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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再现民国老校长们倡导通才教育的远见卓识
★重述民国教育传奇的来龙去脉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梅贻琦
★大学教育的目标，决不仅是造就多少专家如工程师医师之类，而尤在乎养成公忠坚毅，能担当大任，主持风会，转移国运的领导人才。—竺可桢
★要大学好， 必先要师资好。为青年择师， 必须破除一切情面， 一切顾虑， 以至公至正之心，凭着学术的标准去执行。—罗家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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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本书在广泛搜集史料的基础上，介绍了蒋梦麟、胡适、梅贻琦、张伯苓、竺可桢、任鸿隽、罗家伦、胡先骕这八位民国期间最具传奇色彩的大学校长。这些教育大家桃李满天下，他们的人格魅力在治校过程中大放异彩，他们民主治校、自由育人的光辉思想历经时代变迁，在当下依然熠熠生辉。
民国时期的大学经历了从北洋到日本侵华战争的历次政局剧变。老校长们无论在承平还是战争时期都不畏强权，广集良师，大力提倡通才教育，培养出无数英才。尤其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老校长们有的临危不乱，指挥若定，使治下学校弦歌不绝。八位校长中的胡先骕所掌舵的中正大学，更是在临近前线的江西从无到有创建起来，这在古今中外的教育史上也是一个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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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智效民，中国当代人文学者，1986年调入山西省社会科学院，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研究。
代表作有《心理的单间》《胡适和他的朋友们》《八位大学校长》《往事知多少》《思想操练》等。其中《胡适和他的朋友们》被国家图书馆首届文津奖定为“推荐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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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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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蒋梦麟：“北大功狗”
胡适：民主自由治校
梅贻琦：“清华的名片”
张伯苓： 中国私立大学的拓荒者
竺可桢：“浙大保姆”
任鸿隽：科学的救国梦
罗家伦：政治家如何治校
胡先骕：不该遗忘的老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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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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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就在蒋梦麟组建的“新北大”刚刚开学之际，就爆发了震惊世界的九一八事变。不久，日本侵略者又攻占山海关和承德等地，平津一带炮声隆隆，战云密布。为了救护受伤的抗日将士，北大师生成立了一所伤兵医院，蒋梦麟夫人亲自担任院长，组织教职员夫人和女学生充当看护。通过抢救伤兵，蒋梦麟进一步看到中国军队虽然缺乏现代武器，却勇于以自己的血肉之躯抵抗外来侵略。他认为：“国军以血肉筑成长城抗御敌人的弹雨火海，主要的凭藉就是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这种精神使中国在漫长痛苦的八年之中愈战愈勇，虽然千千万万的人受伤死亡，中国却能始终连哼都不哼一声。我们虽然节节失利，却终于赢得战争。”（《西潮?新潮》第201
