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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编辑推荐 ☆☆本书是列斐伏尔“城市七书”之一，是其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研究城市问题的重要著作，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重要代表人物写作的、系统解读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中城市哲学思想的唯一一本专著，是以城市问题和城市视角重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先驱性作品，首开都市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城市空间理论之先河，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本书校译者刘怀玉为国内列斐伏尔研究专家，译有列斐伏尔重要代表作《空间的生产》，其为本书所作的中译本序言为读者了解列斐伏尔的总体思想、进入并理解本书内容提供了简明生动、提纲挈领式的导读。☆☆ ☆☆当今世界，全球化和城市化正在加速发展，城市化作为资本主义全球化的重要内容，带来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新冲突，既是社会治理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也是与我们每一个人息息相关的重要时代问题。本书通过整理和思考马克思主义的城市思想，揭示了当代资本主义城市化发展的新特点、新现象、新趋势，尤其是城乡分离的起源和社会结果，对于我们构建有中国特色的都市社会学提供了重要理论借鉴。☆☆ 金句 ☆马克思主义对城市的研究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把城市同特定的社会历史阶段相联系，二是从空间辩证法角 內容簡介： 内容简介 《马克思主义思想与城市》是法国思想家列斐伏尔研究城市问题的一系列著作中的一部，也是与马克思主义思想联系最紧密的一部。列斐伏尔深入研究了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关于城市问题的重要论述，其关注的焦点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框架下的城市以及随之而来的都市总问题式”。这本书不仅是一本经典文献导读著作，而且揭示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视野中当代资本主义城市化发展的新特点、新现象、新趋势，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先驱性著作。 關於作者： 关于译者 郑劲超 南京大学哲学博士，法国巴黎第八大学访问学者，中山大学哲学系博士后，现为中共中山市委党校（市行政学院、市社会主义学院）哲学和文化教研部教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文化研究，参与翻译列斐伏尔《都市革命》一书。 刘怀玉 南京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研究分会暨马克思恩格斯文本文献研究分会副会长，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城市哲学研究分会副会长。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社会理论方向教学研究工作，长期从事列斐伏尔思想研究，有多部专著译著出版。 目錄： 目录 001/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框架中的城市哲学总问题式的发现与建构 ——《马克思主义思想与城市》中译本序言 刘怀玉 鲁均亦 001/告读者 003/第一章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020/第二章 城市与分工 059/第三章 政治经济学批判 094/第四章 资本与土地所有制 127/总结 內容試閱： 试读 总结 当然，我们并没有穷尽马克思关于城市这一主题的思想，如果我们翻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所有出现“城市”一词的文本，我们可能还会有新的发现，尤其是关于阶级斗争的内容。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而言，这种连续的斗争，它的来源在生产之中，它的基础在经济现实之中，它的动机在需求之中，它的积极支持在工人阶级之中。但是，阶级斗争是在城市中展开的。一方面，这种政治斗争反映一种政治状况，另一方面，它揭示了那些未被察觉到的方面和潜在的可能性。与此同时，它以改造生产关系为目的，阶级斗争使这些关系进入意识之中。因此，“城乡”关系在一种特殊的关节点上被人们所感知。在1848年的法国，城市抵制了法国社会中人数最多的一个阶级——小农阶级所产生的政治影响。城市的公民成功地“曲解了1848年12月10日选举的意义”，拖延了波拿巴主义的兴起。对于那些小农而言，波拿巴在那些年所做的事情仅仅是“打破了城市加之于乡村意志的桎梏”[①]。但是农民和他的一小块土地是自由竞争和大工业制度扩展到乡村的结果，这种制度在拿破仑一世时期已经在城市中登场了。在这一过程中，农民的利益不再与资产阶级的利益相一致，他们把“负有推翻资产阶级制度使命的城市无产阶级”[②]看作自己的天然同盟者和领导者。 