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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書』记忆之场第一卷 共和国:象征·纪念仪式·反差记忆

書城自編碼: 4069790
分類: 簡體書→大陸圖書→歷史史學理論
作者: [法]皮埃尔·诺拉 主编,孙江 中文主编 ,《记忆之场》翻译
國際書號(ISBN): 9787305281198
出版社: 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25-01-01

頁數/字數: /
書度/開本: 16开 釘裝: 精装

售價:NT$ 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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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忆在沉睡,那些沉淀着、凝固着、表现着的,已从我们集体记忆中枯竭的资源的场所有待我们走入。
☆ 深入历史的符号与记忆之中,探索过去如何影响今天的文化与社会面貌。
☆ 这本书为你呈现法国历史背后的深刻文化脉络,是理解记忆与历史关系的重要作品。
內容簡介:
法国著名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从20世纪80年代中叶开始,动员120位作者,穷十年之功,编纂出版了由135篇论文组成的三部七卷、超过5600页的皇皇巨著——《记忆之场》。

与以往强调考索遗迹的历史研究不同,与法国“年鉴学派”倡导的“心性史”亦径庭有别,这部巨著旨在从文化-社会史语境中回溯历史,探讨形塑法国国民意识的记忆之场。诺拉声言:记忆研究不是要复原或建构历史,也不是回忆过去的历史;而是探究关于过去的现在记忆;记忆在消失;与过去发生勾连的感情只残存于一些“场所”中。

《记忆之场》荣获法兰西学术院戈贝尔大奖,被选译为英、德、西、俄、日、韩等多种文字出版,成为讨论历史与记忆问题的重要作品。本次出版的第一卷和第二卷涵盖了《记忆之场》原书第一卷《共和国》的所有内容。

第一卷卷收录了《记忆之场》导言和《共和国》中《三色旗》《共和历》《〈马赛曲〉》《先贤祠》《市政厅》《阵亡者纪念碑》《旺代,地区-记忆》《巴黎公社社员墙》等9篇文章。
關於作者:
关于主编
主编: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1931年生,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和学术编辑,著有《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现在、国民、记忆》《追寻法兰西》等,主编《记忆之场》。1993年,《记忆之场》荣获法兰西学术院戈贝尔大奖,同年“记忆之场”(Lieux de mémoire)一语被收入《罗贝尔法语大词典》。2001年,诺拉当选为仅有四十名定员的法兰西学术院院士。

中文主编:孙江,1963年生,澳门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南京大学学衡研究院名誉院长。著有《人种》(2023)、《重审近代中国的结社》(2021)、Revisiting Chinas Modernity (2020)、《重审中国的“近代”》(2018)等十余部著作;主编《亚洲概念史研究》、“学衡尔雅文库”等集刊和丛书。
內容試閱
中文版序
诺拉
宋逸炜 译

《记忆之场》已经被译为世界上主要语言,但都是对部分篇目的翻译。
因此,我对《记忆之场》中文全译本的出版深感荣幸。无论从哪方面看,翻译所有文章都是一项巨大的工程。我首先要向三位负责人表示感谢,他们是:南京大学教授、主编孙江先生,两位主编助理于京东先生、宋逸炜先生。
通过他们,我要感谢《记忆之场》中译本编辑委员会的全体成员。此外,我还要感谢参与这一项目的所有译者、校对者和编辑。

