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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意大利著名哲学家阿甘本“神圣人”系列的奠基之作。
创造并阐释“神圣人”这一当代政治哲学重要概念，精准揭示了西方现代政治中一种隐秘的暴力形态——国家权力通过法律悬置（例外状态），将公民剥离法律保护与政治身份，降格为“可被杀死却不可被献祭”的生物学存在。“神圣人”照见了西方所谓的公民身份背后，是一个个随时可以被牺牲的人。
2.绝版经典学术著作再次出版。
本书再版的呼声很高，曾在国内学界产生了热烈的反响，迅速进入人文社科核心话语体系，豆瓣9.0高分，成为政治哲学、法学、文化研究等领域的必读之作。本次再版译者进一步校订，内容和形态均有升级。
3.从历史到当下，精准照见我们身处的时代困境。
从古罗马的“神圣人”到纳粹集中营，再到美军关塔那摩监狱的“非法战斗人员”等，本书理论穿透历史与当下，具有强烈的现实批判力，激发读者对当今世界政治状态的思考。当西方政治歌颂“人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时，阿甘本一针见血地指出：真正的主权，恰恰体现在“法律面前有人不算人”，人人都是潜在的神圣人。
4.里程碑式政治哲学著作，影响多门学科和众多思想家。
其思想渗透到法学、生物学、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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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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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意大利当代哲学家阿甘本的经典政治哲学著作，他在书中构造了“神圣人”这一学术性概念（可以被杀死却不能被献祭的含混形象），用以揭示权力的原始结构和西方政治的暴力本质，将当代政治哲学理论的发展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书中创新性地分析了西方政治及法律的逻辑，详细地介绍了“神圣人”一词的内涵，深刻阐述和批判了福柯的生命政治理论，探讨了生命政治在传统政治理论史上的隐秘在场。作为一本里程碑式的政治哲学著作，它不仅影响了齐泽克、奈格里等思想家，更深刻重塑了人们对生命、政治与权力的认知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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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作者：吉奥乔·阿甘本（Giorgio Agamben，1942—），意大利哲学家，当代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代表作“神圣人”系列在学界影响深远。
译者：吴冠军，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院长，最新专著有《再见智人：技术-政治与后人类境况》《从元宇宙到量子现实：迈向后人类主义政治本体论》《陷入奇点：人类世政治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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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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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上篇 主权之逻辑
第一章 主权的悖论
第二章 “至高的约法”
第三章 潜在性与法律
第四章 法律之形式
界槛
中篇 神圣人
第一章 神圣人
