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 序
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的“前言”的开头，熊彼特写下了这么一段话，即“大多数智力或想像力的创作，经过短的不过饭后一小时，长的达到一个世纪的时间，就永远消失了。但有一些创作却不是这样。它们遭受几度隐没，复又重现，它们不是作为文化遗产中不可辨认的成份而重现，而是穿着自己的服装，带着人们能看到的、摸到的自己的瘢痕而重现。这些创作，我们完全可以称之为伟大的创作——这个把伟大与生命力联结一起的称谓不会不恰当。”[ [美]熊彼特著：《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中译本，吴良健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43页。]这段话虽然是熊彼特对马克思理论伟大生命力的重要评价，但它无疑也是适合于熊彼特自己的理论的，包括他在1918年发表的《税收国家的危机》一文。《税收国家的危机》是熊彼特针对“一战”后奥地利何去何从的争论并直接与奥地利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葛德雪（Goldscheild）进行商榷的产物，而熊彼特也因这篇论文被后人尊为财政社会学的重要创始人之一。
财政社会学秉承大历史观，主要关注的是社会经济转型与国家兴衰这样的大问题，正如熊彼特在《税收国家的危机》一文中所强调的，财政社会学“对我们特别有吸引力的地方在于，它可以让我们从财政的角度来考察国家，探究它的性质、形式以及命运。”[ Schumpeter， J. A. [1918]. “The Crisis of Tax State ”， in Peter M. Jackson， eds.(1996). The Foundations of Public Finance， Vol.2.，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td. ， p.332.]就熊彼特看来，“税收国家”这个词正是财政社会学研究的产物，并且，“在所有地方，这种税收国家在今天所表示的仍是最具创新力（the most creative forces）之地。”[ Schumpeter， J. A. [1918]. “The Crisis of Tax State ”， in Peter M. Jackson， eds.(1996). The Foundations of Public Finance， Vol.2.，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td. ， p.336.]因此，即使不从财政社会学理论本身的发展来说，哪怕只是就我们当前正在推进的中国式现代化而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并推进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建设和治理能力提升，财政社会学与熊彼特的《税收国家的危机》也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与启示价值。
虽然对于财政社会学的学习者和研究者来说，熊彼特的《税收国家的危机》都是不能忽视、不能跳过的经典著作，但正如一切伟大的作品一样，《税收国家的危机》所呈现出来的思想也远非一些人所认为的那样简单明了。该文在发表后一百年的时间里带来了很多争议，也带来了很多误解，同时也被很多人所忽略，也就是说，学界对这篇论文主旨的深入探讨仍是远远不够的。对《税收国家的危机》这篇论文的深入学习和全面解读，其意义并不限于阐明熊彼特到底表达了什么思想，更是因为对这篇论文的解读可能涉及到对财政社会学过去百年发展的评估以及未来的发展，因而实则是兹事体大。同时，耐人寻味的是，对这样一篇流传至今并被认为对财政社会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具有关键性影响的论文，熊彼特本人却似乎从未将其放在心上，甚至可以说是完全被他自己给“遗忘”了。这一重大反差自然也增加了解读的趣味，并要求我们必须把对这篇论文的解读与熊彼特的人生和更大范围内的学术思想变迁联系起来，而这无疑是充满挑战性的。作为应对这项挑战的重要策略，本书将绝大部分篇幅放在了更好理解《税收国家的危机》一文所需要的思想背景上，既包括在对财政学的不同经济学理论基础和财政学的不同研究传统进行辨析的基础上分析财政社会学的百年发展史及其面临的困局，也包括对熊彼特人生及其思想参照与经济学财政学思想的辨析与讨论。