《记忆之场》法文版是在1984至1993年间陆续出版的,这套七卷本的巨著在法国和国际上取得的成功令我十分吃惊。在《世界报》的一篇书评中,著名中世纪史专家雅克·勒高夫写道:“这不是一部法国历史,而是一部今日法国需要的历史。”《记忆之场》对法国来说或许如此,对欧洲、美洲和亚洲的其他国家又有怎样的意义呢?“记忆之场”这个概念最早是在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研讨会上以尝试性方式提出来的,它如何挣脱既有的制约而进行环球旅行呢?
事实上,我个人以为这个概念是难以言状的。“记忆之场”的翻译难道不也如此吗?在我看来,有两个特殊性决定了“记忆之场”概念只能在法兰西民族语境下才有意义。
首先,国家在集体记忆形塑中的作用。与欧洲其他古老民族相比,法国在中世纪末最早确立了国家的决定性地位;在王室王朝的延续和随后的共和国建设中,法国用最有效的绝对主义方式锻造了民族记忆。与所有的欧洲邻国不同,法国不是通过经济、文化或者社会来塑造自我意识的,国家在民族意识的形成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传统中国与法国类似,国家的优势地位同样突出,但更像是帝国框架内的官僚机构,而非“民族国家”。
对于国家的角色,我们还需要谈到不同历史叙事的持久影响。在法国,历史学家长期以来是民族意识的教师和导演。在《记忆之场》第二部《民族》中,我强调了历史编纂学的意义,即重视历史学的历史,关注历史学家在塑造民族认同过程中的几个伟大的综合时刻:13至15世纪的《法兰西大事记》、16世纪艾蒂安·帕基耶的《寻找法兰西》、1827年奥古斯丁·梯耶里开创“民族大循环”的《法国史信笺》、1869年朱尔·米什莱的《法国史》,以及1903至1922年体现批判与科学成就的埃内斯特·拉维斯的《法国史》。
国家和历史这两个因素对“记忆之场”概念的形成起到了关键作用。由此,“共和国”“民族”和“复数的法兰西”的区分只有在法国语境中才能获致意义。关于这种区分的方式,中国读者一定会感到很不可思议,因为他们习惯于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来对待过去。
对于法国人来说,这种区分只有在与拉维斯27卷本《法国史》相关和对立的情况下才能被理解。拉维斯的著作出版于第三共和国的鼎盛时期,旨在调和旧制度之法国与大革命之法国的不同而导致的断裂,最终使共和国成为将“民族”与“法兰西”合二为一的历史的最高点。
而《记忆之场》的区分方式试图打破这种统一性,揭示共和国、民族和法兰西是不同的主题,每个主题代表独立的单元,且具有不同的内涵,有必要分别予以考察。
因此,《记忆之场》开创了一种崭新的书写历史和理解过去的方式。这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在此之前,法国历史著作都有一个共同的假设,即“法国”是由一系列“事实”组成的,无论这些事实是来自地理、历史、政治、社会、宗教、意识形态还是文学领域,都需要历史学家的探寻和甄别。当然,这些事实的确存在。
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些事实分解为同样多的符号单位,同样多的“记忆之场”,那么整个法国就成了一个符号性事实,而且是一个纯粹的符号性事实。这样,《记忆之场》为一种完全不同的历史理解开辟了新的道路:《记忆之场》要进行的就是这样的尝试。
我常常被问及:《记忆之场》与“年鉴学派”运动有怎样的关系?20世纪30年代,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开启了这场运动,费尔南·布罗代尔是“年鉴学派”的继承者。答案其实很简单。如果我们把“年鉴学派”界定为对持续的创新和“新”历史的不懈追求,那么《记忆之场》就是其中一部分,代表了另一个方向。

然而,如果我们把“年鉴学派”界定为经济社会史占主导地位的研究——这是其曾经的主张,那么《记忆之场》绝对是一个突破,旨在成为象征的政治和文化史的宣言及例证。
我最希望看到的是,《记忆之场》能够激励中国历史学家将这种研究方法运用到他们自己与过去关系的研究中。这终将证明为这项翻译事业作出贡献的那些人的努力之价值,我再一次向他们表示特别感谢。



