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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意大利政治哲学家、历史学家，文艺复兴时期重要人物。他在《君主论》一书中提出的现实主义政治理论，和在《论李维》一书中提出的共和主义理论，对当时的政治、军事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君主论》中，他认为共和政体是最好的国家形式，但又认为共和制度无力消除意大利四分五裂的局面，只有建立拥有无限权力的君主政体才能使臣民服从，抵御强敌入侵。
克劳塞维茨，德国军事理论家、军事历史学家、普鲁士将军，出生于普鲁士马格德堡的一个贵族家庭，12岁参加普鲁士军队，13走上战场，之后进入柏林军官学校学习，后又出任柏林军官学校校长并晋升为将军。他一生参加了四次著名战役:莱茵战役、奥斯塔德会战、1812年法俄战争和滑铁卢战役。在担任军官学校校长的12年中，他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感受运用辩证法系统地总结战争经验的思想成果，著就《战争论》一书。这本书被称作“西方军事思想的代表”，他也因此被称作“西方兵圣”。
蒋百里，名方震，字百里，浙江省杭州府海宁州硖石镇（今属海宁市）人。军事理论家、军事教育家。17岁时考入求是书院（浙江大学前身），后留学日本，并与厉绥之等人创办《浙江潮》杂志，宣传革命。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步兵科，名列D一，与蔡锷、张孝准被称为“中国三杰”。蒋百里先后参加过新文化运动、“联省自治”运动、“省宪运动”等资产阶级的政治改良运动。数次主持军官学校，并积极革除军事教育中的弊端。后又任陆军大学代校长。代表作《国防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成为中国军队的战略指导依据，是中国抗战国防战略的重要基础，被认为是中国现代国防理论奠基之作。其他著作有《欧洲文艺复兴史》《东方文化史及哲学》《孙子新释》等。
托马斯·莫尔，英国作家、律师、政治家、哲学家。曾在牛津大学攻读古典文学，学习希腊文。后在父亲要求下进入林肯法学院学习法律，毕业后成为一名律师，在从事律师工作的同时，莫尔坚持进行文学创作。进入政坛后，他继续写作，并根据自己丰富的阅历以及对英国社会深刻入微的观察，创作了《乌托邦》。这本书开创了后世乌托邦文学、乌托邦思想先河，对社会主义思想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代表作品《乌托邦》《塔中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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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慷慨与悭吝
现在开始从上述的种品质谈起。我认为，被人们认为慷慨自然是好事，可是，如果慷慨在做法上不能使你获得称赞，它就损害了你。因为假如你有道德地并且正当地慷慨行事而不为人所识，你就逃脱不了与慷慨相反的恶名。所以，如果一个人希望享有慷慨的名声，就不可避免地会带上某些奢侈的成分，以致一个君主常常在这一类事情上把自己的财力消耗殆尽，到头来，如果他们想继续保持慷慨的名声，他就必然异乎寻常地加重人民的负担，为获得金钱，而不惜一切代价。以致他的臣民因此而仇恨他，而且当他困乏的时候，没有人会尊重他。这样，他的慷慨实际上损害了许多人，而受惠者却只是极少数人。因此他是首先遭遇困难的人，无论发生什么危险，他都会首当其冲。而一旦他认识到这一点并想要停下来的时候，他立即就会得到吝啬的恶名。
