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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正忠文史丛稿”包括《<太保费文宪公摘稿>点校本》《“大礼议”述评》《读史辨疑录》，这是近年来作者史学研究的力作，也是铅山费宏研究会学术研究的最新重大成果。书中载有丰富详实的文学史料，观点守正信实，议论理性平实，充满了正能量，对当前史学研究坚持“守正创新”、纠正不正之风将大有助力；亦将推动费宏研究的广泛深入开展，乃至对明史研究及方志、宗谱等研究亦不无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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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太保费文宪公摘稿》点校本
费宏（1468—1535），明江西铅山人，成化二十三年状元及第，历成化、弘治、正德、嘉靖四朝，三入内阁，两为首辅，被《明史》誉为『持重识大体』的政治家。且一生勤于笔耕，著作颇丰。
《太保费文宪公摘稿》是其现今存世的主要文集，明嘉靖刊本，已录入《续修四库全书》。作者与他人合作，2007年将其点校本易名《费宏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因经验不足，这个本子存在的问题较多，且为竖排繁体字本，与内地读者的阅读习惯多有不合。本次点校，吸取了前次点校的积极成果，纠正了差错，改进了原有的不足，以横排简体字本面世，以期更好地满足读者的需求。
《“大礼议”述评》
“大礼议”是明代嘉靖朝围绕皇权正统的争夺而发生的政治事件。历来论者多持两个极端，而对其造成的影响认识不足。近些年来遂有对议礼双方作标签化的解读，把张璁等议礼新贵说成是改革派，是嘉靖改革的总设计师，是新政的大功臣；把杨廷和等廷臣说成是守旧派，是既得利益集团，是执拗不听话的班子。进而把这一事件说成是新旧思想及忠孝思想的对立，是促成嘉靖改革的动力。作者收集了大量史料，试图揭示这场斗争的实质是争夺皇权正统地位的政治事件，从宏观的角度，全面论证这一事件对明王朝的深刻影响。
《读史辨疑录》
作者在为研究和写作查找资料的过程中，接触了不少史籍，不时发现其中有些可疑甚或舛误之处。作者随手记录下来，日积月累，不想竟成篇成帙，洋洋数十万言。再加之作者在参与市政协文史馆的工作中，接触了不少文史研究的著作，发现其中也存在一些差错，且这些舛误一再被转相引用，有些还被录入学术著作中，俨然成了信史。而这些现象大都打着“创新”和“增加可读性”的旗号，实则是史学研究中的学术不端和不正之风，造成的不良影响令人警醒，千万不能小觑。本着“守正创新”的宗旨，遵循“论从史出，史由证来”的原则，作者把这些问题分门别类，一一进行辨析，以期引出正确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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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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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正忠，名炳元，以字行，江西铅山人。中共党员，退役军人，大专学历，七十六龄。市直机关，退休干部，上饶政协，文史馆员。热爱文史，持之以衡。与人合作点校的《费宏集》、编撰的《费宏年谱》、主编的《鹅湖横林费氏宗谱》，已分别由上海古籍出版社、线装书局、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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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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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上篇
第一章正德皇帝及其父孝宗皇帝、母慈寿皇太后
第二章首辅杨廷和等阁僚
第三章兴世子及其父兴献王、母兴王妃蒋氏
第四章张璁等议礼五臣
中篇
第一章是皇子还是皇帝
第二章帝母兴王妃进宫之仪
