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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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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以实事求是的历史唯物主义态度，对我们先民发明的科举制作出较为公正客观的评价，纠正以往的反说与戏说，使读者了解科举不仅有其局限和弊端，也有其长期存在的原因与价值。科举与中国1300年间大部分精英人物和所有地区密切相关，科举不仅造成了“范进”和“孔乙己”一类的儒生，而且也选拔了包拯和林则徐这样的政治人才，以及韩愈、朱熹和蔡元培这样的教育人才；既有吴敬梓和蒲松龄这样的科场失意者，更有白居易和苏轼这样的科场成功者。科举制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存在，在世界文明史上具有鲜明的独创性，在一定意义上说，科举制是中国的“第五大发明”，国人需要纠正以往对科举制的偏见，还历史本来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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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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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海峰，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2011年度），浙江大学科举学与考试研究中心主任、厦门大学考试研究中心主任。兼任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五、六、八届教育学科评议组成员等。主要研究方向为科举学与高考改革、高等教育历史与理论。已出版著作38部，其中个人著作有《科举学导论》《高考改革论》《高等教育历史与理论研究》《学术之美 海峰随笔》《刘海峰演讲录》等14部。获部省级一等奖11次、二等奖8次，其中包括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3次、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奖一等奖1次、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一等奖2次。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教育研究》等刊物上发表论文30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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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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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科举，非恶制也” 001
一、 科举为国家“抡才大典” 003
二、 化解对科举制的偏见 006
三、 世界文明史上的独创 010
第一章 从反说到正说 015
一、 反说科举 017
二、 戏说科举 024
三、 以偏概全之说 032
四、 平反论的由来 036
五、 还原历史真相 043
第二章 科举评价的误区 051
一、 “科举无法选拔真才” 053
二、 “科举考试并不公平” 060
三、 “科举导致官场腐败” 066
四、 “科举造成官本位体制” 072
五、 “科举考试内容脱离实际” 074
六、 “科举造成中国科技落后” 081
第三章 为科举正名 089
一、 科举不属于专制体制 091
二、 科举并非愚民的政策 095
三、 科举并非没有社会流动 103
四、 科举并不阻碍文学发展 108
五、 考试作弊并非科举制黑暗 115
六、 女性无权应考非科举之罪 119
第四章 正说科举之原因 123
一、 全面研究的结论 125
二、 论从史出的必然 129
三、 知今通古的反思 132
四、 时空距离的因素 139
五、 文化复兴的背景 144
第五章 科举制的千秋功罪 149
一、 维护统一与压抑个性 151
二、 贤能治国与做官第一 155
三、 促进向学与片面应试 161
四、 普及文化与不重科技 166
五、 及第争先与人累科举 174
第六章 东亚科举文化圈 179
一、 宾贡进士怀柔远人 181
二、 日本最早仿行科举 186
三、 韩国在中国域外实行科举最久 194
四、 越南最晚废止科举 202
第七章 科举西传及其影响 209
一、 科举西传说的由来 211
二、 英法美文官考试对科举的借鉴 217
三、 科举西传说的确立 231