第二章 神圣之域的含混性
第三章 神圣生命
第四章 “生杀权”
第五章 至高身体与神圣身体
第六章 禁止与狼
界槛
下篇 作为现代生命政治典范的集中营
第一章 生命的政治化
第二章 生命政治与人的权利
第三章 不配活下去的生命
第四章 “政治，或给一个人民的生命赋予形式”
第五章 “人类豚鼠”
第六章 对死亡的政治化
第七章 作为现代之“约法”的集中营
界槛
参考书目
人名对照
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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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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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后记
在《神圣人：至高权力与赤裸生命》中文版初次问世以来的这十年间，世界发生的变化是地质层级般的。
十年前，当面对“集中营作为现代性的约法”（the camp as the nomos of the modern）这种颠覆性论断时，许多读者视之为一种激进的政治哲学隐喻或对历史的某种极端化解读（这还是基于同情性阅读）。当《神圣人》中译本问世时，世界已先后见证了全球性的“反恐战争”与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皆发端于美国），“历史终结论”（自由民主与资本主义构成人类社会的终极形态）之说服力已大打折扣。在《神圣人》英译本问世的1998年，阿甘本对自由民主国家的批判遭到了主流政治学界的猛烈批评。安德鲁·诺里斯将当时批评阿甘本的主要文本结集为《政治、形而上学与死亡：论阿甘本〈神圣人〉》，由杜克大学出版社出版。诺里斯本人在书中提出，阿甘本将集中营树立为现代西方“生命政治典范”的哲学动作，本身就是一种无法进行理性辩护的“至高决断”，故此他在批判“至高暴力”的同时，在哲学方法上也重复了同样的主权逻辑。安德烈亚斯·卡利瓦斯则在其著作《民主与超常政治》中提出：自由民主国家与纳粹德国之间的差异太过显著，阿甘本的论题缺乏实证支持，在经验性的科学研究意义上站不住脚。
最近五年，阿甘本更是因对新冠病毒流行的评论而在学界受到了犀利的批评乃至群嘲：如果说在此之前，阿甘本被视为当代最具颠覆性与原创性洞见的政治哲学家之一，那么新冠病毒流行期间及其后的讨论，则让其学术声望经历了一场深刻的危机。猛烈批评他的不只是自由民主制捍卫者，站在前排的还有大量他的研究者乃至昔日好友（包括让-吕克·南希、斯拉沃热·齐泽克、罗伯特·埃斯波西托），左翼出版社Verso、左翼学术刊物《新左翼评论》《批判性探究》皆刊文批评阿甘本。“再见神圣人”（Farewell to Homo Sacer）这个口号，既标识了学界对阿甘本政治哲学所发出的决绝告别，亦成为其人声望跌落的时代注脚。
然而，置身2026年全球图景中，阿甘本在《神圣人》中提出的营地论，值得我们在当下认真重访。那是因为，这个曾被认为是“激进隐喻”的意象，几乎已成为对现实的白描。十年前，我用关塔那摩——一个在地理上被排除在“外部”的“内部”地点——作为例子来分析阿甘本论点的当代相关性。今天，美国ICE（移民和海关执法局）特工在本土“执法”行动中将枪口对准并射杀本国公民。通过在社交媒体被巨量转发的视频，我们一起见证公民与赤裸生命之间界限的坍塌。每一个公民——而不再仅仅是“犹太人”“黑人”“外国人/异形”（aliens）这样的某种被人类学机器分隔出来的“亚人”——非常真实地皆是潜在的“神圣人”。今天，“例外状态”不再是例外，它就是统治本身。
特朗普政府展示了一种赤裸裸的“决断主义”（decisionism）。通过一系列行政命令，通过对军队和强力部门（如ICE）的非常规调用，至高的主权权力绕过了议会辩论与司法审查的烦琐程序，直接作用于肉体。特朗普治下的美国，向世界展示了法律是如何在被“执行”的名义下被实际“悬置”的。这种治理模式不再寻求共识，而是寻求划分“敌友”，并将战争逻辑引入国内政治。