第三章帝父兴献王尊号
第四章帝祖母寿安皇太后丧葬礼
第五章帝父兴献帝陵庙祭祀之礼
第六章皇考及大内立庙之争
第七章兴献帝陵迁陵之争
第八章立世室及入太庙之争
第九章议大礼兴大狱
一、李鉴案
二、陈洸案
三、费宏案
四、李福达案
五、杨一清案
六、张福案
七、夏言案
八、杨名案
九、冯恩案
十、张延龄案
第十章章圣皇太后谒世庙礼仪
第十一章编纂大礼集
第十二章更定祀典
一、亲蚕礼
二、郊祀祭天地礼
三、姚广孝配享
四、孔子祀典
五、太庙祀典
六、三陵山
七、各坛祭制
八、南京大庙
九、各时节祭礼
十、两宫皇太后徽号
十一、列圣忌辰祭祀礼仪
第十三章武宗皇后丧祭礼及尊号
第十四章兴献帝称宗入庙
第十五章重建太庙
第十六章方皇后丧葬祔庙礼
下篇
第一章“大礼议”与《祖训》《遗诏》
第二章“大礼议”与皇族正统
第三章“大礼议”与皇权变化
第四章“大礼议”与忠孝思想
第五章“大礼议”与嘉靖新政
第六章“大礼议”与司法体制
一、以锦衣卫武士暴力处置左顺门哭谏案
二、以议礼新贵的私见代替事实证据断李鉴案
三、以议大礼划线处陈洸案
四、以议礼新贵掌控三法司处李福达案
第七章“大礼议”与言官体系
第八章“大礼议”与嘉靖性格
一、恩将仇报薄情寡义
二、崇尚暴力凶狠残忍
三、喜谀恶谏偏听偏信
四、喜怒无常苛察暴虐
五、自卑多疑虚伪寡断
六、迷信邪说荒淫奢侈
第九章“大礼议”与士风、民风
一、逢迎之风
二、告讦之风
三、党争之风
四、假伪之风
五、贪腐之风
六、奢靡之风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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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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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
上篇
第一章正德皇帝及其父孝宗皇帝、母慈寿皇太后
“大礼议”的缘起，是正德皇帝不仅死后无嗣，且生前未能立储。而要探寻形成这一局面的原因，我们不得不回顾其十分荒唐的一生。
正德皇帝朱厚照（年号正德，庙号武宗，谥号毅皇帝，陵号康陵，后面引文中出现这些称谓，不再列注）是明王朝第八代第十帝。
正德帝的父亲朱祐樘（年号弘治，庙号孝宗，谥号敬皇帝，陵号泰陵，后面引文中出现这些称谓，不再列注）身世坎坷，且颇具戏剧性。据《明史》卷113载，其父朱见深（年号成化，庙号宪宗，谥号纯皇帝，陵号茂陵，后面引文中出现这些称谓，不再列注）专宠万贵妃；妃系山东诸城人，四岁被选入宫，为宪宗生母孙太后宫女，且侍帝于东宫。宪宗18岁即位，妃已35岁，但为人机警，善迎帝意，遂谗废皇后吴氏，六宫希得进御；帝每游幸，妃戎服前驱。但因年岁已大，成化二年（1466）产下皇第一子，旋即夭折后，遂不复娠。然帝犹专宠不已，妃益骄，中官用事者一忤其意，立见斥逐。宫中御幸有身者，被其用药伤坠者无数，后孝宗出生时头顶寸许无发，人或以为是被药所中。这样就使宪宗久不得皇子，中外以此为忧。孝宗生母纪氏，广西贺县人，本蛮族土官女，成化中征蛮被俘入内庭，因警敏通文字，授女史，守内藏。一日宪宗“偶行内藏，应对称旨，悦，幸之，遂有身。万贵妃知而恚甚，命婢钩治之，婢谬报曰‘病痞’，乃谪居安乐堂。久之，生孝宗，使门监张敏溺焉。敏惊曰：‘上未有子，奈何弃之。’稍哺粉饵饴蜜，藏之他室，贵妃日伺无所得，至五六岁未敢剪胎发。……成化十一年，帝召张敏栉发，照镜叹曰：‘老将至而无子。’敏伏地曰：‘死罪，万岁已有子也。’帝愕然，问安在，对曰：‘奴言即死，万岁当为皇子主。’于是太监怀恩顿首曰：‘敏言是，皇子潜养西内，今已六岁矣，匿不敢闻。’帝大喜，即日幸西内，遣使往迎皇子。使至，妃抱皇子泣曰：‘儿去，吾不得生。儿见黄袍有须者，即儿父也。’衣以小绯袍，拥至阶下，发披地，走投帝怀。帝置之膝，抚视良久，悲喜泣下曰：‘我子也，类我。’使怀恩赴内阁具道其故，群臣皆大喜。明日，入贺，颁诏天下。移妃永寿宫，数召见。万贵妃日夜怨泣曰：‘群小绐我。’其年六月，妃暴薨，或曰贵妃致之死，或曰自缢也。”（《明史》卷113第3521页)张敏惧，亦吞金死。时孝宗帝年仅六岁，哀慕如成人，同年十一月，被立为皇太子。为安全起见，乃养于奶奶孝肃皇太后的仁寿宫中。“一日，贵妃召太子食，孝肃谓太子曰：‘儿去，无食也。’太子至，贵妃赐食，曰：‘已饱。’进羹，曰：‘疑有毒。’贵妃大恚曰：‘是儿数岁即如是，他日鱼肉我矣。’因恚而成疾。”（《明史》卷113第3522页)其时佞幸钱宁、梁芳等皆假借贡献，苛敛民财，倾竭府库，以结贵妃欢；见宪宗后宫生子渐多，芳等惧太子年长即位后，将被治罪，故与贵妃合谋“劝帝易储，会泰山震，占者谓应在东宫，帝心惧，事乃已。”（《明史》卷113第3525页)孝宗即位时，众朝臣纷纷上疏请削贵妃谥号，捕治妃党及万氏家属，究问当时纪氏死状，而孝宗以这会重违先帝意，已之。
