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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法兰克福学派的政治经济学传统，是当前国内外学界日益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其相关文献译介在我国尚属空白。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创造性阐发和运用，是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一个核心要点。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于不同历史时期，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领域做出了卓越探索，其中既包括对马克思《资本论》的文本和基本理论的分析，也包括对20世纪以来垄断资本主义最新形势的研判。本书择选格罗斯曼、波洛克、诺依曼、巴克豪斯、莱希尔特等法兰克福学派两代理论家不同时期的代表性文章，以及1936—1937年霍克海默、弗洛姆、马尔库塞等人参与的两次集体研讨记录，巴克豪斯所作的阿多诺课堂记录，以专题方式翻译整理成册，试为该领域研究提供一份基础文本。 關於作者： 李乾坤，南京大学副教授，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理事，马克思恩格斯文本与文献研究会理事，国际卢卡奇协会会员，柏林批判理论研究所（InkriT）兼职研究员，柏林洪堡大学访问学者（2015—2016）。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在《哲学研究》《马克思主义与现实》《国际卢卡奇协会年鉴》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60 余篇，出版学术著作3部、译著4 部。 目錄： 序言： 法兰克福学派的政治经济学传统 马克思《资本论》最初计划的改变及其缘由（亨里克?格罗斯曼） 马克思的价值—价格转形理论和危机问题（亨里克?格罗斯曼） 马克思、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动力学问题（亨里克?格罗斯曼） 论马克思的货币理论（弗里德里希?波洛克） 国家资本主义： 它的可能性及其限度（弗里德里希?波洛克） 民族社会主义是一种新秩序吗？（弗里德里希?波洛克） 没有经济学的经济？（弗朗茨?诺依曼） 马克思的方法及其分析当代危机的适用性（学术研讨）（埃利希?弗洛姆等） 垄断资本主义研讨会上的讨论（亨里克?格罗斯曼等） 新马克思阅读的开端（汉斯-格奥尔格?巴克豪斯） 论价值形式的辩证法（汉斯-格奥尔格?巴克豪斯） 阿多诺论马克思与社会学理论的基本概念［汉斯-格奥尔格?巴克豪斯（整理）］ 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范畴的叙述（海尔穆特?莱希尔特） 从法兰克福学派到价值形式分析（海尔穆特?莱希尔特） 內容試閱： 序言： 法兰克福学派的政治经济学传统 佩里·安德森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中，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逻辑做了一个著名的判断，即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心问题逐渐从经济或政治结构问题转向了哲学和文化问题。而这一转向，首先就发生在法兰克福学派之中。安德森的这一判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既往我国学界对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研究，也基本上将其认定为一种文化批判理论，或西方理性传统批判，抑或是心理学批判，总体讲来，即一种对上层建筑领域的意识形态批判。然而，在德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考证大辞典》的“批判理论”（Kritische　Theorie）词条中，词条作者格尔哈德·施威蓬豪伊泽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和我们之前的理解大相径庭的基本定义：“社会批判理论是解放的社会哲学，它试图分析和批判19世纪中叶至今的市民的—资本主义的社会的实践形式，以及理性的和合理性的类型，这些共同汇聚成了一个思想运动。它们的共同点是从对价值形式的分析中推导出来的、马克思关于作为商品生产社会基础的价值规律的理论。这一理论同时也是政治经济学批判，也就是指出这种科学解释价值形式及其社会后果和意识形态后果的能力和局限。”批判理论同时就是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一判断显然与我们对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通常理解截然不同。