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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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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为在礼——礼学文献考论》为南京师范大学王锷教授有关礼学研究的论文集。王锷教授潜心礼学研究三十多年，辑近年研究礼学的最新成果，收论文分四组：《蜀大字本〈礼记 注〉考略》等七篇，考查蜀大字本、抚州本《礼记注》和《礼记》的流传，呈现编纂《礼记注疏长编》思路；《汉代的〈仪礼〉研究》等四篇，分析《仪礼》在汉代的传承和元敖继公 《仪礼集说》，辩证《周礼注疏》《仪礼注疏》版本；《从清代〈三礼〉文献的收藏整理看江苏文脉的传承》等两篇，梳理清代《三礼》文献的流传，揭示《五礼通考》之价值；《整 理〈十三经注疏〉刍议》等四篇，从《礼记》校刻视角，探析《十三经注疏》整理与校刻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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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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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锷，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古典文献学博导。主攻方向是古文献学、《三礼》。先后出版《三礼研究论著提要》《〈礼记〉成书考》等著作，整理《礼记要义》《五礼通考》《藏书纪 事诗》等文献，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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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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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學文獻整理研究的回顧與展望
一、 禮學文獻整理研究的成績
二、 禮學文獻整理研究的問題
三、 禮學文獻整理研究的展望
宋蜀大字本《禮記注》考略
一、 前人對於蜀大字本的認識
二、 蜀大字本的刊刻時間
三、 蜀大字本優勝舉隅
四、 蜀大字本與他本之關係
五、 蜀大字本的學術價值
再論撫州本鄭玄《禮記注》
一、 鄭玄《禮記注》所見早期刻本
二、 開鄭玄《禮記注》附《釋文》之先例
三、 與八行本《禮記正義》經注文同源
四、 校正《禮記》他本文字是非
《禮記》校勘與版本錯訛溯源舉隅
東漢以來《禮記》的流傳
一、 《禮記》在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流傳
二、 《禮記》在隋唐五代時期的流傳
三、 《禮記》在宋遼金時期的流傳
四、 《禮記》在元明時期的流傳
五、 《禮記》在清代的流傳
六、 近百年《禮記》流傳回顧
七、 《禮記》流傳之展望
清孫希旦《禮記集解》平議
一、 《集解》的成書及序跋
二、 《集解》研究綜述
三、 《集解》注釋之優點
四、 《集解》注釋之缺點
三種《禮記正義》整理本平議
——兼論古籍整理之規範
一、 整理本《禮記正義》凡例
二、 整理本《禮記正義》底本的選擇
三、 整理本《禮記正義》的標點
四、 整理本《禮記正義》的校勘
五、 整理本《禮記正義》的序跋和附録
編纂《禮記注疏長編》瑣記
《四庫全書總目》“周禮注疏”提要辨證
