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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和帝王将相、巨擘豪杰不同，在历史的大多数时间里，基层官员的工作烦冗琐碎、平淡无奇，他们弹指一挥间的人生往往沦为历史叙事的脚注。而在本书中，作者郑小悠调整历史的聚光灯，爬梳日记、书信、奏折、方志等历史资料，选取十二位清朝基层官吏，在严谨考证的基础上深入人物内心世界，为他们一一作传。
黄六鸿、钱良择、杨潮观、吴堦、张祖基、刘光第……
他们见证了明清易代、康乾盛世、川楚教乱、戊戌变法、庚子国难……
作者将传主的人生轨迹与时代背景巧妙编织，展现了一幅独特的清代社会画卷。书中有温情、有遗憾、有孤勇、有挣扎、有坚守。他们面对的人生课题与如今的我们并无二致，有为生计奔波的窘迫、有人情世故的烦扰、有理想与现实的落差、有精神内耗的无力。翻开书页，我们总能在这些动人的故事中瞥见自己的影子。
★ 一部为时代洪流中不甘沉默的普通人所写的传记。
本书的主人公并非传统意义上英雄或名流，作者调整历史的聚光灯，特意为文人小吏等“无名之辈”作传，以细腻的笔触挖掘被历史遗忘的个体命运，呈现洪流下的暗流涌动，并以此串联明清鼎革至清末民初近三百年中国的历史变迁。
★ 一本清朝公务员生存指南。
本书带你走进三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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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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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以“历史缝隙里的人物”为核心，择定十二位经历传奇，但事迹不彰的清朝官吏，为之刻画生平。传主的生活时段大致呈均匀分布，通过他们的宦海浮沉、生活抉择与情感纠葛，串联起明清鼎革至清末民初近三百年的历史变迁。作者聚焦个体在时代浪潮中的挣扎与坚守，既借人物经历展现清代官场规则、基层治理、民生百态，又以同理之心挖掘人性的复杂与恒常，让读者从平凡个体的命运中窥见大时代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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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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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北京市第十二届青联委员，研究方向为清代制度史、政治史、历史文献学，在知名学术期刊发表论文数十篇，出版学术专著《人命关天：清代刑部的政务与官员》，整理校释《英和日记》。擅长历史文学、历史普及类作品的写作，已出版《年羹尧之死》、《清代的案与刑》、《九王夺嫡》（合著）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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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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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鼎革之际：黄六鸿家族的大历史与小生活
最是仓皇辞庙日
莫把弹章怨老黄
娘子军传娘子令
谁似君家伉俪奇
诗人·旅人·出家人：才子钱良择的刀山火海与四大皆空
梦断家山近若何
绝域宁辞行路难
一夜征人尽望乡
了却余生事事空
予西北人也：能吏张我观的作巧与藏拙
北人今做江南客
清官能断家务事
动于利害计秋毫
岂有文章甘覆瓮
觑功名如画饼：“做题家”王猷的攀爬与坠落
十年春梦玉堂空
世味已如流水薄
著坏残棋歇局难
谁从宦海问前因
眼前人事忙如戏：剧作家杨潮观的登台与谢幕
五更犹听纺车声
曾做信陵珠履客
循吏还从文苑出
天风海水应宫商
为巨室做守夜犬：孤勇者吴 的制变与处常
虚负凌云万丈才
孤城何啻累卵危
力挽狂澜资砥柱
壮志未酬身先死
儒吏完城：捍卫者朱凤森的天才与宿命
独秀峰间做笔床
也遣书生试马鞍
三十年来困下僚
至今已阅几轮回
沉在内卷年代：老县官张祖基的蹭蹬与坚持
要把勋名事壮游
傲骨临风易感秋
残年气候消磨尽
恨没流波不出头
击碎时代一粒沙：小公务员穆齐贤的沉默与爆发
得祸亦奇冤亦酷
虽出寒微也自持
堪嗟世路风尘暗
匹夫胆大气如山
踏上烈士之路：贫家子刘光第的苦行与悲歌
寒士从来意气真
秋官判狱重如山
等是长安愁米贵
死留碧血欲支天
天上掉下个西太后：迎驾知县吴永的因缘际会与黄粱梦醒
名卿名相尽知音
平生祸福最无端
须信为臣难上难
任从蛛网任从灰
