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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在19世纪40年代美国罗得岛州立宪运动之中，以托马斯·多尔为首的激进派绕开议会，自行立宪，并试图取代州政府，由此引发了一场时人口中所称的“多尔战争”。本书以围绕“多尔战争”的政治辩论为切入点，对“人民”“多数统治”“革命”等美国核心政治概念的内涵演变，以及美国后革命时代的政治变革的机制和政治文化的特点进行了细致、深入的研究，揭示了“民主主义”和“制度主义”两种理念是如何在竞争中达成一种均衡，并深刻塑造了美国政治变革的道路。 關於作者： 蔡萌，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世界史系教授，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美国托马斯·杰弗逊国际研究中心访问学者，研究领域为美国早期史、劳工史。曾荣获北京大学优秀博士论文、美国史研究会第五届万心蕙奖学金一等奖、杨生茂美国史最佳青年论著提名奖等荣誉。近年来在《历史研究》《世界历史》《新华文摘》《史学月刊》等期刊上发表论文十余篇，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一般项目各1项。 目錄： 目　录 导　论1 第一章　罗得岛民主的“衰落”与立宪运动的兴起24 　一、18世纪90年代至19世纪40年代罗得岛的社会变迁 与政治失衡24 　二、立宪运动的早期发展与挫折42 第二章　立宪运动的激进化与“多尔战争”的爆发52 　一、走向独立立宪:《人民宪法》的制定52 　二、走向暴力夺权:“多尔战争”的爆发65 　三、从暴力夺权到政治论争:“罗得岛问题”的提出77 　小　结88 第三章　“人民主权”的理论与实践90 　一、“人民”的特性:抽象整体的“人民”与现实 具体的“人民”92 　二、“人民”的范围:自然属性的“人民”与政治 领域的“人民”116 　三、“人民”的统治:“多数人的权力”与“少数人的权利”139 　小　结155 第四章　民主与“革命”的权利157 　一、“革命权”的激进化157 　二、“革命”的非暴力化167 　三、罗得岛的“和平革命”194 　小　结220 第五章　“多尔战争”与美国后革命时代的政治变革222 　一、罗得岛立宪运动与杰克逊时期的政治民主化222 　二、“多尔战争”与19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激进主义241 　三、“罗得岛问题”与美国的民主政治262 结　语275 附录:罗得岛立宪运动大事年表280 参考文献285 关键词309 內容試閱： 结　语 “罗得岛问题”这个由弹丸小州一次“不成气候”的反叛行为而引发的一场政治争论，对于考察美国后革命时代的政治变革究竟有何意义? “罗得岛问题”的提出揭示了“民主”在从一种政治理想走向政治实践过程中所面临的一个必然困局。把民主定义为“人民的统治或权力”，虽然确立了民主政体的权力来源和权力正当性的原则，但是，对于关注民主政体实际运作的人来说，这“仅仅是个省略句，只说出了一个过程的起点便戛然而止”。[1]要在实践中构建民主政治，还必须继续追问下去:谁是“人民”?“人民”的权力在民主政体中如何体现?“人民”的意愿在民主政体中如何表达?“人民”，与代替“人民”行使权力的政府，以及表达“人民”意愿的宪法和法律之间，应该维持什么样的关系?围绕着这些问题，“民主主义”和“制度主义”分别站在对立的两端做出了回答。 作为探索现代民主政治的先驱，建国初期的美国在处理这两者之间的紧张关系过程中逐渐确立了一种“制度民主”基本模式，其特征就是用制度来节制民主、用民主来规范制度。一方面，“人民”的主权地位被“虚置”了，“人民”的权力被建构于美国宪政结构之中，受到了一系列法律、制度和程序的有效规制，“人民”的自然权利也经历了一个制度化、法治化的过程，变成了一种法律权利。另一方面，作为一种价值规范和正当性基石的“民主主义”，不仅是制衡政府权力、维护公民自由的强大力量，也是补救宪政制度的“民主性缺失”、持续为其输入合法性的动力资源。这种模式是两种民主理念在交锋、互动、妥协中达成的一种均衡。