我多年来一直从事财政社会学的学习和研究，之所以在众多财政社会学经典文献中选择以熊彼特的《税收国家的危机》作为学习与解读的对象，并不仅仅是因为这篇论文本身对财政社会学的发展来说就很重要，也是希望以这篇论文作为财政社会学学习和研究的“一条线索”“一扇窗户”和“一个起点”。其中，“一条线索”是指依据这篇论文在不同时期受到的不同评价来梳理财政社会学的百年发展历程；“一扇窗户”是指通过这篇论文的重要主张来透视财政社会学的百年发展困局和现代国家治理困境；“一个起点”是指以这篇论文涉及的重要思想来展望财政社会学未来的发展。因此，本书也可以被看作是一本较为另类的财政社会学思想史专著。
需要确切表明的是，写作本书的目的并不是要建立财政社会学的熊彼特学派，那样做既不符合熊彼特的愿望，也不符合财政社会学的未来发展需要。在关于熊彼特的几本传记中，都谈到过同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尊崇他，甚至在国际上还成立了熊彼特学会，每两年还会进行熊彼特奖的评选，世界上很多大学还设有各种熊彼特研究中心并开设熊彼特讲座等，但却没有形成熊彼特学派呢[ 事实上，在熊彼特去世之后，熊彼特的一些追随者在1950年代后确实发展了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并被称为是新熊彼特学派（Neo-Schumpeterian School），强调技术创新在促进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以及企业家和经济结构对技术创新的重要影响。但创新理论只是熊彼特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所以新熊彼特学派仍不是通常意义上要说的熊彼特学派，这也是传记作者们仍坚持这一追问的主要原因。]？这大概可以从熊彼特在1932年6月离开波恩时曾对他在波恩的学生所做的非正式告别演讲中找到原因。在这篇以《科学的起源和目的》为名出版的演讲中，熊彼特概括地表述了自己的经济学和教育学观点：“我从未想过要创建一个熊彼特学派。它不存在，也不应该存在。经济学不是哲学而是科学，因此在经济学领域不应该存在任何学派。可能许多人会被这种态度所激怒，因为单是在德国，就有半打的经济学家把自己看成某一学派的领头人、追求绝对真理，反对绝对谬误的战士。但与这类问题做斗争是没有用处的。无论如何，一个人不应该去与生活将要消灭的事物作战。与政治和商业不同，科学上一时的成功是没有用的……就我而言，我接受未来各代人的评判……我的作用，如果我有作用的话，是开门，而绝不关门。”[ 转引自[美]艾伦著：《开门——创新理论大师熊彼特》，中译本，马春文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89页。]
可能正是基于熊彼特当年在波恩的这次演讲，美国著名的传记作家艾伦（Robert Loring Allen）对熊彼特有一个较为独特的评价，即“熊彼特不能作为这一世纪或另一世纪的最伟大的经济学家而载入史册。他远比这种经济学家更伟大。他必须作为世界上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最有思想的社会科学家之一、对社会和经济状况的最深刻的评论家之一，也许更重要的是，作为伟大的经济和社会科学的教师之一而名垂青史。”[ [美]艾伦著：《开门——创新理论大师熊彼特》，中译本，马春文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559页。]在艾伦看来，对熊彼特来说，“他生命的主题是为探索的头脑开门并引导学生入门，努力创造未来的学者”，因此，“‘开门’是他的座右铭、他的工作方式，也是他一直希望用来衡量他个人成功的量度。他对科学的不懈追求是为他人开门做准备的唯一方式。他与同事和学生的生活、他的思想与他永不停歇的阅读及写作，都反映了熊彼特长期坚持的一个观点，即为他的学生开门是他生命中真正的目标，而不理会他所经历过的失败、灾难和失望。他认为他的学术贡献只是一个愉快的副产品，他对于学习的努力只是为了能够教得更好。开门意味着学生能够创建新理论，这几乎和熊彼特自己创建新理论一样好。学生们的伟大反映着他们教授的成功与伟大。