丧钟为谁而鸣：失意人恩光的末世困扰与精神内耗
举世尽从忙里老
册府经年已倦游
故国招魂向何处
残喘无人问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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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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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上烈士之路：贫家子刘光第的苦行与悲歌
本篇主人公是“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刘光第，他因维新事业捐躯赴难，至晚到初中课本，就该有他的名字。从这个角度讲，他早已脱离历史缝隙，成为所处时代的焦点人物。然而现实中的刘光第过得艰辛而沉默，他少年贫寒，一度挣扎在温饱线上。虽早早中了进士，但补缺无门，十几年京官生涯，拮据得令人叹为观止。他内心激荡，渴望在政坛上崭露头角，乃至经邦济世，致君尧舜。可他性格内向，照现在的话说，大约是有较严重的社交恐惧症，日常工作虽极尽勤勉，却很难融入主流，施展拳脚。是戊戌改变了他的处境，让在时代缝隙中默默挣扎三十九年的刘光第一跃而出，从不起眼的部院小臣，成为参与新政的四军机之一。可这泥沼中的跃出，不过昙花一现，仅过去半个月，他便慷慨燕市，以烈士形象终结一生。依照生命周期的时间分布，或是作为末世改革者的现实处境，他似乎仍可以被列入“历史缝隙里的人”。当然，这里有笔者许多牵强的私意，愿借此文，向这位近代史上最质朴、最坚韧、最真诚的殉难者，遥致敬意。
寒士从来意气真
刘光第字裴村，咸丰九年（1859）出生在四川盆地南沿、沱江下游的富顺县，时隶叙州府，今归自贡市管辖。明清之际，四川人口损失严重，后来的居民，大多徙自远方。刘氏是福建汀州的客家人，清初，光第的太高祖刘志昭举家入蜀，在富顺的卢家嘴、观音滩、赵化镇等地先后落脚。和许多“填四川”家族一样，入蜀之初，刘氏一门生息繁衍，占有大量土地，一度呈现“六房同居，人繁，浣晒衣服日尝十数竿，舟人过者，群指呼吾（屋）左为晾衣湾”的壮观局面。然而随着土地的分析兼并，到清代中后期，家族中的弱势房支渐次失地绝产，生计维艰。譬如刘光第的祖父联桂，就穷到饥寒交迫的地步。他靠给人担水换钱，用萝卜叶蘸青椒泥饱腹，寒冬腊月破衣败絮，因为每每靠在邻居家的铁炉边烤火，以致面目黧黑，连亲朋好友也不能辨识。
为了解决温饱问题，光第的伯父与父亲早早辍学，负贩行贾，并渐次取得小富家资。然而哪怕在商业氛围较浓厚川南地区，这一选择也不被传统家庭视为荣耀。说到底，兄弟二人念兹在兹的，还是“家无读书子，官从何处来”。
伯父宗汇赤手成业，才气阔达，是富顺乡间的传奇人物，却常常把酒向天，自喟无所作为。因为光第幼年聪明，伯父就对他格外偏爱，常为之购买书籍，又以本家十七世祖、永乐年间佥都御史刘隆的事迹相期许，希望他立志向学，思为世用。父亲宗准得子较晚，舐犊尤甚，却极力督责光第学业，每曰：“人生何必多财，但得有勤读书儿，则乃是活宝矣。”更有甚者，连伯父的嗣子、堂兄光赞也在不遗余力地望弟成龙。这是个磊落奇伟、才兼文武的少年，可惜过早弃学从商，既不能玉堂金马文章高第，又不能笳鼓楼船疆场杀贼。他二十六岁就一病不起，临死前泣血呼号，把未竟志业寄托在堂弟身上：“吾无似，不幸失学早，未能光大门业。今此责当在弟，弟其无忘 兄言。若弟学复不成，告弟知之：兄死，兄不瞑目！”
光第十四岁时，父亲病故，原本小康的生活急转直下。一家子孤儿寡母，每天以豆花为食，两三个月才能吃上一次肉，年幼弟妹拾柴捡屑，用以抵偿厨炭开销。后来母亲患病，有亲戚建议光第习贾养家，聊解燃眉之急。而母亲坚拒之，即便咬牙卖屋，也非叫此子读书登第不可。
光第通籍后，为祖父母、父母、伯父、堂兄都写有家传、行述。从他的记述看，这一众至亲虽然读书不多，却笃信忠孝节义，其用情也挚，赴义也勇，对子弟的教育一本于伦理纲常。譬如其母闲时，喜欢听他讲解《女诫》《列女传》诸书，凡有那些刚烈捐躯故事，便感同身受，听得泪水涔涔而下。某日，妻子张云仙抱着幼女与婆婆一同听讲，等说到动人处，婆母先为激发，媳妇随之感泣，婆媳同放悲声，引得小孙女也号啕不止。到最后，连讲书的刘光第也哽咽不能自已，一家人涕泗交流，浑是为古人忘情之态。他写堂兄身居偏鄙而志向开远：“盖青山岭雄奇突兀，横高障无，合气于沱江，林石险峻，云物怪变，兄生产其下，得其地气然欤？”川南的深峡峻岭，能够限制人的眼界与知识，却不会阻挡一颗激昂蓬勃的赤子之心。比起生长繁华的同侪，入世后的刘光第，在见多识广、人情世故上或有不足，但论胸臆奔涌，信念执着，又确乎深得地气钟毓，而别有一番荡气回肠。
光绪六年（1880），二十二岁的刘光第县试夺魁，随以秀才身份负笈成都，在锦江书院肄业。锦江书院创建于康熙四十三年（1704），是清代四川地位最高、资格最老、经费最充足、官方色彩最为浓郁的顶尖书院，所称“蜀士三万，院额百名”，其生源之优越可想而知。或许是四川偏处一隅，又文化断裂的缘故，在汉学风行的清中后期，锦江书院仍以宋学为宗旨，较少涉及金石、考据等时髦学问。推绍程朱，而不顶礼乾嘉，这对川籍士人融入主流学术十分不利，却甚便于天资颖悟但财力不足的寒门子弟。经史章句之学的基础在于博览群书，对身无长物而侈言买书的刘光第来说，讲究“主敬存诚”“作人以方”，自然是境界更高，且花钱更少的求学最优选。
