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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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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官制为钥匙，揭示蒙元前四汗时期和世祖继位后时期两个阶段间的延续性；元史研究的重要推进，深入探讨前人研究的薄弱之处，修正前人的一些普遍看法；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结项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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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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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制研究一向是中国古代史研究中的重头戏，曾被誉为古代史研究的“四把钥匙”之一。本书以元朝官制的形成为中心，深入探讨了前四汗时期官制研究中比较薄弱之处，修正了前人的一些普遍看法。本书认为，元朝的官制主要形成于三个时期：一是太祖朝，二是太宗朝，三是世祖朝。世祖朝奠定的有元一代官制是在继承延续前四汗时期基本制度的基础上所进行的适当补充和更新，世祖的“采行汉法”其实也是前四汗时期政治实践的继续和自然演变，而不是另起炉灶。前四汗时期和世祖继位后时期两个阶段间政治制度上一脉相承的一面，研究者应当予以足够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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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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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文军，江苏南通人，南京大学本科、硕士、博士毕业，2001年起一直任教于暨南大学文学院，主要从事元史、民族史、宋元历史文献研究。在《中国史研究》《文史》《南京大学学报》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出版《辽西夏金元史十五讲》《一本书读懂元朝》《元史研究：方法与专题》等学术专著，古籍整理著作有《〈宪台通纪〉（外三种）新点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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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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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1
第一章 太祖时期的官制雏形 9
第一节 太祖时期汗廷和蒙古本土地区的官员除授 9
第二节 太祖朝的达鲁花赤 54
第三节 太祖时期蒙古政权对金地降人的官职官衔除授 78
第二章 太宗“一新官制” 122
第一节 也论元代的探马赤军 122
第二节 太宗时期的军事职官制度 166
第三节 太宗时期大蒙古国对汉地治理中的“画境”制度 191
第四节 大蒙古国和元朝路制的形成 209
第三章 世祖朝的官制定型 245
第一节 前四汗时期的官制演变和世祖朝的变革 245
第二节 翰林机构的成立及元初中枢体制的变迁 262
第三节 忽必烈时期元朝职官制度的定型 283
简短的结语 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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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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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书是2015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最终成果。该项目原以“元朝官制研究”为题，笔者的打算，是对元朝职官制度的各个方面，包括制度形成、机构设置、人员任命、实际运作以及官吏管理等内容做些研究。官制研究一向是中国古代史研究中的重头戏，曾被誉为古代史研究的“四把钥匙”之一，历代官制研究的成果可说汗牛充栋，有关元朝的职官制度，中外学界前人的论著也相当丰富。