阿甘本在《神圣人》中原创性地提出：现代国家的秘密在于一方面它声称所有公民都得到法律普遍的保护，另一方面主权者的“至高权力”可以轻易将公民转化成“神圣人”——一种通过被排除在法律保护之外而被纳入共同体（一个司法-政治秩序）之中的生命。生产“神圣人”那赤裸的、不受法律保护的“生命政治身体”（biopolitical body），就是至高权力的原始活动。而营地（以纳粹德国的集中营为典范）则是生产这种身体的场所，“由于集中营的居民被剥夺了一切政治地位、完全沦为赤裸生命，故此，集中营也是有史以来最绝对的生命政治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权力面对的只有纯粹的生命，没有任何中介”。营地绝不仅仅位于奥斯维辛，而是以“移位的场所化”（dislocating localization）的方式切断法律与领土的关联，在秩序内部创造出一个又一个法律真空的场所。故此，集中营绝非现代政治的例外，而是其约法。营地的场所化，就是现代政治不断扩展其地理疆界的方式：在制造营地这种“生命政治空间”上，自由民主国家同纳粹德国具有着“内在团结”。
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阿甘本写作这本奠基性著作时，这种“神圣化”的排除操作在西方自由民主国家主要发生在边境或地下社会，针对的是非法移民或无国籍者。然而，我们今天业已看到阿甘本式“界槛”（threshold）的位移：边界已经内爆。边界不再位于得克萨斯的沙漠，而是存在于市中心的街区，存在于每一次对公民的盘查中。
当执法者可以凭借“合理的怀疑”或“紧急状态”的借口，将暴力直接施加于任何个体身上时，全体公民都是赤裸生命——在那一瞬间，公民权（citizenship）这一政治外衣被剥离，剩下的只是一具在主权暴力面前毫无屏障的生物躯体。ICE不再仅仅是一个边境管理机构，它成为移动的“例外状态”发生器。
阿甘本在后续著作中曾论及“全球内战”。在特朗普时代，我们看到这种内战状态被微观化了。由于将一部分人（外国人/异形、激进左翼、特定族裔）定义为对国家生物机体（body politic）的威胁，主权者成功地在和平时期实施了战争手段。这正是《神圣人》所揭示的逻辑终局：当生命本身成为政治的赌注，政治就不可避免地演变为一种剔除“坏生命”、保卫“好生命”的免疫机制。ICE的子弹，正是这种免疫机制产生的过激排异反应。它提醒我们，在至高权力的眼中，没有绝对的公民，只有尚未被标记为“敌人”的生命。
在今天，阅读《神圣人》绝非一种象牙塔里的智力游戏，而是一种生存论上的需求。特朗普时代的美国为全球提供了一个巨大的政治实验室，它证明了阿甘本的警告并非危言耸听：自由民主国家包含着极权主义的内核，现代主权建立在对生命的捕获之上。法律的规则随时可能被主权的决断打断。每个“公民”在这个意义上都生活在“待决”的状态中。
这本《神圣人》，不仅是对西方政治传统的谱系学考察，更是一份关于“智人”（homo sapiens）当下处境的诊断书。它迫使我们思考：在例外已成常态的今天，我们如何寻找一种不再被主权逻辑裹挟的政治？如何想像一种不再制造“神圣人”（homo sacer）的共同生活？这或许是阿甘本，也是这本译作在今天最深沉的叩问。
进而，在技术政治学的视野下，当代人工智能、大数据和平台资本主义，将公民转变为可被计算、可被预测、可被剥削的“数据赤裸生命”。当一个人因为“算法主权”之判定而被系统性地“静音”、被封锁，或被从数字金融系统中剔除时，他/她实际上就在非常真实的意义上陷入了“神圣人”状态：他/她在数字城邦中被剥夺了存在资格，尽管其肉身依然存活。数字约法下的当代集中营不再有铁丝网，那里是一个由算法、模型和协议构成的无形矩阵。
如果说在十年前，翻译这本书是向汉语学界引介一种重要的欧陆激进思想，那么今天，这本译作的重新出版，则是重新思考当代智人生存境况的起点。
吴冠军
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院长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2026年2月6日
编者按：本篇节选以“人类豚鼠”这一触目惊心的称谓为切入点，深入剖析了纳粹德国集中营中医学实验的伦理崩塌。从高空抢救、冰水浸泡到绝育与病毒接种，这些实验表面披着科学研究与优生政治的外衣，实则将人贬抑为可被任意处置的赤裸生命。更令人不安的是，此类实验并非纳粹独有——20世纪美国等民主国家的监狱中亦曾出现相似实践。通过追溯纽伦堡审判中的争议与辩辞，揭示出生命政治逻辑如何使医学与权力合谋，将特定群体排除于政治共同体之外，沦为可被随意处置的“神圣人”。这一历史反思，至今仍具有深刻的警示意义。
