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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葛兆光，不要只问我从哪里来？我们是谁？这是要讨论中国人的“来源”，我们的祖先是“谁”，我们身上流着谁的血脉？不过，如果反过来问“谁是我们”，也许意思就反转过来，成了追问中国人的“认同”，什么人可以成为“我们”，什么人能够被我们承认为同一文化传统中人？
★陈伟民，从“阿灿”到“蝗虫”。至此，中国内地的经济崛起冲蚀了香港人的价值，香港人与内地人的身份已调了位置︰以往香港人视罗湖城为购物天堂，今天内地人视海港城为购物天堂；以住香港人在内地是大爷，今天却风水守轮流转要仰人鼻息。
★陈希我，我为什么回来？地球村不是一碗汤，而是一桌菜，至少也是一道大杂烩，那么即使合在一起煮，也要承认国家间的边界远未消失，不可能煮成糊。把“全球化”改成“国际化”，也仍有国的边界，也仍有主次，强弱，而且这强弱是有历史记忆的，那么融合就不可能。
★李泽厚，告别辛亥革命。二十世纪的中国，革命成了一个神圣的口号，革命就是好的。中国最大的犯罪就是“反革命”，反革命一定是最坏的。革命被神圣化了。其实，革命不是那么神圣的。我们现在反对革命，就是反对神圣化“革命”。我提出的“告别革命”，就是要告别辛亥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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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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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睿》9月号封面话题为“我们是谁”，作者葛兆光＼陈众议＼陈伟信\蒋友柏＼陈希我等，各自从不同的视角表达了他们对全球化进程中和日常生活中所存在的有关身份认证的观点和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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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葛兆光：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院长、博导。主要研究领域为古代中国宗教史和思想史。著有
《宅兹中国》等；
作品见12页：《不要只问我从哪里来》
蒋友柏，男，1976年生，蒋介石曾孙，蒋经国之子蒋孝勇与妻子方智怡的长子。毕业于纽约大学资讯管理专业。遵从父训不碰政治进军商场，目前担任台湾橙果设计公司总裁
作品见20页：《穿麻布披风的隐士》
李泽厚：著名哲学家，主要从事中国近代思想史和哲学、美学研究。著有《美的历程》、《美学论集》、《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等；
作品见34页：《告别辛亥革命》
周锡瑞（Joseph W.
Esherick）：著名美国汉学家，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教授。主要研究课题是辛亥革命与义和团运动，著有《义和团运动的兴起》，《现代中国：一部革命的历史》等；
作品见48页：《周锡瑞教授和他的叶家》
刘小枫：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导。重庆大学兼职教授。著有《这一代人的怕与爱》、《拯救与逍遥》、《沉重的肉身》等。