之前已经说过的东西，我们需要进行回顾，考虑之前走过的道路，从而更好地看待这条道路的前景。 只有回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整个思想的运动中，他们关于城市的文本才能显示出自身的意义。这些文本强迫我们回到这场运动之中，这场运动一开始是迷失的，后来被重新找回。不可能把这些文本分离开来！把它们分别看待的做法违背了这场运动，正是它支撑和推动着文本向前发展。因此，为了理解城市的经济角色，我们必须回顾剩余价值理论和分工理论等。 在这些读者之间，有人肯定会问：“我们在提出什么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个世纪之前就已经知道并提出了这一问题，这一问题在当时已经存在，我们在学习他们的文本，没有人想过把它们集中在一起。我们在回顾这些文本和他们专注的研究，有什么权力把现实的利益与这种回顾搅和在一起？” 相反地，其他人声称：“这完全不是我们所期待的东西！我们希望借助马克思的方法，而不是延续他的学说，一种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它对这些问题的看法，这些问题越来越成为紧要的问题。如果这些文本不为任何目的而服务的话，那么这种阅读有什么好处呢？” 首先，需要再一次回应的是，在我们看来，马克思学并没有太大的益处。在此名义下，人们把当前的“思想家”和思想填充到其中，在此意义上我们只有通过他们才能理解当下，甚至只有从他们出发才能理解这个世纪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对学识渊博、下降到“历史性”当中的做法不感兴趣。我们以现在和可能的名义进行追问，这恰恰是马克思的方法，这种方法使过去（事件和文献）得以重生，并且服务于未来。 第二，我们提出的反对意见是，关于马克思思想的争论应当禁止在缺乏预先研究的情况下使用这些概念。如果想要延续马克思关于某个“对象”的思想，而马克思对此还没有清晰的研究，那么我们就必须首先对它进行修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重新开始马克思对竞争资本主义的分析，理解现代城市及其总问题式。 其实，作者（我自己）在出版这一重新阅读的成果之前，长期以来一直在思考这种修复并尝试继续这种分析。如果有需要的话，各种各样的“马克思主义”作品和出版物（以隐晦的方式或清楚的方式）可以作证。 这种延续了马克思思想的研究不试图去发现或构建出一种连贯一致性：一种“城市系统”，内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城市结构和功能。一种思想之所以能够被称为“马克思主义”，是因为它使一致性服从于矛盾。如果我们必须面对和接受它的对立面，也就是使冲突服从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致的力量，那么马克思就是错的，他的思想发生了偏离，资产阶级取得了胜利。 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这一社会的领导者（资产阶级）进行批判分析之前，我们已经很快地指出了19世纪下半叶以来存在的一些问题。我们需要在他们的政治实践中、在生产关系的再生产中进行考虑，而不仅仅是考虑生产方式的再生产。扩大再生产不仅涉及这些循环和经济生产的流通，而且涉及这些更加复杂的过程。对于这些问题，资产阶级——跟随俾斯麦的策略——从经验上有效地进行解决，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足以维持下去。然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分裂为“改良主义”和“革命主义”：一方面寻找社会的逻辑，另一方面宣告灾难的到来。马克思预测到了这些新问题，但无法提出一种回应。 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包含着扩张，包含着生产方式及其物质基础的扩大。一方面，资本主义扩展到整个世界中，正如马克思所设想的那样，它从属于以前的生产力并使这些生产力为己所用。另一方面，资本主义构建起新的生产部门，因而建立起新的剥削部门和统治部门；在这些部门中，我们可以列举出：休闲、日常生活、认识、艺术以及最后的都市化。 这种双向的过程带来了什么后果？资本主义通过把自身扩展到整个空间中来维持自身。从马克思的时代开始，在有限的国家（英国、部分欧洲国家以及北美洲）中，资本主义在建立起世界市场之后征服了全球，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尤其是创造了休闲、旅游等），尽管也有一些严重的挫折、革命和起义。 生产力在其增长过程中，尽管受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限制”，但它在两次世界大战的刺激下获得了一种力量，也就是它能够生产出空间。在世界范围内，空间不仅是公开的、被占有的，而且也是被改造的，以至于它的“物质材料”“自然”受到了这种统治关系的威胁，而不是一种取用关系。一般的城市化是这种巨型扩张的一个方面。如果存在着空间的生产，那么难道不存在空间的矛盾，或者更确切地说，内在于这种生产之中的冲突，新的矛盾？如果是的话，那么马克思的思想就保持它的意义，甚至具有更大的视野。如果它们以“科学性”的名义被资本主义所利用，那么它们是无用的，而且对它们而言，资本主义的标准并不适合。 然而，我们可以证明（这种“证明”已经在别的研究和报告中开始并得以展开）空间的矛盾以及空间生产的矛盾正在进一步加深： （1） 主要的矛盾存在于全球范围内的总的被生产的空间与空间的碎片化、粉末化之间，碎片化和粉末化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生产方式的私有制和土地，也就是说空间本身）的结果。