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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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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放悲歌》是一部以明代中后期文人群体为核心，深入解读其精神世界与文学创作的学术随笔集。骆玉明教授聚焦于祝枝山、唐伯虎、文徵明、徐文长等疏狂傲岸、挣脱世俗规范的“狂士”，通过细腻的文本分析，揭示了他们在政治高压、社会变迁的夹缝中，如何以“纵放”之姿对抗现实的困顿，又以“悲歌”之叹抒发内心的矛盾与苦闷。本书不仅是了解明代文人社会的上佳读本，更是一面镜子，映照出中国历代知识分子在个体与社会的张力中，关于生存、尊严与艺术永恒的思考。其论述酣畅淋漓，文笔典雅蕴藉，兼具学术的严谨与散文的韵味，为读者开启了一段理解中国传统文人悲情与傲骨的深刻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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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胸怀凌云之志的祝枝山，却希望自己的儿子平庸度日？
出身商贾之家、本应锦衣玉食的唐伯虎，怎会落得卖画鬻文、江湖漂泊的境地？
性情温和谨慎的文徵明，何以身边挚友多是豪放不羁的洒脱之人？
才情横溢的徐文长，又因何一步步走向半疯半癫的悲惨结局？
《纵放悲歌：明代江南才士诗》是骆玉明对明代江南才士诗情的深刻解读。明代中后期，社会剧变，思潮涌动，祝枝山、唐伯虎、文徵明、徐文长等才情横溢却命运多舛的文人，在政治高压、世俗浪潮与个人理想的夹缝间艰难求索。他们以诗抒怀，追求个性解放与精神自由，却又深陷时代压抑与内心矛盾之中。
骆玉明以宏阔的历史视野与细腻的文本解读，将才子们的诗作与生平置于时代图景中，透过其狂放不羁的言行与饱含悲情的创作，剖析他们“纵放”背后的狂傲与清醒、“悲歌”深处的无奈与执着。本书不仅展现了诗歌的艺术魅力，更还原了一段中国传统文人挣扎于“仕”与“隐”、“狂”与“慎”之间的心灵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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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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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玉明，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因讲课风格幽默生动而深受学生喜爱。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最近几年活跃在自媒体平台，讲《诗经》，讲古典诗词，讲《红楼梦》，讲《世说新语》，讲和文学相关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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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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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001 总论：明中叶江南才士
祝允明：万事遗来剩得狂
003 中国月亮照外国
009 人的卑琐与伟大
014 凝静之境
019 雄峻胜佳丽
025 人生须有梦
031 对儿子的期望
037 文豪做小官之苦
043 沉闷的人生
049 吴乡小景
054 心的遨游
060 面对女性的困惑
066 历史的深处
唐寅：世上闲人地上仙
075 兴高采烈写市井
080 惆怅少年心
086 走向自由的文人
092 对侠义的向往
097 南朝诗风的重兴
103 桃花仙人
108 忍与不忍
114 唐伯虎与林黛玉
120 歌唱《莲花落》
126 贫贱者的高贵
131 生死之际
文徵明：满头尘土说功名
141 石湖清景
147 朋友之间
152 外力的驱迫
158 以美人写花的意趣
164 尴尬的功名
170 文士与渔父
176 诛心之论
182 雨 · 宋诗 · 文徵明
徐渭：不觉悲歌崩白云
191 刁悍尖湍之辞
197 长夜作鬼语
202 托物言志思奋飞
208 情意温绵忆旧人
215 颓放而倔强的艺术
222 人生未必求平安
228 随想诗
235 纵论古史说名分
241 节妇的悲哀
246 多彩多情的世界
253 塞上和平曲
260 酒与诗画