作品见82页：《智炬导群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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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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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睿评
记一件小事
08 馋人／汉人钟剑峰
08 马小刘／五号线
09 舒国治／最高境界的服务
话题 _ 我们是谁
12 葛兆光／不要只问我从哪里来
16 陈众议／全球化与民族认同
18 陈伟信／从“阿灿”到“蝗虫”
20 蒋友柏／穿麻布披风的隐士
22 陈希我／我为什么回来？
26 两个世界 _ 主持人／刘苏里
刘苏里龚小夏／中美关系的症结
34 北京评论 _ 主持人／马国川
马国川李泽厚／告别辛亥革命
40 南部城市 _ 主持人／任雪飞
任雪飞瑞安?森特纳／
布宜诺斯艾利斯：介于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之间
44 看中国 _ 主持人／慕亦仁
迈克尔?多诺霍／棒球在中国
48 异乡人 _ 主持人／孟湄
孟湄周锡瑞／周锡瑞教授和他的《叶家》
54 场记 _ 主持人／郑琼
张伟／汉娜的手提箱
58 基层文本 _ 主持人／邱志杰
林仲璐／国际机场“共和国”
60 台北咖啡馆 _ 主持人／初安民
杨在宇／黄春明 ：我是文化人，不要选边站
64 九年级 _ 主持人／蒋方舟
蒋方舟／长安青年
68 门牌号 _ 主持人／杨葵
满岩／王府井大街22号
74 小时评 _ 主持人／马立诚
马立诚／人跟在高楼后边跑
76 小春秋 _ 主持人／李敬泽
李敬泽／哭秦廷
78 淘金史 _ 主持人／何帆
何帆／欧元散发出一股希腊的味道
82 读书笔记
刘小枫／智炬导群迷
86 先读
盐野七生／罗马人的故事
90 还原
孙旻／“迷惘的一代”在巴黎
96 短篇
巫昂／两个德国人
104 窗
丹尼尔?凯尔曼／缺席是无法捕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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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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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泽厚：告别辛亥革命
采访地点：北京 东城区 李泽厚寓所
现在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很多人都是情绪左右自己的判断。不管是对现实问题，还是历史问题，都带有情绪，尤其是以对现实的情绪来研究历史问题，这是得不到真正客观真理的。
辛亥革命的成功是非常偶然的
马国川：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近年来对于辛亥革命的评价呈现出多元化的局面。下个月将迎来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作为一个思想家，您对辛亥革命有何评价？
李泽厚：很简单，如果没有辛亥革命，中国会通过渐进改良的方式实现社会的转型。在辛亥革命之前，清政府已经在进行改革。比如，那时制订的法律，在今天看也是很超前的。
马国川：当时确实制定了许多法律，甚至新闻法都有了。1906—1908年，清廷相继颁布了《大清印刷物专律》、《报章应守规则》、1907年颁布了《报馆暂行条规》、《大清报律》，构成了比较完备的新闻法律体系。
李泽厚：这些法律明确赋予国民以言论出版自由的权利，相当不错。另外，很多主要省份都有了咨议局，议会已经成型。各地立宪派已经大体长成，许多新的制度、机构、规则也在不断建立、筹划和实行。
马国川：问题是，为什么改革被革命取代了呢？
李泽厚：清朝准备立宪，原来设为九年，大家觉得太长了，后来改成五年，革命党还是认为太长。遗憾的是，就在这期间，也就是在1908年，慈禧死掉了。如果她早死十年就好了，戊戌变法就成功了；如果她晚死十年也好了，就不会有辛亥革命了。
