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艺术体验的多样性 2通往真理的途径
于连在《大象无形：或论绘画之非客体》（Grande image n’a pass de forme ou du non-objet par la peinture）一书中提出了中国思想实际上几乎没有存有论的问题，因为存在问题不是中国思想的核心。这本书书名取自老子《道德经》第四十一章，老子告诉我们不能在有限的事物中寻求最大，“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于连把“大象”翻译为great image（伟大的图像）：象的字面意思有“大象”（elephant）、“现象”（phenomenon）和“图像”（image），且从词源上讲，形是象的同义词，其通常被翻译为“形式”（form）、“形状”（shape）和“轮廓”（contour）。《易经》便是根据对各种象的观察来进行卜卦。于连试图用“大象无形”来证明中国画并不追求形式。他特别举了五代时期画家董源的例子，董源开创了一种以江南风景为特色的新山水画风格。董源在绘画中并不强调描绘形式，而是努力削弱形式的概念。这种削弱形式或者说非具象化的生产与西方传统相悖，因为自亚里士多德以来形质论一直被视为最高原则。在古希腊，hylē代表质料，morphē代表形式，形质论意味着形式是本质（essence），而惰性质料根据形式获得其特性。这与柏拉图理念的世界/理型（eidos）相似，它超越了所有实际经验。然而，我们必须留意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之间的显著区别：亚里士多德是经验主义者，形式对他来说存在于这个世界之中而非之外。在此语境下，形式就是一般形状和几何透视，这些元素在西方绘画中有着存有论意义，在中国画里则不然。于连从这种形式的缺失中看到了一种完全不同的美学和艺术体验。在提到董源的画作时，于连说道：
于连的主张大胆且值得商榷，但它们依然令人兴奋。对于连来说，“浮现而隐没”和“介于有无之间”超越了在场与缺席之间的对立，也就是超越了二元论，它是西方哲学传统的核心。于连从海德格尔那里汲取一条批判路线，并在其他作品中不断探索，例如《不可能的裸体》（The Impossible Nude）和《美这个奇怪的观念》（This Strange Idea of the Beautiful）。因此，于连声称这种对再现的抵抗促成了一种既非存有论也非神学的通路。在这段引文中，有两个问题，于连并没有完全回答，而矛盾的是，这两个问题也揭示了其与于连观点的张力。首先，如果中国是非存有论的，而西方是存有论的，于连的论点不仍是一种建立在东西绝对对立基础上的二元论吗？这种绝对对立的本质是什么？其次，在于连援引“非神学、非存有论的通路”时，这种通路欲求什么？它要如何实现？我将尝试解决这两个问题以概述一些我自己的理解，且更重要的是，勾画一种方法论的途径。
在开始之前，我们首先应该回到艺术本身的问题上。让我们回忆一下黑格尔在《美学演讲录》（Lectures on Aesthetics）中提出的著名观点：艺术的终结。黑格尔说在古希腊，艺术，尤其是悲剧艺术，代表着精神生活的最高形式，后来宗教取代了它，因为精神需要一个比艺术更重要的元素，即虔诚（Andacht）。黑格尔随后称精神的最高形式不再是艺术或宗教，而是哲学，因为哲学是通过概念（Begriff）来领会绝对的。讨论这一争辩的论点和黑格尔的艺术终结三部曲并不是我们当下的目的，但我们可以理解到艺术首先关涉精神生活，我希望称之为非理性（non-rational）。精神既不是理性的（rational），也不是不理性的（irrational），而是非理性的，正如我们在海德格尔的作品中遇到的存在问题。
海德格尔声称对希腊来说，技艺同时指艺术和技术，主要意味着对存在的去蔽，即希腊人说的真理（Aletheia）。存在不同于存在者或者实体，例如在我面前作为属性承载者的这个或那个物体。对海德格尔而言，西方形而上学的历史便是一部对存在的遗忘史，因为它试图理解存在者及其整体而忽视了存在，而存在不局限于理性和不理性的范畴。究竟什么是存在？虽然这个问题本身是同义反复的（What is Being?），但是我们仍能说存在可以被体验为无蔽。然而，我们无法像数学证明那样说明存在。存在无法验证，正因为它抵制任何形式的证明而处于自然科学之外。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海德格尔认为现代科技标示着西方哲学的完成，即成为诸存在者的科学，而非理性往往只能被归纳为神秘主义。
我们必须认识到非理性对于艺术和宗教来说至关重要。它要求一种合理化的过程。这并不是指让非理性者变得理性，变得在形式逻辑上可以推导。合理化在这里意味着在非理性与我们的经验间呈现融贯。在诗歌中，达到非理性的体验要通过对语言的非常规使用去将意义从日常的语言中释放出来。在宗教中，对于神的体验是通过教堂的内部设计、仪式和伦理来实现的。没有人能证明上帝是什么，但正如黑格尔所言，我们可以通过虔诚来体验。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海德格尔在他的《艺术作品的本源》的后记中声称：
这段海德格尔与黑格尔之间的对话，表明了艺术允许我们通往非理性，而非理性则需要与科学的理性和纯粹的不理性区分开来，并且它必须居有和转变科学与技术的理性。这是我们无法从艺术中剥离的东西，因此这对我们在技术时代反思艺术的角色具有重要意义。在涉及科学时我希望强调反思艺术的意义，我认同亨利·柏格森所说的，艺术与哲学不能从科学开始，而是应该与科学和技术保持一种密切关系，以开启非理性的体验。艺术和哲学希望通过其现象学意义上的悬置（epoché）来打开在其时代中被封闭的东西。换句话说，艺术和哲学属于一个它们想要去悬置的时代，这也是思考总是视自己为陌生人的原因。
或许我们可以将于连引用的“非神学、非存有论的通路”称为道。我们不能否认西方有其合适的通往非理性的方式，且这种否认并不合理。它们之间的差异在于非理性的确切含义和通达的方式。非理性的具体含义与人们在此生活并塑造了他们文化精神的宇宙世界相关，对它的通达方式由艺术和传统表现出来，从某种意义上说，一种独特而超凡的审美经验合理化了非理性，并且为精神生活构建了一个融贯性平面（plane of consist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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