不过，就在他游学成都期间，蜀中学风也来到历史转向的窗口期。同光之际，张之洞就任四川学政。这位意气风发的探花郎，正在领袖文宗、主盟坛坫的大路上高歌猛进。莅蜀后，他得到总督支持，在锦江书院的毗邻处创建尊经书院，重金延揽海内名家，以通经学古督课门生。尊经的后发优势，很快对蜀学旧风形成冲击，一时间英才会聚，在与锦江的竞争中青出于蓝。但刘光第对此不以为然，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
成都人强半聪颖，省垣首风气，大过穷乡僻邑；浮华者亦往往习虚?，其病乃为他邑所无。锦江承故事，尊经高材生明敏好学者不乏，惰弛者不足责，因而骄蹇倾轧者，是自弃贼材。惟心知向学，不求乎实用，拘文牵义，摘句而寻章，按格而就局，唾拾乾嘉以来余习，侈然方谓所据乃千秋之业。噫！学仅如是已哉！
人当少年，追新猎奇，在学问上，难免惑于名实而失其所守。至于乡下人进城，更是目不暇接，很少有人能发自内心地，抵制大都会流光溢彩的生活方式。而刘光第是个异类。他的观察与悟性很强，能将繁华背后的虚骄一眼洞穿，学派之间的倾轧一语点明。他的定力更甚，对时下的好尚，学问的潮流，竟全然不为所动，哪怕用“执见”二字，将其理解为弱势者自我保护的心理屏障，对一个二十出头青年而言，也是极不多见而令人称奇的。
当聪明人拥有坚韧的品质，在科举考试这样评价接近标准化的场域里，刘光第的成绩是突出的。他在锦江的学业十分顺遂，两年中举，会试连捷，二十五岁即成进士，继而分发刑部，授六品主事。
光绪年间的六部仕途已极壅塞，以刑部而言，司官总数接近五百人，是额定一百二十缺的四倍还多。京师米贵，居大不易，各衙门当中，刑部工作尤属繁重，且少有灰色收入，其堂官每以“命定说”告诫属员：“人生境遇，劳逸优绌皆有定命。既落在西曹当差，即属劳碌艰苦之命，乃妄希逸、欲腴润，是违天也。”于是，那些挂着“学习”“候补”“额外”名目的官员，因为得缺派差遥遥无期，其本人多不在京中守候，转因清贫难当，出都谋资斧去了。唯刘光第一腔热血，于此中利害全无计较。他甫经登第，就写下自励文章，以为“古来圣贤豪杰大学问、大事业，何一不从忍耐中出。今人一不称意，便发躁舍去，焉有成熟之时乎？”很像是做好了“命定”的准备，想在本职工作上发光发热。
选官后，他只在京城做短期停留，随于当年八月请假归省，或拟探母后即行返回，实打实开启京官生涯。但家中情形断绝了他的选择余地，次年三月，久病缠绵的太夫人王氏撒手人寰，自忖求禄之情切，养亲之意疏的刘光第椎心泣血，追悔莫及，虽神飞海内，志在四方，到底规规矩矩，在乡间守制三年。
秋官判狱重如山
光绪十四年（1888）春天，已届而立的刘光第拜辞先冢，二度出川。到京后连房子尚未租定，就赶到刑部销假，大有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之态。他是学习行走的额外主事，无须吏部铨定司分，只消本部堂官酌情一指，就派到广西司帮办公事。对初来乍到、生龙活虎的年轻人，司中老辈一见即喜，不但马上发派任务，且告以本司人数太少，狠劝他勤上衙门：“一月得二十天都好，如能多上，便见勤敏。”
白纸一张的刘光第心实情热，全未沾染观风望气，瞻顾因循的官场积习，再得一众老宦辞色优容，便更加卖起力来：“自派帮稿后，复派查外省咨题稿件以及科钞，更兼现审，故到署甚勤，每月必到廿八、九天之谱……第谓作官先办得勤字，然后讲慎字，清字是作官本等，不待言。”他既这般上进，在京的同乡们谁不说顺情好话，直夸他“如此当法，数年后，必定当红了”。可以想见，一个经验匮乏又无人指点的农家子，初入仕途，总是自然而然地将勤勉忙碌的职场角色，与上司青睐、前程似锦看作一事，继而愈自砥砺，直至心灰意冷。
相对而言，刑部推崇技术精英与专家文化，清中后期尤其形成以“法律知识主导权力运作”的资源分配机制。部内重要差遣的获得以官员是否精通律例、审断、办稿为首要标准，其中法律素养最高的秋审处官员往往能直接得到最高统治者的认可，仕途路径较为明晰。这一特有的文化传统与激励机制，为吃苦耐劳的孤寒之士提供了难得的上升通道。他们日治案牍夜读律，等熬到派办秋审，平反大案，京察一等，就有了上结主知，继而“出为监司，回翔封圻，入掌邦宪”的广阔前程。在刘光第以前，这样成功的例子数不胜数，其中时间最近，情形最相似的，就是甲午以后接连入枢的刚毅、赵舒翘。
光第天资过人，坚韧强毅，几乎是赵舒翘在部的翻版。所以入仕之初，确乎得到上下赏识。他也曾致信乡人，对此津津乐道：
自七月半后，第俱步行到署，不辞劳苦，差可信者。司中印稿尝向堂官称第勤慎，且能问案。即同乡京官相熟者，亦俱以远到相推，且许第持论甚正，作人甚苦，必能有成。即外省同事诸公，皆以少年老成相目。尤可考验者，每有重犯到司，谳审之余，听讯画供，无不倾情吐露，一似感第之情真而意厚者。
刑部问案的技巧性很强，除熟悉律例外，还要察言观色，洞达人情。对初到衙门的原告、被告，审官要温言劝导，让他们自行陈述，不能骤然威吓，使胆小者畏惧而不敢言，强硬者激于意气，肆行诬蔑。对待狡猾刁钻的惯犯，则要使用灵活圆熟的审讯策略。可先进行试探性提问，发现对方虚辞敷衍，便能窥出他遮掩真相的主观意图。随即用语点之，看他做何答复。再乘其不备，犀利质问，令其惶恐惊惧露出马脚。紧接着，即就逻辑漏洞咄咄逼之，缕析驳之，使其自乱阵脚，一举就范。如果犯人执意狡辩，或是咆哮公堂，审官可加以申斥，或施以掌嘴之刑，但不能负一时气与犯人对骂。一旦骂将起来，“非但有伤体统，万一回詈，杀之而不能办之，而已受其辱，岂非自取哉？”
