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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黑暗时代,我们仍有权利期待某些火光。它们往往不是来自理论与概念,而是来自一些人在生活和工作中的那些不确定、飘忽并且经常是微弱的光,它们几乎在所有的环境下都会闪烁,chao越时间限制而永放光芒。——摘自阿伦特《黑暗时代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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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汉娜?阿伦特是20世纪伟大而具原创性的思想家、政治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她的主要著作《人的境况》、《极权主义的起源》等已进入西方政治哲学经典的行列。作为一名与学术流派、政治党派及意识形态路线保持距离的独立思想家,阿伦特拥有范围持续扩大的读者。本书是西方学界较早、较著名的一部阿伦特传记性著作。作者从书面材料和那些尚健在的认识阿伦特的人那里收集资料,以传记的方式,展现阿伦特的思想发展过程,描述她的哲学、政治和文学的背景与状况,介绍了她所有的重要著作,并提示了这些著作对理论界和社会的影响,以及人们对这些著作的评价和解读。书中,还阐释了比如反犹太主义、邪恶、权力、革命、民族国家、极权主义等一些贯穿在她全部著作中的关键性概念和构思。阿伦特的故事折射着那个时代,她的著作也是为了寻求对那段历史的理解。就本质来说,传记关注的是一个人的生活,但它向我们展示的是她思想的历史基础,是激发她进行思考的特定经验,是滋养她的友谊与爱,以及展示她的思维方式或思想风格。在阿伦特那里,对立的思潮碰到一起,这使她的思想丰富而又激越。通过此书,读者可以很方便地查阅资料,了解和把握阿伦特的生平、著作、主要概念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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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作者伊丽莎白?扬—布鲁尔是当代优秀的阿伦特研究专家,她是阿伦特的学生,与阿伦特有很密切的交往,曾在阿伦特的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研究方向是阿伦特的老师雅斯贝尔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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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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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译本序言1
第二版序言1
前言1
部分1906—1933
章 我们的孩子(1906—1924)5
哥尼斯堡人5
阳光童年遭遇阴影12
艰难和悲伤的年代19
狂飙突进27
第二章 影子(1924—1929)44
激情的思考44
“非同寻常的”与“神奇的”52
邻人间的爱62
第三章 一个犹太女性的生活(1929—1933)84
哲学的保卫者84
作为自传的传记92
转向政治99
白天和黑夜105
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反抗109
第二部分1933—1951
第四章 无国籍者(1933—1941)125
她的人民125
海因里希 布吕赫133
法西斯主义的教训150
在移民的路上159
第五章 忠诚是真实的标志(1941—1948)178
方向,义务178
为犹太人军队的建立187
时代的重负:“终解决”的岁月194
慰藉203
极权主义的起源213
第六章 公共生活的私人面(1948—1951)230
欧洲人230
“面向现在”的政治理论241
玛萨 阿伦特的去世251
确认257
未来哲思的基础268
第三部分1951—1965
第七章 在这世界如在家中(1951—1961)286
双王制286
各种形态的**产主义299
美国和欧洲:思考革命310
欧洲的“颂词”322
在美国的论战331
Amor Mundi(对世界的爱)341
第八章 延迟的治疗:艾希曼在耶路撒冷(1961—1965)357
审判的报告者357
恶的平庸366
艾希曼论战377
反响385
未回答的问题392第四部分1965—1975
第九章 黑暗时代的美国(1965—1970)427
共和国427
在公共场合露面433
论革命442
再评极权主义450
1968年的《论暴力》455
告别雅斯贝尔斯465
道德和政治行动468
布吕赫473
第十章 “不再”与“尚未”:心灵生活(1970—1975)487
哲学的慰藉487
思考事务497
De Senectute(论老年)505
后一年509
理解的工作517
附录 阿伦特博士论文概要529
部分译名对照540
译后记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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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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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译者序言(陈伟)
西方政治思想史上之杰出女性大家,独汉娜?阿伦特一人。她的人格与思想,皆有着十分独特的魅力。阿伦特1906年出生,1975年去世,属于20世纪的人物。从她去世至今,已经过去四十余年。她的著作,虽紧扣时代脉搏,多直接取材于现实,却并不因时过境迁而被人淡忘。如今,阿伦特在中国,还呈现出颇为热门之象;阅读阿伦特,蔚然成风。而研究阿伦特,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学界,迄今仍不显得“过时”。
阿伦特曾说,历史叙述的要义,不是构建某种理论图式,不是揭示某种必然法则,而是要学会讲故事。每个人、每个团体、每个民族、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故事。这个故事,是独一无二的。有的故事是喜剧,有的故事是悲剧,有的故事是正剧;有的精彩,有的平淡,有的离奇;有的令人愉悦,有的令人伤感,有的叫人压抑。阿伦特自己的故事是什么?被她的文字打动后,我们特别想知道,她那充满激情的文字背后站着何等样人?
