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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风靡全球15国的儿童哲学教育入门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PLATO哲学教育推广项目参考用书，获评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2022年度好书，多国核心媒体如NPR、纽约时报、星期日泰晤士报、出版人周刊、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等赞誉不绝。
“主题探讨丰富，思维极大拓展，任何人都能从中受益，尤其是为人父母。”——星期日泰晤士报
2.我们离“良好的教育”还差一个儿童哲学，来自美国公立常青藤哲学家奶爸的“不鸡娃养育宝典”。除了抓知识、科学、艺术、运动外，我们不要忽略让孩子成为有辨识力的思考者。作为密歇根大学哲学教授，赫什维茨长期关注哲学问题及其在日常中的应用，扎实的学术基础 实操性的带娃经验，才有了这本从孩子的问题出发、写给大人的儿童哲学书。文中涵盖了道德、自我、世界等重要哲学问题，涉及古今哲学家和教育学家的观点，凡所探讨，无不与童年生活、人的心智息息相关。
3.孩子每天总是在不停地提问，而这些问题常常触及哲学的核心。“这本书将教你如何将童年的无尽问题转化为哲学的无尽奇迹。”在吵吵闹闹中搞懂哲学问题，找到以有逻辑的方式看待混乱世界的方法。
*我有权利吗？
*什么情况下能说脏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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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我为什么是我？宇宙有尽头吗？为什么语言能伤人？ 撒谎一定是不对的吗？
孩子的脑袋瓜里装满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与拘谨的成年人不同，他们不在乎问题是否合适或愚蠢，而常常会质疑大人习以为常的事情，总想看到事物背后隐藏的奥秘，试图弄清楚这个世界的运作方式——他们是天生的哲学家。
像所有父母一样，赫什维茨总是被他的两个孩子——雷克斯和汉克问个不停，他发现孩子们的问题看似简单，却很重要，蕴含着哲学意义，他认真倾听并加入与孩子们的对话中。他们先尝试理解惩罚、权利、权威、语言这样的道德话题，继而又探讨了性别、责任、意识、宇宙这样关乎自我和世界的话题。
在这个过程中，赫什维茨不仅观察和参与了孩子们的成长经历，还得以重新审视曾经思考过的哲学议题，围绕与孩童成长、人的心智有关的12个主题，进行了多角度的哲学思考，并借助古今哲学家的思想资源，层层剖开问题的核心，逼近事物的本质。
赫什维茨邀请我们加入这场节奏欢快的旅程，孩子们——那些经常把自己弄得脏兮兮的小野兽，是这条哲学探索之路上我们最好的同伴。哲学不是高高在上的教导，与孩子的对话是重思哲学问题的契机，也是大人与孩子生命共同成长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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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斯科特·赫什维茨（Scott Hershovitz），密歇根大学法律与伦理项目主任、法律与哲学教授。曾在佐治亚大学取得哲学和政治学学士学位，在耶鲁大学法学院取得法学博士学位；并获得罗德奖学金，进入牛津大学取得哲学博士学位。
他曾担任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露丝·巴德·金斯伯格的法律助理。