一、 《總目》與書前提要之異同
二、 《總目》謂“與二《禮》多相矛盾”探析
三、 《周禮注疏》卷數之分合演變
漢代的《儀禮》研究
一、 《儀禮》的書名及内容
二、 《儀禮》的今、古文問題
三、 《儀禮》今文經在漢代的傳授源流及其篇次
四、 漢代《儀禮》研究的著作
毛本《儀禮注疏》誤刻賈疏辨正
一、 鄭玄對《儀禮》篇名的解説
二、 對阮元《儀禮注疏校勘記》的檢討
三、 毛本《儀禮注疏》誤刻賈疏源流
影印敖繼公《儀禮集説》序
從清代《三禮》文獻的收藏整理看江蘇文脉的傳承
一、 《三禮》文獻的收藏
二、 《三禮》文獻的校勘
三、 阮刻本《三禮注疏》的刊刻
四、 黄丕烈校刻《周禮注》《儀禮注》
五、 汪士鐘等校刻《儀禮》《禮記》
《五禮通考》的編纂緣起、價值及其版本
一、 《五禮通考》的編纂緣起
二、 《五禮通考》的學術價值
三、 《五禮通考》的版本
整理《十三經注疏》芻議
一、 《十三經注疏》整理的現狀
二、 《十三經注疏》的彙集刊刻
三、 整理《十三經注疏》的設想
從《禮記》管窺《十三經注疏》的校刻整理
一、 《禮記》經注本及其關係
二、 《禮記》注疏本及其差異
三、 《十三經注疏》整理及啓示
《十三經注疏》的彙集、校刻與整理
一、 宋代經書注疏的彙集
二、 元明清《十三經注疏》的校刻
三、 現代《十三經注疏》的整理
南宋經書校刻與中國文化傳承
一、 宋刻經書文本概説
二、 南宋經書文本的創新
三、 南宋經書校刻對文化傳承的啓示
主要參考文獻
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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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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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之學，由來尚矣，推其原始，肇於孔門。至劉向校定群籍，纂爲《七略》，目録、版本、校勘諸學，已具雛形。沿至宋代，其體大備，後世枝繁葉茂，巨樹森然。每一時代，總是有新問題出現，需要用新方法來加以解决。我們試以校勘學與版本學爲例，簡單談一些不成熟的思考。
就今日文獻學界而論，隨着信息化時代的到來，校勘資料增加的幅度遠超出我們想象。如果我們要校勘一部古籍，不僅本書的各種版本繁多，他校材料更是幾何級增加。如出土文獻在近二三十年以來，不斷涌現，各種整理識讀本，日積日多，先秦漢魏文獻的可信度受到衝擊；過去深藏各館的大量古籍，或影印，或整理，每年都有大批量的公開出版；同時，流轉於海外的漢籍，或回流國内，或傳播網絡，更是時時閃現，目不暇接。隨着古籍數字化規模的日益擴大，原先閲讀不到和研讀不細的海量資料，在數秒内即可檢索而得。這些校勘資料的出現，使傳統校勘學似乎顯得格外低能與失效，於是所謂“e校勘”應運而生，幾乎顛覆了傳統校勘學的理念與方法。
但問題也隨之而來，日趨嚴重。我們認爲傳統紙上文獻，流傳有緒，時日久長，是千餘年來公認的權威版本；出土文獻很可能是當時僅流傳某地並未定型的區域版本，既不具有權威性，也不具有代表性。那麽，動輒以傳統紙上文獻爲誤，以出土文獻爲確，以爲據依，校改古籍，究竟是利大於弊，還是弊大於利呢？再以“e校勘”爲例，比如在古籍庫中搜得宋代某書中某句某字，與傳統文獻中的文字有異，就斷然認定新得例證爲是，原書説法爲誤。但我們要問的是，此句此字或許宋人已經見過，不採用其説，是因爲他們認爲此説不確，故棄而不用。如果真是這樣，我們還會不會以古人所棄之糟粕，認之爲是新得之精華呢！
同時，隨着時代發展，古籍在整理刊刻過程中，訛文誤字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大量出現。我曾經舉出十二例，如因電腦拼音、五筆字型、手機九宫格等輸入法的不同而産生的誤字，以及因OCR掃描轉化、生僻字或造字、電腦病毒、繁簡轉换、新舊字形不同等導致的訛文，這些訛文誤字，在在而有。新式標點帶來的破句與引文等問題，更是層出不窮。所有這些e時代出現的新問題，都亟需我們去發現、分析與研究解决。