四、 中国的“第五大发明” 238
结语 “科举”不应是贬义词 247
一、 一个含义丰富的词语 249
二、 沉舟侧畔千帆过 253
三、 中国历史上的重大存在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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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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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科举，非恶制也”
“科举”在当今中国已成为一个含义非常丰富而复杂的词语。提到“科举”二字，许多人想到范进、孔乙己，有的人想到苏轼、文天祥，有的人想到落后、黑暗，有的人想到公平、客观。在中国历史上的各种制度中，科举制大概是人们评价差异最大的制度。
一、 科举为国家“抡才大典”
科举制是中国古代一项重要的政治、教育、文化和社会制度。在中国历史上，可能再也找不出其他任何一种制度曾经如此深刻地影响过官僚政治、文化教育、文学风尚、心理习俗以及社会历史进程了。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的制度支柱和文化主脉之一，科举在唐宋以后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结构中占据着中心地位，成为社会政治生活和人文教育活动的首要内容。在一定程度上，科举塑造了中国古代社会的文化形态与知识分子的性格和形象。
所谓科举，就是中国和东亚国家帝制时代设科考试、选才任官的制度。从隋炀帝大业元年（605）设立进士科，到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停废，科举制度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整整1300年之久。朝代可以改，皇帝可以换，但绝大多数时候科场则不可不开。到明清两代，科举制进入成熟阶段，更为稳固和连续，开科成了几乎雷打不动的社会大事，即使遭遇战乱和大灾等不可预测的事件，也要易地开科或次年补行。例如1900年发生庚子之变，1901年多数省份无法正常举行三年一次的乡试，但1901年12月还下令次年要补行辛丑（1901）恩科并举行壬寅（1902）正科乡试。
科举制的稳定性和规律性是如此之强，周而复始贯串各朝，连一般皇帝都不敢或不能随意改变其制，或者短暂改变之后又不得不恢复原状。南宋建炎元年（1127）高宗开科取士诏曾指出：“国家设科取人，制爵待士，岁月等阴阳之信，法令如金石之坚。”所谓“岁月等阴阳之信”，就是说开科的时间非常固定，其准确可信等同于自然界昼夜季节的变化，具有高度的稳定性和规律性；“法令如金石之坚”，是说有关科举的法令则有金石般的刚性，得到普遍的贯彻。明清时期，每逢子、卯、午、酉年的八月都举行乡试，而八月十五考第三场，几乎是五百余年一贯如此，以至于科举这种社会活动的出现，有点类似于日月寒暑变化的自然现象，这是极为独特的。科举制带有强大的历史惯性，能够与时迁徙、与世偃仰，成为跨越时代的一种基本政治和文教制度。当一种社会制度的运行，任何人都无法凭个人意志加以改变的时候，便说明其体现了某种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科场关系大典，务期甄拔真才。”清代将科举视为“抡才大典”，即选拔人才的重大典制。在科举时代，因为考试选官比其他选举取士方法更适应社会的需求，所以各个朝代皆将其作为拔取人才的首要途径。自五代以后，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或迟或早都采用了科举制。“中国的那些大将军，成功的入侵者和不可一世的帝王都在这强有力的科举等级制度无法抗拒的进攻面前，或顽强的抵御之下，为之折服。”包括农民起义军建立的政权如明末李自成建立的大顺政权、清代洪秀全建立的太平天国政权，也都实行了科举制。连中国周边国家如古代日本、韩国和越南，也模仿中国建立了自己的科举考试系统。科举制跨越了中国不同朝代和政权以及东亚不同民族和国家而获得广泛实行，说明它在古代社会有其存在的必然性与合理性。
但是，鸦片战争以后，伴随着坚船利炮的冲击，欧风美雨强劲东来，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起了急剧的变化。特别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处在“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中国许多传统的制度都逃脱不了被彻底否定的命运。中国人在内忧外患的压力之下，求变的要求日趋强烈，科举制也陷入空前的危机，被视为落后的象征和兴办学堂的障碍，终于在1905年9月2日走到了生命的尽头。这是当时东西方文明冲突的必然结果，也是社会发展和进化的典型事例。
二、 化解对科举制的偏见