“人类豚鼠”
1941年5月15日，一段时期以来一直进行高空抢救手术实验的罗切医生写了一封信给希姆莱。他在信中问道：考虑到他的研究对德国飞行员之生命的重要性、他的实验对“人类豚鼠”（Versuchspersonen）构成的致命风险，以及从对动物的实验中得不到任何有用东西这一事实，是否有可能提供给他“两到三名职业罪犯”以供实验之用？当时空战已经进入高空飞行的阶段，在这样的状况下高压舱被破坏或飞行员不得不跳伞逃离飞机，毙命的风险很大。罗切与希姆莱的通信（信被全部保存了下来）的最终结果是，在特别容易找到“人类豚鼠”的达豪（Dachau）安装一个压缩舱，继续进行实验。我们仍留存有对一位37岁健康的犹太“人类豚鼠”进行实验的记录（附有照片），他受到的压力相当于在12000米高空受到的压力。记录上写道：“4分钟后，‘人类豚鼠’开始出汗和猛摇她的头；5分钟后，产生痉挛；6至10分钟时，呼吸加快并失去意识；10至30分钟时，呼吸减缓至每分钟3次，然后完全停止。与此同时，皮肤颜色变成青紫色，嘴边出现涎沫。”后面紧接着的是对尸体进行解剖以确定任何可能的器官损伤的报告。
在纽伦堡审判中，德国医生和科学家们在集中营所进行的这些实验，被普遍地认为是国家社会主义政权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篇章之一。除了有关高空抢救手术的实验，在达豪还进行了有关在冰水中生存的可能性和盐水的可饮用性的实验（设计这些实验也是意在有助于抢救落入海中的船员和飞行员）。
在冰水实验中，“人类豚鼠”们被强行浸泡在冰水里直到失去意识，而研究者则仔细分析他们的体温变化和复苏的可能性。尤其荒诞的是所谓的动物体温回升实验，在该实验中，“人类豚鼠”被置放在两个赤裸女人—她们也是从关押在集中营的犹太人中选出来的—之间的一张小床上。记录文件描述了一个“人类豚鼠”能够发生性关系，而这促进了恢复的过程。另外，用于盐水之可饮用性实验的“人类豚鼠”则选自那些身有黑色三角标记的囚犯（譬如吉卜赛人；这个标记和黄色星星标记一起应被牢记，因为其象征着对一个毫无抵抗力的人群进行种族灭绝）。这些“人类豚鼠”被分成三组：一组必须完全滴水不沾；一组只喝盐水；一组喝混合有Berkazusatz的盐水—根据研究者的看法，Berkazusatz是一种能减轻盐水的伤害的化学物质。
另一个重要的实验领域涉及接种脑髓膜炎细菌和传染性肝炎病毒，以期制成预防这两种传染病的疫苗。这两种传染病尤其威胁到身处生活最艰难的前线的德国士兵的健康。此外，利用化学物质或射线进行非手术绝育的实验—这有助于第三帝国的优生政治—对实验对象来说特别严酷和痛苦。有时，肢体移植和细胞炎症等实验也会进行。
阅读一些幸存的“人类豚鼠”的证词（有些实验对象的证词，在［关于实验的］现存记录中就有直接描述），是一个如此残忍的体验，以至于往往会诱使人把这些实验仅仅看作是与科学研究无关的施虐性犯罪的行为。但不幸的是，我们不能这样做。首先，进行实验的一些（当然不是全部）医生因其研究而受到科学共同体的极大尊崇。例如，负责绝育项目的克劳伯格教授，就是检验孕酮药效的“克劳伯格测试”的发明者，这一测试直到几年前还在妇产科被普遍运用。指导盐水可饮用性实验的施罗德教授、贝克-福瑞廷教授和伯格布罗克教授，他们享有如此好的科学名誉，以至于在他们被宣判有罪之后，一批来自不同国家的科学家向1948年的国际医学大会递交了一份请愿书，为的是“不使这些科学家与在纽伦堡被宣判的其他犯罪医生混为一谈”。在审讯中，被认为对纳粹政权并无同情的法兰克福大学化学教授沃拉特教授在法庭上作证说：“从科学观点来看，这些实验的准备是卓越的”—如果考虑到“人类豚鼠”们在实验过程中达到一种完全虚脱的状态，以至于两次试图从地上的破布中吸取淡水，那么，“卓越的”这个形容词就显得相当奇怪了。
以下事实无疑更令人不安（被告方所提供，并为法庭指定的专家证人所证实的科学文献明确展现了这一点）：用囚犯和被判死刑的人来做实验在20世纪已大规模地进行了多次，特别是在美国（而大多数参加纽伦堡审判的法官正是来自这个国家）。在1920年，为了找到治疗疟疾的药剂，美国监狱中的800多个犯人感染上疟疾。还有戈德伯格在12个死囚身上做的实验—这些死囚得到承诺，如果他们经受实验后能活下来，将获得减刑—在有关糙皮病的科学文献中被广泛地视为典范。在美国之外，第一批有关脚气病菌培养的实验是由R.P.斯特朗在马尼拉对死囚进行的（有关该实验的记录没有提到那些犯人参加实验是否为自愿的）。此外，被告方还引用了基努（夏威夷）的案例：他为了得到赦免而接受感染麻风病的实验，并在实验后死了。