刘光第自贫寒中来，对基层社会见识较多，其人又极好学，肯于用心，派办现审不久，就留下“主意多”的名声，且系出自犯人之口：
署中吏役皆私称第颇能精练政事。而去年一奉案后，第被一狡犯所称，以致司中浪有虚名。今年每有一犯手之案，掌印主稿多以相诿，承审颇勤……（狡犯盗墓，曾屡犯多年，承招之际，私告役谓：“司中诸位老爷我都不怕，只刘老爷一人，他的主意多，案情难躲，不由我不招承。”此我闻之掌印云云。）
初试锋芒即有所得，激起刘光第满腔热忱，而浑然忘却乡试座师乌拉布曾授以加官晋爵的终南捷径：刑部清苦，非是久居之地，三年奏留之后，要尽快考取军机处、总理事务衙门兼差，以便近水楼台，早日补缺升转。可他凡事既投入，又刻苦，所办之案无论情节大小，“皆深以诚意相待，不敢有一毫客气，颇与他人有些小之别故耳”。听审时久坐劳心，以致手指麻木，需服补药才能支撑。那些备考兼差的巧宗，必得觅得闲暇，背地练习，像他如此狠干，自然不能眼观六路，另攀高枝。
等案子办得稍多，又不可避免遇上人情请托的麻烦。按照制度安排，当时的京城治安，由步军统领衙门与都察院协同负责，所办案件如系笞杖轻罪，可听两衙门自行了结，徒罪以上，移交刑部办理。既然职能交错，自然沟通频繁，而步军衙门长官多系重臣兼领，刑部碍于势力，难免虚与委蛇。刘光第对此极不以为然，曾痛斥该衙门“政事废弛，货贿公行”，尤其鄙夷那位“十分圆泛，巧于钻营，全是从太监夤缘得了协办”的九门提督福锟。他述有一桩大事化小的命案：
即如八月间，部司里分得一案，系福中堂斋中老妈子将人致死，老妈子却为原告（即在步军统领衙门告的），言死者系抢他儿子银两，他报厅上将死者看押病故，而九门提督又命仵作出结，言实系病死。我们以案情可疑，即饬步军校传尸亲不到，并传原告亦不到，情愈可疑。乃传厅上官人来责打，彼言原告母子均避在福中堂斋中。我们乃言，尔可持票同看街兵直向福中堂斋指传，回明定要将人交出，况系原告，何必怕耶？
乃不二日，刑部堂官嵩（名申，从前四川崇将军之子，新升刑部尚书）特到署中告左堂薛（名允升，左侍郎），求转告我们司中，此案原告可以不传了，案便不办就是了。司中掌印唯唯受命。兄乃力争于印、稿之前，言案关人命，何得含糊了结？我们即不调人另验，亦当传原告到案，细究情形。况尸亲日后有人出头，且恐为别人说话，后来堂官、司官均有处分。堂官必定加恩留任，司官何所抵耶？于是持稿不办，又去面回薛左堂（系他当家）。左堂亦知究里，但攒眉嘴，摇头数回，总劝我们是与他办稿算了。我们言，如果日后云云。左堂言，且待日后有人举发再说。此明明谓福中堂神通广大，巧于弥缝，保定日后无事。然而此一条人命遂白送矣。
呜呼！即此一事以观方今天下，内外政事俱是如此，真足令英雄短气，豪杰灰心，不知后来何以措手也。
害死人的老妈之子受步军衙门包庇，乃至恶人先告状，使苦主鸣冤无门。刘光第接案后，本欲提人听审，平反重情，却遭到权势阻挠，不了了之。起初插手此案的，是满尚书嵩申，按照晚清刑部“例必有一熟手主稿，余各堂但画黑稿”的传统，新官上任的嵩申对部务本无置喙余地，但他和福锟同为满洲进士，在六部辗转经年，较他人更为熟络。嵩申自知言轻，并不亲自去找经办司官，而是转请左侍郎薛允升，向该司关说。薛允升在刑部当家日久，是一言九鼎的律学泰斗，但与嵩、福二人同朝为官，也不能不有所迁就。刘光第又将希望寄托在本司负责人—满掌印、汉主稿身上，恳请他们据理抗辩，持稿不办。然而人命关天，上可关天人感应、国祚兴衰，下可关一家一户、良知良能，唯于官场交道、人情往来，不过是浮光掠影，点到为止而已。最终，掌印、主稿无可如何，到底一条人命，白送了事。
刘光第人极聪明，却实心直性，对这些触目皆是的稗政坏举，看得真，想不透，难免耿耿在抱，忧形于色。他为人又很谨慎，讲究臣不密则失身的箴言，凡事对人闭口，不肯轻吐一字。于是那一腔孤愤，只好深埋心底，原本内向的性格，也愈发孤僻起来。京城衙门最讲一团和气，行止雍容，其年轻资浅者，尤需面上带笑，奔走殷勤，若总是苦着情、丧着脸，满腔心事，则未免招人议论，或说倨傲，或说执拗，或说心高眼大，或说褊狭矫情。长此以往，自然离群索处，渐渐不入俗眼。光第遇难后，友人胡思敬为之作传，径称他“恂谨寡交，稠人广坐中，或终日不发一言，官刑曹十余年，虽同乡不尽知其名”。
等是长安愁米贵
除了忧怀恫戚，不欲趋时外，刘光第“恂谨寡交”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囊中羞涩，无力应酬。他生长僻远，家庭贫困，中进士后，虽在地方官绅帮助下，为母亲、弟妹改善了境遇，但比起拖家带口做京官，乡居生活的用度，又实在不值一提。他丁忧进京一路的盘费，就要一百七八十两银子，在京置办家当，向座师馈赠土产，又要数十两之多，再到携眷租房过日子，虽精打细算，尽力节省，每年也非六百两花销不可。
至于收入，刘光第是没有实缺的主事，年俸微薄，只有五十多两银子。清代低级京官还有一款重要进项，是为后进同乡联名作保，收取“印结费”。可这项收入很不稳定，以刘光第的资历，每年至多不过一百三四十两，少则数十两，甚或全数落空，也不算罕见。譬如光绪十五年（1889），他便记道：“六、七两月印结无几（六月七两，七月四两），好得五月尚好，不然几至断菜。”照道理，像刘光第这样蟾宫折桂的年轻进士，往往还能受邀“点主”，即出席达官贵人及其亲属的葬礼，为死者神牌上的“主”字，添加至关重要的一“点”，祷其早升极乐、福荫子孙。可兵、刑二部的煞气重，其中刑官杀人尤多，外人看来，极易损伤阴德，坠入轮回报应。所以“点主”的好处，自然与之无缘，到手的银钱，也较同侪少一大宗。
