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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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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为浙江省委党校与商务印书馆合作筹划出版的连续出版物，由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全面从严治党研究中心、《政党与现代国家发展》编辑部主编，各篇文章主题鲜明，专业性强，颇具理论深度，充分体现诸作者对专攻课题的深入洞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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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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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党与现代国家发展》是浙江省委党校与商务印书馆合作筹划出版的连续出版物，定位于具有较高水准的学术专刊，分“党建研究”“学术编译”“前沿书评”等栏目，主要发表关于当代世界政党政治的理论与实践，尤其是聚焦中国共产党的学术文章。其中重点关注的学术议题涵盖但不限于以下方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共党史与党的建设、政党与国家、政党与社会、政党法规制度、新技术与政党、世界政党比较、政党研究方法、地方党建创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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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本书由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全面从严治党研究中心、《政党与现代国家发展》编辑部主编。
编辑部主编张树华，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兼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二级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主义民主研究中心主任，第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政治学会常务副会长，《政治学研究》杂志主编，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中国政治、世界政治、比较政治、苏联-俄罗斯问题、民主化比较、中外功勋荣誉制度等。
副主编徐彬，浙江省科学社会主义学会会长，中共浙江省委党校政治学教研部主任，教授，全国党建研究会特邀研究员，浙江省151第一层次培养人员，省宣传文化系统“五个一批”理论人才。主要著作有《前进中的动力：中国共产党政治动员研究（1921—1966）》《十六大以来党员队伍规模问题研究》《党的第一代领导人的民主宪政思想研究》等。
副主编邱巍，浙江省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主任，教授，浙江省“五个一批”人才，浙江省党史学会常务理事，浙江省当代史学会常务理事，主要著作有《吴兴钱家》《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等，研究领域为中共党史与党的建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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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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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稿件
邱巍 党内还是党外：党代会报告是写给谁看的——《论联合政府》的内外之别
梁鹤年 美国政党政治演进的文化基因探源
党建研究
李黄骏 作为一种制度的民主集中制：哲学意蕴、政治逻辑与理论价值
邓善凤 吴记峰 新时代城市基层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研究的方法论转换——以粤港澳大湾区九地市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研究为例
董明 党建“生态化”：非公党建“名”“实”转换逻辑的新分析框架——基于相关研究文献的初步讨论
他山之石
吴韵曦 欧洲社会民主党历史变革和发展动向探析——兼评国内相关研究
彭玉峰 中东欧的“民族民粹主义”：话语武器、多维面相及其正源