笔者原先计划，对前人的研究做些“查漏补缺”工作：前人没涉及或没解决的问题，尽量解决；前人研究比较浅层次的，尽量深入；前人有不当和错误的，尽量订正。有关元朝官制的材料，主要是《元史·百官志》、《元史·选举志》和《元典章·吏部》，这些材料中的绝大多数内容都是世祖朝和世祖以后的，有关前四汗时期的史实只有寥寥数语，大意说几无官制或者不足称道。前人的研究也多着重于世祖继位以后的情况，涉及前四汗时期时，就采用基本史料中的说法，或谓统治者“不晓官称为何义”、政权简单到几乎无官制可言或说官员随个人爱好乱用中原王朝名号、官衔名称五花八门、授予和变动也紊乱得没有章法；前人因此多强调世祖的变革，认为元代官制实由世祖创建，世祖创建的制度又会多强调其中“采行汉法”的方面。鉴于世祖之前前四汗时期官制研究的薄弱状况，笔者进行本课题研究时，首先从这方面入手。
在对这薄弱之处深入研究的过程中，笔者惊奇地发现，世祖以后的官制中最重要的框架（如怯薛的核心地位、宰相官署为行政执行机构等）、最基本的内容（如地方行省制、汉地临民系统上的路府州县体制、达鲁花赤制度、草原行政的千户制、军事系统的万户千户制等）、最核心的原则（如主要官员出自怯薛、官员与君主间有主奴意识等），前四汗时期都已经形成，世祖继位后完全继承了它们。世祖在官制方面的革新主要有四点：一是把军政和监察事项从行政系统中分立了出来；二是在将宰相机构和其分支分片管辖地方的模式向全国推行的时候，在吐蕃这一独特文化区域内实行“帝师法旨与诏敕并行于西土”的宣政院直辖制度；三是增设了众多对政务没有多大影响的事务性机构；四是制定了细致的官吏管理规定。这些革新当然重要，但因此说元朝的官制到世祖继位后才创建、之前的制度建设无足轻重就很不妥当。笔者以元朝官制的形成为中心，先后撰写了十来篇文章，分别在《中国史研究》《文史》《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历史文献与传统文化》等书刊上正式发表。笔者认为，这些文章不仅改变了前四汗时期官制研究比较薄弱的情况，而且对前人的普遍看法做出了重大修正。笔者2020年将这些文章合在一起，以“元朝职官制度的形成”为题申请课题结项（有部分文章结项时尚未正式发表），获得通过（后因经费不足，成果未能及时出版）。如题所示，这些文章主要解决了元代官制的形成问题，牵涉到一些机构设置和人员任命，至于原先计划中的官制实际运行和官吏管理方面的内容，实在“体量巨大”，只得留待日后继续研究，笔者希望在对它们细致深入的探讨过程中也能有新的发现。
笔者认为，元朝的官制主要形成于三个时期：一是太祖朝，二是太宗朝，三是世祖朝。世祖朝奠定的有元一代官制是在继承延续前四汗时期基本制度的基础上所进行的适当补充和更新，世祖的“采行汉法”其实也是前四汗时期政治实践的继续和自然演变，而不是另起炉灶；割裂世祖朝和前四汗时期的联系，将它们视为性质迥异的两个阶段，比如学界习惯的称前四汗时期为大蒙古国、称世祖继位后为元朝，认为前四汗时期实行蒙古制、世祖以后行汉制等，都是对元朝历史的误解。
笔者将该结项成果正式以专著形式出版。原成果为11篇文章的合集，改为专著时，做了一定的技术处理。原合集中，《元太祖时期汗廷和蒙古本土地区的官员除授》《元太祖朝的达鲁花赤》《元太祖时期蒙古政权对金地降人的官职官衔除授》三文，分别考察了太祖时期大蒙古国在汗廷和蒙古本土地区、西域以及汉地的官员授予情况，本书中将其合在一起作为第一章《元太祖时期的官制雏形》，章下三节即原先的三文，标题略有改动。第一节《太祖时期汗廷和蒙古本土地区的官员除授》考察了作为元王朝两大政治支柱的草原千户制度和汗廷怯薛制度的由来以及最早的汗国官员名单，指出了太祖朝确立的官员任命原则和官员的奴婢意识。第二节《太祖朝的达鲁花赤》重点考察的是西域的官制情况，这一时期在西域的主要官员就是达鲁花赤（太祖朝汉地达鲁花赤设置不多），该节指出了太祖朝西域所设达鲁花赤的三种不同职能；在征服区临民层次设置监临职能的达鲁花赤制度后来则在汉地普及。第三节《太祖时期蒙古政权对金地降人的官职官衔除授》考察的是当时汉地的官员任命情况，指出太祖朝，特别是木华黎经略华北以后，大蒙古国对汉地降人的官职任命并不紊乱、官衔称号并不五花八门、官员职务变动也不是没有章法。
原结项成果合集中，《也论元代的探马赤军》《元太宗时期的军事职官制度》《元太宗时期的民政职官制度》涉及太宗时期的职官制度，本书中将这一方面内容合在一起，作为第二章《元太宗“一新官制”》。“一新官制”为元文人胡祗遹对这位君主的评论。元太宗制度建设主要针对汉地，这一时期汗廷和蒙古本土地区继续太祖朝制度，西域也没有多少制度更新。笔者原先打算从军政、民政上各自写一篇文章研究太宗朝的官制。军政上，太宗即位后扩建了探马赤军，笔者就先研究这一军种中的官员除授。在研究过程中，笔者意外地发现，学界前人在探马赤军上一些争论不休的问题、一些觉得难以解释的问题，如探马赤军的人员组成、探马赤军组建的时间、探马赤军和蒙古军的关系等，其实是可以给出明确答案或合理解释的。笔者因此专门写了一篇《也论元代的探马赤军》，对这一元代特有军种的“真相”进行了构拟，包括官员任命和在官制建设上的意义。这篇文章篇幅较长，有关官制部分的内容不算多，但对探马赤军的认识很有意义，对在国内学界盛行的一些前辈观点提出了不同意见，也是笔者觉得比较得意的一篇文章。可惜的是，有些前辈已经去世，笔者不能听取他们的意见了，只能以文章向他们致敬。结项审核意见中，一位专家因为该文篇幅过长而直接涉及官制内容不算多，建议将其取出。笔者认为，该文主旨实是太宗朝在军政上的官制革新，所以决定予以保留，在本书中作为第二章的第一节。