阿伦特到达美国之前,有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漂泊生涯。她是犹太人,这个由不得自己选择的出身,在纳粹德国却是一种“罪过”。如彼时德国其他犹太人一样,阿伦特作为犹太人,面临着种族主义的迫害,并因此而流亡。流亡他国期间,她不过做零工度日,还要着手自己的学术研究。其对现实政治主动或被动的介入,亦从未中止。阿伦特著作中常见的“无根”、“无助”、“漂泊”、“无家可归”、“疏离”、“恐怖”、“绝望”、“重负”、“孤独”、“爱”,对我们来说只是一些词语,对阿伦特而言,则是真实的生活,是具体的人生经验。好在阿伦特有一批不错的师长、朋友,环绕周围,时时给她襄助,还有其丈夫布吕赫,与她生死与共。他们的存在,给严峻生活境况中的阿伦特以慰藉,以希望。阿伦特曾言,在20世纪生活,如同下雨天出门没带伞,只有在大雨中行走,任雨点打在自己的脸上、身上。然而,日子再苦,也还要过。人们只有期盼雨过天晴,期盼苦尽甘来。然而,这种期盼,绝非消极等待。世界愚陋不堪,我们仍须保持对“世界的爱”。不是遁入私域独善其身,也不是玩世不恭地在与魔鬼共舞中游戏人生,而是人人觉悟,向“生”而生,共同参与世界的建设,俾使自由得以落实,天性得以保存,让我们在世间如在家中。这,便是的政治。
阿伦特在德国接受教育,博士毕业后不久,其学术生涯刚刚起步,就赶上了纳粹运动,同样属于“被时代耽误的一代人”。她的主要学术成就,是在美国完成的,彼时她已经是一位中年妇女。阿伦特的著作中,可以察觉出一种顽强的精神,因为她要面对的是20世纪的“恶”,要处理的是令人绝望的政治经验,而她自己又是恶劣政治经验的亲历者、残酷统治的受害者。即使她后来大部分时间生活在美国,不再有生命危险,她仍然守望着公共世界,对各种危机、弊政不遗余力地进行剖析、批判。伊丽莎白?扬—布鲁尔的《爱这个世界:汉娜?阿伦特传》,正是围绕阿伦特与“世界”的互动、交流展开。“爱”与“世界”,皆为本书的关键词,原本也是阿伦特政治思想中的关键词。阿伦特作为孩子进入这个世界,作为老人离开这个世界。但她的思想学术成就,并不因其去世而化为尘埃,它已成世界之一部分,构成了“后来者”生活的背景与参照。世界记住了她!