学术编译
艾林?H. 阿勒恩 等 西方政党与利益集团：表面关系还是结构嵌套？
马克?范德沃特 阿扬?文维特鲁斯特金 适应或淘汰？如何应对政党体系饱和状态？
亚当?D. 沃尔斯基 丑闻、虚伪和辞职：党派性如何影响对政客越轨行为的评价
前沿书评
李立 政党如何组织社会？——西方政党耦合理论研究评述
杨子堃 政党政治如何推动外交转向？——评西方政党体系下的内政外交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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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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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党政治演进的文化基因探源（节选）
梁鹤年
（前略）
一战前的美国称为“进步期”。老罗斯福任内，大打资本垄断，整顿政治风气，于1919年修宪推行全国禁酒。 一战过后，全世界进入了一个兴奋而麻痹的时代。欧洲走上虚无，美国进入孤立，连自己总统倡导的“国联”也不参加，生命的意义就是赚钱与花钱。1929年10月29日“黑色星期二”，大萧条现身，震醒了这个冷漠的社会（过度的自立）。
罗斯福（民主党）时代的美国逐步走向安稳社会（自立与团结的组合）。罗斯福了解国人的恐惧，关心国人的恐惧，知道要发挥立国的自立、团结精神才能渡过难关。他雄才大略，不避艰难，定下进步的“新政”，支配了以后半个多世纪的政治方向（包括民主、共和两党）。二战结束时，国内安定，国外扬威。
杜鲁门（民主党）与艾森豪威尔（共和党）时代是桎梏社会（过度的团结）。两人虽属不同政党，但萧规曹随，杜鲁门继承了罗斯福的“新政”方向。此刻，美国取代英国成为全球霸权。国外推行马歇尔计划、科伦坡计划，慷慨支援他国，是“良善美国人”时代。但没过多久就是冷战揭幕，美国开始与苏联展开军事竞赛。恐共的政治气候、保守的道德风气，一片桎梏。对外，“良善的美国人”变成“丑陋的美国人”。
肯尼迪、约翰逊（同属民主党）时代，美国走向越权的政治风气（逞强与团结的组合）。此际，“战后婴儿”（1945—1964年出生）成长。桎梏的社会使他们过剩的精力无法宣泄。肯尼迪当选像一股新鲜空气，年轻人也寄以浪漫的期待。他在1963年被刺杀，年轻人遂对政治失去信心，一片悲观。约翰逊缺乏凝聚力，他虽然力推“伟大社会”，但未能满足年轻的一代，只增加了他们的政治胃口，使之期待更多的改革。就在那时，美国在越南战事升级，缺了道德光环的越战使年轻人既反感又恐惧（当兵送死）。跟着是大征兵。年轻人的反叛、犬儒和恐惧汇聚成一股从反战到反一切现存制度的气流。有人说，越战使美国人“失去纯真”。
尼克松、福特、卡特时代是从越权走向冷漠（过度的自立），并开始走向分立（自立中带上苟合）。尼克松（共和党）时代，反战达到高潮（虽然越战是由他结束的），加上罪案激增，他恢复保守政治（反“新政”，并把联邦权力向州政府转移，而州政府一般比较道德桎梏，政治保守）。1970年代中期，一连串经济危机和政府赤字使已达壮年的战后一代回归现实，出现“自我一代”。有些走回冷漠，拼命赚钱、花钱；有些反叛到底，但又以“为民请命、讨回公道”自居。水门事件使尼克松丧尽政治本钱和道德光环，被迫辞职。福特一上台就以总统特权赦免了他。求安稳反引大乱。身份政治现身，尤其是妇女解放和同性恋平权。运气不佳的福特干一任就放手了（其实是尼克松留下的任期）。卡特为民主党取回总统宝座。但他生不逢时，国内经济“滞胀”，国外威信全失。他宗教虔诚，大讲人权，但又没有能力去贯彻。以人权为口号的身份政治成形，社会趋于既冷漠（国民懒理）而又分立（精英专权）。
里根、老布什时代的美国社会开始分立（自立、苟合的组合，下面会解释）。此时美国也在巩固全球霸权，引领全球资本全球化。共和党里根看准美国人的彷徨，以放任经济去巩固右派的支持，以放宽道德准绳（也就是离开他所属的共和党传统）去争取左派的加入，建立自罗斯福以来的最大政治联盟。但这是以“弹性”原则建成的，所以可称为“苟合”，开启往后近几十年的政治样板。确实，他成功肢解苏联（也有说是苏联瓦解）和刺激经济（消费型经济、全球化生产），但军费和减税带来的政府赤字和放任经济推动的资本全球化也为日后经济严重失调埋下了地雷。
克林顿时代，美国政治从分立走向昏乱（自立与苟合的组合，但越来越走向过度的苟合，下面会解释）。民主党的克林顿看见里根的苟合成功，借用过来，创“新民主”。他把里根的放任经济弄得更放任（远离他所属的民主党的传统原则）以吸引共和党的右派；把道德自由弄得更自由以留住民主党的左派，产生出比里根更苟合的苟合。身份政治达高峰，身份群体与政党的苟合也达高峰。在克林顿性丑闻中，开明与进步分子（特别是妇女解放分子）支持他把自己的行为分开为公一面（总统公职）和私一面（个人私德），去为自己开脱，把苟合者的阴一套、阳一套表露无遗。苟合被正常化，反映了美国政治和社会的“性格分裂”。
小布什时代的政坛是昏乱与逞强的拉锯。克林顿任内虽然经济大热，但一身丑闻，连民主党总统候选人都不想拉他来助选。共和党以经济自由、道德保守反扑成功。小布什险胜（总票数是负差0.51%，但因支持者的地理分布使他获得“选举院票”的大多数）。民主党不服气，甚至要重新点票。自此党争加剧，派系的注意力完全不在建设国家而在于打倒对方，苟合成为“新常态”：左、右派的实质分歧不大（自由经济是共识，自由道德则稍有不同），但意气之争反趋激烈（走向极端逞强）。