再就版本學來説，版本年代的鑒定，隨着宋元舊槧的日漸稀見，已不再是重點；版本源流的考察，更日益顯示出重要性。無論是先秦經典，還是明清筆記，若源流不明，則諸本孰優孰劣，孰全孰闕，孰真孰假，如果無法判定，會嚴重影響古籍整理的質量。我們總以爲清人書籍，與《詩經》《論語》等相比，時代較近，版本簡單，但涉及具體書籍，則與我們的想象完全不同。如我花費了十餘年時間整理清人江藩的《漢學師承記》，竟然搜羅到此書各種版本五十餘種，嘉慶二十三年（1818）初刻初印本，與後來所傳各本並皆不同，世人瞭無所知，將不同版本皆冠以“嘉慶二十三年刻本”刊印流佈。又如我整理清人方東樹的《漢學商兑》，經仔細覈校後發現，是書道光辛卯冬（道光十一年，1831）刊本，與同治十年吴棠望三益齋刊本，完全不同，望三益齋本删易極多，比比皆是。更令人吃驚的是，方東樹生前又有《漢學商兑刊誤補義》一卷傳世，世人皆未知之。如原刻本中誇贊王念孫父子，方氏稱“按以此義求之近人説經，無過高郵王氏《經義述聞》，實足令鄭、朱俯首，自漢唐以來，未有其比也”。今人常常引證，但却爲方氏《刊誤補義》删去，已經不能代表方東樹觀點了。此可見涉及具體版本，是千差萬别，各具殊因，問題多多，亟待解决，版本學任務重矣！
又如近年來，隨着西方書籍史觀念與研究方法的流入中土，關於古籍創作、編刻、流通、接受與流傳，以及與所處社會文化環境之間相互關係等之考察，蔚然成風。但即使在雕版印刷普及的宋元以來，中國書籍史流佈，也與歐洲有極大不同。例如無論雕版還是活字印刷，因爲占絶大多數的農家子弟無條件讀書，中國書籍的刊刻與發行量，除了個别科舉範本外，總是達不到大規模刊刻的程度（這恐怕也是活字印刷未能後來居上的主因），因此關於書籍的價格、折扣、定點與不定點的發行與流通等，就很少有人記載，有關廣告與知識産權等記録，也無非是以牌記等方式來體現。但書籍版片的歷代相因與流動，獨具特色；大量類書、叢書版片的租借或購版刊刻，甚至如日本和版的流入中國等，却是較少關注而值得深入研究的有趣課題。
近二十年以來，版本學界還出現有趣的現象是：搭上信息數據便利車的我們，竟然比明清時期學者眼觀手摩的古籍版本要多得多，這在《史記》《漢書》《十三經注疏》等經典古籍方面表現得尤爲明顯。以《十三經注疏》各種版本爲例，今天能看到的就比段玉裁、顧廣圻、阮元等人看到的要多，清人敬如神明的宋槧本，很可能是元明刻本；清儒視如定論的觀點，如對監本錯訛多多且“脱漏尤甚”的評價，今日看來也不盡然。諸經版本複雜，有白文本、經注本、單疏本、注疏合刻本，經注本和注疏合刻本有附釋文、不附釋文之别，每有翻刻，源流不明，不加考察，而欲加整理，則無法擇定底本。尤其是《三禮》號爲難治，相較《周易》《尚書》《詩經》等書版本而言，極其複雜，紛如亂絲，不進行細緻深入的縱向梳理與横向比較，是很難釐清其關係的。
王鍔教授兄沉潛禮學三十餘年，多有創獲，論著豐碩，出版有《三禮研究論著提要》《〈禮記〉成書考》《隴右文獻叢稿》等著作，整理有《禮記要義》《禮記鄭注彙校》《禮記注》《五禮通考》等。其前後所撰禮學論文，已結集爲《〈禮記〉版本研究》出版；今續後來諸作，成《文爲在禮——禮學文獻考論》，出版在即。我前面所提到的諸多古文獻學在校勘學、版本學等方面遇到的新問題，在王兄著作中皆有所遇，如綜論《三禮》版本在各時代之流傳承遞情狀，《十三經注疏》的彙集與整理校刻；專書研究如撫州本鄭玄《禮記注》、宋蜀大字本《禮記注》、孫希旦《禮記集解》等；又涉及禮學研究與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承等，條分縷析，糾誤正訛，别白精審，各有妙解，具有重要的示範作用。讀者諸君如能平心静氣以讀之，則必不以我之所言爲謬也。
隴右漆永祥甲辰（2024）芒種之日匆書於燕園人文學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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