267 老来慕童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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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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诛心之论
杭州西湖旁有座岳王庙，是游人必到的地方。庙内有岳飞墓园。正对着岳飞墓的墙根下，有三尊赤裸上身、双手反缚、低头屈膝的铁像，那是秦桧和他的妻子王氏以及参与制造冤狱的万俟卨。过去游人到此，都要往铁像上吐唾沫，表示义愤。跪像始建于明武宗正德年间，距今已有四百多年了。秦桧等三人挨了四百多年的唾骂，倘地下有知，不知作何感想？
其实关于秦桧是有话可说的。有的历史学家认为，南宋立国之初，力量微弱，根本不足与金人为敌，他竭力促成和议，这想法本身并不是没有道理。把这一点抛开不论，单说岳飞的冤案，也不能把主要责任归在秦桧头上。按照宋朝的集权制度，大权都在皇帝手上，相权则很有限。如不是得到高宗的认可，或至少是揣摩并投合了高宗的意图，他岂敢以“莫须有”三个字，杀害作为国家军事主帅的岳飞？不要说岳飞，就是杀一个县令，也未必如此容易。
但在岳飞死后几十年，孝宗为了推行北伐政策，为岳飞平反，将临安（今之杭州）栖霞岭下的智果院改建为岳飞祠庙。宁宗时，又追封岳飞为鄂王（所以他的庙称为“岳王庙”），他渐渐从一个力主抗战的爱国将领被改造成忠孝节义的典范。不但他的死须得有人承担罪责，而且“忠”须得有“奸”作为反衬，这任务就不能不落在秦桧头上。又按照中国人的思想习惯，凡败坏国家的事情，总有女人掺杂在内，所以又扯上秦桧的妻子。
自宋代建立岳坟和祠庙以来，诗人来到此地，多有题咏。这种诗在明代已经刻成了专门的集子。南宋叶绍翁的诗，主要是感慨岳飞的冤死和由此造成的北方的长期沦陷：
万古知心只在天，英雄堪恨复堪怜。
如公少缓须臾死，此虏安能八十年？
到了宋末元初的赵孟（子昂）的笔下，已经把岳飞的死同高宗君臣苟且偷安的态度联系起来。赵孟是宋朝宗室，在他的想象中，如果岳飞不死，宋似乎就不会灭亡，所以情调尤其悲愤：
岳王坟上草离离，秋日荒凉石兽危。
南渡君臣轻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
英雄已死嗟何及，天下中分遂不支。
莫向西湖歌此曲，水光山色不胜悲。
但真正能够指出岳飞被陷害至死的实际原因，还是文徵明的《满江红》词。当时有人从地下发掘出一块刻石，上刻宋高宗褒奖岳飞的手敕，文徵明见了以后顿生感慨。词就从这里写起：
拂拭残碑，敕飞字依稀堪读。慨当初，倚飞何重，后来何酷？岂是功成身合死，可怜事去言难赎。最无端，堪恨又堪悲，风波狱。??岂不念，封疆蹙？岂不念，徽钦辱？念徽钦既返，此身何属？千载休谈南渡错，当时是怕中原复。笑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欲！
上片叹息岳飞的冤死。从石刻想到高宗起初对岳飞的倚重，再与岳飞后来的惨死相对照，由此显示高宗的刻薄寡恩。然后又从“功成身亡”这种历史上屡见不鲜的现象，想到事已过去，后人发再多的议论，也毫无用处。这里作者的情绪似乎有些缓解，但缓解正是为了下一层高潮的涌起：尽管这是历史的旧案，与今人无涉，但想到风波亭（岳飞被害的地方）的冤狱，痛愤与悲哀之情，仍然无端地喷发出来。这一弛一张的笔法，令情绪更显强烈，也更显出害死岳飞之举的极端不合情理，使数百年以后的人，都无法忍受。
下片笔锋一转，追索高宗必欲置岳飞于死地而后快的原因：他身为皇帝，难道不想到小朝廷疆土迫促，正有赖于岳飞这样的良将恢复王朝的版图？他身为子弟，难道不想到父亲徽宗、兄长钦宗被金人俘虏囚禁的耻辱，正有赖于岳飞这样的义士为之洗雪？这些当然都想到了，但比起迎回徽、钦二宗而自己不得不让出皇位的结果，国家也好，父兄也好，都变得无足轻重。后人不要谈论当初高宗南渡是个失策，在他心里，却是害怕中原恢复？这里一句紧逼一句，揭出高宗的阴险心理。最后，又针对人们把罪责推给秦桧的说法，尖锐地指出：区区一个秦桧岂能害死岳飞？他不过是迎合高宗的欲望罢了。“逢其欲”三字，道出事情的关键所在，又置于篇末，短截有力，一字千钧。难怪清人毛庆臻在《一亭考古杂记》中说：“此诛心之论。”
文徵明为人温雅，诗词也以委婉蕴藉见长，极少写得如此锋芒毕露，尖锐而激烈。不过，无须对此感到特别奇怪。《明史·文徵明传》说他“和而介”，已经点出文徵明外圆内方的性格特征。这首词，可说是“介”的集中表现。
还有，咏史诗词，大都不是单纯怀古或就史论史，而多少与作者的现实感受有关。明代自朱元璋立国始，就特别褒奖岳飞的忠君精神，作为强化君主绝对权威的一种道德手段。既讲忠君，就不能计较君主有无过失，于是把一切罪责推给所谓“奸臣”。正德八年（1513，时文徵明四十四岁），都指挥使李隆在杭州岳坟前始设秦桧等三人的跪像，就是这一意识的反映。文徵明在词中指斥宋高宗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恐怕是有意与社会舆论相对立，并且意识到那种社会舆论的真正用意。由此可以认识到，虽然文徵明不像他的朋友祝允明那样经常显现出深刻的思考，但也绝不是一个毫无思想的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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