现在，他和妻子朱莉·卡普兰，以及他们的两个孩子雷克斯和汉克一起居住在安娜堡。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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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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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思考的艺术
第一部分 理解道德
第1章 权利
第2章 复仇
第3章 惩罚
第4章 权威
第5章 语言
第二部分 理解自身
第6章 性、性别与体育
第7章 种族与责任
第三部分 理解世界
第8章 知识
第9章 真理
第10章 心灵
第11章 无限
第12章 上帝
结语 如何培养一个哲学家
致谢
附录：延伸阅读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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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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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的艺术
“我需要一个哲学家。”汉克光着上身站在浴室。
“什么？”朱莉问道。
“我需要一个哲学家。”
“你漱口了吗？”
“我需要一个哲学家！”汉克越发焦躁地说道。
“你需要的是漱口。快回洗手池去。”
“我需要一个哲学家！”汉克坚持。
“斯科特！”朱莉大喊道，“汉克需要一个哲学家。”
我是一个哲学家。可是从来没有人需要我。我急急忙忙跑到浴室。“汉克，汉克！我是哲学家。你要什么？”
他看上去很困惑。“你不是哲学家。”他斩钉截铁地说。
“汉克，我确实是一个哲学家。这是我的工作。你遇到什么麻烦了？”
他张了张嘴，却什么也没说。
“汉克，你遇到什么麻烦了？”
“有东西卡在我的牙齿缝里。”*
一根牙线。汉克需要一根牙线—那种叉子形状的塑料片，上面绷着牙线。
这就说得通了。牙线才是你可能需要的东西，特别是如果你才2 岁，而你的生活目标是用廉价的塑料片填满垃圾堆，以满足暂时的消遣。哲学家不是人们需要的东西。人们总是喜欢向哲学家指出这一点。
☆☆☆
“哲学家到底是做什么的？”
“呃，呃……我们主要是在思考。”
“你们思考的是什么？”
“什么都思考。正义、公平、平等、宗教、法律、语言……”
“我也思考这些东西。那我是哲学家吗？”
“你可能是。你仔细地思考它们吗？”
我已经数不清自己有过多少次这样的对话了。但这是因为我从未进行过这样的对话。这些只是我想象的，如果我告诉陌生人我是哲学家，事情会怎么样。我几乎总说我是律师。除非我在跟律师说话，那么我就会说我是法学教授，这样我就可以摆摆架子了。如果我跟另一位法学教授说话，那么我肯定是哲学家。但如果我跟一位哲学家说话，我就又变成律师了。这是一个精心设计的障眼法，好让我在任何对话中都占据优势。
但我确实是哲学家。我仍然觉得这很不可思议。我并没有打算成为哲学家。在佐治亚大学的第一个学期，我想选的课是心理学导论。但那门课报满了，而哲学入门这门课还可以选。如果心理学课还有名额，那我也许会成为一名心理学家，而本书可能通篇都是实用的育儿建议了。本书也有一些育儿建议，但大部分都不太实用。事实上，我的主要建议是：与你的孩子（或别人的孩子）聊天。他们好玩极了—而且是不错的哲学家。
我缺席了第一天的哲学课，因为我们这群人—我指的是犹太人，而不是哲学家—在每年秋天的某个随机的时间庆祝新年。但我上了第二次课，第二个小时我就迷上了它。克拉克·沃尔夫教授问我们每个人什么是重要的，他在教室走了一圈，在黑板上写下我们的答案，再在后面写下我们的名字，以及说过类似话的著名哲学家的名字。
幸福：罗宾、莉拉、亚里士多德
快乐：安妮、阿里斯提波、伊壁鸠鲁
做正确的事：斯科特、尼拉杰、康德
虚无：维贾伊、阿德里安、尼采
看到自己的名字出现在黑板上，让我觉得我的想法或许是有意义的—我可以参与到包括亚里士多德、康德、尼采这样的人的对话中。这么想是一件疯狂的事，我的父母发现我的想法后很不高兴。
我记得当时在一家烤鸡店里，我坐在父亲对面，说我打算主修哲学。