孝宗即位后励精图治，昧爽视朝，退御经筵，咨询治道。凡国家大事，召见辅臣及尚书刘大夏等面议。“刘健确直，李东阳敏达，谢迁方质，三人同心，时人语曰：‘李谋刘断谢侃侃’。”（《玉剑尊闻》卷6第427页)故能祛弊兴利，政治清明。弘治中，周经为户部尚书，孝宗欲起别宫，患缺用；“左右曰：‘何不取之户部？’上曰：‘周经得无不可乎？’左右曰：‘皇上取之，经岂不与？’命下，经曰：‘此军储也，不可动。’奏上，上曰：‘已之。’左右曰：‘命既下，岂可中止。’复下之户部，左侍郎韩公文复上奏，上亦欲已之。左右曰：‘不准尚书奏，岂可准侍郎？’复下之部，右侍郎许公进上奏，上顾左右曰：‘朕谓不可，果然。若不已之，明日科道又言矣。’遂罢。”（《西园见闻录》卷34第18页)孝宗能恤人言，据《妮古录》卷1载，孝宗在朝政、讲读之余，雅好弹琴，台谏官员上疏谏止，“上笑谓左右曰：‘弹琴何损于事？劳此辈云云。’然不以为忤也。吴贾得古琴曰‘霹雳’携入都，介巨珰以献，上试其音清越，喜甚，出内帑千金以赐。又一日，赏画工吴伟辈彩段数匹，命曰：‘急持去，毋使酸子知道。’”《皇明书》卷9亦言：“敬皇帝尝引青宫夜出宫，间行至六科廊，青宫大声言：‘此何所？’上摇手曰：‘若无哗，此六科所居。’太子言：‘六科非上臣乎，何畏也？’上曰：‘祖宗设六科纠君德阙，违脱有闻，纠劾疏立至矣’。”他对臣下也非常体恤，凡九卿大臣不轻更易，以年致仕者，进阶赐金，续以舆廪。“孝宗皇帝尝问一内侍：‘今各衙门官每日早起朝参，日间坐衙，其同年同僚与故乡亲旧亦须燕会，那得功夫饮酒？’内侍答云：‘常是夜间饮酒。’孝宗曰：‘各衙门差使缺人，若是夜间饮酒，骑马醉归，那讨灯烛？今后各官饮酒回家，逐铺皆要笼灯传送。’两京尽然，虽风雪寒凛之夕，半夜叫灯，未尝缺乏，乃知孝庙体悉群臣，可谓备极。”（《四友斋丛说》卷18第156页)故王元美在《弇州山人四部稿》卷106中称：“我祖宗功莫盛于太祖高皇帝，德莫盛于孝宗敬皇帝。……孝宗皇帝承列圣之贻范而丕显之，深仁厚泽，沦浃民志，迨于今过一甲子，而讴谣之不衰。”有鉴于此，无怪乎“大议礼”中，群臣拼死要维护孝宗的皇族大统，除却根深蒂固的皇权正统观念以外，孝宗德泽深入人心，亦应是重要的原因。然而他却因专宠皇后张氏，给皇权正统的继承带来了隐患。
张氏（谥孝康皇后祔庙），北直隶兴济人。其父张峦，一介儒生；其母金夫人“梦月入怀生后。后当适人，其所当适者忽大病；及选为太子妃，则前所当适者病已。”（《胜朝彤史拾遗记》卷4第1页)成化二十三年（1487）选为太子妃，是年孝宗即位，立为皇后。笃爱无比，宫中同起居，有如民间伉俪情深，并无别宠。据《万历野获编》卷3载，有明一代，前此诸帝，太祖妃嫔共四十人，太宗（即成祖）有十六妃祔，仁宗有七妃祔，宣宗有八妃祔，英宗有十八妃祔，宪宗有十四妃祔，“惟孝宗只有孝康皇后，宝山双峙即泰陵，祭祀更无一妃旁侍侑食，盖自青宫婚后，未几登大位，无论鱼贯承恩，即寻常三宫亦不曾备，以至上仙，真千古所无之事。”其后武宗亦有二妃祔，世宗则有妃三十人、嫔十六人祔。对于孝宗的专庞，内外臣工多有疏谏。弘治元年（1488年）太监郭镛就请选女子备册妃，以广衍储嗣；因当时孝宗正在三年守孝期，左庶子谢迁上疏谏止，从而被人攻击为“谀词献谄，以误孝宗继嗣之不广”。（《孝宗实录》卷11第256页)次年礼科右给事韩鼎又以皇嗣未广为忧，上言“古者天子一娶十二女，以广嗣储，重大本也。今舍是弗图，乃信邪说，徒建斋醮以徼福，不亦惑乎？”（《国朝献征录》卷30第498页)当时人以为中宫已擅宠，专以祈祷为求嗣法，上虽是韩鼎之言，但终不别广恩泽，盖为皇后所制也。张皇后在弘治四年（1491）产下正德帝后，虽再举蔚悼王，不久夭折，后无再举，故孝宗只存一子。孝宗颇优礼外家，追封后父为昌国公，后弟鹤龄封寿宁侯、延龄封建昌伯。二龄“并注籍宫禁，纵家人为奸利，中外诸臣多以为言，帝以后故不问。”（《明史》卷114第3528页)然亦不至放纵，常阴为之解。张后欲制珠袍，请帝差管宝藏库太监王礼到广东珠池采取，孝宗不听，命人从宫中内藏检给，并责王礼曰：“内帑尽有好珠，汝却藉此欲往广东，生事坏法，扰害百姓，彼何以堪？这遭将就罢，今后再敢来说，必剥皮示众。”（《治世余闻录》卷1第494页)原来王礼进银数千两，托皇后母金夫人疏通，以便能去广东采珠而谋利，不想被孝宗识破，心甚惊怖，自此更不敢有失。“山东副使杨茂元以河决论事，言水阴象失职以后故。后怒甚，必欲杀茂元。上为后征茂元，至，薄谪之。而御史胡献论延龄、鹤龄，上下之狱，竟解。户部主事李梦阳言二龄，二龄奏梦阳谤讪母后，当斩。