其实，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传统中有一条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线索，这一点我国很多学者都清楚地认识到了，然而到目前为止，我国学者在这一问题上还鲜有系统研究，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事实上，法兰克福学派在理论的探索中，留下了一批极具价值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文献。整理这些文献，将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一个基础。在这里，我们将主要从思想的线索来考察政治经济学传统在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中所具有的作用与意义。 一、 政治经济学批判： 批判理论的理论原型与基础 20世纪30年代前后，霍克海默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领导者，不仅在组织上为社会研究所聚拢了一批杰出的理论工作者，更在研究方向上奠定了批判理论的基本范式。霍克海默对于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传统的关键意义，已经得到我国学者的强调。霍克海默所确定的批判理论的基本范式，就是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基础的跨学科研究。“批判理论”最初作为在那个极端年代替代“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一表述方式的权宜之计，其理论底色就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其实这一点并不难理解。在20世纪30年代“青年马克思”的发现产生广泛影响之前，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大多基于《资本论》等公开文献。这一点霍克海默也不例外。更不要说在他身边，还有一批专长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学者，如弗里德里希·波洛克和亨里克·格罗斯曼。与此同时，我们更为熟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卢卡奇和柯尔施，他们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哲学方法”的强调，也正是基于对《资本论》等马克思成熟时期文本的解读。而基于马克思《巴黎手稿》的出版阐释马克思思想中的批判维度，则是马尔库塞到了1932年才做的事情。从《资本论》等政治经济学批判文献中发现哲学批判的维度，是当时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普遍的做法。 霍克海默1935年在《论真理问题》（“Zum　Problem　der　Wahrheit”）中，明确地指出“当代的社会形式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被把握”。在《论真理问题》一文中，霍克海默对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结构与批判理论的关系问题展开了论述。他指出，批判理论所面对的社会形式，正是从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推导出来的：“从商品的一般基本概念，可以在纯粹的思想建构中推导出价值这一基本概念。马克思从价值概念发展出了处于整体联系之中的货币和资本范畴。这一经济形式的所有历史趋势，资本的聚集，增殖可能性的下降，失业与危机都由这一概念所设定，并以严格的顺序推导出来。在第一个最一般的概念——其抽象性随着每一次理论的发展而被进一步克服——和独特的历史过程之间，至少依照理论意图也应存在一种整体的思想联系，在其中每一个论点都必然从第一个设定，即商品的自由交换概念中得出。按照这一理论意图——它毋庸置疑是成功的——对所有经济、政治领域和所有其余文化领域的认识，都可以通过那一原初的认识而被中介得到。”通过这段引文我们可以看到霍克海默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高度肯定，以及他参照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所勾勒的批判理论范式的雏形。这就是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模型和根基，将对经济、政治以及文化的研究，复归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原初认识之上。这一原初认识，正是建立在商品、价值、货币和资本的层层辩证展开之中。在价值概念之上，不仅在历史过程上，也在理论发展中推导出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部现实结构。