“什么是哲学？”他问道。这是一个好问题。他不知道答案，因为他选课的时候心理学还剩一个名额，于是他就选了心理学。但我意识到我遇到了一个难题：我也不知道答案，而我已经上了几个星期的哲学课。我想知道：什么是哲学？我为什么想研究哲学？
我决定展示给我的父亲，而不是告诉他。“我们以为我们坐在一张桌子旁，吃着烤鸡，聊着大学的情况，”我开头如此说道，“但如果我们不是呢？如果有人偷走了我们的大脑，把它们放在一个缸里，用电极连接起来，刺激它们，让我们以为我们在吃鸡，在聊大学呢？”
“他们能做到吗？”他问道。
“我认为不能，但这不是问题所在。问题在于：我们怎么知道他们没有这样做？我们怎么知道我们不是缸中之脑，幻想着一顿鸡肉大餐？”
“这就是你想要学习的？”他脸上没有流露出赞许的表情。
“是的，我的意思是：难道你没有看到这种隐忧吗？我们自以为知道的一切都可能是错的。”
他没有看到这种隐忧。当时《黑客帝国》还没上映，所以我也没法借助基努·里维斯的权威来证明这个问题是要紧的。继续念叨了几分钟关于大脑和大缸的事之后，我加了一句：“系里也开了很多逻辑学的课。”
“好吧，”他说，“我希望你去上这些课。”
☆☆☆
当我说孩子们总是透过这扇窗户向外看，人们都不相信。他们说，没错，你想到了“色谱变换”的问题。但你后来成了一个哲学家啊。这对一个孩子来说，可不是什么正常的事。如果我自己没有孩子，我可能会同意他们。我有两个儿子：汉克，你已经见过了；还有雷克斯，比他大几岁。雷克斯3 岁的时候，就说出了一些涉及哲学问题的话，即使他自己没有意识到。
随着孩子们一天天长大，在他们谈论的事物上，哲学已经呼之欲出了。有一天，朱莉问（当时8 岁的）汉克午饭想吃什么，并给了他两个选项：塔可，或前一天晚上剩的汉堡包。这个选择可难坏了汉克—不知道的还以为，我们是问他，在父母必须死一个的情况下救爸爸还是救妈妈。* 他花了好一阵子才做出决定。
“我要吃汉堡。”他说，时间好像过了几十年一样。
“已经在桌上了。”朱莉回答。只要有汉堡，汉克就总是选汉堡。
对这个结果，汉克并不开心。他开始哭。
“怎么了，汉克？”我问，“这就是你想吃的啊。”
“妈妈没让我决定。”他说。
“让了啊。你说你想吃汉堡，现在给你汉堡了。”
“不，”汉克说，“她猜到我了。”
“没错，但她猜对了。”
“这照样是对我的不尊重。”汉克坚持。他的汉堡在他号啕大哭的时候冷掉了。
第二周，我在法哲学课上讨论了“预先惩罚”（prepunishment）。这种观点认为，如果我们毫无疑问地知道某人会犯罪，我们可以在他犯罪之前惩罚他。有些人怀疑，我们是否能做出足够准确的预测。其实，我不怀疑。不过，还有另一种反对意见，与汉克的想法类似。
这些人认为，在某人没有做出决定的时候，就把他当作已经做出决定的人来对待是一种不尊重，即使你知道他最终的决定是什么。应该让他的决定起作用，在决定之前他是自由的，可以选择不同的方向，即使你知道他不会。（又或者说，他不是自由的？你能预测他将做什么，是否意味着他没有自由意志？）我跟班上的同学说了汉克的事，我们讨论他是否有理由觉得自己受到侮辱。很多人认为他有理由。
在上课的时候，我常常这样做。我会分享一个关于我孩子的故事，这个故事呼应了我们讨论的议题。然后，我们讨论孩子们所说的是不是对的。在和同事交谈时，我也这样做，因为孩子们给我提供了绝佳的例子。现在，雷克斯和汉克在法哲学家当中已经小有名气了。
多年来，人们总是对我说，我的孩子不正常—他们之所以做哲学，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哲学家爸爸。我不这么认为。他们的想法通常是灵机一动的，他们不是被我们之间的对话带着走。有一天吃晚饭的时候，4 岁的雷克斯想知道他的一生是不是都在做梦。这个问题，哲学家已经问了很久了。但是没有哪个哲学家问过雷克斯—甚至没有在他周围讨论过。（我们将在第8 章探究知识的本质时讨论这个问题。）在我看来，如果说我的孩子和别的孩子有什么不同，那就是他们做哲学的时候，我注意到了—并且加以鼓励。
在我发现加雷思·马修斯（Gareth Matthews）的作品后，我的看法得到了证实。他是一位哲学家，把他的大部分职业生涯都献给了孩子们。他在2011 年去世，当时雷克斯才1 岁。我没有见过他，但我真希望有机会见到他，因为马修斯比任何人都更了解孩子们的哲学能力。马修斯和我在同样的情况下对孩子产生了兴趣。他的孩子说了一些哲学性的话。他家的猫毛毛身上长了跳蚤，（当时4 岁的）莎拉问他跳蚤是从哪里来的。马修斯对她说，跳蚤肯定是从某一只猫身上跳到毛毛身上的。