为什么呢？因为辛亥革命的成功是非常偶然的。武昌起义后，清廷派袁世凯去镇压起义军。北洋军队把汉口、汉阳打下来后，袁世凯就按兵不动，开始和清廷讨价还价。假如慈禧在世，袁世凯根本就不敢这样做。慈禧有权谋，能够统帅、控制比袁世凯的权势大得多的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在慈禧面前，袁世凯是非常畏惧的，根本不敢心存异想。所以，如果慈禧活着，即使发生辛亥革命，很快就会被慈禧压下去的。
马国川：在您看来，辛亥革命能够成功是非常偶然的。
李泽厚：非常偶然。
马国川：我自己可能是受到一些宣传的影响，所以总觉得，包括辛亥革命在内的革命运动，如果仅仅归结于一些历史偶然性的话，似乎有些不妥。比如，我很难理解，太平天国搞了那么长时间也没有成功，可是到辛亥年间，为什么一夜之间一个庞大的封建王朝就分崩离析了呢？
李泽厚：其实，太平天国也有成功的可能。假设当年洪秀全打下南京后不是急于称帝，而是直取北京，就可能改朝换代。但是，洪秀全定都南京，杨秀清也不再亲自带兵打仗，派两个部下北上，援兵也接济不上，北上部队被消灭了。这两个错误是致命的，再加上内讧，北王韦昌辉杀了杨秀清东王府两万人，那都是不得了的人物。从此，太平天国就走向了末路。
马国川：但是到辛亥的时候，为什么偶然事件能够打垮清廷呢？
李泽厚：那时人心已经完全丧失了。不管哪个党派，哪个利益集团，都觉得清廷不行了。就像在1948年前后，蒋介石、包括他的高级军官都感觉不行了，军心已经涣散了。辛亥时更是如此，所以一场武昌起义就摧枯拉朽一般地打垮了清王朝。
我不赞成金观涛的“历史超稳定结构”学说。他们认为所有历史都是必然的，“文化大革命”也是必然的。不对，如果没有毛泽东会有“文化大革命”吗？，没有秦始皇中国会统一吗？我看不一定，世界上也没有那么多必然的事情。历史就是这样的，有时候一两个人就可以决定历史。特别是在军事、政治上，偶然性很大。
马国川：那么，在您看来，什么是必然的呢？
李泽厚：只有经济发展是必然的。当然，经济也有倒退的时候。经济倒退，不如几十年前，历史上有这个情况。但政治、军事的不确定是最多的。所以，一部中国历史、一部中国政治史就是帝王将相史，有些人很不平，主张应该是平民老百姓的历史。其实不对，因为就是这些政治人物对历史进程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对于那种把什么都推到文化上的说法，我极不赞成。文化人人有责，但政治是政治家的责任，搞出一个坏政府，甚至导致天下大乱，政治家要负最大的责任。
在改革中，一定要保证政府的稳定
马国川：我有一点疑问向您请教。如果慈禧早死十年的话，戊戌变法可能成功，这一点我赞成。但是，慈禧晚死十年会造成什么局面？我觉得恐怕难说，难道中国真的会走上渐进改革的道路吗？
李泽厚：这是完全有可能的。我这样说有充分根据。我本来是搞近代思想史的，我研究过辛亥革命，看过很多材料。
慈禧死后，清廷搞皇室内阁，是非常愚蠢的。慈禧太后不会干这种蠢事，她在世时是重用汉人的。重用李鸿章，重用张之洞，谈判都是让李鸿章出马。慈禧太后也不会推出“铁路国有化”，引起保路风潮。
马国川：所谓“铁路国有化”，其实就是“国进民退”。它导致四川发生保路运动，湖北兵力被调进四川，武昌起义时湖北兵力空虚，这是革命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李泽厚：所以，一个最高领导人的能力、智慧是非常重要的。
马国川：慈禧可能不会做许多蠢事，可是她的改革底线也是有限的，能够设想她交出权力吗？
李泽厚：只要给予充足时间，变化就会发生。慈禧废科举是不得了的事情，谁也不敢做，她做了。废科举，斩断了一切士大夫的传统道路，等于斩断了皇权制度的基础啊。她能够做出这等大事，还有什么不可设想的呢？那真是向世界看齐啊。
马国川：但是当改革涉及到她自己的利益的时候……
