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威拉德·斯特恩·兰德尔（Willard Sterne Randall）主要研究美国建国时期的历史，曾在罗马的约翰·卡伯特大学、佛蒙特大学和尚普兰学院任教。他撰写过本杰明和威廉·富兰克林、本尼迪克特·阿诺德、托马斯·杰斐逊、乔治·华盛顿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等人的传记。其中，本尼迪克特·阿诺德的传记获得了四项美国国家最佳图书奖，是“《纽约时报》重要图书”（New York Times Notable Book），并入围了“《洛杉矶时报》图书奖”（Los Angeles Times Book Prize）的决选；杰斐逊的传记被《出版商周刊》（Publishers Weekly）评为1993年十大最佳传记之一。兰德尔曾获得美国革命圆桌会议（American Revolution Round Table）的最高荣誉——优异奖（Award of Merit），以及由《军事历史季刊》（MHQ: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颁发的托马斯·弗莱明杰出军事历史写作奖（Thomas Fleming Award for Outstanding Military History Writing）。
译者简介：
陈平，法学博士，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研究方向为美国社会文化，现为北京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已出版译著《至高权力：罗斯福总统与最高法院的较量》，并在《美国研究》等期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
序言
1789年4月，当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准备离开弗农山庄前往纽约参加总统就职典礼时，他匆忙给最亲近的朋友和亲人写了信。华盛顿本无意谋求总统一职。在35年间他断断续续打了不少仗，如今他更愿意“在自己的种植园里度过余生”。他在给独立战争期间并肩作战的战友亨利·诺克斯（Henry Knox）的信中写道：“我在就职总统的道路上所怀有的心情，无异于一名罪犯在前往刑场时所怀有的心情。我十分担忧我的同胞们对我的期待会过高。”
和独立战争结束6年后的许多美国人一样，华盛顿在经济上捉襟见肘。他担任大陆军统帅长达8年之久，却没有获得任何薪水或退休金，仅能够报销有着完备记录的费用。他被迫荒废自己的农庄，后者正是他的主要收入来源。总的来看，独立战争削减了华盛顿一半的净资产，而他几乎无法再弥补这些损失了。英国在战后对美国贸易实施的高压限制措施，使华盛顿的谷物失去了主要的加勒比市场，而战前他小麦的销售地——地中海市场则落入了北非私掠船之手。战后的经济衰退使全国的现金和信贷都变得短缺。一些居住在华盛顿边境农场的佃农没法继续缴纳租金，华盛顿只能将他们告上法庭并将其赶出农场。
华盛顿向他最喜欢的侄子乔治·奥古斯丁·华盛顿（George Augustine Washington）吐露心声：“如果这场［选举］没有发生的话，我将不得不过省吃俭用的日子，因为我的收入不足以应付我自退役回归个人生活之后的开销。”一旦担任总统，他将获得2.5万美元（约合今天的75万美元）的年薪，这是当时美国的最高收入。很明显，乔治·华盛顿需要这份工作。
在那个充满前所未有的变化的时代，和美国这个新的共和国的其他建国者一样，华盛顿所做的主要决定都受到了他个人经济状况的影响。
1776年，当建国者们在费城依次在《独立宣言》（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上署名时，他们从字面意义上相信该宣言的最后一行文字：“以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财产和我们神圣的荣誉，互相宣誓。”正如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所说，如果失败的话，他们“毫无疑问将会被一一绞死”——很可能他们将面临英国人为处决叛徒设置的可怕的行刑方式：绞刑、将犯人沿街拖拽到刑场和肢解，而且他们的财产将会被没收。
但是他们的财产究竟是什么呢？这些财产将会对重大政治决定和美国早期制度中那些对后世具有形塑性意义的政策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将会带来哪些经久不息的重要后果呢（如果真有的话）？通过仔细研究建国者们的财务状况以及他们为塑造一个新的国家而做出的前所未有的决定，本书尝试回答这些重要而及时，且前人几乎从未探究过的问题，让建国者们的资产情况更为明晰，同时阐明，尽管建国者们十分清楚建国过程中可能面临的巨大风险，但他们并不一定要求得到同等的回报。
一个多世纪前，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查尔斯·A.比尔德（Charles A. Beard）驳斥了他所说的“宪法起源和性质的法学理论”，撼动了通常来说呆板的、神圣化的美国历史的根基。他用如下假说取而代之：在美国政治制度的发展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的是经济原因。 比尔德教授在其1913年的著作《美国宪法的经济观》（An Economic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stitution of United States）中指出，经济力量不仅贯穿于美国宪法的形成和被采纳的整个进程，而且还决定了宪法中最为重要的那些条款。比尔德推动了美国进步史学流派的发展，他认为“基本上所有商人、放贷人、证券持有人、制造商、货运商、资本家、金融家以及与他们有合作关系的人”都支持宪法，而反对宪法的则是在国会中没有代表权、不蓄奴的农民和欠债人。比尔德由此得出如下结论：新的宪法并非“全体人民”的产物，而是经济利益集团的产物，后者想要从宪法中有所获益。
在20世纪初，学者仅能接触到短暂的《邦联条例》（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生效时期有关各州的少量记录。比尔德利用这些记录出版了其研究成果。很长一段时间后，才开始出现大量有关建国者及其对美国的建立和政策所产生的影响的个人论述和政府文件。在本书中，我对于建国者的财务情况和经济利益，以及他们做出决定的驱动因素进行更为深入的分析，以此为比尔德教授这一著名假说提供更多信息。
在我们这个时代，公众对于个人财富对国家治理的影响有着强烈兴趣。本书探究和详述了个人财产情况对美国建国时代的领导人所产生的影响及其程度，对独立战争产生的原因和进行的方式做出了全新的阐释；分析论述了建国者个人在面对挑衅性的英国法律和政策时，是如何缔结至少部分地基于其经济处境的具有商业利益竞争关系的松散联盟的，以及这个新生国家的领导人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并且为何选择比《邦联条例》更为保守的联邦宪法的。
本书描述了随着革命思想在独立战争后如暴风雨般的几十年间的发展，以及随着建国者们努力将他们的理论论述转变为现实可行的政治体制，他们是如何改变效忠对象的。
在脱离英国的这段重要时期里，从做出有关战争与和平、贸易与税收的决策的关键时刻可以看出，随着建国者们变化着的经济处境推动新的法律和制度的形成，他们每个人都在争相发挥自己的个人经历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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