《元太宗时期的军事职官制度》详细考察了这一时期军政上的制度改革，重点分析了世袭制的取消和万户千户制向汉军中的推行这两个问题。笔者分析出，汗廷在将万户千户制向汉军推行的过程中，实际上在悄悄进行一项重大的变革，就是对汉地的地方首领逐步实行军职民职分开制度。该文作为第二章第二节收入本书，标题略有改动。原合集中，《元太宗时期的民政职官制度》重点分析太宗朝在汉地的民政制度，结项后笔者将该文主体分作两文分别刊出。一文《元太宗时期大蒙古国对汉地治理中的“画境”制度》，一文《大蒙古国和元朝路制的形成》，本书中将它们分别作为第二章的第三、四两节（其中《“画境”制度》一文作为一节时标题略有改动）。《大蒙古国和元朝路制的形成》有少许内容涉及世祖朝，不过主体考察的仍是太宗时期情况。两文指出，太宗朝在汉地曾设过三种不同路制：一种沿袭金制（课税使路）；一种沿袭太祖时期传统（大达鲁花赤监临道）；一种根据形势需要而建（总管府路），其中根据形势需要而建的总管府路制是元朝最主要的路制，但它并不是金朝制度的恢复，也不创始于世祖朝。元朝总共则设有六种路制，另三种（宣抚司路、宣慰司道、廉访司道）在世祖时期设置，在《路制的形成》一节中对世祖时期三种路的形成、置废和性质也有与前人不一样的论述分析。
本书第三章《世祖时期的官制定型》包括三节。第一节《前四汗时期的官制演变和世祖朝的变革》部分内容在原结项成果合集中《元太宗时期的民政职官制度》里作为补遗，笔者后来做了补充并单独成文《元朝前四汗时期的官制演变》，收入本书时改今题。该节重点有二：一是对前两章中未怎么涉及的有关前四汗时期官制中的其他重要内容做些补充考述，包括前四汗时期汗廷中必阇赤和札鲁忽赤的职能与任职人员、燕京行尚书省的设置与元朝行省制的滥觞、世祖即位前的“潜藩新政”等；二是揭示世祖即位初在中央—地方关系方面曾有过短暂突破昔日制度框架尝试，试图建立汉式王朝般的中央集权体系，但很快又回归原先体制的事实，从而揭示元王朝前四汗时期和世祖继位后两个阶段官制的内在关联。第二节《翰林机构的成立及元初中枢体制的变迁》曾以《元代翰林机构的成立——兼论元初中枢体制的变迁》为题刊出，对一直被认为是忽必烈行汉法产物的翰林机构的形成做了深入探讨。笔者认为，元代翰林机构的成立，与其说是模仿汉式制度而设，不如说是忽必烈对前四汗时期必阇赤体系一步步变革的结果，变革的原则是既吸收引进一些汉式王朝诏令事务上的制度因素，又保留原先必阇赤体系的大致形态；必阇赤体系的变更，往往伴随或跟随着元朝行政中枢中书省的类似变迁，后者由前四汗时期断事官机构演变而来。第三节《忽必烈时期元朝职官制度的定型》为原结项成果合集中《世祖继位后元朝职官制度概述》一文的修改定稿，曾以《论忽必烈时期元朝职官制度的定型》为题刊出。该节在概述世祖继位后官制特点的基础上，罗列了世祖时设立并在王朝长期存在的中央和地方各种官署，对部分官署的形成、职能、性质做了概括论述，有些认识和学界前人的观点不大一致。该节强调指出，世祖朝的官制，是在前四汗时期已经奠定的原则基础上和框架范围内的大幅调整和增补，但世祖朝只是元朝官制的定型时期，而不是创设阶段；从政治职能的角度分析，世祖朝采用汉式名称的官署，其职掌和运作也并不纯粹“汉制”或相当程度汉式化，而多少都与前四汗时期被今人习惯称为“蒙古旧制”的制度文化有些关联。
在结项成果合集材料中，另有三篇文章，本书未予收录。《论元代中书省的本质》从制度规定和实际运作等方面，论证世祖朝建立的中书省实是前四汗时期断事官体制的延续，而不是中原王朝传统宰相机构的自然发展。《元代怯薛新论》指出，世祖以后元代重要官员的怯薛职掌实比外廷官衔更为重要，至少不比它次要，怯薛预政是元代常态的政治制度；这两点与前四汗时期的职官制度一以贯之。这两篇文章和本书稿中各篇文章放在一起，更能彰显出笔者主张的“世祖以后的官制继承前四汗时期体制的一面不能忽视”这一观点，但由于它们已经收录进笔者之前的《元史研究：方法与专题》一书，本书中就不再收录。《元代翰林学士承旨任职人员考》，以翰林机构为个案，考订了世祖以后该机构中为首长官的人员名单，从中可见元代重要机构官员任命的大致情况，如长官员额、族群出身等。该文因与职官制度的形成这一主题关联不是太大，而且诸多篇幅是世祖以后的情况，笔者决定予以舍弃，不再收进本书。
各节内容原先多以单独论文形式发表，为论证需要，少许表述稍有些重复，改为专著形式出版，如果做格式技术之外的内容删减，势必会影响原貌，所以书中保留了这些重复的少许内容（它们的主旨思想全书均一致，没有前后矛盾之处），敬请读者谅解。由于原文发在不同书刊，格式体例不一致，本书尽量做了统一。原先各文二级标题（在本书中成为章、节下三级标题），或有文字内容或仅以数字表示，本书中统一改为以文字内容表示。因写作年份不一，有少数几种史料和参考文献，在原先不同文章中使用了不同版本（质量均可靠），改为专著时则维持原样，未做改动。书稿中提出的与前人不大一样的见解，非常希望得到学界同仁的批评和指正。衷心感谢国家社科基金的立项资助，感谢结项评审专家们的中肯意见，感谢暨南大学中国史学科规划小组将本书列入2024年度“广东省高水平大学建设经费”资助项目，感谢江苏人民出版社社长王保顶先生的鼎力帮助。在本课题研究和论文写作及书稿定稿过程中，我的研究生周云蕾也给予了我很多帮助，这里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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