李泽厚：只要保证她的利益，可以慢慢来，她搞开明专制也可以。在和革命党论战时，梁启超提出“开明专制”是有道理的。在改革中，一定要保证政府的稳定。慈禧死后，一帮子蠢材搞“皇族内阁”，马上让革命党钻了空子，搞坏了。如果慈禧在世，不会推出“皇族内阁”，这是非常愚蠢的事情。但历史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只有三五十年，三五十年等于一瞬间，机会很容易就错失掉了。
马国川：如果慈禧还活着，好，给她十年时间，总之她是要死的，一旦她死掉之后呢？
李泽厚：她的继任者权威递减，慢慢的权力就可以更快让出来。辛亥革命之后，皇室提出，只要保证我们的安全，不搬出紫禁城，其他的都给你们。根本没有动什么武器，一个王朝就瓦解了。
马国川：但是，在慈禧死后，清王朝已经岌岌可危、朝不保夕了，为什么就不能搞革命加速其垮台，而要维持一个眼看着要垮了的政府呢？
李泽厚：一个要垮的政府也比没有政府强，无政府是最可怕的，因为任何人可以干任何事情。一个国家没有一个最高权威，任何地方军阀、任何个体都可以为所欲为，社会就会重新陷入野蛮杀戮的“丛林状态”。就是任何人可以杀任何人。清政府垮台以后，尤其是袁世凯去世后，中国不就是陷入了长期的军阀混战了吗？
马国川：辛亥革命开启了以后的几十年革命。
李泽厚：对，不断地革命。辛亥革命的胜利是一个偶然性事件，之后形成了很强的历史惯性。不要以为清政府是一个力量非常小的体制，它在人心中还是有很大作用的。以中国之大，人口之多，观念差异之大，各种利益的冲突、各种情况的不均衡等等，要重新建立一种统一的公认的权威、体制，谈何容易！清政府被打倒以后，人们就无所适从了。辛亥革命开始不久，就开始滥杀人了，谁军权在握，想杀人就杀人。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国内大革命，然后是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前后搞了六七十年。有大量资料证明，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并没有加速现代化，而是相反。
马国川：辛亥革命从反面证明了，实际上改良比革命要好？所以您对一生坚持维新改良的康有为的评价还是蛮高的。
李泽厚：对，革命党当时骂康有为保守，连他的学生梁启超都开始倾向革命了，只有康有为依旧坚持改良思想。谁也没有想到，光绪和慈禧一天死掉了。如果不是这样，慈禧死后，光绪亲政，康有为就很有希望了。所以光绪之死，是对康有为的最大打击。现在对梁启超、严复、章太炎都评价很高，对康有为的评价很不够，很不公平。历史会越来越清楚。
马国川：其实这些年已经开始在变化了。比如说，现在大家对清末的宪政运动的评价越来越高了。
辛亥革命留下的主要是思想上的意义
李泽厚：我对辛亥革命的评价很低。但是，我也要强调一下，也不是说革命没有带来一点好处。革命至少带来了平等的观念，带来了社会正义的观念。辛亥革命也好，毛泽东的革命也好，至少强化了平等、正义的社会观念。所以，革命也不是完全坏的事情，主要是代价太大了。
马国川：您主要看是从代价的角度来评价革命。
李泽厚：如果不革命，社会本身可以更好。法国大革命多少年，结果让英国跑到前面去了，因为英国政权稳定，建立了比法国更稳定、巩固和适应性强的政治体系和制度，发展更平稳。但是因为没有经过革命，英国人的等级观念很强。
马国川：在欧洲，法国和英国是两个典型国家，走的是完全不同的道路；在亚洲，中国和日本的道路选择也是明显不同的。
李泽厚：平等、正义的社会观念，中国现在还是贯彻比日本要好。这是拜革命之赐。在中国，平等、正义的社会观念比较广泛地被大家接受，认为这是对的。你看在印度，到现在许多人仍然认为，人生来就应该是不平等的，有些人生来就是贱民，低人一等。所以说，革命也是有好处的，不可一笔抹杀。
马国川：上世纪的中国，一味地提倡革命，肯定革命，歌颂革命。而现在有一种另外一种倾向，就是完全否定革命，认为革命就是群氓的盲目运动。
李泽厚：不对，如果这样的话，革命党根本不可能取得天下。我反对把革命神圣化，也反对完全否定革命。
现在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很多人都是情绪左右自己的判断。不管是对现实问题，还是历史问题，都带有情绪，尤其是以对现实的情绪来研究历史问题，这是得不到真正的客观真理的。我们要理智地、冷静地、客观地对待历史和现实。不能因为今天的问题而否定历史，也不能因为历史而无视现实的问题。
