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主编 主编: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1931年生,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和学术编辑,著有《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现在、国民、记忆》《追寻法兰西》等,主编《记忆之场》。1993年,《记忆之场》荣获法兰西学术院戈贝尔大奖,同年“记忆之场”(Lieux de mémoire)一语被收入《罗贝尔法语大词典》。2001年,诺拉当选为仅有四十名定员的法兰西学术院院士。
皮埃尔·诺拉在《记忆之场》导言劈头如是说。基于这种紧迫感,诺拉动员一百多位作者,穷十余年之功,编纂出版了由135篇论文构成的3部7卷、超过5600页的皇皇巨制。与研究过往之事的历史学不同,也与“心态史”径庭有别,这部巨著乃是要在文化社会语境中回溯历史,探讨形塑法国国民意识的“记忆之场”。
1931年11月17日,诺拉出生于巴黎一个外科医生的家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血雨腥风下,犹太裔的诺拉家族经历了抵抗运动的惊险。战后,诺拉进入路易勒格朗中学,最后在索邦大学取得学士学位。1958年,诺拉赴法属殖民地阿尔及利亚拉莫里奇埃高中任教,1960年返回法国,翌年出版《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批判作为“殖民者”的法国人。
1965—1977年,诺拉先后在巴黎政治学院和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任职。1965年,诺拉加入著名的伽利玛出版社,编辑“人文科学丛书”“证言丛书”“历史学丛书”等。1980年,诺拉与哲学家戈谢创办《论争》,引领前沿话题。1974年,诺拉与勒高夫合作主编了三卷本的《制作历史》。1978年,诺拉在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开设讨论课。其时,法国历史学界开始反省科学取向的历史研究,呼唤历史主体的回归,“记忆之场”正是在这一脉络中酝酿而成的。2002年,诺拉在给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重思法国:记忆之场》所写的导言中回顾道,20世纪六七十年代“年鉴学派”布罗代尔的史学是对“事件史的十字军”,而“心态史”不过是科学的数量统计方法的延伸,“量”的统计未必反映“质”的变化。
《记忆之场》第一部一卷出版于1984年,名为《共和国》,分“象征”“纪念仪式”“教育”“纪念活动”“反差记忆”等五个主题。1986年,第二部《民族》三卷出版。第一卷的“遗产”“历史编纂学”“风景”偏于“非物质”;第二卷聚焦“物质”层面——“领土”“国家”“遗产”,既有国境、六边形象征,也有凡尔赛宫,还有历史遗产及其保护运动等;第三卷《思想》涉及“荣耀”“语词”,有军事上的荣耀和市民荣誉、语言和文学、与政治相关的事物等。1992年,第三部《复数的法兰西》三卷出版。第一卷《冲突与分割》,围绕政治分歧、宗教少数群体、时空的分割(海岸线、巴黎与外省、中心与边缘等)而展开;第二卷《传统》,涵盖钟楼、宫廷、官僚、职业和法语史等,旁及地方文化、法兰西特性等;第三卷《从档案到标志》,关乎记录、名胜和认同等。
“记忆之场”是诺拉创造的术语,由场(lieu)和记忆(mémoire)构成。诺拉认为:“记忆之场”既简单又含糊;既是自然的,又是人为的;既是最易感知的直接经验中的对象,又是最为抽象的创作。“记忆之场”有三个特征:实在的、象征的和功能的。档案馆是实在的,被赋予了特定的象征意义;教科书、遗嘱、老兵协会因成为仪式的对象而进入“记忆之场”;一分钟的沉默堪称象征的极端例证;世代观念是抽象的“记忆之场”,其实在性存在于人口学中,功能性体现为形塑和传承记忆的职能,象征性被视为某个事件或经验,只有某些人才拥有。在这三个层面上,记忆和历史交互影响,彼此决定。与历史有所指不同,“记忆之场”在现实中只是指向自身的纯粹符号。
