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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 中国近代史研究专家王庆成考释清代史料的集成之作，对十余年海外搜访的史料进行了梳理、总结。
2. 时间跨度超二百年，内容涵盖七大领域。本书所涉史料上起顺康，下至同光，覆盖经济、行政、军事、社会等七大领域，涉及清代中外贸易史、清代地方行政等方方面面。
3. 考释严谨，极具学术价值。作者以扎实的史学功底，对文献所涉年代、人物、地理、职官、史事等进行了精细考证。其中，尤以第一部分对清代水师提督招徕外商令牌和第三部分对英国所藏的清代地方行政文书的考释，最见功力。
4. 于稀见史料中，发现历史细节。本书所收史料多为作者在国外大学图书馆中翻检出的稀见史料，尤其是第七部分收录的《佛山街略》《青县村图》《深州村图》，至今仍极为罕见，对了解清代村镇，大有裨益。另附有史料原件（或局部）的部分影印图片，弥足珍贵。
编辑推荐
“史学就是史料学。”无论史学理论如何演变，史料终究是史学的根基。王庆成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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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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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专家王庆成考释清代史料的集成之作，对其十余年海外搜访的史料进行了梳理、总结。所收史料共190余篇（件），上起顺康，下至同光，内容涵盖经济、行政、军事、社会等七大领域，涉及清代中外贸易史、清代地方行政等方方面面。作者以扎实的史学功底，对文献所涉年代、人物、地理、职官、史事等进行了精细考证。书中史料多为作者在英、美、俄、日等地图书馆中翻检出的稀见史料，尤其是第七部分收录的《佛山街略》《青县村图》《深州村图》，至今仍极为罕见，对了解清代村镇，大有裨益。另附有史料原件（或局部）的部分影印图片，弥足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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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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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庆成（1928—2018），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中国太平天国史研究会会长。长期致力于太平天国史研究，著有《太平天国的历史和思想》《太平天国的文献和历史》等，并与罗尔纲共同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太平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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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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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 经济
(一)康熙朝威略将军福建水师提督吴英招徕外商令牌
(二)开埠初期上海敦利商栈等外贸簿册文书
(1)禀批文书九件
(2)敦利号“循环簿”——丝茶到货、出口记录
(3)“逐日验货”——敦利号进口货物登录
(4)“各号验货”——敦利、“本号”等商号进出口货物登录
(5)“各号出口查验各货”——敦利、“本号”等商号出口货物登录
二 宗教
(一)武英殿监修书官寄西洋人书
(二)改杭州天主堂为天后宫碑记
(三)耆英等关于善待教徒的文书三件
(四)罗主教为禁止异教书晓示教友
(五)梁发等自述在华传教、散书情况六件
(六)圣道东来考
三 行政
(一)顺康朝督抚司道府州县谕示
(1)禁海禁邪教禁抢劫等六件
(2)招抚兵民逃亡五件
(3)垦荒均粮八件
(4)救荒九件
(5)禁滥征滥刑冒饷十件
(6)禁戒员役土豪六件
(7)戒异服、轻生及咨访民情九件
(8)乡约保甲弭盗五件
(9)观风课试十三件
(二)晚清地方行政文书杂件
四 中外关系
(一)“曾侯致英夷使臣威妥玛书”
(二)和合闲谈
(三)中西风气比较谈
(四)英国草拟的《中日北京专条》稿
(五)上海民人驱逐外国人强筑马路通告
(六)大清国忠勇众百姓义士号令——通知丑夷告白
(七)黎庶昌致宫岛诚一郎诗和函两件
五 军事
(一)广西金田会众抗拒官兵副将阵亡奏
(二)献议效法汉高明祖勿眷恋武昌一隅(残文)
(三)金陵被陷记
(四)太平军两次攻占杭州亲历记
(五)曾国藩、曾国荃、胡林翼等军务函件八通
