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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中国近代史研究专家王庆成的华北乡村研究精选合集。
王庆成先生长期致力于近代中国历史研究。本书为丛书“王庆成文集”的其中一部，是王庆成先生对晚清中国的农村经济、人口、民俗分析论文合集。
2.根据大量方志统计数据，对华北农村的经济和人口进行了细致考证，形成了数据图表。本书广泛采集《保定府志》《定兴县志》《乐亭县志》等记载的相关信息，形成数据表格和地图资料，同时还对当时来到中国的西方游历者的记录报告进行了分析，细致入微，具有说服力。
3.利用稀有史料“村图”进行研究。村图中，存有所录各村庄的方位、户口、田亩、集市等多项信息，又有各村略图，对近代中国的人口、经济和地理研究具有意义。作者在研究中充分利用清代留存下来的稀有史料“青县村图”和“深州村图”，这些史料具有原始性和可靠性。
4.由集市和人口地理学理论出发，对村社研究进行了分析和拓展。本书对多个集市圈和人口理论进行了分析，如施坚雅的“密集循环”理论和基层市场社区理论等，作者通过数据对该理论的市场范围又进行了核验和分析。这是本书研究方法的一大特色。
编辑推荐
《晚清华北乡村》是华北研究以及农村社会研究不可错过的珍贵史料解读集，精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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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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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专家王庆成关于华北乡村的学术作品合集。书中以华北地区方志和稀见史料“村图”为基础，对晚清华北乡村的人口、民俗、市场、社会交往等进行深入讨论，形成了各类统计图表和简单图示，并结合当时既有的经济地理、农村社会学和国外乡村社会研究理论对数据进行了解读。在研究文本数据的同时，本书还根据华北地区乡村的经济状态，来探见、关怀当时的人民生活，对于华北研究以及农村社会研究来说，是不可错过的珍贵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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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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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庆成（1928—2018），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中国太平天国史研究会会长。长期致力于太平天国史研究，著有《晚清华北乡村》《太平天国的文献和历史：海外新文献刊布和文献史事研究》等，并与罗尔纲共同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太平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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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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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村落历史小识
晚清华北村落
晚清华北村镇人口
晚清华北的集市和集市圈
晚清华北定期集市数的增长及对其意义之一解
晚清华北乡村：历史与规模
晚清北方寺庙和社会文化
编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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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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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后记
本书系王庆成先生承担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年科研基金课题《晚清华北乡村》结项成果，在其2006年8月6日填报的申请书“本课题的基本内容和国内外研究概况，要突破哪些难题，研究本课题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一栏，王先生写道：
在过去数十年的我国史学界，研究的基本领域是政治史，经济史虽亦有成就，但似另成系统。本课题基本上属于社会史的范围。我国前辈学者萧公权在上世纪60年代出版他的名著《中国乡村：19世纪的帝国控制》（Rural China:Imperial Control in the Nineteeth Century），其第一编研究乡村地区的分类，第二编研究对乡村的控制与制度，第三编研究乡村制度的作用。此外，中外社会学界、史学界关于我国乡村研究的论文，书籍甚多，不胜枚举，均需参考利用。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任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时，曾兼任中国社科近代史规划组组长，首次提出以近代城市、农村、侨民、道德等方面问题为重点研究规划。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从翰香研究员等合著的《近代冀鲁豫乡村》，即为规划中的一项优秀成果，但该书所研究的主要是20世纪前期的农业、手工业方面的问题。本课题将着重研究晚清时期华北的农村社会，而不以农业、工业生产方面的问题为研究对象。研究晚清农村社会，对认识近代以至现代的国情将有比较有利的作用。
研究中的难题，首先是搜集与选择资料。前辈学者早已整理出版了近代农业、工业方面的资料，但那主要关涉经济史方面，作为社会史的资料，尚需研究者自行搜集与选择，这要花费很多的时间和精力。理论方面的难题是，必须避免半个多世纪前关于中国社会史论战中提出的一些错误命题，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正确指导，以期对学科研究方面和对认识中国国情方面有所助益。