皮埃尔·诺拉
法兰西学术院院士
2022年4月28日,巴黎

中译本序
孙江

“历史在加速”。

皮埃尔·诺拉在《记忆之场》导言劈头如是说。基于这种紧迫感,诺拉动员一百多位作者,穷十余年之功,编纂出版了由135篇论文构成的3部7卷、超过5600页的皇皇巨制。与研究过往之事的历史学不同,也与“心态史”径庭有别,这部巨著乃是要在文化社会语境中回溯历史,探讨形塑法国国民意识的“记忆之场”。
1931年11月17日,诺拉出生于巴黎一个外科医生的家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血雨腥风下,犹太裔的诺拉家族经历了抵抗运动的惊险。战后,诺拉进入路易勒格朗中学,最后在索邦大学取得学士学位。1958年,诺拉赴法属殖民地阿尔及利亚拉莫里奇埃高中任教,1960年返回法国,翌年出版《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批判作为“殖民者”的法国人。
1965—1977年,诺拉先后在巴黎政治学院和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任职。1965年,诺拉加入著名的伽利玛出版社,编辑“人文科学丛书”“证言丛书”“历史学丛书”等。1980年,诺拉与哲学家戈谢创办《论争》,引领前沿话题。1974年,诺拉与勒高夫合作主编了三卷本的《制作历史》。1978年,诺拉在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开设讨论课。其时,法国历史学界开始反省科学取向的历史研究,呼唤历史主体的回归,“记忆之场”正是在这一脉络中酝酿而成的。2002年,诺拉在给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重思法国:记忆之场》所写的导言中回顾道,20世纪六七十年代“年鉴学派”布罗代尔的史学是对“事件史的十字军”,而“心态史”不过是科学的数量统计方法的延伸,“量”的统计未必反映“质”的变化。
《记忆之场》第一部一卷出版于1984年,名为《共和国》,分“象征”“纪念仪式”“教育”“纪念活动”“反差记忆”等五个主题。1986年,第二部《民族》三卷出版。第一卷的“遗产”“历史编纂学”“风景”偏于“非物质”;第二卷聚焦“物质”层面——“领土”“国家”“遗产”,既有国境、六边形象征,也有凡尔赛宫,还有历史遗产及其保护运动等;第三卷《思想》涉及“荣耀”“语词”,有军事上的荣耀和市民荣誉、语言和文学、与政治相关的事物等。1992年,第三部《复数的法兰西》三卷出版。第一卷《冲突与分割》,围绕政治分歧、宗教少数群体、时空的分割(海岸线、巴黎与外省、中心与边缘等)而展开;第二卷《传统》,涵盖钟楼、宫廷、官僚、职业和法语史等,旁及地方文化、法兰西特性等;第三卷《从档案到标志》,关乎记录、名胜和认同等。
“记忆之场”是诺拉创造的术语,由场(lieu)和记忆(mémoire)构成。诺拉认为:“记忆之场”既简单又含糊;既是自然的,又是人为的;既是最易感知的直接经验中的对象,又是最为抽象的创作。“记忆之场”有三个特征:实在的、象征的和功能的。档案馆是实在的,被赋予了特定的象征意义;教科书、遗嘱、老兵协会因成为仪式的对象而进入“记忆之场”;一分钟的沉默堪称象征的极端例证;世代观念是抽象的“记忆之场”,其实在性存在于人口学中,功能性体现为形塑和传承记忆的职能,象征性被视为某个事件或经验,只有某些人才拥有。在这三个层面上,记忆和历史交互影响,彼此决定。与历史有所指不同,“记忆之场”在现实中只是指向自身的纯粹符号。
在《记忆之场》第三部出版前发生了两件事:一是冷战结束后,两极格局瓦解,民族国家遭遇新的挑战;另一是法国史学出现了一系列名为“法国史”的叙事。对于后者,诺拉在《重思法国:记忆之场》导言中说:“记忆之场始于与这一研究不同的前提,反映了一种不同的激进观点。”诺拉所追求的“记忆之场”既然是另一种历史——与过去保持连续的并由现实的集体所传承的当下的历史,那么区分二者的关系便显得十分必要。但是,在第一部和第二部出版后,诺拉发现“记忆之场”的暧昧性有碍这种区分。在第三部导言《如何书写法兰西史》中,诺拉再次谈到“记忆之场”的内涵,认为“记忆之场”首先是一个狭隘的、限定的概念,体现为从纪念碑到博物馆,从档案到口号再到纪念仪式等,与现实有可触可感的交叉关系。此外,“记忆之场”还有较为宽泛的含义,承载着象征化的历史现实。与诺拉的主观意图相反,伴随前两部出版后的成功,“记忆之场”被人们广泛使用,内涵缩小为仅仅指称物质性的纪念场所。诺拉无奈地说:“记忆之场试图无所不包,结果变得一无所指。”《记忆之场》本欲反省以往的法国历史叙述,无意中却构筑了基于当下情感的法兰西整体史。在第三部最后一卷结尾《纪念的时代》一文中,诺拉称之为“纪念变形”所致。
《记忆之场》在法国获得巨大成功,诺拉一跃而为众目所瞩。1993年,《记忆之场》获得法国最高国家学术奖,同年《罗贝尔法语大词典》收入“记忆之场”词条。2001年6月7日,诺拉当选为仅有40名定员的法兰西学术院会员。在法国之外,《记忆之场》也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被译为多种文字,有德文、英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俄文、土耳其文、韩文、日文、中文(繁体和简体)等。《记忆之场》的主题和研究方法,推动了各国关于自身记忆历史的研究。
不同译本在翻译“Les lieux de mémoire”时,均碰到无从寻觅合适译词的难题。德译本将《记忆之场》译为《回忆场所》(Erinnerungsorte),西班牙文译为《记忆与历史》(Memoria e historia),俄译本改名为《法国记忆》(Францияпамять)。“lieu”在英文中可译为“背景”(background)、“地点”(site)、“场所”(place)等,但缺少抽象意涵,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英译本《记忆的场域:重思法国的过去》(Realms of Memory: Rethinking the French Past)将lieu译作“realm”(场域),似有补缺拾遗之效。在东亚地区,韩文译本和日文译本均有汉字背景,韩文作“??”(jangso),日文作“場”(ba),均为“场所”之意。但是,中译本“记忆之场”的“场”,除“场所”外,还有“场域”之意,应该说最能体现诺拉的本意。
2015年,《记忆之场》节译本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后,受到读者的欢迎,先后于2017年和2020年再版。迄今为止,《记忆之场》所有文字的译本都是节译,中文简体节译本的成功令我燃起了翻译全本的愿望。这是一项巨大的翻译工程,译者有60多人,对语言的理解因人而异,要把参差不齐的译文统一起来绝非易事,校对工作超乎寻常的艰难。王楠博士、于京东博士、宋逸炜博士出力甚大,宋逸炜博士帮我处理了大量烦琐的事务。2020年宋逸炜博士在巴黎留学期间曾向诺拉报告了翻译情况,诺拉在为中国读者特意录制的五分钟短视频中表示,期待中国学者写出属于自己的“记忆之场”。悠悠我生,此言击中我心。我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研习“年鉴学派”的著述,数十年从未间断,念念不忘借鉴他山之石。对我来说,法国近代史与中国有很多可比之处,翻译法国的《记忆之场》可为研究中国的“记忆之场”做准备。犹记2009年回南京大学开启“南京:现代中国记忆之场”研究的初衷,屈指已十余年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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