空间被压碎，按照碎片来进行交换（出售），碎片化的科学以碎片化的方式去认识空间，而空间是作为世界的总体性甚至星际的总体性而形成的。 （2） 资本主义的扩张，使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三位一体”结构的批判分析得以普及。把这种扩张定义为仅仅在“商品世界”中的一般交换是不足够的；这意味着把它还原为唯一的商品世界，它在马克思的时代已经建立起来了。社会和生产方式定义了这种扩张，它们使自身的要素分离和区别开来，并且在一个被强制的、重叠的统一体中维持这些要素之间的分离。这就是“三位一体的公式”（土地、资本、劳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把一种镇压性的(国家的)统一体施加在群体、功能和场所的一般分离（隔离）之上，也就是在所谓的城市空间之中。 （3） 因此，这种空间是一种特殊矛盾的中枢。城市无限地、爆炸性地扩张。如果存在着社会的城市化，并因此乡村被城市所吸收，那么就同时存在着城市的乡村化。城市扩张（郊区、近郊或远郊）服从于土地所有制和它的结果：地租、投机活动、自发的稀缺或引发的稀缺等等。 （4） 对自然的控制与技术和生产力的增长联系在一起，这种控制仅仅服从于利润（剩余价值）的需求，它通向自然的毁灭。在社会与土地之间的有机交换中存在着一种流动，马克思在讨论城市的时候注意到了它的重要性，这种流动即使还没有中断，也面临着被扰乱的危险。随之而来的是严重的危险，甚至是灾难。我们可以思考，摧毁自然是不是这种社会自我摧毁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种社会颠倒地反对自身，而另一方面维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力量和权力…… （5） 在马克思主义的规划中，没有任何一种超越能够在现在得以实现，比如超越“城乡”对立、超越分工以及超越那种不太突出的对立：“作品—产品”。随之而来的是什么？是这些未被超越的术语之间的相互退化，当它涉及城市与乡村的时候，这种退化尤其能够被人们感觉到并且具有深远的意义。 （6） 郊区的分散、威胁着社会关系的隔离，与它们相对立的是一种强调其形式的集中性，作为决策（财富、信息、权力、暴力）的集中性。 （7） 空间的生产是为了使时间服从于生产力的需求和限制，在这种情况下它才会考虑时间。时间封闭在这种奇怪的圆圈之中。 （8） 自动化为非劳动提供了可能，作为领导的资产阶级吸收了这种可能为己所用。只有当休闲从属于剩余价值时，通过工业化和休闲商业化、休闲空间商业化的方法，资本主义才会延迟娱乐的时间。它使非劳动作用在自身的、没有创造力的空闲中，使非劳动变得枯燥无味。它产生了这种症候性的起义，产生了对非劳动的要求，但它依然处于边缘（嬉皮士共同体）。劳动的“价值”退化了，它们无可替代。由于阶级的策略是使管理自动化，比生产更快更好；当工业国家的资产阶级需要维护劳动的时候，它们不会让非劳动出现！随之而来的是劳动空间、非劳动空间和休闲空间，它们以一种新的自相矛盾的方式混杂于世界空间之中，这种方式才刚刚具有其形式和分类。 （9） 因此，个人既“被社会化”，又被整合和服从于所谓的自然压力和限制对他的统治之下（尤其是在空间的背景下，在城市及其扩张中），个人是分离的、孤立的、分裂的。矛盾表现为焦虑、沮丧和反抗。 （10） 这种共同体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公众”“集体”、国家、社会，另一方面是边缘的联合，甚至是畸形的联合、意志的联合。这种分裂应当通过一种空间的概念去解决，但这一解决办法依然是乌托邦的，无法阻止这些无法找到自身位置（空间和相应的“地方”）的关系的解体。 总而言之，这种社会无法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规划完成自身的改造，它会在这条道路上停滞不前，除非它（无意识地）选择另一条道路，这种社会正在受到可能性的折磨。暴力、毁灭和自我毁灭（它自身包含着这种自我毁灭的原则）像幽灵一般困扰着它，同样还有非劳动、全部的享受。不容忽略的是城市，一种恰如其分的空间。 在今天，如果我们必须重拾和扩充这些伟大的思想家——傅立叶、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这不是因为他们梦想着不可能，而是因为这种社会依然、总是把自身的乌托邦包含于其中：可能—不可能，造成不可能的可能，导致革命状况的终极矛盾，这不再与马克思的预言相符；因为光靠生产力的有组织的（有计划的）增长并不足以解决这些矛盾。 [①]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1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31页。——中译者注 [②] Karl Marx， “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 trans. Ben Fowkes， in Surveys from Exile， Political Writings， vol.2， ed. David Fernbach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3)， 242.——英译者注。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1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32页。——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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