。也许你会很疑惑:没文化,却这么有钱,这么牛,这是什么逻辑?
但事实上就是这样,这是个很奇怪的现象,我想这和广州是经济开发区是有关系的。他没文化,但这里充满了机遇。发财的机会遍地都是,只要抓住一个,就很容易起来。
经济发达了,负面的东西自然也就多了,前几年报纸上经常有“砍手党”的消息,还有官员出来辟谣,拍着胸脯说“××市”是全中国治安最好的城市,接着就笑掉了很多人的大牙。
想想也是,每年数以万计的人蜂拥而至,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苛责短时间内的长治久安是不可能的,当然广州现在的治安状况明显要好了许多。
广州乱的时候非常乱,因为这里都是五湖四海的人,只能说文化背景实在太复杂了。
还有交通,广州汽车站和火车站大约是很多人的梦魇。特别是春运,买票要排几公里的队伍(还不一定能买到),在站外接人,或者到站内送人,都要经历非常惨痛的教训。尽管如此,很多人来了广州,是不会轻易离开的。嘴里骂骂咧咧,脚下勤勤恳恳,继续坚强地活下去。为什么?
因为这里有机会,有梦想,大家都一穷二白地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竞争相对公平。
早几年的广州商界,大家总体的共识是:唯利是图,不择手段。
任何事都能牵扯到利益,什么都是钱,只要能生存,不管怎么样也好,都要把单子拉到。可以说,公司所有的规章制度都是为了拉单。
我在这种环境下幸存,受过沾染,但还是有自己的底线,起码不违背良心和道德。如果用一句话概括这个城市,那我的描述是:生机勃勃,泥沙俱下。
虽然我依靠这个城市生活,甚至是依赖,但我并不感激它。因为有得到就有失去,我只感激那些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帮助过我的人。
广州是一座非常现实的城市,讲究物质。如果你有一百万,你可以有房住,但可能会住的比较紧凑;如果你有三百万,你可能会住上大房间,让老婆闲时有做瑜伽的地方。大家都喜欢享受,但关键是,这三百万到哪里赚?在广州这样的城市,普通打工仔和一般的白领,都过着“挤公交车上下班,中午盒饭”的生活。别说三百万,就是三十万,拿出来也绝非易事。所以,“钱”是这个城市的主宰。
虽然广州人不排外,但是这里的外地人很难融入广州人的生活,不同地区的人还是带着本地区的性格。
我从四川人的公司里偷偷跑出来,第二次就业,找的还是物流公司。
我很早就有了离开的想法,提前就做了准备,网上投简历,还为此在东莞被谎称是人力公司的骗子拐走手机,就是上一章说过的丢手机事件。
虽然开局不是很顺利,但不久还是接到了招聘电话。老板是湖南人,是个有着一双桃花眼的妩媚女人,喜欢逢人就四处放电。
我之所以到这个公司来,倒不是因为老板是美女,而是看重了他们的业务——国际快递。那个公司有三十多人,但业务涉及到全球,当时感觉自己已经和国际接轨了,可以说是我进入物流行业的重要一步。
既然公司是“国际化”的,那么我的角色就不能和从前一样,所以等这个漂亮的女老板考察我的时候,我让她大吃了一惊。
我说:“我来你这里是不要底薪的,也就是基本工资。”她当时就傻了,以前没人这么跟她谈过。她问:“那你想要什么?”我说:“我只要管理提成。”
“管理提成”这个词是我发明的,听起来很唬人,其实很简单。
为了让女老板明白听懂,我还举了个例子,比方说上个月公司业绩是二十万,如果这个月在我管理下能有二十五万的业绩,那么我就从五万利润里面提百分之二十,这是我该得的。
女老板觉得很新奇,而且对她来说这是稳赚不赔的,就同意了。
女老板其实是很精明的,对着精明的人就得实在,但只有实在是不够的,还要装作很牛逼的样子。其实就是要有自信,如果自己都觉得自己很窝囊,照镜子就烦透了,这种人是没有出息的。