阿伦特的故事甚为丰富。她与污点哲人海德格尔的师生恋情,藕断丝连,纠缠不清。此事早正是由该书曝出。海德格尔至死不就他当初与纳粹的合作认错,阿伦特却毫不计较。阿伦特对海德格尔思想的批判,也要等海德格尔耳聋眼花、行将就木时才开始。因为她不想让海德格尔看到她的批判。初恋难忘,刻骨铭心,竟至于此!阿伦特与她的博士论文导师卡尔?雅斯贝尔斯则交流甚好。阿伦特去瑞士巴塞尔看望年老的老师雅斯贝尔斯及其夫人,就如女儿回娘家一样。其情其景,轻松自如,正是阿伦特所说的“如在家中”的感觉。而阿伦特丈夫布吕赫,与阿伦特的母亲关系紧张。当玛萨?阿伦特搬到亲戚家别居时,布吕赫夫妇竟然甚为愉快,有获得解放的感觉。工人出身、自学成才、醉心于密谋革命的布吕赫,与巴黎音乐专业学习毕业的阿伦特母亲,其品味与“礼貌”,过于悬殊,难以共处,可以想见。阿伦特却与布吕赫恩爱一生,足见阿伦特的风格,不是中产式的。
事实上,阿伦特对“中产”、“小资”的厌恶,不仅体现在她的生活中,在其著作中,亦有体现。阿伦特十分重视的,是政治的“人民性”、学术的“人民性”。本书所用的“her people”,固然指她所属的民族(犹太民族),但更为重要的,它是指她的“人民”(相对于精英、暴民而言,当然,也不同于大众)。彼时,犹太复国主义领袖,常在没有民意支持、脱离人民的情况下,试图以外交手段或党派利益交换解决犹太人问题。而有的犹太人社团领袖,竟配合纳粹,将自己的“人民”圈出送入灭绝营。知识精英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规模变节,与暴民联手,促成极权主义,亦令阿伦特不屑。唯有在人民自发革命中,阿伦特看到了希望。在此意义上,笔者不妨赠其一荣誉称号:人民政治学家。
阿伦特在战后曾写下大量时政评论,她关于“小石城事件”、“艾希曼审判”、“五角大楼文件”皆有宏论,也因之常陷于公共论争之中。然而,阿伦特从事的主要还是一项思想事业。她主要是一个思想家,一个卓越的政治思想家或曰政治理论家。她面对采访者,还特别指出,不要把她和哲学界的人相提并论。她有意与哲学家保持距离,原因在于她认为西方哲学自古希腊巴门尼德始,即带有对政治深深的傲慢与偏见。阿伦特既不致力于阐发一套新体系,也并不单单靠断片式的名言警句去启迪人,她的著述,更不能总结概括为僵化的教条。她的思想事业,一直在进行中。她去世时打字机上未打完的《心灵生活》书稿中的一页就是一个象征,她的思想事业,与生命同步。阿伦特曾说,她所做的,是想要读懂这个世界。
我们了解了阿伦特著述的风格,也就明白了阅读阿伦特时的注意事项。批驳阿伦特的观点,或者把阿伦特的观点当成真理,都会造成对阿伦特政治思想实质性的误读与背离,从而失去从阿伦特那里汲取灵感的机会。想当然地去推测阿伦特的意图,信口开河,由此陷入无谓的争论,亦不可取。例如,人们觉得阿伦特一定是极其敌视马克思的,其实没有那么简单。阿伦特的丈夫是德国共产党员,阿伦特对德国共产党甚为同情;她的《人的境况》,是研究马克思的项目成果;对于马克思,她是把他的思想与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区分开来看的。她认为马克思站在西方政治哲学传统的终点上,属于19世纪,固然问题甚多,其说与20世纪极权主义意识形态毕竟不同。当然,在雅斯贝尔斯的提醒下,阿伦特后来更多地倾向于否定马克思,亦是事实。再如,关于纳粹战犯艾希曼审判报道引发的争议,阿伦特曾说,她原本可以不用“恶的平庸性”(the banality of evil)这个说法。国内不少中译将这个术语译为“平庸的恶”,实属错译,由此自然也产生了一些错误联想。阿伦特在用这个术语时,讲的不是普通人作了大恶,把纳粹屠杀的责任推到受害者身上,而是恶本身并非来源于某种的堕落状态或扭曲心理。她认为,艾希曼的例子,揭示了一种恶的新来源。在艾希曼的例子中,恶,源于“无思”(thoughtlessness)。此种恶和作恶者是平庸还是杰出无关,与受害者是否敢于反抗、勇于牺牲无关。“平庸性”在此描述的是恶的性质。
阿伦特从不自言“走出洞穴”或发现了永恒法则,她情愿声称自己的思想是管窥蠡测。她的不少观点,即使在西方,也是备受质疑。她对苏联社会主义有其特定的论述方式,其偏颇之处,相信读者会有所鉴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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