(六)李鸿章致戈登函、札和批复
(七)嘉善庚申纪事
(八)1859年大沽口之战英军人员亲历报道
六 造反者文书
(一)上海小刀会起义文献和义和团揭帖
(二)广东天地会黄锡培供词
(三)洪仁玕亲书自述等七件
(四)洪仁玕亲书绝命诗
(五)洪仁玕亲书签驳《李秀成供》
(六)洪天贵福亲书自述、诗句等九件
(七)洪仁政、黄文英供词七件
(八)李世贤部闽南活动文书两件
(九)刘道衡携致英国“杜文秀表”等四件
(十)补录洪天贵福等供词三件
七 社会
(一)《佛山街略》
(二)《青县村图》(选录)
(三)《深州村图》(选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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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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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83—1984年我首次去美英等国访问研究，以后一些年也曾在几个国家和地区作短期的访问。在海外的这些时日里，我总是要尽可能在各图书馆盘桓，留意搜访保存在那里的有关中国历史的文献史料，除所发现的太平天国本身的文献等大都已随时发表呈献给读者外，关于清前期、晚期的其他文献，因当时工作和其他事务羁绊，多年来搁置笥底，直到1995年才有时间和决心加以清理、整理和考释。这些材料是零散的，涉及的时代上至顺康，下迄同光，涉及的方面有经济贸易、地方行政、中外关系、宗教、军事、起义造反等多端。由于它们的内容广泛，认真整理、分类特别是作考释，事实上必须进行一定的专题研究。这对我是不小的任务。尤其是某些文献涉及的领域，前人未及研究或研究较少，而我的知识准备不够，整理、考释很有难度。一件康熙年间福建水师提督招徕外商的“令牌”，本身不过三百字，而清前期的对外贸易问题，资料和研究都很不足，因而对这件“令牌”的介绍、解释，花费了相当多的精力和时间；而且写出后过些时候自己发现不足，又要修改、补充。道光二十三年(1843)上海开埠之初的一些外贸文书簿册，是世上绝无仅有的文献，1984年我在英国发现，虽十几年来经常浏览、磨勘，但只是浅尝即止。这次整理考释，尽了一番心力介绍这批文献，并且自己感觉到了这批材料的重要性，“可能影响对近代中国社会和历史的某些看法”，但尚未能做到充分的解释。研究无止境，也许以后我才会有深一些的理解。英国收藏的一册谕示抄本，收入了七十一篇给下级或晓示百姓的文书，其内容有关于田政、开荒、招抚流民者，有关于恤商恤民、禁勒索强买、禁违例放债者，有关于禁赌博、异服、邪教、贩卖妇女者，有关于民生困难、盐漕弊端者，有警戒员役、土豪者，是十分丰富生动的社会历史资料。但这些谕示的年月和发示人名都已被略去。从这一点看，抄录这些谕示成册的人并不是为了保存史料。原册已大体上分类编列。我猜测这是以作幕为业的人为了搜集参考资料而汇抄的。出于那种目的，年月人名并不重要。但不明年代却是利用这批材料的大障碍。我试从各篇谕示中述及的职官、地理、史事并用语诸方面考订，判断它们是清朝顺治至康熙二十三年(1684)前这一时期内的文件，是清朝早期地方官员的谕示。我的考订是曲折而艰难的，它们并不完全妥善，但希望有助于初步解读这批意义深远的清初社会史料。
举出以上事例是为了说明我原来对整理、研究这批文献的想法过于轻易。我的计划是对它们作整理、分类、分篇或分题作考释。“考释”二字是从萧一山先生的著作学得的。六十年前他出版过一本《太平天国诏谕附考释》，共收诏谕和其他文书十余件，其方式是影印一篇诏谕，加一二页文字说明。我觉得这种体例适合于整理这批文献。但我当时忽略了《太平天国诏谕附考释》对萧先生是游刃有余，而这批清史史料考释对我却证明是心余力绌的。我自己对“考释”的内容要求也不甚明确，因而每篇考释稿都是按照该篇写作时的理解来写，而且不断修改、重写。从1996年春开始工作，预计年底完成，但越做越感到能力和时间不足，至1996年秋冬，已是强弩之末，忘记了老之已至，终遭病魔之困。现在的书稿，并不完全符合我自己的原要求。各篇考释详略不一，部分原因是由于史料本身的内容、性质不同，另一原因还由于我已无力进行增删调整。这是要请读者谅解的。史料供利用，考释供参考、批评。如能达到这一目的，我所付出的代价也就无憾了。
书稿的出版得到武汉出版社领导和刘昌钊同志、郭廷军同志的支持和帮助，谨致诚挚的谢意。对那些曾给予我阅读抄摄便利和帮助的图书馆和朋友，也谨此表示谢意。
王庆成 1997年4月
——选自王庆成《稀见清世史料并考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6年4月
“武英殿监修书官寄西洋人书”考释
“武英殿监修书官寄西洋人书”，署康熙五十五年(1716)九月十七日作，长方形厚棉纸，以满、汉、拉丁三体文字刊印，四周龙纹，版框高36厘米，宽110厘米。满文居左，汉文居中，拉丁文居右；拉丁文末段有十六位西方传教士之名，最后一人是以画师著名的郎世宁。文件上部空白处有钢笔手写英文：The curious specimen of the stereotype printing of the Chinese was presented by professor Pollas in the Crimea to Edward Daniel，and by him to the University Library of Cambridge，A. D. 1815.意谓：此为中国刻印品的一份珍贵标本，在克里米亚的鲍拉教授送给爱德华·丹尼尔，经由他于1815年送给剑桥大学图书馆。1984年我在该馆无意中发现。