《论真理问题》中的观点在1937年为纪念《资本论》出版70周年而写作的《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中得到了更为明确的阐述。 在为《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所做的补充中，霍克海默直言批判理论“是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基础”的。具体而言，“社会批判理论同样始于抽象的规定；在研究当代时，它则以对以交换为基础的经济特征的描述为出发点。当具体的社会生活中的关系被判定为交换关系时，当谈及货物的商品特征时，马克思所用的那些概念，如商品、价值、货币等就可以起到类概念（Gattungsbegriffe）的作用”。“对以交换为基础的经济特征的描述”，也就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起点，“抽象的规定”以及把握这些抽象规定的概念，正构成了对社会进行研究的起点。所谓“类概念”，正是蕴含人类活动于其中的概念。什么样的人类活动呢？霍克海默指出，正是作为资产阶级经济基础的交换活动。在交换的调节作用之上，社会与自然的相互作用、社会的特定观念从历史的过程中产生出来。这一辩证运动转换为一种动力学，“正是由于社会的内在动力，批判理论所概述的交换关系才支配社会现实”。这便是霍克海默对批判理论和政治经济学批判二者关系的理解。霍克海默作为批判理论纲领的规划者，其实在思想深层有一个老派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坚守。霍克海默为社会理论研究所设定的“跨学科研究”的研究纲领，本身就植根于他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解之上。某种程度上，就像阿多诺的学生巴克豪斯指出的，霍克海默将马克思的理论视作批判理论的早期形态。也就是说，政治经济学批判是批判理论的理论原型。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既是批判理论的理论原型，也构成了批判理论的深层基础。政治经济学批判，正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行的批判研究。批判理论并非单纯的对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批判；哲学和文化批判，拥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础。这就是将对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批判，还原到对现实生产关系的批判之中。对现实生产关系的批判，恰恰就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本义。而现实的生产关系，正是霍克海默指出的由抽象的规定所指涉的对象。阿多诺对这一问题也做过精到的判断，他指出：“范畴的建构，即交换抽象的哲学反映，要求撇开（遗忘）它们的社会起源，撇开一般的起源。而历史唯物主义是对起源的回忆。”历史唯物主义是对起源的回忆，就是对构成了观念和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范畴的溯源，回到现实的“交换抽象”“抽象的规定”之上。而交换抽象这一类抽象规定，恰恰是马克思《资本论》首先所探讨的对象。当然，将政治经济学批判视作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根基，就不得不面对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其他思想家，如马尔库塞、弗洛姆、洛文塔尔等人的异质性。这里其实涉及对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传统存在样态的理解。霍克海默奠定了批判理论的核心理论特征，打造了法兰克福学派这一思想航船的龙骨。但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绝非是同一性的理论传统，而恰恰展现为自由人的联合体的“星丛”，其中每一个理论家都有他独特的研究重点。这也是后来的哈贝马斯并没有看到在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传统中存在任何体系性东西的原因所在。然而法兰克福学派理论传统中的这种星丛式的存在方式，并不妨碍探寻其根本上的理论支点。政治经济学批判，恰恰就是霍克海默锚定的这个支点，这个支点也构成了批判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连接点。 那么，霍克海默所奠定的批判理论的基本范式，即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其他社会科学的结合，如何体现在整个法兰克福学派的发展之中呢？这种政治经济学批判，又是以什么样的形式存在呢？ 