马国川：您在八十年代讲“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变奏”，辛亥革命时，革命和改良的竞争局面，是否也是“双重变奏”的一部分呢？
李泽厚：二者是不同的。辛亥革命主要是政治上，我所讲的启蒙不完全是政治上的。启蒙讲个体的自由、个性的解放，和政治不是直接相关的。“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变奏”虽然我是从辛亥讲起的，但展开是从“五四”讲的。
辛亥革命确实也有救亡和启蒙的问题。当时，革命党认为清政府出卖汉人，已经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了，要救中国必须把清政府推翻。这就是救亡。陈天华的《猛回头》呼唤的就是救亡，压倒了邹容《革命军》的启蒙。结果，名义上建立了民主共和国，但并无意义，各方面比过去还糟。袁世凯不也想做皇帝吗？因此五四才大讲启蒙，但后来又被救亡所压倒了。
马国川：中华民国这种体制的建立，就是辛亥革命的产物。我记得鲁迅先生说过，“只要中华民国存在一天，就是他（孙中山）的丰碑。”
李泽厚：辛亥革命留下的主要是思想上的意义。遗憾的是，民主共和的思想始终没有落实下去，没有成为政治制度。如果能够落实成为制度就好了，那就有宪政了。
马国川：为什么没有落实成为制度呢？
李泽厚：因为没有建立新制度的基础。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势力的基础。所以张謇说过，革命成功了，革命党就没有了。思想是留下了，这是思想史上的一个花朵。革命思想有它的伦理学价值。
马国川：革命思想的价值体现在什么地方？
李泽厚：就是说，坏的东西一定要推翻。社会总是需要一种批判的力量。任何一个好的社会，激进的批判力量作为思想表达，都是应该允许的。
马国川：您对于革命思想、革命理想，主要是从思想的角度上来加以肯定。
李泽厚：要笔的自由，不要枪的自由。笔的自由包括百家争鸣、互相争论。百家争鸣好久不讲了。
要告别辛亥革命
马国川：您在早年写的一篇文章里面讲到，中国近代以来的六代知识分子，第一代就是辛亥一代。您对那一代知识分子怎么评价？
李泽厚：这一代时间跨度比较长，从康有为到鲁迅都是，康有为是旧时的知识分子，鲁迅后来就是所谓的第二代了。但是，第二代知识分子基本上都参与了第一代的活动，像鲁迅在辛亥革命之前就跟那些革命党在一起。第一代知识分子参加革命的时候，好多人还是老先生。像章太炎为什么那么出名？因为他的旧学功底深厚，这样的人也参加革命，号召力影响力当然很大。第一代知识分子是新旧交替的一代。那是非常新的时代，可是大部分知识分子还是旧的，有的还是举人、进士、翰林，像蔡元培。
到五四这一代就转过来了，因为代表旧势力的王朝已经垮掉了。
马国川：五四一代就是新的东西占主流了。但是随着时代的转变，激进的思想开始增多。
李泽厚：是啊，到第三代知识分子，就是大革命的一代了。其实，第一代就开始激进，孙中山就是第一代知识分子。
马国川：激进的思想越来越成为一个主流，这种激进也是有它的合理性的。二十世纪里，中国差不多有四分之三的时间都是在革命。
李泽厚：而且革命成为一个神圣的口号，革命就是好的。在以前，中国最大的犯罪就是“反革命”，反革命一定是最坏的。革命被神圣了。其实，革命不是那么神圣的。我们现在反对革命，就是反对神圣化“革命”。我提出的“告别革命”，就是要告别辛亥革命。
马国川：有些人批评说，80年代您是思想启蒙的导师，而后来您越来越趋于保守了。您提出“告别革命”，在有些人看来，就成为了一个守旧者。
李泽厚：我本人是革命的参加者，我有资格“告别革命”。四十年代我在湖南参加学生运动，是冒着生命危险的。在军警林立戒备森严中，我曾经把鞋底纳起来里面夹着的是油印的毛泽东的文告。万一被人怀疑抓起来，命都可能保不住了。所以我曾经对的学生说，不怕死有什么了不起，我就不怕死。
马国川：当年您参加革命是发自内心的，而不是被某些人鼓动和煽动的。