如此一来，刘光第与妻儿的生活，就不得不倚仗桑梓为之供应。首先，是家乡的学田补贴。在清代，各府州县为培植文教，往往公设学田，佃人耕种，再将所得收成兑换银两，本地支持士子进京进省，赶考做官。即如刘光第老家四川富顺，就为本籍京官提供每人每年二百两的学田分成。
其次，是来自本宗族叔刘举臣（号安怀）的资助，金额同样是每年二百两白银。川南是井盐之乡，邑中多有巨贾，举臣即其一也。因为这层关系，刘光第与其人及儿子刘庆堂沟通密切。他关心自贡井盐的生产、销售、政策导向，留意四川各地水旱灾害、税费征缴与官员任免，除了为刘氏父子提供以上情报，他还将自己的公务进展、收入支出，特别是生活细节、情绪波动手书以告。这些信件被辑为《自京师与自流井刘安怀堂手札》，共五十四函，其内容丰富，细节充盈，既是刘光第个人心态发展的真实写照，也为学者研究晚清政治与社会提供了生动材料。
最后，是家乡父母官、循吏陈锡鬯的帮衬。陈氏是光第的伯乐，他三任富顺知县，曾经力排众议，将其置于案首，取中秀才。此后更一路关照，待其为官，仍每年助银百两，从无中断。
既然靠吃“百家饭”维持生计，刘光第在京城的日子，就过得极为拮据，无论车费菜钱，都一笔一笔分斤掰两，且要向刘氏父子详细报告，感激而谦卑地听其监督。他的妻子张云仙随同进京，数年内多次生育，牵儿带女，家务烦冗可想而知。可为了节约开支，全家仅雇有一个婢女，两主仆轮流背着孩子，无论烧火做饭，一概同室操作。因为生育过多、操劳过度，云仙的容貌气质受到严重损害，才刚四十上下，就“如老妪，帐被贫窭，乃不似一官人”。父母受穷，孩子们也跟着吃苦，成日敝衣破裤，叫官场中人看来，简直像个乞丐之子。
刘家的房子租在宣武门外绳匠胡同（今菜市口大街），据说地气颇旺，赁居在此的京官，常有外放主考、学政的机会。但选得风水，就要迁就质量，那处房子太老旧，赶上大雨连绵，即有坍塌之虞。从住处到刑部衙门，路程有十二里远，照今天北京的通勤标准看，实在不值一提。但其时道路破烂，牲畜遍地，臭气熏蒸，灰土呛人，一行下来，万万不是个宜人的所在。刘光第到署最勤，却舍不得每天七八吊车钱。挨不住同乡苦口相劝，他才在酷暑、暴雨时雇车前往，待到农历七月半一过，则改为步行，虽百般辛苦，仍甘之如饴。为了节约开支，他们夫妻俩还在房前屋后锄地种菜，不知此等农家习气，在冠盖如云的邻里间，又是怎样格格不入。
即便俭省如此，对刘光第而言，六百两银子的年收入，也只能满足家庭基本开支，碰到稍高一点儿的消费项目，就不得不厚着脸皮，再去求人。即如买书，本是高级士人必备的生活方式与社交手段，赶到刘光第头上，就显得格外奢侈。他是做官的人，史书非读不可。可家里的《二十四史》只有七八种，古今政书也只有十来种。想要买些大部头的，就要托人从武昌的官书局代购—那里书价便宜，比京城要贱一半还多。既从远处买来，数量就不能太少，可一笔的开销又拿不出，只好致信刘庆堂，挪借一百两银子，再从次年补贴中扣除。颠来倒去，究不过从嘴里抠出来罢了。
衣食锱铢必较，买书大费周章，更遑论无底洞般的人情往来。京城风气奢华，较成都更胜百倍。那些仕路上行走的人物，且不说世家贵胄、翰苑名流，就算部院僚属，也是观剧宴饮，无日无之。今天的研究者随手翻阅晚清日记，一定对此留下了深刻印象。
好奇之心人皆有之，刘光第初到富贵乡，也未尝不心向往之。譬如看戏一节，他就“每暇辄思往观，不可自禁”。可名利场中来而不往非礼也，这些娱乐活动耗资甚大，参与者或凑份子，或轮流请客，彼此花费都在伯仲之间。刘光第囊中羞涩，稍知深浅后，即晓得交际不起。至于解脱办法，又无外乎对己对人，向内向外。
对己，他以书生本色自励，又以邪乐狭游，趣味非真聊以自解。对人，则寡言正色，摆出难以亲近模样，“在稠人中，不善作便佞趋承之状，众皆木石视之，又其下仇雠视之矣”。且他们夫妇志趣相当，妻子的内向又更胜一筹。当时京官群体盛行夫人社交，一众人“呼朋结会，张华灯，敷绮席，博戏以饮”，甚或“香车绣幰，奔走权门，结欢要人妻妾”。唯刘夫人居京十年，从不出门拜客，连比邻而居的同乡，也并无往来通问。
然而身在官场，无论怎样狷介自持，那些应景的花销，也总是逃脱不掉。譬如年节的师门馈赠、堂司应酬，又有同乡亲友进京投奔，或是托买东西。至于婚丧嫁娶，更是动辄重金。光绪十八年（1892），刘光第的乡试座师，工部侍郎乌拉布去世。因他家境窘迫，不得已由众门生凑钱相帮。彼时，光第一气出资五十两，以致财匮力绌，其他用项无可通融。
刑部的工作原本专门，在多数职业官僚眼中，他们恃法律知识以自重，本身就有刚愎、刻薄、视他人如隔教的群体评价。加上刘光第气质寒酸，深居简出，在殷勤圆融的晚清官场，其形象恐怕是模糊而近于负面的。就连远在四川的刘举臣父子也致信提醒，说富顺同乡十之八九与之不睦。不过，虽然外表冷僻，以不做红人自居，但刘光第绝不是个宦情恬淡之人。他那一颗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心始终是热切的，躁动中带着忧惧。他做着技术官僚，却格外关心政治；虽极言慎密，却忍不住在与亲友的书信中针砭时弊，常看得人胆战心惊。
死留碧血欲支天