对科举的否定评价，在1905年废科举时似乎已盖棺论定。现代人对科举往往是盲目批判的多，真正了解的少；人云亦云的多，独立思考的少。然而，关于科举，过去人们抱有太多的误会和偏见，需要“澄清本世纪以来一直笼罩在科举和八股之上的浓厚无知与攻讦的乌云”。当时间过去一个多世纪之后，冷静代替了激愤，理智代替了情绪，我们对待科举，不应再一味地嘲讽和批判，而应在了解的基础上再作分析。
在科举时代，科举、科第在人们心目中是十分神圣而崇高的名称，因此有“科第之美”的说法。龚自珍有两句诗：“科以人重科益重，人以科传人可知。”人们之所以会崇重科名，是看重科举选拔出来的人多有真才实学。科举与中国1300年间大部分精英人物和所有地区密切相关，从隋唐到明清大部分政治家、大部分文学家、大部分教育家、大部分著名学者都是进士出身。科举不仅造成了“范进”和“孔乙己”一类的儒生，而且也选拔了包拯和林则徐这样的政治人才，以及韩愈、朱熹和蔡元培这样的教育人才；既有吴敬梓和蒲松龄这样的科场失意者，更有白居易和欧阳修这样的科场成功者。
由于影响重大且与士人的命运息息相关，科举取士向来是传统社会关注和议论的热点话题，赞美与批评者都很多，而且古代对科举制正面的评价要远多于负面的批评。但在现代一般人的印象中，科举制是一个很坏的制度，古代多数有识之士或进步人物对科举都是持批判态度的——这实际上是一种错觉和偏见。
以往的科举评价中存在许多认识误区，出现各种与历史实际不符的、似是而非的流行说法，曾经有段时间，教科书上、社会上对科举存在着大量的戏说与反说。像选进中学语文教材中的《范进中举》《孔乙己》，以往对科举都是负面的解说。《范进中举》《孔乙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历史，但毕竟是文学作品，很多人却将其当作了历史真实，把科举那个时代的戏说和反说当成了事实。
中国人对科举的误会到底有多深？到底还要让科举精英们沉冤多久？我们不应动不动就以西化后的现代的尺子，去度量中国古代的历史。用现代的眼光去看待中国的传统，以西方的标准去衡量中国古代的事物，往往观察到的尽是落后、黑暗。如果像过去那样否定孔子连同对中国文化影响至关重大的儒学，否定科举及其选拔出来的百十万举人和进士，中国历史到底还剩下多少东西？大概给人的印象便只有阶级斗争和“吃人”的历史。但是，从隋唐到明清，我们民族历史上灿烂的文化成果，很大部分就是进士等精英人物的贡献。要总结与弘扬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科举是一个绕不开的重要制度。
客观认识和评价科举，在今天还有明显的现实意义。正说科举，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为考试选才机制平反。否定科举至多只能否定其不符时代需要的考试内容，而不能否定科举制的合理内核，彻底否定整个科举制度实际上就是否定考试制度。否定高考或主张取消高考的人往往会不由自主地将高考与科举制度类比，只要说高考“变成了科举”，或者说高考是“新科举”“现代科举”，就有很大的杀伤力。其实，科举本身已被妖魔化了，需要拨乱反正。
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人情社会，人情与关系在社会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为了防止人情的泛滥，使社会不至于陷入无序的状态，中国人发明了考试，以考试作为维护社会公平和社会秩序的调节阀。当然，考试选才往往无法考察德行，千百年来，人们对以德取士的追求此起彼伏，连续不断。但就像物理实验中对“永动机”的追求一样，在太重人情与关系的社会环境中，以德选才或“全面考核”总是以失败告终。科举时代多次废科举却行不通的史实说明了这一点，“文化大革命”中推荐上大学导致走后门盛行的事实也说明了这一点，保送高中生上大学异化为“送官不送民”、自主招生出现腐败现象因而不得不中止、多种高考加分因弄虚作假不得不取消或降低分值也证明了这一点。科举历史与高考现实一再雄辩地说明，考试选才具有恒久的价值。
公平与才学是科举制的基本元素。当我们触摸历史的脉动时，可以听到古人的声音，感觉到许多人的欢欣与无奈。在对科举的看法方面，我们不要再让成千上万的古代精英人物失语。科举制具有强大的以考促学的功能。因为有了科举，人们努力读书，增加了许多文人，减少了大量文盲，这对中国的文化积累和文明的提升具有重要的意义。科举考试把古代中国塑造成了高度重视教育的社会，一个文质彬彬的社会。
看待科举，应该像看待孔庙、书院、国子监等东方型的传统文化教育机构一样，本着历史的眼光。例如中国古代中央政府主办的最高学府和教育行政管理机构国子监，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是与中国古代社会和教育相适应的机构，也曾起过重要的作用。但到了清末，也被视为落后的象征，人们将“国子监学堂，翰林院文章”列入“十可笑”中，作为取笑的对象，其命运也与科举、书院类似，在1905年学部成立后逐渐被淘汰。国子监虽然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我们应历史地看待其价值和作用。在笔者看来，科举与中国传统社会的国子监、翰林院、书院、义学、私塾、孔庙等类似，都是在西学东渐大潮中被历史所淘汰的机构或制度。它们在清末为时代所否定，并不意味着应该永远被否定。
三、 世界文明史上的独创