除非君主自己负担损失，否则就不能够让自己这种慷慨的品德留传于世。因此，假如是英明的君主的话，就不应该对吝啬的名声在意。当人们看见他由于例行节约，因此收入丰盈，能够抗御任何人对他发动的战争，并且不加重人民的负担就能建功立业，这样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将会愈来愈认为这位君主慷慨。如此以来，他对所有人来说都是慷慨的，因为他没有增加他们的负担，他们又代表着大多数；反之，他只是对于没有施予的人来说是吝啬的，但这些人毕竟是极少数。在我们这个时代里，我们发现做出了伟大事业的，只是那些曾经被视为吝啬的人们，至于其他的人则全都没有成功。教皇朱利奥二世就是借助慷慨的名声才登上教皇宝座的，可是，为了发动战争，他后来就不顾及保持慷慨的名声了。当今的法国国王路易十二发动了许多次战争，却没有向他的属民征收更多的赋税，而是依靠他长期节约所得，以供他的额外开支。当代的西班牙国王费尔迪南多如果拥有慷慨之名，就不可能从事并且完成那样多的事业了。
所以，为了不过多地掠夺百姓，为了能够保全自己，为了不使自己陷于穷困潦倒而被人们所轻视，为了不使自己变成敲榨勒索之徒，君主不应该介意招致吝啬的名声，因为这是他能够继续统治的恶德之一。也许有人会说：“凯撒就是由于慷慨而取得统治权的，而且许多其他人也曾由于慷慨或者被称为慷慨而取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我则要回答他说：要么现在你已经是一位君主，要么你正在争取君主的地位。假如是种情况，这种慷慨就是有害的；假如是第二种情况，那么慷慨却是十分必要的。凯撒是那些渴望取得罗马君权的人们当中的一个，但是，假如他在夺取罗马君权之后仍然不节省他的支出的话，他就会给帝国带来毁灭。假如有人反驳说：世界上有许多君主，他们依靠军队建立了伟大的功绩，同时也拥有慷慨之名。对此我要回答说：君主所花费的钱财，要么是他自己的和他的臣民的钱财，要么就是别人的钱财。在前一种情况下，他必须节约；如果是在第二种情况，他就不应该错过任何表示慷慨的机会。
假如一位君主带军队出征，进行掠夺、敲诈、勒索花费别人的财物，这个时候必须慷慨，否则士兵就不追随他了。就像居鲁士、凯撒、亚历山大所做的那样，对于既不是你自己的也不是你臣民的财产，你完全可以作一位很慷慨的施主，因为非常淋漓痛快地慷他人之慨，这不仅不会损坏你的名声，而且还能提高你的声誉。只有挥霍了你自己的财产，才会损害你自己。世界上再没有比慷慨耗费得更厉害的东西了，因为当你慷慨的时候，你就失去了使用慷慨的权力，不是使自己贫穷而终被人轻视，就是因为为避免陷于贫穷而贪得无厌，终让人憎恨。因此，作为一位君主，首要的事就是，必须提防被人轻视和憎恨，而慷慨却会把这两者带来。因此，明智之士宁愿承受吝啬之名，因为它虽是恶名，却不会带来憎恨，追求慷慨之好名，则必然招致贪婪之恶名，而贪婪之恶名会带来丑名与憎恨。
第十七章 残酷与仁慈、受人爱戴与被人畏惧的比较
接下来谈谈上面提到的另一种品质。我认为，每一位君主都一定希望人们赞美他仁慈而不是谴责他残酷，但是他必须注意不要滥用这种仁慈。尽管切萨雷·博尔贾被人认为是残酷的，但是，他正是凭借残酷才把罗马尼阿统一起来的，并且恢复了和平与忠诚。如果我们进一步考察，就会发现博尔贾比佛罗伦萨的人们更仁慈了，因为后者为避免残酷的名声反而毁灭了皮斯托亚。因此君主为让自己的臣民同心同德团结一致，就不应介意残酷这个恶名，因为除了极少数的特例，他比起那些由于过分仁慈而引起混乱、凶杀、趁机劫掠的人说来，可以说是更仁慈的了，因为那种仁慈受到危害的是整个社会，而君主严格执行刑罚伤害的不过是个别人罢了。在所有的君主当中，新的君主由于新建立的国家充满了危机，是无法避免残酷的名声的。正如维琪尔借迪多之口说：
“严峻的形势、崭新的家园，
使我壁垒森严，警戒着整个国家。”