甲午战争前三四年，随着时局日坏，刘光第的情绪也日臻愤懑，言辞间大有思变之意，甚至借川省盐捐，批评颐和园工程。等到中日构兵，旅顺失守，他便朝夕痛切，急拟条陈四款，照例请本部堂官代为奏上。条陈的后三款无甚新见，唯“请皇上乾纲独断，以一事权”一条，话锋直指太后干政。他先定下“自古政出多门，鲜有成事”的基调，写到最后干脆进言：“况皇太后现已六旬，正当颐养天和，宁神谧志，皇上亦何忍以军务倥偬之急，更烦懿虑焦劳乎？应请皇上圣裁独断，即当重要事件，亦宜自运宸衷，无复重劳慈听。”刑部堂官见此狂语，无不失色推诿，不肯代为转奏。再询及相熟御史，亦不敢公然发此骇世危言。刘光第言不能进，志不能达，再顾不得什么慎之密之。在给刘庆堂的信中，他直戳戳表达自己含血喷天，裂 眦嚼齿的极愤之情。事实上，这份条陈虽然上奏未果，但四处播扬，引起京师、各省“喧然传说”。他的名声或借此而起，但祸种也未尝不由此而植。
到《马关条约》签署既定，国土沦丧，金瓯残缺，连一向进取有为的刘光第也不免灰心丧气，写道：“兄每对人言，数年以来，穷也穷不死人。惟去年以来，所见所闻之事，真是要气坏人，愁坏人也！”他头一次萌生去意，当年秋天，便以回福建故里祭祖为辞，出都南下，由浙而粤，而广西、湖南、湖北，纵览山川形胜，风土人情。但此行的最关键处，却在他曾停驻武昌，与湖广总督张之洞痛谈时事。
前文提到，张之洞曾于同光之际莅任四川学政，创立尊经书院。故其显达后，凡蜀中士人、尊经弟子，无不以香帅门生标高声价。刘光第虽在其离川后始得进学，且师出锦江，但凭着故地情结，在汉期间，也成功与张氏攀上交情。回京次年，赶上张之洞六十寿诞，他又代表川籍京官撰写寿屏，内中“欲其入京来作军机大臣， 谟远猷，匡诲吾君”之意，很得张氏欢心。复经其核心幕僚、绵竹人杨锐为之转述，令光第大受鼓舞。他在京多年，除了同僚、同乡，一二座师，书信中几乎从未提到与哪家权势有何交往。难得如此机缘，他那颗将灰的心，又倏尔活络起来，一边继续哀叹朝局之坏，日甚一日，一边与杨锐密切联系，夤缘求进之意，是显而易见的。
光绪二十三年（1897）十月，德国占领胶州湾。一时舆论大哗，当政诸公束手无策，坐待瓜分而已。至于六部微员，如康有为、杨锐、刘光第等，则多积郁满腔，不吐不快。据茅海建教授研究，那份由大学士徐桐出头，请召湖广总督张之洞入枢以襄危局的著名奏折，就是由杨、刘二人出头运作，并代为草拟的。徐桐是光第会试座师，此时正不满翁同龢势力坐大，欲推出张氏以为牵制。而事先未得确情的张之洞，不愿插手朝廷龙争虎斗，所以几次借故推托，直至清廷中枢换班完成，百日维新拉开序幕。虽然事体不成，但可以看到，时至于此，一向冷眼热肠，声名不出表众的刘光第，已开始主动出击，试图接近权力中心，参与国家大事。惜乎经验匮乏，斡旋能力尤其不足。
除倚张自重外，游历闽粤，见识了不少新派思想的刘光第，回京后又在团结乡党，推动地方自强方面下起功夫。这一契机出自光绪二十三年的川南地震，以及随之而来的川东洪水。巨大的自然灾害持续一年有余，蜀中各地石出滩涌，民不聊生，到光绪二十四年（1898），许多地方已经出现全家饿死，乃至人吃人的惨状。即便如此，由《马关条约》摊派到四川民间的战争赔款，并未争取到因灾蠲免的政策，“军机处所拟上谕，又复巧为光润之词，漠然不着痛痒”。刘光第是平民出身，与民间疾苦最能感同身受。且他在京生计，多由家乡供养，值此危难，不能不一振其臂。彼时，川籍京官一体联名，向朝廷请赈，不但奏留地丁正税以为救济，再由各省开放赈捐，并发内帑、部款加以补充。又自行捐款，将各种津贴、印结、馆捐费用筹集起来，电送回乡。再与顺天府商量，委托京中“义赈”机构，组织官商绅士慷慨解囊。更发动“川人之服官各省者”，有钱出钱，庶几少饿死些人为是。在给井盐巨贾刘庆堂的信里，刘光第也不忘出言劝捐：“弟何妨禀明堂上两老人，大发仁心，倡集巨款，为救命之事。”
倡捐一事，大大提高了川籍京官的凝聚力，更让“恂谨寡交”的刘光第渐次积累威望。随着变法呼声日益高涨，他与杨锐等人也发起筹办蜀学会，募集经费，添购书籍仪器，聘请中外教师，讲授时务之学。到戊戌年初，又加入康有为创立的保国会，从形式上成为维新派一员。不过就性格作风而言，直到变法前，刘光第的社会交往仍极有限，他与康有为“未尝通达拜，但于保国会识一面”，与梁启超“未稔，故不能详记行谊”，与谭嗣同“尚未识面”。显然，那些串联乡党，大张其势的工作，多由杨锐出头张罗，刘光第厕足其间，或起到出谋划策、身体力行的作用。
从政治底色看，刘光第的维新主张仍以办报办学、富国强兵为主，并没有走到兴民权、建议院、立宪开国会的政体变革一路。对中外关系的认识，也更近于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从人际交往看，他与“康党”无甚相干，如果强为之说，或可与杨锐并作一伙。不过有一点需要强调，他痛恨太后秉政，皇权旁落，除《甲午条陈》外，即变法前后，也多次议论帝后关系，企盼着“此时下手工夫，总在皇上一人为要，必须力除谄谀蒙蔽，另行换一班人，从新整顿，始有起色转机”。因为刘光第以沉毅稳健，不阿不党著称，研究者常将他视为维新派的“压舱石”。事实上，其人疾视西后，由来已久，诗句中多用“女祸”等意象，在这一问题上的激烈程度，亦不下于康、谭等人。
变法伊始，刘光第经湖南巡抚陈宝箴保举，奉旨召见。他说自己的奏对“颇详直”，不定就流露出君权独断的一贯见解，让光绪帝大生知己之感。随后，他被超擢为四品京卿，与杨锐、谭嗣同、林旭同时充任军机章京，参与新政。自光绪九年（1883）进士及第起，他候补刑部主事，沉滞十五年之久，值此而一举升腾，连自己也如梦如幻，称为“异遇”。