在一定意义上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英国史学家卡尔（Edward Hallett Carr）认为：“历史是历史学家跟他的事实之间相互作用的连续不断的过程，是现在跟过去之间永无止境的问答交谈。”历史虽然不是一个可以任人打扮的少女，但总是不断地被后人改写。许多批判科举的说法都不太全面，历史上的科举制并不像现代人印象中的那么黑暗，以往人们对科举制的了解和认识既不全面，也不客观。科举制已经废止了近120年，也被误解了近百年，现在是到了该重新评价科举制，进一步纠正对科举制的偏见的时候了。
2020年9月28日，在主持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古代农业技术、‘四大发明’以及漆器、丝绸、瓷器、生铁和制钢技术、郡县制、科举制等在世界文明史上具有鲜明的独创性。”国家最高领导人将科举制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可见其对科举制的评价有多高。
评价科举制这样一个具有世界影响的制度，评价废科举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不能就事论事，只集中观察清末废科举这样一个点、局限于中国近代教育史或中国历史的范围，而要放宽学术视界，将其置于整个世界文明发展史的时空背景中来考察。将科举制放在世界文明史的历史坐标上，以宏阔的视野和比较的观点来考察，我们对科举制的总体评价就会与过去的看法明显不同。
戊戌变法时批判科举制的梁启超，在1910年却对科举大加赞扬说：“夫科举，非恶制也。所恶夫畴昔之科举者，徒以其所试之科不足致用耳。昔美国用选举官吏之制，不胜其弊，及一八九三年，始改用此种试验，美人颂为政治上一新纪元。而德国、日本行之大效，抑更章章也。世界万国中行此法最早者莫如我，此法实我先民千年前之一大发明也。自此法行而我国贵族寒门之阶级永消灭，自此法行，我国民不待劝而竞于学，此法之造于我国也大矣。人方拾吾之唾余以自夸耀，我乃惩末流之弊，因噎以废食，其不智抑甚矣。吾故悍然曰：复科举便！”梁启超是在了解世界许多强国借鉴科举制建立文官考试录取制度、中国却彻底废止了科举制的情况下，才作出“科举非恶制”的结论，并主张恢复科举制。
废止科举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东西方文明冲突的必然结果和典型事例。具体地说，当时这种文明冲突包含基督教文明与儒教文明的冲突，以及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的冲突。虽然20世纪初科举制在中国被废止，但从世界范围看，科举不仅在唐宋时期吸引了诸多外国考生应试，而且还吸引周边国家仿效中国，建立了各自的科举制度，促进了中华文化的传播和各国文化水平的提升。自19世纪起，科举为英法德美等西方国家所借鉴，而对世界文明进程产生了推动作用，因此不少西方汉学家认为科举是中国在精神文明领域对世界的最大贡献。
然而，在以往批判传统、否定科举的大气候下，不少科举研究论著偏重于采用清末学者的观点，着重批判科举的弊端，喜欢引用明清一些笔记小说的某些描写来说明科举对知识分子而言是多么糟糕的一种制度，有的甚至抄来抄去、陈陈相因，而较少去阅读发掘科举时代大量肯定科举的公平性和存在合理性的资料，以至于在人们的印象中科举成了一种坏得透顶的考试制度。不少介绍科举知识的专书受制于过去以偏概全的科举观，对科举的评价往往以批判为主调。
批判科举并不困难，20世纪80年代初以前，从教科书到宣传文章对科举都是一边倒的批判，一般读过初中的人都可以谈出点道道来；而要肯定科举制则相对不容易，因为需要提出充分的根据，需要有理有据的商榷和辩驳才能拨乱反正，有时还需要有一定的学术勇气。
随着科举学研究的深化，中国人对科举的印象逐渐在改变。多数人在研究科举之前对科举制一般只有坏印象，在研究科举之后对科举制却有了不坏的印象。深入研究科举者基本上是对科举肯定较多者，而对科举批判和嘲讽者基本上是不研究科举者。其实科举不是妖魔鬼怪，不是洪水猛兽，不是传统社会的万恶之源，而是中国古代的一项重大发明。我们应客观全面地认识科举，深入系统地研究科举，将科举学研究推到一个新的高度，以无愧于发明这种独特考试制度的中华民族的祖先。作为传统文化和科举学的研究者，我觉得我有责任还原历史真相，这是一种历史使命和学术责任。
由于科举学是与从隋唐到明清大部分知名人物、大部分书籍和几乎所有地区有关的一门学问，不是关于中国传统文化局部，而是关于中国传统文化整体的一门专学，又是至今还有相当现实意义并和东亚及西方主要国家的历史有关的一门专学，因此国内外都已经出版有许多科举研究著作。只是现在的许多科举研究学术著作，虽然对科举的评价更为全面客观，但偏于专深，不易为一般读者所知晓和阅读。
本书试图在多年研究科举的基础上，写出一本具有新意、雅俗共赏的读物。正说科举，就是为长期蒙冤的科举制平反，就是本着实事求是的历史唯物主义态度，尽量对我们先民发明的这一重要制度作出较为公正客观的评价，纠正以往的反说与戏说，还历史的本来面目，使读者了解科举不仅有其局限和弊端，也有其长期存在的原因和积极意义。本书尽可能深入浅出，将科举制和科举文化熟练地把握并消纳内化之后，以较清新晓畅的文字叙述出来，以期达到学术性、思想性与可读性兼具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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