金夫人入泣诉，上下梦阳诏狱。他日，上与后夜游南宫，二龄侍酒半，上召鹤龄膝前，解之曰：‘毋使我以外戚杀谏臣。’鹤龄免冠谢乃已。”（《胜朝彤史拾遗记》卷4第1页)遂有所收敛。由于张后擅宠，当时京师遂生出一些浮言，说太子非中宫所出，其生母为郑金莲。“郑金莲者，初名王女儿，武成中卫军卒郑旺女也。初鬻之高通政家，因采入内，备选侍，得侍上寝。其后迁周太后宫侍太后，名郑金莲，宫中有讹言皇太子为郑金莲生者。时皇太子已册立，会金莲父旺阴结内使刘山求自通，山遂与言：‘若女郑金莲即皇太子母也，在周太后宫，汝何不潜发其事而受尊享焉？’旺闻之大喜，遂稍稍播其语。语闻孝宗，孝宗怒，磔山于市，并论旺死罪，寻赦免。至武宗嗣位，旺悻悻以为及今不即发，则何待矣，仍为浮言如初。而市侩王玺觊与旺共厚利，因于正德二年十月二十八日，玺密携旺潜入东安门，喧言‘国母郑娘娘幽居太后宫若干年矣，欲面见皇上有所奏’。东厂执以问，下刑部讯，无实，拟妖言律。两人不肯伏，大理寺驳谳者再，乃具狱诬罔，议如山例，置极刑，郑金莲不罪。”（《胜朝彤史拾遗记》卷4第7页)至于宁王宸濠起兵反叛时，称正德帝非张后所生，系抱养的民间子，故其奉张太后密旨，领兵入朝监国。这种自相矛盾的无稽之谈，不过是要为其恶行找一个口实罢了。张后恃宠甚骄，袒护娘家，两个弟弟作恶多端，正德十年（1515）“浙民日者曹祖，告其子鼎为建昌侯张延龄家奴，与延龄谋不轨状，击登闻鼓上诉。诏下之狱，将集廷臣鞫之，祖忽仰药死。时上颇疑延龄，复命刑部穷诘祖死状，而狱无佐证，事遂寝。然自是上亦疏鹤龄兄弟，遂罢朝参。”（《明通鉴》卷46第1487页)只是碍于母后，未能严惩。后二龄在嘉靖朝不得善终，虽系受“大礼议”之连，却也是罪有应得。尽管如此，但张后却颇知大体，不干政事，亦缺乏政治才干。她在正德朝为皇太后16年，对儿子正德帝的荒诞未能施加任何正面的影响，以致遗患无穷。正德帝死后，朝中大事虽是以皇太后懿旨行之，其实都是杨廷和的决策，她只起了一个橡皮图章的作用。据《皇明辅世编》卷4载：一日，不知受了谁的蛊惑，她竟让散本官至内阁要求将她的懿旨改为圣旨。杨廷和言：“今日之事，祖宗功德深厚，上天眷佑，宗社灵长。有老太后在上，当此大变，嗣君未至，凡事皆以懿旨行之，尽善尽美，万世称颂。若欲改为圣旨，事体似有未妥。”遂以祖训中“皇后不许干预朝政”、律法内“皇后称懿旨”等条规示之。几日之后她又传谕“前代有称圣旨是如何？”杨廷和对曰：“世代不同，法度亦异。如前代宰相封王，童贯内臣亦封王。此等事，今日行得否？老太后盛德大功，为女中尧舜，我辈岂敢不成就盛美，以致贻讥后世耶。”（《杨文忠三录》卷4第12页)遂不复言。其时吏部尚书王琼欲借太后干政说事，一日以“天象可忧”对杨廷和说：“不见日色乎？日色正赤，岂不可忧？”廷和曰：“久旱故耳。”王琼又说：“占书不然，主‘女主昌’。”廷和曰：“今以懿旨行事，非女主昌而何？”王琼再言：“恐应不止此。”廷和以“天道远，非人所易知”回应之。王琼此言有幸乱意，正如当时阁臣蒋冕、毛纪所言：“譬如应试秀才文字不得意，但欲科场失火耳。”（《杨文忠三录》卷4第12页)幸亏杨廷和处置得当，不给对手留下女主干政的口实。至于她在“大礼议”中进退失据的表现，更凸显其政治才能的缺乏。
正德帝生于弘治四年（1491）九月二十四日申时，所值支辰，日为丁酉，月为戊戌，年为辛亥，串联起来为申酉戌亥，连如贯珠。这种支辰世所罕见，据说类似明太祖朱元璋的支辰，当时自然无比珍贵。而更为珍贵的是，孝宗皇帝与皇后张氏虽此后再育一子，但不幸早夭，且此后再无生育，故正德帝不仅是嫡子，又还是独子；而明代此前的宣宗、英宗、宪宗连续三朝皆无嫡子，只能立庶子为皇太子而继位。且他又长得粹质如玉，神采焕发，自幼举止异常，故出生翌年即被立为皇太子。
孝宗对太子钟爱无比，举朝上下也欣然相贺国本已立，对太子寄予莫大的期望，切盼能将太子培育成神圣明君。弘治七年（1494）在太子四岁时，兵部尚书马文升即请“早谕教，择醇谨老成、知书史如卫圣杨夫人者保抱扶持。凡言语动作，悉导之以正。若内廷曲宴、钟鼓司承应、元宵鳌山、端午竞渡诸戏，皆勿令见。至于佛、老之教，尤宜屏绝，恐惑眩心志。”（《明通鉴》卷38第1239页)这充分体现了当时朝臣要按儒家思想来塑造太子的愿望，不曾想这些应屏绝的东西往后竟然都成了太子的最爱。对马文升的建言，孝宗虽“深纳之”，但过于溺爱太子，并不急于让他就学，直至弘治九年（1496）才应大学士徐溥等大臣之请为太子慎选宫僚以充辅导等官，命侍读学士王鏊兼左谕德，侍读杨廷和、侍讲张天瑞改左、右中允，修撰费宏、杨时畅改左、右赞善，编修吴俨、靳贵俱兼校书，左寺副周文通、右寺副刘棨俱正字，少詹事兼侍讲学士张昇及右谕德王华、洗马杨杰，仍以旧职供事。然虽有如此阵营强大的侍从辅导班子，但并未实施讲学。延至弘治十年（1497）礼科给事中叶绅等再上疏请教太子读书，礼部亦上请，孝宗才不得不应允“待明年春暖以闻”。