刘光第入值军机，是农历七月二十日，到八月初六日即逢政变，不数日而罹难身死。八月初一日，他给弟弟光筑写下家信，称此时人情不定，新旧两党互争朝局，四军机骤然大用，遭人嫉妒诟病，目前势同水火，将来恐成党锢之祸。书信的措辞虽有忧虑，却是家常口气，压根读不出绝笔的味道。除了略述新政与党争，在信中，他还关心沱江水灾、祖茔安全与家乡收成。责怪弟弟脾气执拗，通信稀疏，想叫他来京学医，做个有用之人。他又习惯性提到自己的经济压力—既然成了内廷红人，要到颐和园当值，那么买马匹、置貂褂、添仆人，就成了必不可少的生活开支。可他不肯拿军机处的灰色收入，也不要外省炭敬，所以过日子的繁难，比做冷曹官更甚一筹。
家人接信不知何许，但以富顺距京的遥远，书信送到之日，刘光第，这位年仅四十岁，励节如冰而气骨森严的川中之杰，大抵已经喋血闹市，魂归不朽。与谭嗣同一样，政变后，刘光第“坐以待捕”，没有任何逃亡打算。这与他家累沉重、社会关系简单，仓促间逃无可逃有直接关系。且其久任刑部，是“断罪当引律例”的坚定信仰者，对一道懿旨人头落地的可能性，预估明显不足。当年撰写《甲午条陈》时，妻子劝他慎重，光第回答道：“本朝宽大，不杀言者，至凶不过出口尔。且我条陈中措辞尚颇得体，即有不测，不过革职。”等到变法失败，他也自以为言行谨慎，无偏无党，即遭人倾陷，至多不过遣戍而已。
“本朝宽大，不杀言者”，放在文字狱横行的清前期，俨然笑话一般。嘉道以降，罗网渐弛，就难免让读书人犯起了幼稚病，忘记政权本性酷烈，屠刀未起，不过是备而不用。等到了法场上，腾腾杀气泰山压顶，作为“老刑部”的刘光第，或许才生出死期将近的觉悟。按照惯例，京师处决重犯，多由刑部满汉右侍郎及刑科满汉给事中监刑，而这一天端坐中堂的，却是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刚毅。他是比刘光第资历更深得多的“老刑部”，或称前辈模范，也不算过誉。
刚毅是满洲人，但出身贫寒。他以旗人特有的翻译科生员出身，在佐吏微员的职位上几经辗转，同治七年进入刑部，成为额外主事。此人生性要强，研读律例极为用功，又屡次平反冤狱，被视为满人中不可多得的吏干之材，深受尚书翁同龢赏识，走上刑部技术官僚最令人羡慕的仕途快车道。他于光绪六年从刑部外放，一路开藩建节，甲午前经翁氏援引，入枢成为军机大臣。从零散的时人日记中可以看到，刚毅外放后，与刑部老班底的联系仍很密切，时常有信寄来，或借进京机会请客叙旧。光绪二十三年，他短暂担任过“大司寇”一职，刘光第虽称“高节独行”，对这位权威赫赫、大名鼎鼎的老前辈、老领导，怕也不能全无认识。
在刑场上，绞杀变法的旧党魁首刚毅，和其他五人是政敌，唯与刘光第，在政敌之外，还兼有同为法律人的特殊渊源。或许正基于此，那番振聋发聩的“刘光第之问”，被兀地激发出来。《清史稿》记曰：
临刑，协办大学士刚毅监斩，光第诧曰：“未讯而诛，何哉？”令跪听旨，光第不可，曰：“祖制，虽盗贼，临刑呼冤，当复讯。吾辈纵不足惜，如国体何！”刚毅默不应，再询之，曰：“吾奉命监刑耳，他何知？”狱卒强之跪，光第崛立自如。杨锐呼曰：“裴村，跪！跪！遵旨而已。”乃跪就戮。
可以看到，哪怕生命进入最后一刻，对于大清王朝，刘光第也有深入骨髓的信任。他以为同出刑部的刚毅该和自己一样，所以才用制度、法律、国体加以诘问。毕竟，照他最推崇的恩师张之洞所说：“我朝深仁厚泽，固属美不胜书，然大要则有两事：一曰赋敛轻，一曰刑罚平。”如今供未具，狱未平，律无正条，私意诛杀，以忠贞蹈白刃，贤能填沟壑，则暴政将亡，可知之矣。
笔者的博士学位论文，以清代刑部为主要研究对象，其中之最重头者，即是以刚毅、刘光第等为代表的刑部法律人群体。他们前半生的路有诸多相似之处，甚至都因为“热衷”，脱离了传统技术官僚的发展路径，卷进绞肉机式的权力旋涡。受革命排满叙事的影响，文学与影视作品中的刚毅，形象往往颟顸而暴悍，对着维新志士咬牙切齿。但从研究者的逻辑乃至情感而言，我更愿意相信《清史稿》描述的场景。作为政治场域的胜利者，面对将死的同行后辈，一向“刚愎自用”“沾沾自喜”的刚毅词穷了，并没有发出权势的叫嚣。他先是“默不应”，又忙不迭地把责任推给慈禧，可见那两句“专业”的质问，作为曾经的法律人，他是认可的，因为认可而感到理亏。
抑或有万分之一的可能，他对这位同样“热衷”的后辈产生了些许佩服。庚子变乱后，刚毅身死名灭，照当时的风评，他这样的人，被《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归于：“无才的要做官很不要紧，正坏在有才的要做官……只为过于要做官，且急于做大官，所以伤天害理的做到这样。”眼前的年轻人，曾和他一样刻苦、勤勉、明决，且未尝不想循序渐进，得个大官做做—甚至在许多人眼中，维新派撺掇皇帝变法改制，正是耐不住寂寞的投机行为，是“营营竞触热”“浮名婴罗网”。但刀斧加身之际，他竟能问出那样“幼稚”的话来，他的心是多么纯粹，一心想做大官的人，又哪里来得这样至死不渝？可见他到底是想做大事，是想图强救国家的。