二、 价值形式与商品形式： 法兰克福学派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论域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概而言之，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批判研究。拓展来讲，则有价值理论、资本一般、剩余价值生产、资本主义的再生产等一系列讨论对象。在这些理论对象中，价值形式与商品形式问题，是贯穿法兰克福学派的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对象。前文已经提到，政治经济学批判作为批判理论的根基，所把握的就是以交换抽象为主的现实生产关系。价值形式和商品形式正是对现实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最基础的范畴把握。价值形式与商品形式问题自波洛克开始得到奠定，在霍克海默与阿多诺那里得到充分运用，到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新马克思阅读运动那里被独立作为研究的对象。我们首先集中来看波洛克货币理论研究的基本要点。 马丁·杰伊曾判定波洛克和霍克海默之间的关系是“研究所的基石之一”。波洛克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对整个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具有独特的意义。除了他的国家资本主义理论对批判理论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外，过去一直没有被重视的是，他对马克思货币理论的研究，更奠定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主题。波洛克1923年的博士论文，题为《论卡尔·马克思的货币理论》（Zur　Geldtheorie　von　Karl　Marx）。为便于叙述，我们可以首先借助波洛克1928年在“格律恩贝格文库”上发表的《论马克思的货币理论》（Zur　Marxschen　Geldtheorie）的短文来理解波洛克对马克思的货币理论的定位，以及它对批判理论的意义。 波洛克强调货币理论在马克思全部社会经济著作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在《资本论》的开篇以及在这之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大量的讨论都是围绕着货币问题展开的。波洛克相信，“在马克思那里，货币理论不可分割地和他的整个体系联系在一起，因此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对于审视体系的其余部分具有重要的作用”。然而在马克思的货币理论领域上，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并没有做出专门的系统的研究。 那么，马克思的货币理论是如何和他的整个理论体系联系在一起的？正如马克思自己所强调的，科学的任务就是透过表现形式探求事物的本质；而与前资本主义社会相比，在商品生产社会中，“在生产过程中存在的关系消失在社会形式之中”。所以只有对社会形式做深入分析，才能够揭示出作为本质的真正的生产关系。社会形式对真实的生产关系的遮蔽，生产者与生产过程、生产规律的分离，是只有在资本主义时期才会发生的独特现象。在生产规律面前，一个企业家并不比他的助理能做的更多。资本主义时代的生产，恰恰完成了表现形式和本质的区分。波洛克是这样理解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的表现形式和本质的： 本质即始终现实地、历史地决定的生产过程的社会关系；与之相反，纯粹的表现形式则是法律的和其他的文化形式，这些形式反映了生产过程，特别是清楚地表示物的现实存在的范畴，商品、价值、货币这些范畴只有返回到那些现实的关系之中才能被解释清楚。而在这些范畴中，马克思首先研究的就是作为最基础的范畴的商品。 波洛克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表象与本质关系的理解，就凝结在对一系列“物的现实存在的范畴”——商品、价值和货币——之上，这一系列经济学范畴连接了现实的生产关系和法律等文化的表现形式。我们有理由相信，波洛克的这一观点对霍克海默乃至阿多诺产生了重要影响。在范畴体系中，作为价值表现形式的货币是发达商品经济不可或缺的要素，波洛克指出，货币是一种商品，且是一种“感性的超感性的物”。感性的方面是它的自然形式，而超感性的方面则体现在货币作为一种社会关系的表达，这种表达通过在货币中特定的部分参与到社会必要总劳动中而实现。波洛克指出，货币问题是马克思价值理论的决定性部分，其感性—超感性的存在形式源自社会关系。因此，波洛克所理解的马克思的货币理论，就是探求经济学范畴（表现形式）背后的社会关系（本质）。波洛克借助于马克思的货币理论所看到的是整个政治经济学和资本主义体系的本质，这正是波洛克在马克思货币理论研究上的独特贡献。可以说，对马克思货币理论的研究构成了波洛克理解马克思全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一把钥匙。对经济理论背后的社会关系的强调，必然带来方法上的转变，这其实是同时期的卢卡奇和柯尔施都已经强调过的经济学和哲学方法的统一。