页）
除了愈战愈勇的中国军队之外，中国的大学堪称抗战胜利的精神堡垒，大学校长则是大家的精神领袖。在这方面，蒋梦麟的表现可圈可点，令人钦佩。比如1935
年11 月，蒋梦麟与北平各大学校长、教授联名发表宣言，斥责冀东伪政府，反对华北“自治运动”。为此日本宪兵找上门来，
“请”蒋梦麟去位于东交民巷的日本兵营进行解释。蒋梦麟毫无畏惧地深入虎穴之后，一个日军大佐居然想把他挟持到大连。面对这种危险局面，蒋梦麟冷静地说：“如果你们要强迫我去，那就请便吧—我已经在你们掌握之中了。不过我劝你们不要强迫我。如果全世界人士，包括东京在内，知道日本军队绑架了北京大学的校长，那你们可就要成为笑柄了。”（同上，第203
页）
在这位大义凛然的北大校长面前，无计可施的敌人只好把他放了。事后，宋哲元将军因无法保护他而劝他离开北平，蒋介石也派陈诚前来表示慰问，但他还是留了下来。他说：“从民国十九年（1930
年）到二十六年（1937
年）的七年内，我一直把握着北大之舵，竭智尽能，希望把这学问之舟平稳渡过中日冲突中的惊涛骇浪。在许多朋友协助之下，尤其是胡适之、丁在君（文江）和傅孟真（斯年），北大幸能平稳前进，仅仅偶尔调整帆篷而已。”他还说：在这种情况下，“科学教学和学术研究的水准提高了。对中国历史和文学的研究也在认真进行。教授们有充裕的时间从事研究，同时引导学生集中精力追求学问，一度曾是革命活动和学生运动旋涡的北大，已经逐渐变为学术中心了”。（同上，第199—200
页）
摘自《蒋梦麟：“北大功狗”》
1948 年12
月北平被围困的时候，梅贻琦是搭乘最后一班飞机离开的。他走的目的，是为了保护清华基金。梅贻琦去了美国后，生活非常艰难，年过花甲的梅夫人不得不再次出去打工。后来，梅夫人在一次座谈会上说，梅先生晚年病重的时候，胡适想劝他写遗嘱，好对公事私事有个交待。但是梅先生不爱听，直到去世也没有写。不过在他的病床下有一个皮包，皮包里放着什么，连梅夫人也不知道。梅先生去世后，秘书先把这个皮包封存好，然后在一个公开场合打开，大家一看，里面全是清华基金的账目，一笔一笔，丝毫不差。（《梅贻琦先生纪念集》第318—319
页）
对于这件事情，孙汉观谈得更透彻。孙先生说，当年他从美国回到台湾，曾与担任台湾清华大学教务长（后任校长）的陈可忠闲谈，陈盛赞梅先生的伟大。陈说这些年来，“清华庞大的美金收入，全由梅先生一人管理和支用，无人监督，而到今梅先生还是‘两袖清风’，真是了不起可钦可佩的廉洁！之后梅先生病故，一无遗产留下，更证实此语之不虚也！”许多人听了这些故事，也许会认为梅先生确实伟大。但是孙先生却有另外一番感慨。他写道：“不过凭良心说，在当时作者听到这句话时，心中非常难过。因为那时刚从美国久住回台，在美国从来没有听到过一位大学校长可把校款私用，公款公用是一位校长的本分，如果一位校长做到了，他只是守公守法，没有什么可特别褒扬的??现在看来……梅先生能在长时期无人监督的情形下不随污逐流，真是黑暗中的一颗明星。陈可忠先生认为梅先生的‘两袖清风’，是最高的美德，诚有极深刻的意义！也影射着我们社会美德的堕落也！”
孙先生认为：“与节俭一样重要，但一样被人忽略的是廉洁。”什么是廉洁？“廉洁就是不贪污。”什么是贪污？贪污“就是偷窃或抢劫公家的财物和权力，作为私用”。他还说：“大家都知道偷窃或抢劫别人的财物和权力，是不道德的事，但是公家的财物和权力，似乎是另一回事，人们可任意偷抢，而不认为是在偷抢，因此贪污几乎已成了一种传统的文化。”（同上，第382—384
页）
摘自《梅贻琦：“清华的名片”》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军违背国际公约，公然派飞机轰炸南开大学。随后，日本兵又进入校园到处放火，使学校变成一片废墟。1937年7
月31
