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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祝勇作为一名文字高手和故事高手，他总是站在稍远处，让人物站在现场讲述故事。
2．1911—1920年是中国觉醒的年代，在醒醒睁开眼的10年中发生了多少转折性事件，值得关注。
3．民初这10年，中国历史上产出各类能人志士超级集中。孙中山、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段祺瑞、梁启超、康有为……轮番登场又谢幕。历史就是这么奇怪，会在某个时间段，集中批量产出改变历史的人物。
4．唐绍仪愤然出走，孙中山欣然让位，袁世凯悠然登上宝座却在噩梦中死去，黎元洪在禁宫中苦挨春秋，所幸他的运气比光绪好，他熬到了袁世凯死；梁启超只在戊戌年的秋风落叶中，仓皇离开北京……他们所谓什么？
5．本书圆脊精装，封面采用炫彩雅莲纹烫金，精致排版 原滋原味老照片，入手绝不后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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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1911—1920年的中国，原本混乱的局面中，人们开始苏醒，醒醒眼刚睡醒的样子。多少志士能人开始为中国的前途努力探索和挣扎，他们有抱负，有理想，有抉择，有野心，有私心，有坚持，有放弃，有痛苦，有纠结，有忠诚，也有背叛……无论如何，那个年代的人们开始睁眼了。
祝勇用讲故事的高超笔法，重构了那段跌宕起伏的年代——清末虽积重难返，但不会因革命的成功而有所改善；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封建王朝，建立了现代的国家架构，建立了多党政治的平台，但也不能解决制度问题……所有人都处在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中，有人站在了风口浪尖，有人逐浪而行，粉墨登场后，随着五四运动的到来，一个新的时代向大家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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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祝勇，作家，纪录片导演，艺术学博士，中国作家协会散文委员会委员。1968年出生于沈阳，现任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故官文化传播研究所所长。
主要作品有: 长篇小说《国宝》《血朝廷》，美学散文集《故宫的古物之美》《故宫的古画之美》《故宫的书法风流》《在故宫寻找苏东坡》等数十部。十三卷本“祝勇故宫作品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获郭沫若散文奖、朱自清散文奖、丰子恺散文奖、《当代》文学拉力赛2017年散文总冠军、2019年长篇作品总冠军、2020年长篇作品总冠军等多种奖项。任《苏东坡》等十余部大型纪录片总编剧，获金鹰奖、星光奖等多种影视奖项。任国务院新闻办、中央电视台大型纪录片《天山脚下》总导演，该片入选“新中国七十年纪录片百部典藏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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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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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1911—1912 传奇一·迷宫
1913—1914 传奇二·子弹
1914—1916 传奇三·天命
1916—1917 传奇四·残局
1917—1918 传奇五·歧路
1917—1920 传奇六·呐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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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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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绍仪决定出走。
做出这个决定以后，唐绍仪没有犹豫。他干净利索地换上便装，没有通知任何人，只带两三个随从，走出麻线胡同 3 号的宅院。
胡同仿佛麻线，把他的心紧紧缠住。他的心里很闷，想摆脱那些麻线的纠缠。车夫似乎懂得了他的意思，跑起来了，越跑越快，他突然有一种失重的感觉。人力车从一条胡同折向另一条胡同，像在迷宫里穿行，接连不断的厚重的墙总是令他感到恐惧，但车夫总是能够敏捷地避开它们，像一条鱼，在墙的围困中游来游去，慢慢地，他才适应人力车的速度。他觉得自己的身体变轻了，兜风的布篷似乎成了一只风筝，带着他，忽忽悠悠地飘了起来。
民国元年，北京城密如蛛网的胡同里，这是无数辆人力车中的一辆。没有人注意，车上坐着的，是这个国家的政府总理。
对于这个新生的民国来说，没有人比唐绍仪更能胜任国务总理这一职务了。唐绍仪每天 5 点起床，逢星期一、三、五召开国务会议，二、四、六谒见袁世凯。唐德刚先生说：“他具有现代政治家所应有的国际知识和经验，他和袁的长期友谊，也赢得了袁的高度信任。孙中山对他的尊重和乡情更是难能可贵。同盟会中的高干对唐也表现得极其友好，并竭力邀其加盟。由黄兴和蔡元培介绍，唐也于 3 月 30 日在一阵热烈的掌声中，宣誓加入同盟会。”对此，袁世凯是默许的，按照民国报人陶菊隐的说法，因为他需要唐绍仪成为“他与同盟会之间的一个中间型人物”。
武昌起义以后，唐绍仪是作为袁世凯的代表，与孙中山的代表伍廷芳在上海进行谈判的，正是这场谈判，终结了大清王朝的统治，把袁世凯送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位置上。在复杂的局势中，他能敏锐地找到被荒草覆盖的捷径。帝制结束了，小皇帝退缩到宫殿的一隅，粗砺坚固的城墙不再守卫帝制的威严，革命也结束了，民国的第一任总统肥重的屁股坐在太和殿的西式皮椅里，安静地签署各种命令，卸职后的孙中山回到了他的故乡，在广东省香山县翠亨村的大榕树下，与老人们放声地高谈阔论。似
乎一切都已尘埃落定，回到了它应有的轨道上，一道难解的方程，终于被化繁为简，求出了最大公约数，几乎同时，所有人都长吁了一口气。
但谁也没有想到，事情不是越来越简单，而是越来越复杂。唐绍仪的女婿顾维钧曾说：“尽管唐先生和袁总统是多年拜把兄弟，非常友好，但他们看问题的角度不同，一接触实际问题，他们之间的冲突几乎是无法避免的。”袁、唐之间的冲突，需要追溯到《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修改——武昌起义之后，由各省代表团（1912 年 1 月 28 日改为临时参议院）制定《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在这些革命党中，形成总统制与内阁制之争——“宋教仁，这个年仅 30 岁的小家伙，那时雄心勃勃地想做中华民国第一任国务总理，所以力主内阁制。但是中山认为，既然建立民国是要驱除鞑虏、推翻王室，则中国政府就没有再设虚君的必要，所以坚持采取美国的总统制。” 由于孙中山在革命党拥有独一无二的声望，这个新政权最终效仿美国宪法，采用了总统制。但是，孙中山和宋教仁都没有想到，他们不闹了，但总统与总理两制之争却会一直闹下去，府院（即总统府与国务院）之间的矛盾一再周期性地上演，使民国
的政治生态陷入恶性循环，最终只能以枪炮来收拾，直到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以后，段祺瑞以“临时执政”名义总揽大总统和内阁总理的职权，府院之间才偃旗息鼓。
孙中山将临时大总统职位让给袁世凯之后，参议院急匆匆地对《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进行修改，将总统制改为内阁制，为的是减少和制约总统的权力。所谓内阁制，实际上就是把总统当成摆设，只具有象征意义，而政府实权却掌握在内阁总理手里，总理对国会负责，总统行使权力，如任免官员、发布法律命令等，必须经由内阁副署，才能产生效力。时人说：“约法用总统制，孙中山当时可适用；袁世凯的专制行为，则非责任内阁不可，而且非组织国民党的责任内阁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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