刘光第的一生很苦，除了少年登科，聊可光宗耀祖外，在北京的大多数日子，他都过得清贫、劳碌，心底里也难免自卑。所以闭门谢客，逢人做出一副冷脸来，又极力上进，盼望着早日补缺，缓解经济压力。这样的人放在日常生活中，一定是不讨喜的，天长日久，更可能心态扭曲，走上捞钱办事，或是仇富害人之路。所以比之聪明好学，刘光第最过人的禀赋，其实是意志坚韧，心气强固。再难得他生长在僻远山乡，所受教育全是旧式的，刑部工作具体而琐碎，也不容易接触到洋务外交这样时兴的话题。可他的胸襟开阔，视野高远，持论中正，毫无故步自封的短见，这就比刚毅等顽固旧派要强上百倍。至于忧国醒民，九死不悔，则又是一重更伟大的境界，足以使其千秋彪炳，化作国人语境中永恒不灭的君子。
导言
这本小书的出版，大约可以归到“历史偶然性”范畴。因为此前作品多由旧年积累，等翻箱倒箧罄尽所有，再被问“近期有什么写作计划”时，就未免囊中羞涩无所适从。于是，一轮新的酝酿周期被迫开启。最初的想法，是对几种细节生动，又不常见的笔记、日记、公牍史料进行精密解剖，以天理教事件为中心，通过张祖基、吴堦、朱凤森等基层官员沉滞压抑、投效无门的人生经历，描绘“嘉道中衰”的政治气候与社会图景。这一计划，与我近年的研究领域高度相关，本欲做学术论文牵头，普及读物断后的“偷懒”之想。然而论文排期遥遥无所抵止，写书的心气也随之再而衰、三而竭，唯有另辟蹊径，才能重整旗鼓。
不过在前次计划框架内，几位基层官员的宦海浮沉，是我极有感触，而难以弃置不顾的。张祖基和吴堦的生平最先被梳理出来，他们阅历迥异，却不约而同将我带进写作的舒适区—那些职业生涯的困扰、人情世故的麻烦，欲待英开偏阻遏，归来意气半消磨的情绪冲击，不但属于两位古人，也同样属于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的作者。在写作过程中，我能清楚感知到，这和此前写雍正皇帝、年大将军，状态很不一样。对那些大开大合的政坛巨人，我有兴趣，却是冷眼的观察者，剖解史料，迹近诛心。这一次，我成了代入者，对笔下人物的抉择、心境强烈感同身受。在以克制、中立为美德的历史学研究场域，这样的出发点，多少要犯忌讳。但对大众向写作而言，可贵的共情心理，能更好地呈现人性恒常的历史穿透力，让读者出入其间，读出自我的映照。
既然捕捉到这样的灵感，我决定放弃预先计划，但保留已经完成的人物小传，并从这条路上岔开去，开启新的写作方向：选取清代历史上有趣的小人物，为之作传，形成传记合集。当然，这一计划还受到两个人的重要影响。第一位是北大历史学系张帆教授。他在 2024 年完成“元朝十二人”系列讲座，并委托我和周思成博士进行文字修订，做好付梓准备。与清代相比，元代史料稀少、零碎、芜杂，人物研究难度极大。张老师博观约取，在时代背景与研究对象间纵横捭阖，分寸把握极为精准。为他整理讲稿，是难得的学习过程，让我对专写人物一事，更生出跃跃欲试的想法。第二位是《澎湃新闻·私家历史》栏目负责人钟源兄。他建议我在那一方宝地开设专栏，按月供稿，以有节奏的发表杜绝无限度的拖延，置身编辑与读者的监督之下，避免新想法重蹈胎死腹中的厄运。
经与钟源兄反复磋商，我在澎湃的专栏被命名为“历史缝隙里的人”，择定十二位经历传奇，但事迹不彰的清朝人物，为之刻画生平。传主的生活时段大致呈均匀分布，贯穿有清近三百年。其人以州县官为主，间或京职下僚，青衿文士。本书所选人物，多是我在既往读书中有所注意，而未能深究的：譬如黄六鸿常被我导师郭润涛教授挂在嘴边；张我观的《覆瓮集》是我本科毕业论文的重点材料；钱良择和他的《出塞纪略》，本拟用来应付李新峰老师开设的研究生读书课，最终不了了之；刘光第作为刑部司官，是我博士论文的考察对象之一，却不过浮光掠影，摘引几段材料……这次将“故人们”重新拾掇起来，当作主人公写，自然要从裒辑史料、提出问题开始，工作路径与方法全然是学术性的。只是考虑到更多读者的阅读体验，没有将所引史料过细标注出来，转而采取更简明的形式，在篇后罗列参考文献。
和帝王将相、巨擘豪杰不同，在历史的大多数时间里，基层官员的工作烦冗琐碎，平淡无奇—这恰恰是国泰民安、人间烟火的直接表现。于是，针对他们的研究，也多被赋予集体化、工具性面貌，用以观察制度运作等宏大问题。至于人物本身，如果遇合无时，青云无路，往往会被挤压到舞台的边角处，能做个千人一面的龙套演员，已属十分幸运。当然，他们中间也有极个别人，会在时代的风云变幻中搏出一场独幕剧，虽然未必常排常演，广为人知，但一经留心者钩沉抉隐，即可唤起后人内心深处的共鸣。那些失落的姓名，竟也活生生的，蕴含无穷力量，值得我们嗟兮叹兮，三复流连。本书的十二位主人公，都具有这样的气质，而清人留下极丰富的史料，也为我们走进历史细节争取到最大可能。
感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为本书出版付出的努力，感谢张龙师兄慷慨接纳，责任编辑张天蓉女士精心编校。他们高效而富有创造力的工作方式，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书中多篇文章，都涉及清代中央档案的搜罗利用，我日常坐班，不能到一档馆爬梳抄录，唯赖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王冕森博士鼎力协助，才能顺利完稿。这样的支持已经延续多年，又不单针对本书，是故深情厚谊并非一个谢字可表，姑且记之，略致心意而已。
郑小悠
2025年10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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