和卢卡奇及柯尔施一样，波洛克同样强调了经济理论和社会哲学理论的统一性，这一观点在波洛克那里借助于对货币理论的分析十分清晰地展现出来。在对货币理论的研究之上，波洛克还谈及了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理论。拜物教理论的本质，按照波洛克对马克思的理解，就是将物在社会生产过程中获得的社会经济特征转换为一种物的自然物质特征。 波洛克对马克思货币理论的研究，对货币形式和价值形式的关注，奠定了法兰克福学派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主要论域。法兰克福学派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此后基本上都是围绕价值形式、商品形式、货币形式等相关范畴进行的。这集中体现在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经典著作《启蒙辩证法》中。在《启蒙辩证法》一书的扉页上，题写的正是“献给弗里德里希·波洛克”。《启蒙辩证法》中的政治经济学方法是以往很少被注意到的问题。在《启蒙辩证法》中，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于理性自反的探讨，始终未曾脱离交换原则、等价形式、价值形式这些经济学范畴。主导启蒙所开启的历史进程的核心逻辑就是商品交换原则，这一原则成为统治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规律，成为同一性的现实根基。也正是这一原则，带来了对人的统治和奴役。因此，理性的自我否定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笔下绝非单纯的对西方理性传统的批判，如果只是批判理性的传统，那这种批判与其他任何唯心主义的批判有何不同呢？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恰恰立足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范畴和方法之上，展开了对工业社会的意识形态批判。 在《启蒙辩证法》中，阿多诺对文化工业的分析更是立足于政治经济学批判之上。文化工业之所以能够成为资本主义之中同一性强制的最典型体现，就在于电影、音乐和广播这些“文化”现象正是纯粹的交换价值，而毫无物性的使用价值。阿多诺曾说，他在《启蒙辩证法》之后的所有大部头著作都是《启蒙辩证法》的注脚，此言不虚。在后来的《最低限度的道德》，乃至最后的《否定辩证法》之中，对“交换价值”“交换原则”“价值形式”的探讨，特别是将之作为“同一性”的现实基础的表述，都不曾脱离阿多诺的论述。甚至阿多诺在去世前不久，还曾明确说道：“价值理论是批判理论最宝贵的财富。”施威蓬豪伊泽也曾指出：“马克思经济理论的核心部分对于阿多诺的社会批判理论至关重要，阿多诺将价值规律、‘资本主义积累的普遍规律’、‘利润率下降规律’称为适用于社会理论‘结构原则’的‘马克思模式’……重要的是，阿多诺以某种独立于马克思价值理论的方式接受了马克思的价值理论。” 阿多诺正是在点评他的学生汉斯格奥尔格·巴克豪斯的硕士论文时，说了“价值理论是批判理论最宝贵的财富”那句话的。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政治经济学根基，被巴克豪斯和他的同窗海尔穆特·莱希尔特等人“萃取”了出来，将其明确当作了研究对象。巴克豪斯1965年在阿多诺课堂上的报告，发表于1969年的《论价值形式的辩证法》一文，是法兰克福学派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的重要成果。在这篇文章中，巴克豪斯基于马克思的《资本论》德文第一卷第一版，强调了价值形式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关键作用，价值形式展开过程中的辩证法，价值形式所内含的主体性维度，以及价值形式的辩证法对于拜物教和物化批判的前提性意义。巴克豪斯的这篇文章宣告了新马克思阅读理论运动的开端，它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一个重要分支，继承、推进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也正是在如何对待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一问题上，形成了批判理论后继者理论分歧的岔路口。 .................... 从法兰克福学派到价值形式分析 ［德］ 海尔穆特?莱希尔特 张金权译 *原文题为“From　the　Frankfurt　School　to　ValueForm　Analysis”，《十一条论纲》（Thesis　Eleven）1982年第4卷第1期，第166—169页。——编者注 **本文是海尔穆特?莱希尔特对汉斯格奥尔格?巴克豪斯于1972年6月15日在康斯坦茨大学所作的题为“价值形式分析”的报告［罗特（V.　M.　Roth）所领导的康斯坦茨研究项目“卡尔?马克思”（48/71，　1971—1974）的材料］的非正式介绍。此文由迈克尔?埃尔德雷德（Michael　Eldred）根据谈话录音的德文记录翻译，并稍作编辑。