弘治十一年（1498）三月，皇太子已8岁，终于出阁就学。朝廷亦再度充实了教读班子，以太常寺卿兼翰林院侍讲学士程敏政、侍读学士杨守阯、左春坊左谕德李旻、司经局洗马梁储充侍班官；太常寺少卿兼侍读学士李杰，太常寺少卿兼侍讲学士焦芳，侍读学士兼左谕德王鏊，右谕德王华，洗马杨杰，侍读刘机、江澜、白铖，侍讲武卫，左中允杨廷和，右中允张天瑞，左赞善费宏充讲读官；编修兼校书吴俨、靳贵，礼部员外郎兼正字周文通，大理寺右寺副兼正字刘棨俱更直供事，仍命大学士徐溥、刘健、李东阳、谢迁提调各官讲读。一看这份名单，就知这是集中了当时朝中所有精英的超强辅导班子，可见对教导太子的重视。这些儒臣轮流入侍讲筵，太子也容仪庄重，未尝少肆，讲官退必恭送，很快对翰林春坊参与讲读的众多官员，皆能识其姓名；或有的官员因故未至，必问左右“某先生今日安在邪？”当辍朝之日，见有的学士误束花带而入，又对左右说：“是在朝班中，必以失仪为御史所纠矣。”（《武宗实录》卷1第2页)对所授课业，亦能熟悉，其聪颖类此。孝宗也常来检查他的学业，太子率宫僚趋走迎送，合于礼节，问安视膳，恭谨无违；孝宗十分喜爱，有所游幸必让太子从行，有所见也必随事启迪。
然而太子对这种刻苦地讲读并不喜爱，而是颇好骑射、嬉戏。当时东宫的近侍太监们为了能操控太子，亦不想让太子过多亲近儒臣，故经常引导太子荒嬉，使讲读不能正常进行。于是詹事吴宽上疏曰：“东宫讲学，寒暑风雨则止，朔望令节则止；一年不过数月，一月不过数日，一日不过数刻。进讲之时少，辍讲之日多，岂容复以他事妨之。古人八岁就傅，即居宿于外，欲令离近习、亲正人。庶民且然，况太子天下本哉。”（《明通鉴》卷38第1239页)孝宗虽然采纳这一意见，但又“以为克诘戎兵，张皇六师，亦安不忘危之意，弗之禁也”。（《武宗实录》卷1第2页)明太祖起自布衣，以武力定天下，嗣后历朝皆重视武事；而至宪宗、孝宗朝，文教洽熙，息马投戈，俨然两代太平天子。此时的皇太子好骑射、喜武事，好像并不过分，亦不违祖训。谁知太子竟由此好而滑向荒唐嬉戏，坏了天下大事。这是孝宗所万万没有想到的，故他在临终之际，顾命辅臣刘健等时，犹极称太子质之美。
弘治十八年（1505）五月六日，孝宗病危，召大学士刘健、谢迁、李东阳至乾清宫东暖阁，握着刘健的手说：“东宫年幼，好逸乐，先生辈善辅之，令成令主。”刘健等皆饮泣承命。又召谕皇太子曰：“后事悉如先帝遗典，祭用素羞。社稷事重，孝奉两宫。进学修德，用贤使能，毋荒怠也。”次日驾崩，留遗诏曰：“朕以眇躬，仰承丕绪，嗣登大宝，十有八年。敬天勤民，敦孝致理，夙夜兢兢，惟上负先帝付托是惧。今遘疾弥留，殆弗可起。生死常理，虽圣智不能违；顾继统得人，亦复何憾。皇太子厚照，聪明仁孝，至性天成，宜即皇帝位。其务守祖宗成法，孝奉两宫。进学修德，任贤使能，节用爱人，毋骄毋怠。中外文武群臣，其同心辅佐，以共保宗社万万年之业。”（《国榷》卷45第2830页）
十八日，皇太子即位，改明年为正德元年，故史称正德皇帝。说起这个年号，《继世纪闻》卷1称“正德号前代有之，宋世西夏乾顺尝建此号也。时内阁大学士则刘少师健、李宫保东阳、谢宫保迁与礼部官皆未之深考耳。马冢宰文升因考科道出题‘宰相须用读书人’，盖指此也”。其实“正德”这个年号，不仅宋时西夏崇宗赵乾顺（1127—1134）用过，而且唐肃宗李亨上元二年（761）时的李珍和宋时大理国主段思廉（1044—1053）也曾用过。改元新建年号，竟是前此已多次被人使用过的不说，又还都是短命王朝；顾命大臣、饱学之士，亦如此不学、如此不慎，故遭时人讥讽，也就在所难免了。此是题外话，就此打住。
正德皇帝登基时年方虚龄十五，此时明王朝已立国140年，国家安定；虽皇帝年少，但顾命大臣却十分得力，如君臣均能遵孝宗所嘱行事，守成天下应无大碍。然而历史的进程并没有按照孝宗的期望发展，正德皇帝即位不数月，即重用宦官，“以神机营中军二司内官太监刘瑾管五千营。瑾，陕西兴平人，故姓（淡）［谈］（据《明史》卷304《宦官传》改），景泰中自宫，为刘太监名下，因其姓。成化时领教坊见幸。弘治初，摈茂陵司香，其后得侍东宫，以俳弄为太子所悦。太子即位时，瑾掌钟鼓司。钟鼓司，内侍之微者也。瑾朝夕与其党八人者，为狗马鹰犬、歌舞角牴以娱帝，帝狎焉。八人者：马永成、高凤、罗祥、魏彬、丘聚、谷大用、张永，其一瑾，瑾尤狯给，颇通古今，常慕王振之为人。至是，渐用事。”（《明史纪事本末》卷43第629页)于是顾命大臣刘健等上言历数朝政之失：“陛下即位之初，天下引领太平。而朝令夕改，迄无宁日。百官庶府，仿效成风，非惟废格不行，抑且变易殆尽。建白者以为多言，干职者以为生事，累章执奏则曰再扰，查革弊政则曰纷更。忧在于民生国计，则君罔闻知；事涉于近幸贵戚，则牢不可破。臣等叨居重地，徒拥虚衔。或旨从中出，略不预闻；或有所拟议，径行改易。臣等心知不可，义所当言，累有论列，多不见允。”（《国榷》卷46第2855页)礼科给事中周玺等亦言：“陛下即位以来，今日饲鹰，明日饲犬，如是不已，则酒色游观、便佞邪僻。凡可以役耳目、变心志者，将日甚焉，宁止鹰犬哉？光禄寺九月内添席七十有奇，增费五千余金。兵荒财匮，将何取办？愿修身养德，放鹰犬，止浮办，节国家之财。”（《国榷》卷46第2855页)正德帝虽然之，而终不能改。