文件提到的龙安国、薄贤士、艾若瑟等人，他们都是康熙朝在华的天主教传教士。文件的内容主要是探询康熙四十五年(1706)后派去西洋的这几位传教士的消息；说其他乱来之信，真假难辨，只有派出之人回来时，事情明白，方可相信。所谓“事情”，指的是当时罗马教廷与中国的“礼仪”争执问题，这是天主教在华历史上的一件大事。
自明末耶稣会士利玛窦入华、在尊重与结合中国传统文化习俗的基础上传播天主教以来，至清初顺、康两朝，一些来华教士以天文、数学等方面的知识得到了皇帝的赏识和重视，传教活动也颇有开展。但早在利玛窦时期，天主教内部对在中国传教的方式就有争议，耶稣会士多秉承利玛窦的遗规，允许教友敬孔、祭祖及以“天”“上帝”称呼天主，而教内其他一些修会的教士则常提出反对，此即所谓“礼仪”问题。罗马教廷的态度屡有反复。至十八世纪初，教廷做出不准敬孔祭祖等严厉决定，派特使多罗(中文又作铎罗)通聘中国并与在华主教商议实行办法。多罗以康熙四十四年(1705)冬到北京，起先很受礼遇。这一年五月，在宫廷给事的闵明我、徐日升、张诚等西教士奏闻“教宗钦差大臣”已抵广东，皇帝即谕知广东督抚派员伴送，又遣员到天津迎候。多罗十月到京后，皇帝遣内大臣问候；多罗觐见时，赐坐，皇帝亲执金樽赐酒。多罗住京年余，觐见多次。康熙帝曾追问其出使原因，多罗声称：“欲禁绝中国敬孔子与敬亡人之礼，以为异端，不准教士教民沾染。”这使康熙帝大为不悦，对当时也在北京、激烈反对“异端”的浙江主教闫当(亦作颜当)，更予斥责，指为“不通文理”“妄论中国理义之是非”，以为多罗是误听闫当之言。他说，“西洋所来者甚杂”，“难以分辨是非”，于是派出龙安国等去西洋，也就是去教廷，想把事情弄明白。
派出的使者带去了康熙对礼仪问题的见解。此前，他几次向在华西教士表示肯定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的成规，并批示，敬孔敬祖纯为表示爱先师爱先人，是一种俗礼，与宗教无涉，并无宗教性质。但多罗却在南京正式公布了“禁条”。于是康熙又一次派艾若瑟等去教廷传达他的意思。他对艾若瑟之行尤为重视，说：“其艾若瑟所奉去的旨意，乃是朕的真旨意。”他要等艾若瑟等回来，明白多罗等人的活动是否确系“教化王”之意，再采取对策。这一文件表明了康熙在“礼仪”争执中处理与教廷关系的严肃慎重态度。
武英殿监修书官寄西洋人书但是，1715年罗马教宗又发表一份十分严厉的通谕，要求在华传教士宣誓遵守“禁条”。在华教士向皇帝谈及此事。康熙急于求证，于是命刊刻一件以满、汉、拉丁文写的书信，寻访派出的诸教士。其实，龙、薄、卢三人或在途中，或到欧洲后病故。艾若瑟到罗马后，则因一度被教廷拘禁及体弱等，滞留多年，至康熙五十九年(1720)返华途中船行至好望角病故，遗体运到广州，康熙帝派去大臣治丧，葬于广州城外瑶台乡。这一年，教王派来特使嘉乐，企图缓和局势，但仍坚持“禁条”。康熙帝要求看“禁条”，读后十分生气，批示：西洋人不配谈中国的道理；并传谕嘉乐：“尔教王条约(按指“禁条”)与中国道理大相悖戾。尔天主教在中国行不得，务必禁止。”这开始了天主教在华传教不合法的年代。
此书信由伊都立、王道化、赵昌等出面寄出，但实际撰稿人却是康熙帝自己。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在故宫懋勤殿发现了康熙给西教士的一些文书，多为朱写或墨书朱改，后编为《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影印本》一书，其中之一即这件满、汉、拉丁三体文字刊印信的汉文底稿，底稿有朱笔删改十余处，但教士名、年月俱空白或未写。陈垣先生为此书写有“叙录”，使这些文书易于阅读。但他推断该件底稿作于康熙五十六年，则微有不确。“武英殿修书处”系内务府机构，伊都立等人当时都在养心殿、武英殿等处给事，“管制造、带西洋人事”。
文件中有“用广东巡抚院印”语，但我所见剑桥藏件并未钤印。此信是印本，据梵蒂冈所藏当年两广总督文书，此信共印了一百五十份，“散给各天主堂居住之西洋人并外国洋舡内体面商人，俱给带往西洋去”。但今存世者似极罕见；除我在剑桥所见一份外，仅悉在梵蒂冈传信部亦存有一份。
以下是这件文书的汉文全文。
武英殿等处监修书官伊都立、王道化、赵昌等字寄与西洋来的众人：
我等谨遵旨于康熙四十五年已曾差西洋人龙安国、薄贤士，四十七年差西洋人艾若瑟、陆若瑟，奉旨往西洋去了。至今数年，不但没有信来，所以难辨真假，又有乱来之信，因此与鄂罗斯的人，又带信去，想是到去了。必竟我等差去之人回时，事情都明白之后，方可信得；若是我等差去之人不回，无真凭据，虽有什么书信，总信不得。
因此，唯恐书信不通，写此字，兼上西洋字刊刻，用广东巡抚院印，书不封缄，凡来的众西洋人，多发与带去。康熙五十五年九月十七日
——选自王庆成《稀见清世史料并考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6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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