日，《中央日报》报道说：“两日来日机在天津投弹，惨炸各处，而全城视线，犹注意于八里台南开大学之烟火。缘日方因二十九日之轰炸，仅及两三处大楼，为全部毁灭计，乃于三十日下午三时许，日方派骑兵百余名，汽车数辆，满载煤油到处放火，秀山堂、思源堂（以上两大厦均系该校之课堂）、图书馆、教授宿舍及邻近民房，尽在烟火之中，烟火十余处，红黑相接，黑白相同，烟火蔽天，翘首观火者，皆嗟叹不已。”（同上，第82
页）
日本军队为什么对南开大学下此毒手呢？这与他们对南开的特殊忌恨有关。
早在1916 年，张伯苓曾在沈阳作了题为《中国之希望》的演讲。出于好奇，张学良听了这次演讲。在谈到中国面临的危机时，张伯苓说：
“每个人都要自强，只要人人有了自我，中国就亡不了。我们必须有这么想的气概，不管人家怎么说，自己要有这种信念！”这些话使十几岁的张学良感到强烈的震撼。后来他谈到这一经历时说：我能有今天，全
是张校长当年的话起了作用。
1927
年，日本窥视东北的野心日益明显，张伯苓到沈阳、大连考察后，在南开大学成立“满蒙研究会”（后改为东北研究会）。研究会的活动得到张学良的支持。毕业于南开中学的著名美籍华裔学者何炳棣说，在东北研究会主持下，编写了一本《东北经济地理》的教材，非常系统地介绍了东三省的自然和人文地理。何先生认为：“这本教材无疑义地是当时国内有关东北地理有限著作之中最好的一部。??南开中学能如此爱国，编印出专门教材，开一专门新课—这个纪录，可以向近代世界各国所有的中学‘挑战’。”（同上，第392
页）
1930
年，张学良改组东北大学，张伯苓派出身于南开，后来又留学英国的宁恩承前去担任执行校长，对张学良帮助很大。在这前后，张学良也捐赠土地、巨款，支持南开大学。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大学迁入关内，南开大学接收该校不少学生。当时，张伯苓还出任天津抗日救国会领导人，积极组织声援东北同胞的活动。长城抗战期间，他又多次派学生去前线慰问抗日将士，并亲自写信鼓励他们努力杀敌，为国争光。西安事变爆发后，张伯苓致信张学良，希望他以大局为重，悬崖勒马，释放蒋介石，和平解决危机。
值得一提的是，1934
年第十八届华北运动会在天津召开，“南开啦啦队”在看台上突然打出“勿忘国耻”、“收复失地”的标语，并发出激越的呼喊。全场三万多人为之震惊，并报以震天动地的掌声。当时日本驻天津的最高长官梅津就坐在主席台上，他当即向运动会副会长兼总裁判张伯苓提出抗议，但张伯苓反驳说：“中国人在自己的国土上进行爱
国活动，这是学生们的自由，外国人无权干涉。”梅津愤然退席后，向天津当局提出抗议。日本驻华使馆也向南京政府进行交涉。据说当局要张伯苓管束学生，于是张把学生领袖召来，所说的第一句话是“你们讨厌”；第二句话是“你们讨厌得好”；第三句是“下次还这么讨厌”，但“要更巧妙地讨厌”。（《张伯苓与南开大学》第46
页）此外，驻扎在八里台附近的日本军队经常骚扰南开大学，双方还发生过较大冲突。这显然是
日本侵略者对南开恨之入骨的原因。
对于南开面临的危险，张伯苓早有预料。1935
年他去南京，在南开校友聚会时说：“九一八以后，尤其《何梅协定》签字以来，平津一带随时可有战局。同学们固应爱护母校，但尤应爱国。天津如被侵袭，早受日人嫉恨的南开学校，其遭遇破坏自属必然。但我们不可因此对抗日有所顾虑。南开学校与国家比，实不算顶重要。有中国在，则南开纵使遭到破坏，何患不能恢复。”（同上，第302—303
页）南开校园被毁后，张伯苓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表示：“敌人此次轰炸南开，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益奋励。”（《张伯苓纪念文集》第261
页）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南开大学与北大、清华在长沙共同组建临时大学，随后又转移到云南，成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为国家保存了学术文化命脉，谱写了中国人在抗日战争中弦歌不绝的佳话。在这方面，允公允能、愈挫愈奋的南开精神起了不容低估的作用。
摘自《张伯苓：中国私立大学的拓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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