正德元年（1506）十月，大学士刘健等以内侍刘瑾等“八党”蛊惑皇帝，连章请诛之，皆被留中不出。司礼监太监陈宽、李荣、王岳同至内阁商议，且有发刘瑾等到南京新房闲住之意。刘健等大臣以为处之未尽，皆厉声曰：“先帝临崩执老臣手付以大事，今陵土未干，而使嬖幸若此，他日何面目见先帝于地下乎？”（《武宗实录》卷18第533页)户部尚书韩文又率诸大臣上疏力陈“八党”之罪，且云“我高皇帝艰难百战，取有四海，列圣继承，传之先帝，以至陛下。先帝临崩顾命之语，陛下所闻也。奈何姑息群小，置之左右，为长夜之游，恣无厌之欲，以累圣德乎？窃观前古阉宦误国，其祸尤烈，汉十常侍、唐甘露之变是其明验。今永成等罪恶既著，纵而不治，为患非细。伏望陛下奋刚断、割私爱，以回天地之变，泄神人之愤，潜消祸萌。”（《皇明书》卷9第4页)面对朝中诸大臣交章请处“八党”，正德帝惊泣不食，遣司礼监太监赴阁商议，谕阁臣言：“朕已悟，痛修改。所劾内官姑留”。（《皇明书》卷9第4页)而内阁大臣坚持欲捕治，并集体请求去位。太监王岳素忠直，且提督东厂，亦为帝所信任，这时也密奏“外朝多官劾奏刘瑾等，不可不从。”（《纪录汇编》卷91第3页)正德帝不得已，遂允之。这时天已晚，准备次日早发旨捕八人下狱。而刘瑾等已惊觉，遂连忙围在正德帝前，俯伏哀号，哭诉王岳等勾结朝臣，欲害内臣、控制皇上；“狗马鹰兔，何损万几？今左班官敢哗无忌者，司礼监无人也；有则惟上所欲为，谁敢言者？”（《明史纪事本未》卷43第631页）并说“若待明旦，臣等再不得见天颜矣。须今晚拿岳等三人送狱方可”。（《继世纪闻》卷1第316页）正德帝竟然答应了他们。是夜，刘瑾遂传命榜笞王岳等于内门，并使刘瑾入司礼监与执事枢，以为脱祸固宠计。次日早，刘健等率九卿科道官员方伏阙诤争，“俄有旨宥瑾等，遂皆罢散。健等知事不可为，即日疏辞政柄。故事，辅臣乞休，必俟三四疏乃允。于是八人者惟恐健等去之不速，上意亦以健等数有直言逆耳，遂听之。”（《武宗实录》卷18第544页）
这一事件发生在丙寅年，史称“丙寅之变”。此时正德帝登基才1年多，政局就骤然转折。顾命阁老三已去二，六部尚书先后去位，阉党遂把持朝政。当时次辅李东阳虽也累疏请致仕，但被慰留，相传是他在阁议处理“八党”时“少缓，故不及。健、迁濒行，东阳祖饯，泣下。健正色曰：‘何泣为？使当日多出一语，与我辈同去矣。’”（《明通鉴》卷41第1339页）不仅同僚埋怨他，且朝中“气节之士多非之，侍郎罗玘上书劝其早退，至请削门生籍”。（《明史》卷181第4823页）甚至有士人投绝句云：“才名直与斗山齐，伴食中书日又西。回首湘江春草绿，鹧鸪啼罢子规啼。”（《国榷》卷50第3110页）盖讥其依违隐忍，不能与刘、谢同去位也，识者悲之。在上所引文卷中，周圣谟亦对此批曰：“果如所见，是使朝廷之上有小人便无君子，成何世界？且西涯（注：李东阳号）受顾命，不幸而当逆瑾，疏论廷辨无所避忌，非伴食者。后生轻薄，恣其绮舌，乃至于此，后世岂无公论哉？”诚然，假若李东阳当时亦与刘、谢同去，虽个人有直名，但奈朝政何、奈天下何？事实上，刘瑾擅政，狎视公卿，惟重东阳。东阳亦随事弥缝，去其太甚，维持政局，保护善类，否则衣冠之祸正不知何所极也。他为首辅7年，援王鏊、杨廷和、费宏等正人入阁，遏制了阉党，这种潜移默夺，不为无功。而明代士大夫中的“气节之士”对此却不以为然，多有类此只顾个人清誉，不管天下苍生的事例发生，如本文所及的“大礼议”、泰昌元年的“移宫”等，便都是因此等士大夫太爱惜自己的羽毛，而未能审时度势、正确决策，从而引发朝政大坏的。正德七年（1512），大学士费宏谈及自己在朝中的艰难处境时亦论及此事：“然非身当其任、目见其事、心苦其难，虽有喙三尺，固难强人之信也。所上之疏不曾送下，意者难处而留中邪？苟得与闻，当力为调护，敢因其言之抵触而置私忌于其间、以犯天下之公议乎？若无益于天下，而徒以直取名、以身尝难，且使毒流缙绅如陈蕃、窦武，如李训、郑注，如丙寅仓卒之举，则亦不能且不敢也。”（《费宏集》卷15第513页）费宏正是这种不“徒以直取名”，但以是否有“益于天下”作为言行的最高准则，才决定了其在“大礼议”中的政治态度，这是后话。