1981年5月。（此为英译注。除特别注明为“译者注”的，本文其余注释皆为英译注。——译者注） 对资本分析的问题的关注开始得比较早。我们一开始想要知道“物化” （Verdinglichung）到底是什么。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我们拿这些东西系统性地追问过霍克海默。我们想要知道它们在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因为法兰克福学派理论明确建立在它们之上——的构架中如何解释，最终发现三言两语之后就是长时间的沉默，基本上没有从这些理论家们那里学到什么。最后，我们决定自己思考这些问题，并且——现在可以向现场与会者们说出这一点——不得不得出结论： 这些环节的遗漏本身必须被视为是对这种“批判理论”的批判的某种程度的征兆。当进一步研究哈贝马斯时，倘若人们可以进行推断，这一点就会变得很明显。人们也许能够提出这样的论点： 哈贝马斯的理论毕竟是在与法兰克福学派理论的密切联系中产生的，应该被认定为是辩证的理论，但只能从形式上发展辩证的理论，因为它退回到了资产阶级主体的立场。 然而，我认为在马克思的形式分析即价值形式分析、货币形式分析中，以及对政治经济学范畴的辩证叙述中，恰恰已经隐含了对这一点的批判。这意味着像“辩证的理论”这样的东西，作为从这些内容中提炼出来的方法，是无法阐释的。然而，这一直是法兰克福学派理论的论题。例如，当人们阅读阿尔弗雷德?施密特（Alfred　Schmidt）的作品时，会惊讶于他说辩证方法不能脱离内容来进行阐释。但是，当人们追问他时： 告诉我们——为什么不呢——这些内容有什么特别之处，给我们展示这些内容本身的辩证方法，例如《资本论》中的某些辩证的过渡。通常他都避之不谈，或至少目前为止是这样。他自己并不能够发展《资本论》中的辩证方法。时至今日，据我所见，法兰克福学派中没有一个人【此时，莱希尔特已经发表了他的《论马克思资本概念的逻辑结构》（法兰克福，1970年）。此后，巴克豪斯分别于《社会》（Gesellschaft）第1、3和11号上发表了他的《马克思价值理论的重建材料》（“Materialien　zur　Rekonstruktion　der　Marxschen　Werttheorie”）第1、2和3部分。】这样尝试过。对于哈贝马斯而言，这些问题是完全陌生的，不得不说，今时更甚往日。【在哈贝马斯最近的作品中，他用以下简短的话清算了价值形式分析的问题：“马克思借助黑格尔的抽象概念，分析了商品作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双重形式，以及商品的自然形式向价值形式的转变，在这里，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之间相互的关系，犹如本质与现象之间的关系。今天，这为我们造成了困难，因为我们不能够将黑格尔逻辑的未加改造的基本概念不加思考地加以运用；关于马克思的《资本论》与黑格尔的《逻辑学》之间关系的广泛讨论，更多的是说明了这些困难，而不是消除了这些困难。因此，我不想进一步研究这种形式分析。”［哈贝马斯： 《交往行为理论》第1卷，洪佩郁、蔺青译，重庆： 重庆出版社，1994年，第451—452页。——译者注］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关系假定为本质和表象的关系，已经是对马克思文本的一种极为不可靠的解释。更广泛地说，应该注意到，哈贝马斯提出重建历史唯物主义，资本主义理论在其中将构成一个子理论［参见罗特： 《用马克思反对马克思》（“With　Marx　Against　Marx”，载《十一条论纲》1982年第3期］，而现在他还宣称，在对马克思的资本分析进行再反思之前，必须重建黑格尔的范畴。但是，这位黑格尔奖得主（哈贝马斯是1973年第二届黑格尔奖得主。——译者注）本人却没有冒险去对黑格尔的《逻辑学》进行重新阐释，也没有重新阐释它与《资本论》的关系。他自己提出的社会理论的基础是一种由各不相同的要素构成的交往行为理论。】当我们更进一步时，我们注意到当我们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阿多诺一如既往竖起他的耳朵。他一听到这些几乎在《大纲》的每一页中都能找到的明确的辩证表述，就对此产生了一定的兴趣，但他可能年纪太大了而没有继续深入下去。 好吧，一切——对形式分析的这种关注——就是如此开始的，如果人们想要评估未来可能会发生什么，那就很难说了，因为在理论内部人们可以说，从这种价值形式分析中产生的辩证方法自称是一种形式与内容不能相互分离的方法，而且还可以解决资产阶级经济学所无法解决的理论内部问题。大致来说，这意味着资产阶级主体的立场可以从这样的事实中看到，即资产阶级理论家们只是从外部拾起形式，而他/她依旧受制于这种“被拾起的”形式。这些的确是陈词滥调，但对我而言，再一次重复它们是明智的，因为巴克豪斯的作品是对这些问题的具体化。相比之下，马克思的理论，作为辩证的实证科学【《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实证科学”的表述：“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终止，它们一定会被真正的知识所代替。”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6页。