奥巴马时代是昏乱与追求安稳的拉锯。此际，“世纪一代”（1980—1999年出生）抬头，美国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踏入逆转期。奥巴马在2008年金融海啸和打恐不利的时刻以高达7.27%的票差当选，带来一片新气象。他打出的旗帜是政治开明、道德开放，上任不到一年就拿到个诺贝尔和平奖，是进步分子，尤其是主流传媒的宠儿。推他上台的是“世纪一代”。他的竞选口号是：“可以信任的改变”。但是，“信任”很快就消失了，“改变”又方向不明。他为救市，甚至采用“社会主义”的经济手段。在他任内，党争加剧，政府运作因党争而几次停摆。和平奖没有带来和平。打恐、防恐的成本虽未增加但也没有大减，社会福利的开支反不断上升，特别是战后一代的养老和退伍军人的医疗。虽是黑人总统，但黑人的经济和社会处境并未因他而改善。他的人权呼声倒鼓励了国内的身份政治和国外的“阿拉伯之春”。他想做罗斯福（自立与团结组合的安稳社会），但倒像卡特。
特朗普时代是冷漠与苟合的拉锯。因放任经济而被遗弃，因道德自由而感到彷徨的中、下阶层投诉无门，特朗普答应为他们重造“美国梦”；因眼见全球伊斯兰对美国的鄙视与敌视而感到愤怒、因眼见中国的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不断发展而感到威胁的美国优越分子，特朗普答应为他们重振“美国威”。他对总统竞选对手希拉里·克林顿所形容的“可憎者”——种族歧视者、性别歧视者、同性恋歧视者、伊斯兰歧视者等——确实有很强的号召力，特朗普就是利用民众不安去拿到政权。他把所有的不安分子集中起来，创造出反主流的主流。这不但是苟合，简直是乌合。他虽是共和党人，但几乎所有共和党精英都看不起他。但到他一跃而成为美国总统时，众人唯恐不及地加入团伙，这也是另一类的苟合——不是因争权而组成的苟合，而是为分权而缔结的苟合。美国的分立政治和苟合政治已开始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
（中略）
大萧条时期罗斯福的“新政”非但强调自立与团结，还强调自足与团结，创造出二战后美国的安稳（与人共存）和富足（与人共富）。1960年代是战后一代反叛桎梏社会，但不是自私，所以没有走上贪婪。1970年代的经济危机驱使他们其中一部分（不想反叛到底的）转向自我：赚钱、花钱，背后是一片冷漠（过度自立）、孤寒（过度自足）。卡特时的“滞胀”和能源危机加多了一层悲观。到里根的放任经济抹清了悲观，但未有改变孤寒，反使富有的变得越富有，而且好像“有之无愧”。克林顿的加倍放任更是加强了逐利的条件。他的经济政策加深华尔街与联邦政府的苟合，加速劳动人民的边缘化。“占领华尔街”其实是种哀鸣。奥巴马处理2008年金融海啸的手法是种“社会主义经济”和“企业福利”的苟合，聚焦于保住那些“大得不能让它失败”（too big to fail）的企业，名义是维持就业，实质是维持资本。特朗普的“美国第一”是美国头一回向全球资本“宣战”。鹿死谁手是肯定的。
看来，美国的经济未来会像它的政治未来，也是常态地、动态地处于利益小圈（自私与苟合）与昏乱（极端苟合）之间，不断反复打滚，但也是不能跳出这个恶性循环。
美国的权力分立和利益小圈文化使资本主义在美国得到高度发挥。争权苟合是要用钱的。资本拥有者（和管理者）最有钱去资助政客，来换取政治庇护。关键不在个别的钱权交易，而在整个政治机制与整套资本利益的苟合。国家利益与资本利益混成一体。到最后，国家利益就被资本利益支配、绑架。
苟合是有社会和经济代价的。苟合是违背原则的结合，它驱使有清教道德感的美国人觉得自疚；苟合带来的不义也触动美国人对受害者的同情。苟合越猖獗，便引发越大的自疚与同情，以致流于姑息。在政治层面上姑息过度就是无休止的身份政治，在经济层面上姑息过度就是无了结的福利开支。社会凝聚力会因身份政治膨胀而被颠覆；经济生命力会因福利开支激增而被消耗。最后，美国文明就会精（精神）血（物资）干枯。但是，深嵌于文化基因之内的党争仍会继续。这跟美国的民族性格有紧密关系。
美国文化有其独特基因。基因的不同形态和组合产生不同文明现象。打个譬喻，做菜需要主料、佐料、厨具、厨房、厨师，不同组合炮制出不同菜色。文化基因是文明现象的基本材料（主料）。主料支配菜色，但不决定菜色；佐料是民族性格；厨具是时代心态；厨房是历史背景；厨师是关键人事。当然，佐料、厨具、厨房、厨师都可以成为菜色的特征。例如意大利厨师会造出意大利菜，无论他用的是什么主料、佐料、厨具和厨房。同样地，如果只用蒸笼为厨具，无论有什么主料、佐料、厨房和厨师，做出来的一定是蒸菜。
常理告诉我们，民族性格、时代心态、历史背景和关键人事之间是互动的。关键人事之所以成为“关键”，是因为他们正在关键的历史时刻登台演出，也就是历史背景定义谁是关键人物，哪是关键事件；历史背景之所以成为“背景”是因为它们是关键人事创造历史的舞台，也就是关键人事决定哪些历史背景是有意义的背景。这是典型的时势与英雄之间的互动关系。同样地，历史背景当然反映时代心态，但也在改变时代心态；时代心态一定受民族性格规范，但也在影响民族性格。关键是哪些历史背景反映哪些时代心态，又在改变哪些时代心态；哪些时代心态受哪些民族性格规范，又在影响哪些民族性格。作为文明现象的解释，民族性格、时代心态、历史背景和关键人事是四类不同而又相连的因素，它们内部的运作和外部的互动应该是有迹可循的，但也会是错综交叉，而且动态万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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