尽管拿了“管理提成”,但平均下来,我那时的平均月薪也只在两千元左右,经济上很亏。但我进入了国际市场,知道了这个游戏是怎么玩的,也明白了很多规则。
我当时的英语水平不是很高,但也不是太差,所以国际快递业务里的东西基本还能看懂。国际快递的操作手法和整个流程其实很简单,我一个月就差不多摸了个熟。
这个行业本来就不难,最开始就是一帮光着脚的农民来到城里开始做物流,“国际快递”也只不过好听而已,实际操作非常简单,就是“收货——发货”。所以我干了两个月就走人了,然后在里面拉走了一帮人,到另一家公家做空运。
坦白来讲,这段时间我的管理水平没有长进,因为身边带的人都是农村娃,平日里也总是打牌、喝酒、吹牛逼、混日子。我那时女朋友读完书,也跑到广州陪我,所以我们每个月都是“月光族”。
两千块钱在广州其实很少,根本不用花就没了。
一个人在外地是很难熬的,很多干苦力的外地人,每月工资甫拿到手,就喝大酒找小姐。当时公司仓库里有个家伙,四十多岁,和老婆两地分居,人挺老实,也挺色。我们在办公室没事做的时候,就跑下去逗他。有一次在他床上发现了几根“长相不太规则的毛”,就怀疑他晚上带别的女人来住过。他很害羞,更害怕我们将此事说出,只好请我们吃饭,封嘴。
那段时间,用一句话概括就是:穷,并快乐着。
这种生活是这个城市给予的,我付出努力和劳动,换取微不足道的一点点收入,所以我并没有“感恩”的情怀在里面。
你看很多成功人士,日后对着电视机,一口一个“感恩”,很奇怪的是我没有,虽然我到现在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成功。
我觉得,感恩是放在心里的,不用摆在嘴上,摆在嘴上太假。
坦白讲,我不大感恩那段时间,压根上来说,我根本瞧不起那个老板。比如员工在公司里喝水,她都要从每个人身上扣五块钱,又天天想什么“军事化管理”,一声招呼不打,就突然叫所有员工马上回来。所以我在这个女老板的公司里只待了三个月,是我所有打工经历里面时间最短的。
这里就牵扯到一个问题:跳槽。
我并不喜欢跳槽,只是想学到自己想要的,但是拿不到,只能自己跳了。也许有人觉得我是“跳槽狂人”,但我还算不上狂人,我身边认识的几个跳槽猛的频率都比我高,而且是跨行业跳,多的达到五六十次,连自己的名字都不停的换,全是假的,到后来连自己叫什么都不知道了。
我和他们不一样,他们跳槽完全是盲目的,我跳,是为了拿到自己想要的。他们连自己的职业方向,包括自己将来的发展等都是模糊的,这种跳法能不失败吗?我跳槽最起码有个目标,拿到了东西才走,而且我不跨行业乱跳,这是我理智的方面。
我到这时已经经历了两个公司,都是物流,一个国内一个国际。
也许有人觉得我第一次打工所在的公司更像个江湖,我从里面逃出来,只是又踏进了另一个江湖。因为坊间有一句话: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其实我觉得没那么夸张,甚至还用不上江湖这个字眼,就是在这里混口饭吃,看谁混的更牛,如此而已。
就像我所在的第一个公司,的确是个家族企业,算是个土公司,老板和别的公司竞争也会采取不正当手段,但是公司内部还是正常的。
或者说,对外可以不正当竞争,而在公司内部,老板是决不允许这样搞的。这一点很有趣,盗亦有道,其实没有文化的人,他是不允许自己的企业没有文化的。
所以我的第一个老板最佩服我的一点就是:我有脑子,有文化,只可惜我不是吴用。就是那个女老板,对我评价也还可以,觉得我很老实。
我觉得自己本身其实还是很善良的,只是有时候被环境所改变,为了适应,摆出一副恶人的假象。而且这个假象的面具也许会永远戴在脸上,因为面具是相对的,对家人、恩人、朋友、好人,我还是坚守善良的原则。
这一点永远都不会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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