尽管熊彼特对世事持怀疑态度，甚至有些愤世嫉俗，但他诚心诚意地努力开门，培养了许多伟大的学生。”[ [美]艾伦著：《开门——创新理论大师熊彼特》，中译本，马春文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6、289页。]正因为如此，艾伦选择将她为熊彼特写作的传记起名为《开门》（Opening Doors）。实际上，从艾伦写作的这本关于熊彼特的著名传记中，我们除了可以读到熊彼特为自己学生的成长“开门”外，“开门”一词起码还有另外两个重要的含义，一是艾伦所谈到的熊彼特对待科学研究的开放态度，“他非常坚定地认为，没有哪一扇门应被关闭”[ [美]艾伦著：《开门——创新理论大师熊彼特》，中译本，马春文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540页。]；二是在谈到熊彼特的妻子伊丽莎白为哈佛大学经济学系为研究生设立熊彼特奖而遗赠不动产时，艾伦评论道，“熊彼特肯定更愿意有一个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研究生奖金，而不是一个房间，因为这样他能继续为研究生开门。”[ [美]艾伦著：《开门——创新理论大师熊彼特》，中译本，马春文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556页。]
财政社会学思想可以有更早的溯源，仅就其被正式创立开始也已经历百年，有了厚重的思想和知识积累，今后也一定是一个更加富有教学和研究机会以及实践意义的重要知识领域。重新回到熊彼特在百年前发表的《税收国家的危机》一文，是为了更好地再出发，而不是陷入或局限于熊彼特曾经说过的话或所曾经提出的主张，正如熊彼特在维也纳大学学习经济学时的老师、著名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维塞尔（Wieser）在其《自然价值》一书中谈到对创始人经典著作的学习时所指出的，“那些受过我们科学创始人教育的人、那些受过这些创始人及其后继者的所有经验与仔细推敲的好处的人，要是始终坚持启蒙老师的意见，却只堪叫做小学生了。一个伟大思想是可能最后变成幼稚的错误的。”[ [奥]维塞尔著：《自然价值》，中译本，陈国庆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42页。]而著名经济思想史家马克?布劳格（Mark Blaug）也在《经济理论的回顾》的“绪论”中写道，“在评价过去的学者的著作时总是存在两类危险：一方面，只看到他们的错误和缺点，没有意识到他们所继承的分析方法的局限和他们写作的历史条件的局限；另一方面，夸大他们的优点，渴望发现一种对他们那个时代来说是超前的观点，而这常常是评论者自己的想法。”[ [英]布劳格著：《经济理论的回顾》，中译本，姚开建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页。]这些常见的问题是我们在学习和研究熊彼特的《税收国家的危机》时所要尽力避免的，当然，我并不能保证自己在本书中总能避免这些问题。我把它作为目标，并期望能更好地接近这个目标。
自正式创立至今，财政社会学虽然已经经历了百年的发展，但仍被认为是处于不成熟的发展状态中，不仅没有形成一个标准化的理论体系，还几经沉浮，甚至被忽略。虽说思想的内在价值并不取决于这些外在的形式，但财政社会学要更好地发挥其思想价值，还是需要对一些基础性理论问题进行深入探究和阐明。财政社会学在未来的理想发展状态可能是在一些基础性理论问题上取得弱共识的条件下实现开放式发展，对熊彼特的《税收国家的危机》所包含的重要思想的讨论有助于我们建立发展财政社会学所需要的必要共识。我也希望借助对熊彼特的《税收国家的危机》一文的研究，能够使更多人了解财政社会学，甚至投身到财政社会学的研究与发展中来，一起更好地打开财政社会学未来发展的大门。正是考虑这一点，基于熊彼特对“开门”的重视和对财政社会学曾经寄予的厚望，也为了纪念熊彼特并对他创立和发展财政社会学的伟大贡献表示敬仰，仿照艾伦的做法，并借鉴艾伦在《开门》一书中所提到的“开门”的另外两重含义，我将其书名“Opening Doors”（《开门》）改译为“敞开的大门”，并将其作为本书的书名，副标题则为“熊彼特的《税收国家的危机》与财政社会学”。
刘志广
2024年6月24日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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