——译者注】，自称是第一次明确地将可被称为社会总体的东西概念化了。【应当牢记马克思的《资本论》只是试图将资产阶级社会总体进行概念化的第一个系统的部分。】如果我们可以运用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使用过的表述，那么辩证理论应该被理解为是在“内在的自我超越”的意义上对范畴的辩证发展。与此相对，应该从资产阶级理论的“资产阶级性”立场来批判资产阶级理论，这种理论是在对认识的世界历史性限制的意义上建立起来的，而认识的世界历史性限制本身就根植于再生产过程的结构中。从这一立场来看，人们可以反过来将这种辩证叙述解释为关于各种认识限制（Erkenntnisrestringierungen）的系统的现象学。也就是说，资产阶级主体的意识形式或知觉形式的总体本身将在这种辩证叙述的进程中得到积极的发展。严格来讲，我们的论证兼具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我们刚刚称为——借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表述——“实证科学”的东西，另一方面它同时是对资产阶级主体的认识形式和实证的叙述形式的批判。 《资本论》中写下这些问题已经有一百年了，讨论并理解这些问题的意义是什么？直截了当地说，《资本论》“对我们的问题”是否有效？非常简短地回答 一下这个问题： 我们发现大量的迹象表明，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某些根本的问题是始终存在的。我认为，马克思声称通过他的叙述形式已经呈现了资本主义的本质，也就是资本主义的根本结构。这意味着只要以这种叙述形式呈现的对象本身存在，那这种叙述形式就是有效的。现在，资本主义尚未消失，但让我们假设它真的消失了。对象消失了，因此叙述这一对象的方法也将消失。这是关于回忆的方法的问题，因为它只是从有待概念化的东西的扬弃（Aufhebung）的角度形成它的概念。 只要以这种形式呈现的对象本身存在，这种方法就是有效的，这样一种说法有什么批判性的认识论的含义？当然，人们不能以一种抽象认识论的方式来思考这一点。相反，人们必须根据这种叙述本身来发展这一点。但是，从摆在我们面前的第一步开始，这种叙述就将自身呈现为一种主客体颠倒，因为在这里，以经济学范畴——它们本身就是一定的社会关系的客观表达形式——的发展为形式，一种类似于社会自然形成性（Naturwüchsigkeit）的东西呈现出来；因为在这里，人类所生产的东西，通过他们的意识而产生，同时“在这些个体背后”作为一种“自然的”过程。［“在这些个体背后”的确是我们在黑格尔和法兰克福学派理论中发现的那些反复出现的表述之一，但是它从未被解释为是对黑格尔所称的世界精神（Weltgeist）的唯物主义的澄清。］这种“自然的”过程应该被理解为人类自身所创造的社会客观性的延伸，之后人类完全从属于这一过程。也就是说，我们始终拥有这种自然形成性的形式，它进行自我扩展——我们希望不要太久——并且恰恰只要这种客观性的延伸进行自我扩展，这种叙述方法就是有效的。 让我们转向辩证的叙述方法本身。人们在《资本论》中可以发现各种孤立的表述，马克思在其中指出，这是关于没有任何个性的人类、性格面具（character-masks）、一定社会关系的承担者的问题，而这意味着“辩证法”作为对个体的抽象否定的描绘，本身就是由人类造成的。马克思只是在人类作为性格面具进行相互交往的层面上呈现人类自身。只要他们作为个体而相互发生联系，他们就不是理论的对象。只要他们作为个体而行动，在这个特定意义上，他们退出了理论的建设；他们在那里期望某种仍需被建构的东西。【在理论上坚持这一事实，即人在资本分析中被理论化为没有个性的性格面具，是正确的。但是“他们在那里期望某种仍需被建构的东西”这句话可以被解释为，对个性的任何表达都已经是对社会主义的期望，我认为这一点是错误的。但是，如果解释成仍需在理论上进行的“建构”，在我看来，这一说法则是正确的。也就是说，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甚至是在经济领域中，都有一定的主体性的发挥空间。分析竞争的任务是将竞争主体的经济主体性在它与价值形式范畴的系统联系中概念化。但是，主体性的主题化并没有就此完成，因为被分离的“自由王国”即私人领域——主体的个性在其中得到了表达——仍需被理论化。】因此，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只是在社会关系的客观表达的意义上处理这些范畴。他将范畴称为没有个性的承担者、性格面具的大他者（the　Other）。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在这里发现了角色概念的首次表述，尽管它与角色理论所提供的表述迥然不同。 这只是一个简短的、非系统性的介绍，以使我们能够认识到从哪个角度来讨论问题，以及这些问题从哪个角度产生，因此反过来，我们就能看到，这里并不是经济学的概念解释问题。整个反思的论题如下： 只有在我只是神秘地暗示过的所有这些问题的背景下，才能揭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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