李泽厚：我是自己选择的，我的基本理论都是自觉选定，不是别人灌输的。我是比较顽固的。我有很多观点，现在还是认为不需要改变。
马克思的理论信徒很多，真正得到马克思思想的是社会民主党，伯恩斯坦们所讲的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但是他们一开始就被排出去了。所以中国接触不是马克思主义，是马列主义。不过，尽管被人骂，直到现在我还是坚持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前提。经济基础是最重要的，经济是前提，但不是经济决定一切。我提出社会发展的四顺序：经济发展，个人自由，社会正义，政治民主。这被一些人骂得一塌糊涂。我在美国和一些大学者争论，他们批评我是“经济决定论”。因为我把政治民主摆在最后面，把经济发展摆在第一条。我认为，其他是软道理，只有经济发展是硬道理。这是马克思的影响，谁也改变不了我。
马国川：对于马克思的革命理论，您有了新的认识。
李泽厚：是的，对革命的认识，我的确改变了。当年我崇拜的是激情和理想，抱着建设一个真正的民主新中国的信念。真正对革命的动摇是在“文革”期间，“文革”时候我对革命的信念彻底动摇了。我发现，“文革”不就是法国大革命吗？为什么一定要革命呢？革命为什么一定就是好的、就是正确的呢？于是开始了对革命的怀疑。
马国川：实际上，您对革命的怀疑是在文革期间完成的，到世纪末提出“告别革命”。
李泽厚：在八十年代后期我也讲过类似的意思。那是在广州，我说：辛亥革命不一定成功，戊戌变法不一定失败。当时有报纸登出来了。到1995年正式提出“告别革命”，并不是偶然出来的，不是随便讲这么一句。
马国川：那本书是1995年出版的，世纪末，正好是对20世纪的一个回顾。
李泽厚：那本书的副标题就是“回顾20世纪”。《告别革命》这个标题是我起的，原来的标题不是。我记得那天开车回去，在路上突然想起刘再复有一本书叫做《放逐诸神》，两个书名正好做个对仗。
马国川：对今天中国来说，您的“告别革命”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因为现在主流仍然在鼓吹革命是神圣的。
李泽厚：国内外都有人批判我的观点。有些人根本没看书，有些人是没有看懂。有些人说，共产党是靠革命起家的，你反对革命就是反对共产党。这其实没有什么道理。如果现在再发生革命，是革谁的命？我认为，再革命更麻烦，现在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取代现在的执政党。我还是坚信，有政府比没有政府要好得多。最坏的政府也比没有政府好，长期的无政府状态是最可怕的。20年前我就说了这话。
有些人反对我的“告别革命”，我就反问，现在革命怎么“革”法？上山打游击、城市大暴动、还是哄抢企业家的财产？这样革命就会成功？不，我看会彻底失败。
马国川：我同意您的看法。但总觉得您的这种理性的冷静，有冰冷的感觉。
李泽厚：情感上难以接受吧？理性和情绪比较，理性是比较可靠的，情绪是最不可靠的。80年代末就是如此。当时我就批评“激情有余，理性不足”，其实是针对当时的，这有文可查，可惜没人注意。当时的人们有两个问题，一是情绪左右思想，二是缺乏具体思维。要革命却不想如何具体革，也讲不出来，结果是空洞的口号，只有发泄情绪的意义。应该吸取历史的教训。
有人说，革命容易，改良却难。革命其实并不容易，而改良则的确更难。梁启超当年是为了改良而讲革命，今天我讲告别革命是为了能够慢慢改良，现在革命已经没有什么意义，关键就是怎么样推动执政者进一步改革。我还是注重经济力量的影响和推动，现在就应该大声疾呼落实“非公经济三十六条”，让民营经济有一个大发展，使得官员不得不改革。以经济发展推动政治制度逐步地改变，比较可靠。同时，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上也尽力而为。如果这样，还是很有希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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