君主在信任他人或者采取行动时必须慎重，但是，也不要杯弓蛇影，杞人忧天。他应当明察慎思，实行人道，有节制地做事，以免过分自信而流于轻率鲁莽，或者由于过分猜忌而偏狭不容他人。
关于这一点，常有这样的争论：究竟是受人爱戴比被人畏惧好呢？还是被人畏惧比受人爱戴好呢？我认为，好是两者兼备。但是，要拥有两者是极为困难的。假如一个人对两者必须有所取舍，那么，被人畏惧比受人爱戴要安全一些。因为人类一般有这样的特点：他们忘恩负义、容易变心，是伪善者、冒牌货，是逃避危难、追逐利益的。当你对他们有益处的时候，正如我在前面谈到的，他们可以把一切都给你的；当你对他们的需要还很遥远的时候，他们表示愿意为你流血，愿意奉献自己的财产、性命以及自己的子女；可是当你即将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就背弃了你。因此，假如君主完全信赖人们所说的话而缺乏其他必要准备的话，他肯定会灭亡。因为这种情谊不是依靠伟大与崇高的精神取得的，而是用钱买来的，因此，在你需要它们的时候，它们是不可靠的。而且人们冒犯一个自己爱戴的人比冒犯一个自己畏惧的人要更没有顾忌，因为爱戴是靠恩义维系的，然而由于人性是恶劣的，在对自己有利的情况下，无论在任何时候，人们都会砍断恩义这条纽带。可是畏惧呢，人们会由于害怕要受到的惩罚而有所顾虑。
但是，使人们畏惧君主，他应当做到：即使不能赢得人们的爱戴，也要避免人们憎恨他。因为一个人被人畏惧同时又不被人们憎恨，这是一种很好的结合。只要他不掠夺和霸占自己的公民和属民的财产以及他们的妻女，就可达到这一目的。而当他需要剥夺任何人的生命的时候，他必须有适当和充分的理由才去做。但是首要的事是，他一定不要碰他人的财产，因为人们对自己父亲的死的忘记比遗产的丧失还要快。另外，掠夺他人财产的借口常常是容易找的：一旦一个人开始以掠夺为生，他就会轻易找到霸占他人财产的借口。但是，与此相反，夺取他人生命的理由却十分难找，而且失去得也快。
可是，当君主和军队在一起并且当他指挥着庞大队伍的时候，他完全有必要不顾及残酷之名，因为没有这个残酷的名声，他就决不能够保持军队团结和有效地执行任何任务。下面这件事情堪称为汉尼拔的惊人之举，他率领一支由许多民族混合而成的大军，在外国的土地上征战，无论处于逆境还是处于顺境，也不管是在军队当中还是对待君主，都没有发生任何分歧。这不是由于其他的原因，而完全是因为他的残酷无情以及他的极强的能力，这使他在士兵的心目中显得既可敬又可畏。但是假如他不残酷无情的话，仅靠他的其他能力是很难达到这样的效果的。然而史学家们由于对此事缺乏洞察，因此他们一方面称赞汉尼拔取得的成果，另一方面却谴责他取得这种成果的主要因素。
假如汉尼拔只有其他的能力，那是不行的，这一点可以借西奇比奥的事例来说明。西奇比奥不仅在他那个时代而且在整个历史记载中都是一位罕见的人物，然而他的军队却在西班牙背叛了他。这并非出于其他原因，而只是由于他太仁慈了。他让自己的士兵享受比军纪所允许的更大的自由。因此，他在元老院受到法比奥·马西莫的弹劾，被看做败坏罗马军队的罪魁祸首。洛克伦斯的居民曾经被西奇比奥的一名使者摧残，可是西奇比奥既没有为他们伸张正义，也没有惩罚那位使者的恣意妄为。这完全是由于西奇比奥温和的性格造成的。因此，在元老院里为他辩解的人说，许多人懂得如何不犯错误，但不清楚如何矫正别人的错误。假如西奇比奥继续统帅军队，这种性情早晚要葬送他的名声和荣誉。但是，在元老院的监督之下，他这种有害的性格不仅被掩盖掉，而且还使他获得荣誉。
现在我们回头来讨论受人爱戴还是被人畏惧这个问题。我认为：人们爱戴君主，取决于他们自己的意愿；而感到畏惧，则是取决于君主的意志。因此一位明智的君主应当以自己的意志为基础，而不是以他人的意志为基础。如前所述，他必须努力的只是避免招惹仇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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