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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郑永年看中国”，让我们看郑永年。
极端化的左派或者右派的声音，都只能给中国带来毁灭性的破坏。中国的发展迫切理性的声音，需要这种切实能够解释中国现实、改造中国现实的建设性思想！
经济改革行进的三十多年里，我们听到了林林总总的经济学家的声音，现在，是到了该认真倾听政治学家声音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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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本书为“郑永年看中国”系列之一，精选了作者近年来关于国家各项体制改革和制度建设的评论文章。
“所有以前的国家，崛起中的大国，都是因为它内部的国家制度的健全。所谓的一个国家的外部的崛起，实际上是它内部力量的一个外延。”
“ 一个国家，在自己的国家制度还没有健全的情况下，就很难成为一个大国。即使成为一个大国，也不是可持续的。”
这是著名中国问题专家郑永年多年前在中央电视台大型纪录片《大国崛起》中接受采访时说的振聋发聩的观点。《未竟的变革》一书，正是对郑永年先生自己这个观点的具体而深入：那么，如何来设计和重建我们的各种制度？
郑永年认为，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采用了一种以GDP为中心的经济发展模式。在这种发展模式下，中国的GDP总量变得耀眼无比，而社会所赖以生存的制度基础则不仅得不到生长，而且被破坏得一塌糊涂。利益集团坐大，中央权力弱化，贫富差距悬殊，抗议运动剧增，社会信任解体，种种现象，无不跟制度供应不足紧密相联。在本书中，作者围绕如下八个方面，全面论述了中国当如何改进和重建有效充分的国家制度：GDP主义及其替代战略的国家制度建设，作为体制改革重中之重的中央地方关系，党和政府机构的改革，开放政治与社会治理，改革中的知识分子和“自由主义”问题，围绕着国企的经济改革，围绕着土地改革的农村和农民工问题，以及灾难、危机与改革的关系。见人之所未见，发人之所未发，处处体现出作者对中国问题的深刻把握、分析能力以及冷静、务实的理性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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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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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国际著名中国问题专家，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曾任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教授和研究主任。主要从事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研究。先后出版专著18部，主编学术著作18部。此外，经常在报刊及其他媒体发表评论，是香港《信报》1997年至2006年的专栏作家，2004年始在新加坡《联合早报》撰写专栏。多年来，其独立而深入的中国研究以及视角独到的专栏文章，在海内外产生了重大广泛的影响。2010年1月在国内出版《中国模式：经验与困局》一书，被中共中央党校指定为教材，并入选《亚洲周刊》2010年度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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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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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从GDP主义到制度建设
从山西黑窑联系到现代国家制度
谁应对中国年青一代的权钱膜拜负责
中国的GDP主义及其道德体系的解体
教育部门的GDP主义及其后果
房地产与政府GDP主义
GDP主义摧毁中国政权基础
为何要以“制度建设”替代“GDP主义”
第二部分 改革中的中央与地方
依法行政与维护中央权威
中央地方关系的制度重建
是谁“瓜分”了中国的中央权力
中央集权要有制度创新
中国的政策执行力为什么被弱化
省政与中国的政治改革
中国少数民族政策的问题到底在哪里
中国的地方行政改革何去何从
中国当改革九四年体制
中央地方关系与中国改革新动力
第三部分 党和政府机构改革
党的机构改革势在必行
对干部“知识化”的质疑
中国干部管理制度有待改善
政府创新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前提
中国亟待突破机构改革“死循环”
中国政府改革的目标当是有限政府
第四部分 改革、开放及其敌人
开放社会对封闭政治的挑战
治理利益社会需要开放政治
改革开放和中国的前途
中国的开放及其敌人
知识和财富的“退出”潮说明了什么
哪里寻找中国政治改革的动力
第五部分 自由主义、知识精英与中国改革
中国自由主义为什么呈现“病态”
改革与中国自由主义的未来
新自由主义不是中国经济改革的唯一选择
知识分子与当代中国社会
五四运动与社会主义的领导权
自由主义的中国化及其前途
中国意识形态的两极化及其后果
第六部 分经济体制改革
“浙江模式”值得深思
中国的企业改革战略出了什么问题
金融危机和中国产业升级
“国家主义经济模式”何处去
国有企业的边界在哪里
国有企业扩张和中国制度创新的命运
中国经济改革不进则退
第七部分 土地、农村和农民工
农村的出路在于结构性政治变革
资本虎视土地如何确保赋权农民
土地流转制度与中国政治社会的改革
中国应当废除农民工制度
农民工问题与中国发展道路的选择
中国要进行三个领域的土地改革
中国的强制性城市化：是人还是土地