面对这份文件，法官不得不把冗长的讨论专注在标准的确认上：在什么标准下可以允许对“人类豚鼠”进行科学实验。获得普遍认同的最终标准是：必须得到被实验者本人明确且自愿的同意。美国的一贯做法—正如向法官递交的在伊利诺伊州使用的一份表格所显示的—是让囚犯签署一份声明，其中包含内容如下：
我承担这次实验的全部风险，并且声明免除芝加哥大学、所有参与此次实验的技术人员和研究人员、伊利诺伊州政府、州监狱管理会和其他所有官员的任何责任，即使我的继承人和代理人对此反对。因此我宣布，放弃对这次实验可能造成的任何伤害、疾病，甚至死亡提出索赔的权利。
这类文件明显的虚伪性，无法不让人感到困惑。谈论一个被判死刑的人或一个必须受到严厉惩罚的被拘押的人的自由意志和同意，至少是可以质疑的。可以肯定的是，即使被关押在集中营的人们签署了相似的声明，在那里所进行的诸种实验也不会被认为是在伦理上可允许的。此处，那种对个体自由意志的怀有良好初衷的强调所拒绝承认的是如下状况：“自愿同意”这一概念对一个被拘押在达豪的人来说纯然毫无意义，即便他或她得到了改善生活条件的承诺。因此。从这个观点来看，这些实验的非人性，无论在美国还是在集中营，实质上是等同的。
而且，人们也不可能用目的的不同来评估所议之案例的不同的、特定的责任。亚历山大·米切里奇医生—他与F.弥尔克一起发表了首个关于1947年纽伦堡医生审判的描述—的观察见证了，要承认集中营里的实验并非没有医疗—科学先例，是有多困难。当罗斯教授因进行那使392个“人类豚鼠”中97人死亡的脑髓膜炎细菌接种实验而受到审讯时，他引用斯特朗在马尼拉对死囚进行的类似实验来进行自我辩护。罗斯把死于脑髓膜炎的德国士兵比作那些斯特朗实验意图帮助的脚气病人。在这一点上，本可能因其评论之冷静而被认为同情纽伦堡受审医生们的米切里奇反对说：“当斯特朗在尝试与自然秩序的一种天灾所造成的痛苦和死亡作战时，像坐在被告席上的罗斯教授之流的研究者们，却在一个专政政权的诸种非人的方法的困扰中，从事着维护残忍并为其辩护的工作。”作为一个历史—政治的判断，这个观察是精准的。不过，显而易见的是，这些实验在伦理—法律上的可允许性，无论如何都不能取决于那些被接种疫苗者的国籍，抑或他们染上疾病的情境。
唯一在伦理上正确的立场就是，承认被告方所引用的先例是具有相关性的，但是它们丝毫减轻不了被告的责任。然而，这会意味着在医学事业的通常实践上投下了一层罪恶的阴影。（自这场审判以来，有大量甚至更为耸人听闻的拿公民来做实验的案子——例如在研究核辐射效果的情况中——被披露了出来。）如果说，对一个在公开的生命政治视域中行进的极权主义政权内部的官员和研究者而言，这些实验不会引起伦理问题在理论上是可以理解的话，那么，在某种意义上相类似的实验为何会在一个民主国家中被施行？
唯一可能的答案是，“人类豚鼠”的特殊身份是决定性的，在两种语境下都是如此；他们是被判死刑的人，或被关押在集中营里的人，进入集中营就意味着明确被排除在政治共同体之外。正是因为他们几乎没有我们通常归于人的存在的所有的权利和期望，但在生物学的意义上仍旧活着，所以他们处在生命与死亡、内部与外部之间的一个界限性地带中—在这个地带中，他们不再是任何东西，而只是赤裸生命。因此，那些被判死刑的人，以及那些住在集中营里的人，在某些方面无意识地便被归于神圣人之列，即一种可被杀死而不犯杀人罪的生命。和集中营的围墙一样，死刑之宣判与执行间的间隔，划定了一个超时间与超空间的界槛—在该界槛处，人的身体被同其正常的政治状态分隔开，并且在例外状态中被弃置于诸种最极端的不幸之中。在这样一个例外空间内，与赎罪仪式一样，接受实验要么能使身体回复生命（值得记住的是，赦免与减轻刑罚是支配生与死的至高权力之展现），要么确然地将人的身体交付于它本已属于的死亡。然而，我们在这里最关心的是，在界定现代性之特点的生命政治视域里，医生和科学家行进在那一度唯有至高权力才可以进入的无主之地中。
——节选自吉奥乔·阿甘本著，吴冠军译，《神圣人：至高权力与赤裸生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6年4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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