在《记忆之场》第三部出版前发生了两件事:一是冷战结束后,两极格局瓦解,民族国家遭遇新的挑战;另一是法国史学出现了一系列名为“法国史”的叙事。对于后者,诺拉在《重思法国:记忆之场》导言中说:“记忆之场始于与这一研究不同的前提,反映了一种不同的激进观点。”诺拉所追求的“记忆之场”既然是另一种历史——与过去保持连续的并由现实的集体所传承的当下的历史,那么区分二者的关系便显得十分必要。但是,在第一部和第二部出版后,诺拉发现“记忆之场”的暧昧性有碍这种区分。在第三部导言《如何书写法兰西史》中,诺拉再次谈到“记忆之场”的内涵,认为“记忆之场”首先是一个狭隘的、限定的概念,体现为从纪念碑到博物馆,从档案到口号再到纪念仪式等,与现实有可触可感的交叉关系。此外,“记忆之场”还有较为宽泛的含义,承载着象征化的历史现实。与诺拉的主观意图相反,伴随前两部出版后的成功,“记忆之场”被人们广泛使用,内涵缩小为仅仅指称物质性的纪念场所。诺拉无奈地说:“记忆之场试图无所不包,结果变得一无所指。”《记忆之场》本欲反省以往的法国历史叙述,无意中却构筑了基于当下情感的法兰西整体史。在第三部最后一卷结尾《纪念的时代》一文中,诺拉称之为“纪念变形”所致。
《记忆之场》在法国获得巨大成功,诺拉一跃而为众目所瞩。1993年,《记忆之场》获得法国最高国家学术奖,同年《罗贝尔法语大词典》收入“记忆之场”词条。2001年6月7日,诺拉当选为仅有40名定员的法兰西学术院会员。在法国之外,《记忆之场》也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被译为多种文字,有德文、英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俄文、土耳其文、韩文、日文、中文(繁体和简体)等。《记忆之场》的主题和研究方法,推动了各国关于自身记忆历史的研究。
不同译本在翻译“Les lieux de mémoire”时,均碰到无从寻觅合适译词的难题。德译本将《记忆之场》译为《回忆场所》(Erinnerungsorte),西班牙文译为《记忆与历史》(Memoria e historia),俄译本改名为《法国记忆》(Францияпамять)。“lieu”在英文中可译为“背景”(background)、“地点”(site)、“场所”(place)等,但缺少抽象意涵,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英译本《记忆的场域:重思法国的过去》(Realms of Memory: Rethinking the French Past)将lieu译作“realm”(场域),似有补缺拾遗之效。在东亚地区,韩文译本和日文译本均有汉字背景,韩文作“??”(jangso),日文作“場”(ba),均为“场所”之意。但是,中译本“记忆之场”的“场”,除“场所”外,还有“场域”之意,应该说最能体现诺拉的本意。
2015年,《记忆之场》节译本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后,受到读者的欢迎,先后于2017年和2020年再版。迄今为止,《记忆之场》所有文字的译本都是节译,中文简体节译本的成功令我燃起了翻译全本的愿望。这是一项巨大的翻译工程,译者有60多人,对语言的理解因人而异,要把参差不齐的译文统一起来绝非易事,校对工作超乎寻常的艰难。王楠博士、于京东博士、宋逸炜博士出力甚大,宋逸炜博士帮我处理了大量烦琐的事务。2020年宋逸炜博士在巴黎留学期间曾向诺拉报告了翻译情况,诺拉在为中国读者特意录制的五分钟短视频中表示,期待中国学者写出属于自己的“记忆之场”。悠悠我生,此言击中我心。我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研习“年鉴学派”的著述,数十年从未间断,念念不忘借鉴他山之石。对我来说,法国近代史与中国有很多可比之处,翻译法国的《记忆之场》可为研究中国的“记忆之场”做准备。犹记2009年回南京大学开启“南京:现代中国记忆之场”研究的初衷,屈指已十余年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