第八部分 灾难、危机和国家治理
矿难、国家与执政方式
谨防危机管理过程中的政权地方化
让人民参与、监督赈灾与重建
中国的自然灾害和国家社会关系
中国如何跳出自我击败的治理模式
规制国家与中国再社会主义化
金融危机与建设美好中国社会
中国基层社会无政府状态令人担忧
司法衰败、信任危机和社会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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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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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山西黑窑联系到现代国家制度
不久前，中国媒体揭露出来的山西黑窑奴工事件再次把中国推向了国际媒体的焦点。“黑奴”和“奴隶”等已经在中国媒体上久违了的词汇，成为境外很多媒体描述这件令人发指事件的常用词。这件事情是如此严重，以至于马上就受到了中国高层领导的高度重视，指示有关方面全力解决。之后，一些人也提出地方领导是否应对此负责的问题。每当一件重大事情发生，领导层先表示关注，最终可能找到几个人来担负行政或者其他什么责任，这似乎已经成为近年来较为固定的中国政治行为模式。但如同对待其他很多事件一样，这次对山西黑窑事件，各界再次表现出没有制度反省的能力。事情一发生，大家的聚焦点总是落在个人层面，忘了找制度上的原因，也因此很快时过境迁，直到下一次重大事件再次发生。没有从制度层面追究责任黑窑事件固然表现得很特殊，但类似的事情在中国绝对不止这一次，只不过是有很多类似的事情还没有被人发现罢了。每次发生这样的事件，总让人惊讶。但更让人惊讶的是，这样的事情总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前些年的“非典”事件、河南群体性“艾滋病”感染事件、每况愈下的各地矿难等，所有这些事件的表现方式不一样，但可以说它们背后都具有同样的制度原因。如果不在制度上寻找原因，不从制度层面来追究责任，那么就很难阻止这样的恶性事件再次发生。如果说“黑窑”和“黑奴”是国家制度不健全的产物，那么也只有通过国家制度建设才能把如窑工那样的人民从“奴隶”状态下“解放”出来。
“奴隶”这个词经常被用来表述传统社会状态下如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社会成员和其所属组织的关系。这是一种人身依附关系，主人或者组织可以随意支配其所管辖成员。为什么传统社会下会产生奴隶?原因有很多，但从政治制度上说，主要是因为在传统社会形态下，没有统一的国家权力。国家权力存在着，但权力被各地方组织所瓜分。中国也一样，在传统中国社会，尽管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之说，但皇权根本没有能力深入社会的各个角落，人民是被地方政权所统治的。
正因为这样，近代以来的革命，无论是资产阶级革命或者共产主义革命，其关键词都是“解放”，就是要把人从非人道的制度下解放出来。革命就是要建立新的国家制度。尽管在新的国家制度下，组织也不可避免，但组织成员和组织的关系并非人身依附关系。任何组织的成员同时也是国民，受国家权力保护，享受国家权力之下的公民权。当然，在不同的政治制度下，人民所享受的自由类别和程度是不同的。但即使是享受最低限度自由的人民，其所面临的环境和传统社会下的奴隶状态也具有本质上的不同。
民主之下灾情难再隐瞒
在中国，从孙中山先生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毛泽东领导的共产主义革命，最终的目标也是解放人。经过百年革命，中国确立了现代国家制度的构架。之所以说它是现代国家制度，是因为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上，国家权力第一次有能力深入社会的各个角落。中国所确立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核心就是人。改革开放以来，从邓小平时代的“解放生产力”到江泽民时代的“三个代表”，再到当代领导层的“以人为本”，人越来越占据国家建设的核心地位。
那么，问题在于，为什么一个意在解放人、为人服务的制度，还会不断发生人奴役人的现象?从政治上说，关键在于缺少民主。民主的缺失是以中央权力为核心的国家权力弱化的最为根本的原因。在中国，很多人担心民主会削弱国家权力，但事实上恰恰相反。
印度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曾经说过，像中国“大跃进”期间发生的自然灾害，即使在印度那样的贫穷民主国家都不会发生。即使发生了，也不会像中国那样导致那么多人死亡。原因很简单，在民主体制下，没有一个地方性政权或者组织能够隐瞒灾难。这一点也可以用来解释山西黑窑现象。中央集权以人民为基础才可能山西“黑窑”和全国其他类似事件的发生是具有制度上的原因的，那就是中国还没有建立有效的国家制度。中国的体制名义上高度集权，但这个高度集中的中央权力被成千上万个高度地方化的政权和组织所瓜分。既然中央权力被那么多地方政权或者组织所瓜分，那么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在很多方面中国经常处于一种无政府状态之下。实际上，有些情形甚至比无政府状态更为严重，在无政府状态下，社会成员尚可以自救，但地方专制政权或者组织往往阻碍人民的自救行为。
国家权力为什么会弱化?情况很复杂，但原因则是非常简单，那就是国家权力一味依赖于国家政权本身，而没有有效的机制把社会或者人民的力量转化成为国家力量。一味地依赖于国家政权本身，表现为经常把国家与社会、政府和人民区分甚至对立开来。权力往往只能在政府内部流动，无论是集权还是分权，都是政权内部的事情。很多专家学者早就注意到中国政治体制根深蒂固的弊端就是其内部的脆弱性。往昔的“非典”、河南艾滋病，今天的山西黑窑事件，这些都反映了体制内部的脆弱性。P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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