刘瑾为了窃取朝廷大柄，每日构杂艺俟上玩弄。在宫中仿设市井，正德帝“身衣估人衣与贸易，据簿握筹，喧訽不相下。更令作市正调和之，拥至廊下家。‘廊下家’者，中官于永巷所张酒肆也。坐当垆妇其中，上至，杂出牵衣蜂簇而入，醉即宿其处。”（《明通鉴》卷42第1363页）又于“西华门别构院籞，筑宫殿而造密室于两厢，勾连栉列，命曰‘豹房’。……朝夕处其中，称之曰‘新宅’。日召教坊乐工入新宅承应……不复入大内矣。”（《明通鉴》卷42第1363页）而刘瑾则故意在玩乐时把朝中的章奏拿来请帝省决，玩兴正浓的正德帝哪还顾得了这些，“每曰：‘吾用尔何为，乃以此一一烦朕耶？’自是瑾不复奏，事无大小，任意剖断，悉传旨行之，上多不知也。”（《明通鉴》卷42第1360页）朝中批答章奏，刘瑾辄持归私第处理。内外所进章奏，先具红揭投刘瑾，号“红本”；然后上通政司，号“白本”，行文皆称“刘太监”而不名。都察院奏谳偶误其名，刘瑾大怒，数责之，都御史屠滽竟率十三道御史跪阶下，皆以首触地，毋敢仰视。刘瑾矫旨将刘健、谢迁等53位大臣列为奸党，榜示朝堂。并在朝罢时，传宣朝中群臣跪于金水桥南，以私草的敕文授鸿胪寺官员宣戒之。又创“罚米之例”，凡忤己者，悉诬以旧事，罚米输边，使之顷刻家业荡然，中外文武官员皆无宁日。当时已设有东西二厂，特务横甚，道路以目。刘瑾犹嫌不够，复立内厂，自己统领，尤为酷烈，中人以微法，无得全者；凡一家有犯，邻里皆坐；或向河而居者有犯，竟以河外居民连坐。屡起大狱，冤号相属。况朝中官员，又皆以媚刘瑾得迁擢，故其势倾中外，公侯勋爵莫敢钧礼，诸司科道以下，私谒皆相率跪拜；“每上视朝毕，群臣向东北斜揖，为瑾在上左也，人谓瑾曰‘站的皇帝’，谓上曰‘坐的皇帝’。”（《弇州史料后集》卷36第5页）故时人称之为“九千岁”“立皇帝”。
尽管刘瑾气焰不可一世，朝堂上仍有很多正直的官员不为所动。据《国榷》卷47所载：正德三年，刘瑾得知翰林院学士吴俨家中富足，派人上门索金，并许以美官，又以考察罢官相胁。吴俨宁肯致仕而去，绝不向其低头。又据《明语林》卷11和《鹅湖横林费氏宗谱·文宪公年谱》等记载：吴俨的同年、亲翁费宏，亦对这个“威轹公卿”的刘瑾“不为之屈”；正德三年（1508）五月五日，正德帝在万寿山河前阅走骠骑，赐朝中大臣一同观看，又在文华门之东大宴群臣。席间，时为礼部侍郎的费宏与一官太常卿的同年好友相互谦让，并以长少易位次。刘瑾适从旁经过，欲调侃羞辱二人一番，遂云：“费秀才以牛易羊”，说罢促狭地大笑；不想这时费宏应声对曰：“赵中贵指鹿为马”。刘瑾大窘，怫然而去，一时人心大快。不仅朝臣，就是内臣中也有不少人对刘瑾心怀不满。据《国榷》卷47和《明史纪事本末》卷43所载，正德三年（1508）六月二十六日早朝毕，在御道上发现一匿名信，正德帝命拾以进，信中揭露了刘瑾的种种罪行。刘瑾大怒，矫旨将正要退朝的群臣罚跪在奉天门下，追查写匿名信的人，并让内臣立门东监督。太监黄伟曰：“彼掷此，宁复立故所乎？徒枉人耳。”刘瑾欲搜诸家，黄伟又曰：“彼宁留草也。”时值酷暑，热渴难耐，刑部主事何釴、顺天推官周臣俱渴死，还有十数人昏厥。黄伟故愤然对群臣曰：“书中所言，皆为国为民。好男子死即死耳，何不自言，嫁祸他人为？”刘瑾怒目曰：“是何好男子，不露章，乃匿名。匿名，固死耳。”恨恨而入。奉命监视的太监李荣即叫众人起身稍息，又令小内竖送冰瓜给众人解渴。刘瑾出，李荣又招呼众人复跪如故。刘瑾对李荣怒目而视，却又无处发作。至晚，仍未查出任何线索，竟擅自将朝士300余人尽逮下诏狱。京中卖饭的市人争相给这些官员送饭，并不索值。此夜，进士陆伸惨死狱中，都人汹汹罢市。次日，刘瑾微闻匿名信是中官所为，大学士李东阳又极力疏救，才不得已作罢。不想正德帝看了匿名信后竟说：“汝谓贤，吾故不用；汝谓不贤，今用之。”遂令李荣闲住，将黄伟贬往南京，任刘瑾益专。
正德帝的倒行逆施，也更加激化了内臣间的互相倾轧。刘瑾欲尽除违己者，伺间撺掇正德帝将“八党”之一的太监张永贬往南京；旨还未下，就逐其上路。张永察觉，直接跑到正德帝前，诉己无罪，为刘瑾所害，并欲奋拳殴打刘瑾。正德帝无奈，只得劝解，令诸内臣置酒和释。藉此，刘瑾愈擅权乱政，致民怨沸腾，四川等地先后爆发农民起义；宁夏庆府安化王寘鐇亦以诛刘瑾为名起兵反叛。朝廷起都御史杨一清，并命太监张永提督讨之，但不待大军来到，这场短命的藩王之乱只18天便告平定，然而却引发了消除国家大患刘瑾的事变获得成功。据《国榷》卷48所载：正德五年（1510）“八月甲午，张永自宁夏还，俘寘鐇及其亲属十八人，上御东安门受之。何锦及从逆者数百人，皆反接由东华门入。献俘既毕，金鼓之声彻于大内。是日，刘瑾谋反事发。初，瑾在八党中尤狡悍，为七人所推。及专政，七人有所请，瑾俱不应，咸怨之。及张永方向用事，奉诏西征，上戎服送之东华门，宠遇甚盛，瑾俞忌之。永至宁夏，杨一清与之结纳，相得甚欢，知永与瑾有隙，乘间扼腕言曰：‘赖公力定反侧，然此易除也，如国家内患何？’遂促席画掌作‘瑾’字。永难之，一清慨然曰：‘公亦上信臣，今讨贼不付他人而付公，上意可知。曷以此时功成奏捷，请间论军事，因发瑾奸，极陈海内悉怨，恐变生心腹。