“那只猫是怎么长的跳蚤？”莎拉问。
马修斯说，跳蚤肯定是从另外的猫身上来的。
“可是，爸爸，”莎拉一口咬定，“它不可能永远一个接一个；可以永远一个接一个的只有数字。”
当时马修斯正在上一门课，讨论的是旨在证明上帝存在的“宇宙论证明”。这种证明方式有诸多版本，其中一些是很复杂的。不过它的基本思路很简单。每个事件都能推出一个原因。但它不可能无限地倒推下去。因此必须存在某个“第一因”，它本身是没有原因的。有些人认为，这个第一因就是上帝—持这种观点的人中最有名的是托马斯·阿奎那。
这种证明方式存在一些问题。为什么原因接原因的链条一定要有尽头？或许，宇宙是永恒的—在两个方向上都是没有尽头的？再说了，即使存在一个第一因，我们为什么要认为它是上帝？但是，重要的不是这种证明方式是否说得通（我们会在第12 章中讨论上帝是否存在），关键是要看到莎拉再现了它的逻辑。“我正在给我的大学生们讲授关于第一因的证明方式，”马修斯写道，“而我4 岁的女儿凭一己之力就提出了‘第一跳蚤’的论证！”这让马修斯大感意外，因为他懂一点儿发展心理学。根据以“认知发展理论”闻名的瑞士心理学家让·皮亚杰的说法，莎拉应该处于前运算阶段，这个阶段的孩子还不会运用逻辑。但是莎拉的逻辑非常精妙—比“宇宙论证明”更有说服力。不管你如何看待原因的无限倒推，你都难以想象猫的无限倒推。
好吧，我猜你们可能会说：马修斯只是又一个有哲学天赋的孩子的哲学家爸爸。这并不能告诉我们普通孩子的情况。但是马修斯没有止步于自己的孩子。他和那些不是哲学家的人交谈，并且听到了他们的孩子有许多类似的故事。接着，他又前往校园，与更多的孩子交流。他把涉及哲学问题的故事读给孩子们听，在旁边听他们对此的争论。
马修斯的故事中，我最喜欢的是一个叫伊恩的小男孩和他妈妈的故事。一次，伊恩和他妈妈在家里，有一家人来做客，他们的三个孩子占着电视机，导致伊恩没法看他最爱的节目。这家人走后，他问妈妈：“凭什么三个人自私就比一个人自私要好呢？”
我太爱这个问题了。它如此简单—又如此颠覆。很多经济学家认为，公共政策应该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的偏好。一些哲学家也这么想。但是伊恩却让我们去问：如果偏好纯粹是出于自私，我们是否应该在乎它们？这里也暗含着对民主的挑战。假设伊恩的母亲让大家投票决定看什么节目，用自私的孩子的票数来解决问题，是一个好办法吗？
我觉得不是。假如伊恩是我的孩子，我会向他解释，我们让客人选择看什么节目，是出于对客人的尊重—而不是因为他们人数占优。这是一种好客的做法，所以哪怕人数不占优，我们也会这样做。
那么民主呢？我们后面再谈这个问题，因为雷克斯认为我们的家庭应该是一个民主的家庭。现在，我只想说：民主不应该是将人们的自私偏好加起来的一种方式。选民应该具有公共精神。他们应该寻求促进共同利益—以及正义和公平这些重要的价值观—而不是单单追求他们自己的个人利益。别误会我的意思。我相信民主，即使它没有达到那种理想。但是我和伊恩一样认为，更多的人表现得自私，只是更多的自私—它不是做决定的好办法。
伊恩的妈妈被他的问题弄糊涂了。她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我怀疑，大多数成年人也会遇到同样的困惑。小孩子常常质疑大人习以为常的事情。事实上，这是他们成为好哲学家的原因之一。“成年人必须培养做哲学所需要的天真，”马修斯说，但是“对儿童来说，这种天真是完全自然的”。
至少，对特别小的孩子来说是这样。马修斯发现，“对哲学的自发探索” 在3—7 岁之间很常见。8—9 岁时孩子们似乎放慢了脚步，无论是公开地还是私下地。我们很难说这是为什么。或许是他们的兴趣转移了，又或许是他们在同龄人或父母的压力下，不再提出幼稚的问题。不过，马修斯发现，很容易引发这个年龄段或更大的孩子之间的哲学对话—而且他对他们思考问题的聪明之处惊叹不已。事实上，马修斯认为，在某些方面，孩子是比成年人更好的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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