它使建国初期的美国行进在民主化道路上时，对于现代民主政治的两大威胁——民主激情的过度膨胀和民主性的持续衰减，都能保持警惕的头脑和纠错的能力。这种均衡的达成，得益于大多数公民较高程度的规则共识和程序理性，也得益于持不同理念的对手之间始终存有对话和谈判的自觉意识。 以多尔为首的罗得岛激进派的结局——“赢得了改革，输掉了革命思想”，正是这个模式起作用的结果。在后来的美国历史中，两种民主理念之间的紧张关系一次次地重复出现，美国人也一次又一次地从“制度民主”的模式中汲取经验，从而和平度过了政治变革道路中的每一次震荡。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美国政治民主化的又一次高潮。工人罢工、农民反抗、妇女争取政治权利、知识分子揭露黑幕等各种旨在反腐败、反垄断、反特权、反不平等、反民主风气退化的改革运动此起彼伏、不断高涨，其中不乏激进的言论，也不乏暴力行动。然而，这一时期的美国并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政治动荡和社会混乱。政治变革仍然是依托美国既有的宪政框架而实现的。铁路管理、反托拉斯、公民创制权、复决权、直接预选、民选参议员、无记名投票、劳工保护、妇女选举权等经济和政治领域的各项改革要求，先是在州的立法和修宪中得以体现，接着又得到了联邦宪法和法律的保障。最初以体制外改革力量的身份而出现的第三党，最终也都融入了两党制的政治框架:曾经轰轰烈烈的人民党在1896年大选中并入民主党;罗斯福的进步党虽然在总统大选中失败了，但其“新国家主义”纲领却为后来的民主党政府所采纳。在“多尔战争”提出的半个多世纪之后，我们在美国政治变革的进程中再一次看到了民主对制度的规范作用，也看到了制度对民主的节制力量。 在当今时代，两种民主理念的交锋仍然是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构建民主政治的一个难题。有很多人不相信普通民众的智慧和能力，对于一个庞大复杂的现代国家机器中民众参与政治的可能性抱有悲观情绪，进而倾向于把“民主”化约为一种以选举为核心的制度和程序。也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正是因为当今社会的国家机器已变得异常强大，所以才更有必要高扬民主的规范价值，而且，当代大众传媒和通信技术的革命，大大拓展了普通民众了解政治问题的渠道和直接参与政治的途径。[2]与“多尔战争”所在的19世纪中叶，或者民主浪潮再次高涨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相比，在复杂性和多样性都急剧增加的当代社会中，处理两种民主理念之间的紧张关系显然是一项更为艰辛的挑战，但是，应对挑战的方法是一样的，都是要把扩大普通民众对政治的参与和维持政府的有效治理、社会的稳定和秩序结合起来，在两种民主理念之间实现一种均衡。因此，从对“多尔战争”的处理中考察“制度民主”模式的作用，对于其他正在进行民主政治探索的国家也有借鉴意义。 此外，作为罗得岛立宪运动走向高潮的产物，“多尔战争”也揭示了政治变革的动力机制。 民主是一种脆弱的政体，也是一项艰难而未知的事业。它不是注定的更不是自动向前进的，而是有停滞、有倒退、前途未卜的。它始终需要有一种力量去维护和推动。对美国民主的整体演进持这种看法的学者，无不把政治斗争作为推动和主导民主化进程的力量。他们认为，既然“民主”可以为各种群体的人们所界定和解释，以此来表达政治诉求、争取政治利益，那么，民主化的结果则取决于政治斗争的结果，相应地，政治斗争的复杂性、不确定性也增加了民主进程的未知性和不稳定性。所以，导言中提到的《美国自由的故事》和《美国民主的兴起》之类的著作，实际上都是以“概念”的界定之争而表现出来的社会运动和政治斗争的历史。 查尔斯·蒂利从政治社会学的路径来研究民主问题，对于抗争在推进民主化中的作用也给予了特别强调。他对全世界范围内几百年里曾出现过或现存的各种政权进行了详尽的描述、分析和比较，认为这些研究“有力地反驳了任何把民主化解释成渐进的、深思熟悉的、不可逆的过程或解释成一套权益的政治发明，当它准备好了，一个民族只要按部就班行事就够了”。他提出，民主进程是不稳定的、可逆的，是一个进步和逆转、民主化和去民主化的动态过程，而“几乎所有促进民主的关键的因果机制都包含作为相关因素、原因和结果的群众斗争，即在政治上组织起来的参与者对其他包括政府代理人在内的参与者提出公开的、集体的要求”。