课题成果先后发表于《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等权威刊物，于2013年前后结项。这一批凝结着作者大量心血的力作，甫一推出，就受到学界一致好评。《晚清华北的集市和集市圈》入选胡英泽、张俊峰主编《区域社会史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晚清北方寺庙和社会文化》入选常建华主编《中国社会史经典精读》（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年）。
此次按照论文发表先后次序收入本书，由于部分论文系约稿或缩写，少量内容有重复，但鉴于作者已经去世，而且相关重复部分删节后对于读者了解会有不便之处，故除了修正个别疏漏外，严格保持发表原貌。王庆成先生撰写此书时已是耄耋之年，却老当益壮，认真梳理既有研究和已整理资料，多方收集阅读数以百计的华北方志。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还重新开始学习经济地理、农村社会学和国外乡村社会研究经典。本书电子版文档有数十次不同时段的修改痕迹。不断补充新资料，王先生精益求精的学术品格可见一斑。此书的整理得到了作者家属和夏春涛老师的鼎力支持，谨此致谢。
谭徐锋
2025年4月22日晚于河北旅次
节选于《《晚清华北乡村：历史与规模》。文段中对考查华北农村的史料方法进行了引入介绍。指出研究人口地理历史需要史料作为支撑。
——编者按
对于华北农村地理特征的考查与简介
研究村落悠久的历史或移民建村的事迹需要确切的根据，否则只可暂置不论。《栾城县志》于“村镇”项下除列举各村人文地理外，并综说各村的分布和历史，何村前朝已有，何村本朝始建，虽未列举根据，尚可参考。至于民间之传说，虽很宝贵，应该搜集，但在利用为历史资料时，其真实性应予验证。深州有一名为“护驾池”的村庄，本名傅家池。《元史·百官志一》记河仓就有傅家池仓，而民间讹传为刘秀在此被王莽追赶遇险，大将马武护驾来迟，故名村为“护驾迟”。如果没有历史文献记载，“护驾迟”就是一个动听的故事了。
同样，如果没有对一些古碑记录和文字历史的考察，有些千年古村也可能湮没或者被加上何种传说甚至故事了。传统中国的大地，除京师和省府州县治所所在地以有城墙为特征的“城”以外，就是广大乡村地域，而在乡村地域中自然形成的基本单位就是“村”。“落”即是“聚”。自魏晋南北朝隋唐逐渐形成以“村”称乡间聚落以来，乡间的大小聚居地，通常都可称为“村落”，或称为“村庄”。在地理上，村落可能是指一个集结居住的区域，或指若干个居住点、或几个散落的农庄（即西方所称的homestead）的中心点。19世纪末西方人估计印度四分之三人口住在50多万个村庄中，认为中国的村庄数不会少于印度。中国的人口数超过印度，实际上，当时中国村庄的数目也可能超过印度。20世纪90年代有学者估计中国农村人口8亿人，居住在500万个以上的村落中，这样的居住点平均人口为160人，约30户。此前一个多世纪即19世纪后期的晚清中国，乡村人口究竟有多少，没有确切资料；姑以3亿—4亿人计，每一自然村庄平均如为160人，则应有200万个村庄以上。即使认为村均160人的数字偏低，把它升高一倍，说19世纪末中国有上百万个村庄，大概不致有大的错误。
曾有学者指出中国南北部的地理特征有明显区别，比较干旱的华北地区，即包括今河北、山东、河南、山西以至陕西等北方诸省区，可作为一个地理的单元。其实，在一定意义上，这也可以作为中华文化范围内的一个文化单元。这一地区的村庄有着不少值得研究的特点。在历史上，华北是中国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北京周口店遗址显示了古人类的活动；同样，华北也有最早的古代聚落遗址。据考古资料和研究，河北武安县磁山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是距今七千多年的房屋和聚落遗迹。最初的居住点出现在山区，以后逐渐发展到丘陵和平原；四五千年前华北平原就开始有聚落的分布。村落的出现和形成固然已有久远的历史，但由于自然和人为条件的作用，村落的兴废却有很多变化。从西周到秦汉，中国古代经济文化的发展中心在华北。秦汉时期的州郡、人口，大部分集中于华北，但从汉末到明初的一千余年间，受战乱等因素的影响，华北经济文化大为衰落，人口大减，14世纪元代灭亡时，华北大部分地方地旷人稀，一片荒凉。这是我们研究晚清时期北方村落的大背景。
历史遗存虽然仍可证明不少村落确在唐宋时期甚或更早时期就已存在，但其具体的历史已少有记录，20世纪对华北若干地区的调查显示，许多村落的历史只能朦胧地追溯到明朝初年。根据西方学者甘布尔在20世纪30年代调查研究的结果，河北村庄的第一位住民是15世纪初从山西来的逃荒难民。明清以降，幸还有不少中西记载，使我们对晚清以来的村落的认识，得到不少曙光。其中需要特别提到的是几种约在光绪初年即19世纪70—80年代形成的“深州村图”和“青县村图”，以及晚清时期写成的记武清县各村概况的《城乡总册》，它们和晚清时期众多的地方志以及西文记叙，为我们对华北乡村的研究提供了较有利的条件。
华北平原是宜农地区，经过两百年相对和平的环境，到19世纪中叶，已经有了密集的村庄和相当成熟的农业。19世纪50—60年代，一名西方入侵者描述道：从大沽到天津的最初30里路上，有数不清的村落，一个挨着一个，村落间的土地，大都是经精心照料的果园，村庄和村中的房屋都建得不错，不少房子是砖砌的。又报道：张家湾是一个有城墙的古老城镇，现已破旧，城内大部分是空地或菜园；但在这座凋敝的城镇周围，密布着建得很不错的村庄。19世纪欧洲人对华北平原的印象，都认为这是一个人口多、村庄密的农业区。当时人描写：“当我沿运河岸边步行时，看到的是一望无际的种着冬小麦和烟草的土地……走近村庄，总有一片片菜园，里面种着山东大白菜、胡萝卜、大头菜、洋葱和其他可以用于烹饪的植物。”又有人报道：在北京附近的地区，“很难碰到人口比这里更密集的平原，到处可以看到大大小小的村庄”。
华北平原的近海地区虽然发展稍迟，但至19世纪70年代时也早已分布着许多大小不一的村落。从直隶渤海湾岐口到沧州的道路上，一个名叫仔村的小村只有10户。还有只3户的小村。一个名为马营的村共25户，外观不错，户外有些牛和小马在活动。一个名为辛庄的大村，有300户，房舍和村民的穿着都较好，耕作地面较广，在好年景，粮食自给有余。又有400户的大村名王墟祠，环绕有4尺多高的护堤，以防洪涝。在北京去天津路上，沿白河岸的北仓，是一大村，建有砖砌的房屋，贮存着漕米。
19世纪末，有住在山东的外国人做了一番研究：选择一个半径为10里的区域，调查出这一圆圈内有64个村，共12040户，约60200人；最小的村有30户，而最大的村有千户以上，平均每村有188户。他们选择的调查区在直隶州所属的临清县，比较富庶，村落较大，人口较密。他们认为，河北中部和南部、河南北部及山东西部的乡村，即广大的华北平原地区，和他们选择做调查的上述区域乡村的密度相近。
——选自王庆成《晚清华北乡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6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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