上英武，必听公诛瑾。瑾诛，公益柄用，悉矫弊政，安天下心。吕强、张承业暨公，千载三人耳。’永曰：‘脱不济，奈何？’一清曰：‘言出于公，必济。万一不信，公顿首据地泣，请死上前，剖心以明不妄，上必为公动。苟得请，即行事，毋须臾缓。’永勃然起曰：‘老奴何惜余年不以报主哉！’意遂决。时瑾信术士俞日明言，谓其从孙二汉当大贵，遂谋不轨。会瑾兄都督同知景祥死，将以八月十五日，俟百官送葬，因作乱。及永奏捷至，请以是日献俘。瑾使缓其期，欲事成并擒永。或驰告永，永先期入。献俘毕，上置酒劳永，瑾及马永成等皆侍。比夜，瑾退，永密白瑾反状，且出袖中奏，数其不法十七事。上已被酒，俯首曰：‘奴负我。’永曰：‘此不可缓，缓则奴辈当齑粉，陛下安所归乎？’永成等亦助之，乃命执瑾。瑾宿于内直房，闻喧声，问曰：‘谁？’应曰：‘有旨。’瑾披青蟒衣出，就缚之。夜启东华门，系之菜厂。己未，上出张永奏示内阁，谪瑾奉御，凤阳闲住”。次日“上亲籍其家：黄金二十四万锭又五万七千八百两；元宝五百万锭，银八百万锭又百五十八万三千八百两；宝石二斗，金甲二，金钩三千，金银汤鼎五百；衮服四，蟒服四百七十袭；牙牌二柜；金龙甲三十，玉印一，玉琴一，狮蛮带一，玉带四千一百六十。又得金五万九千两，银十万九千五百两，团扇饰貂皮中置刀二，甲千余，弓弩五百，他物称是”。本来正德帝既谪瑾，犹不欲立诛之。及是籍其家，不仅得金银珠宝无算，还搜出“衮衣、玉带、甲杖、弓弩诸违禁物，又所尝持扇内藏利匕首二。上大怒曰：‘奴果反。’趣付狱。于是六科给事中谢讷、十三道御史贺泰等列奏瑾罪凡十九事，请亟赐诛戮。上是之，令法司、锦衣卫会百官鞫于午门外。都给事中李宪，瑾私人也，至是亦劾瑾，瑾闻之，笑曰：‘宪亦劾我邪？’鞫之日，刑部尚书刘璟噤不敢声，瑾大言曰：‘公卿多出我门，谁敢问我者？’皆稍稍却避。驸马都尉蔡震曰：‘我国戚，得问汝。’即使人批瑾颊曰：‘公卿皆朝廷用，云何由汝？抑汝何藏甲也？’曰：‘以卫上。’震曰：‘何藏之私室？’瑾语塞，狱乃具。……即依凌迟律磔市三日，怨家争购其肉生啖之。瑾从孙二汉及张文冕等俱坐反逆，并瑾亲属刘杰等十五人皆论斩，妇女送浣衣局”。（《明通鉴》卷43第1394页）
刘瑾伏诛后，朝廷开始拨乱反正，采取了很多措施，纠正刘瑾所变乱之法，朝政渐如旧制。然而年已二十的正德帝仍荒嬉不已，不仅继续宠信内臣，又加上义子和边将。正德七年（1512）九月“赐义子百二十七人国姓，皆中官苍头及市猾，偶当上心，辄云义子。永寿伯朱德，都督朱宁、朱安外，朱国……并都督，朱春……并都指挥使，朱钦等指挥，朱璋等千百户、镇抚或旗舍，列籍锦衣、腾骧诸卫。而朱采……皆亡虏，亦至千户。自后赐姓日广”。（《国榷》卷48第3035页）还不断扩建豹房，前后五年，所费白金数十万两，遂“加天下赋一百万。”（《明史》卷16第207页）又召边将江彬、许泰入卫，收为义子，赐国姓，日夜同处豹房作乐，致使“帝狎虎被伤，不视朝。”（《明史》卷16第207页）在江彬、许泰的诱导下，正德帝渐渐不再满足在宫中嬉戏，而是迷上了出宫游戏；不仅近郊，而且宣大关陕，无不巡幸，朝臣屡谏不听，中外皆隐忧。而更为荒诞不经的是，他竟任命自己为“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朱寿”，令自己“亲统六师，肃清边境，特加封镇国公，岁支禄米五千石，吏部如敕奉行”；（《明史》卷16第210页）并以这般小儿“过家家”式的把戏，公然带领几个亲信，长期离京在各边镇游幸。江彬又“为上营镇国府第于宣府，辇豹房珍玩女御其中，时时入民家益索妇女以进，帝乐之忘归”。（《明史纪事本末》卷49第724页）又“输帑银一百万两于宣府”，（《明史》卷16第209页）以供其挥霍。北边玩腻了，又起意南巡。正德十四年（1519）二月，自加太师，“制下南巡，上欲登岱宗，历徐、扬，至南京，临苏、浙，浮江、汉，祠武当，遍观中原。时宁王宸濠久畜异谋，制下，人情汹汹，翰林院修撰舒芬等约群臣上疏乞留，俱会阙下”。（《明史纪事本末》卷49第726页）诸疏既入，正德帝与诸幸臣皆大怒，“三月癸丑，以谏巡幸，下兵部郎中黄巩六人于锦衣卫狱，跪修撰舒芬百有七人于午门五日。金吾卫都指挥佥事张英自刃以谏，卫士夺刃，得不死，鞫治，杖杀之。乙卯，下寺正周叙、行人司副余廷瓒、主事林大辂三十三人于锦衣卫狱。戊午，杖舒芬等百有七人于阙下。……四月戊寅，杖黄巩等三十九人于阙下，先后死者十一人。”（《明史》卷16第210页）“然当廷杖时，死者伤者相继，上亦为之感动，竟罢南巡，盖诸臣力也。”（《明通鉴》卷48第15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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