[3] 从罗得岛整个民主进程来看，民主化与去民主化的动态过程是非常明显的。民主化每一次启动的背后，都是政治斗争力量的推动。早期的罗得岛之所以能够维持特许状的完整和相对自治的地位，是它坚持不懈地与英国政府抗争、一次次地抵挡来自邻州的各种吞并和瓜分的企图，以及在革命前夕与自己内部效忠派斗争的结果。[4]19世纪40年代罗得岛之所以能够重启政治民主化，更是源于半个多世纪以来各派力量围绕立宪而进行的政治斗争的长期推动。“多尔战争”是这种政治斗争和博弈最为激烈的时期，也最终使得政治民主化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 实际上，历史上任何时代、任何国家民主政治的建立、维系和发展，都是在政治斗争之中取得的。若是没有妇女、黑人、劳工、移民和少数族裔等群体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抗争，美国的政治民主化是不可想象的。英国的政治民主化是通过持续了一百多年的议会改革而实现的，而每一次议会改革都是在民众斗争的压力之下做出的。若是没有像宪章运动这样大规模政治反抗运动的强烈冲击，英国议会改革的步伐要缓慢得多。与美英渐进道路不同，法国的政治民主化是在革命与复辟、共和与专制、战争与内乱的强烈震荡中进行的，这其中的政治斗争更是一部波澜壮阔、惊心动魄的故事。 [1] [美]乔万尼·萨托利:《民主新论》，冯克利、阎克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2页。 [2] 两种民主理念在当代的交锋从当代民主理论的争论中可见一斑。持前一种看法的人是“精英民主论者”，其代表人物是熊彼特。熊彼特把“民主”定义为“为做出政治决策而实行的制度安排，在这种安排中，一些人通过竞争人民的选票而取得决策的权力”，从而减损了“民主”作为一种规范的价值。在他看来，“民主”仅仅是一套制度性的程序，是一种选择政治领导人的方法，“民主政治”仅仅意味着“人民有接受或拒绝将来要统治他们的人的机会”。见[美]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吴良健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395—396、415页。持后一种看法的人有“参与民主论者”“协商民主论者”等，代表人物有卡罗尔·佩特曼、本杰明·巴伯等，其代表作分别为:《参与和民主理论》，陈尧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强势民主》，彭斌、吴润洲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3] [美]查尔斯·蒂利:《民主》，魏洪钟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年版，第32、76页。关于抗争推动民主化的机制的讨论，见:[美]查尔斯·蒂利:《社会运动，1768—2004》，胡位均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年版，第六章;[美]查尔斯·蒂利、西德尼·塔罗:《抗争政治》，李义中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77—85页。 [4] 罗得岛的效忠派主要是纽波特的托利派(Newport Tory Junto)。斗争的情况可参考:Walter F.Mullen，“Rhode Island and the Imperial Reorganization of 1763-1766”，Ph.D.Dissertation，Fordham University，1965，p.175-185;Lovejoy，Rhode Island Politics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1760-1776，p.4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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