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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通过对法律、科学、艺术、历史、心理学等多个领域的探索，分析了证据的本质并纠正了我们对证据的常见误解。证据不是非黑即白的，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经常要面对的是不完美、可以做出不同解读的证据，这些证据甚至可能互相矛盾。证据的价值也并非固定不变，在法庭、科学研究和日常生活的不同情景中，乃至在不同法律框架下，证据的有效性都是不同的。 在生活中，我们获取的大量信息都源于亲朋好友的分享、媒体报道、目击者陈述和专家意见等，而这些陈述的可信度往往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因此，肖尔也深入探讨了如何评估他人陈述的可信性、辨别专家意见中的偏见。但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时刻警惕自己的偏见，因为我们在参考证据之前，往往已经有意无意地扭曲或选择性忽视了我们不喜欢的那部分。 關於作者： 作者简介： 弗雷德里克·肖尔（Frederick Schauer），弗吉尼亚大学杰出法学教授、英国科学院院士、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士，曾执教于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密歇根大学等。著有《像法律人那样思考》、《心理侧写、可能性与刻板印象》（Profiles， Probabilities and Stereotypes）、《法律的力量》（The Force of Law）等。 译者简介： 高虹远， 社会学学士，社会学及生物统计学双硕士，现为数据分析师。译有《规则为什么会失败》等。 目錄： 前 言 第一章　作为事实 关于证据的概念 对真相的需求 关于事实和观点 关于法律的几句话 预览 第二章　斑马、马与推断的本质 证据有什么用？ 贝叶斯牧师的布道 回到斑马 证据有整体性吗？ 第三章　举证责任 轻微有罪？ 小心驶得万年船？预防原则 形容词的暴政 关于统计显著性的长脚注 第四章　如何用统计学说出真相 逃票者、监狱操场、蓝色公交车及其他故事 关于什么的证据？ 关于画像的说明 以抽样为证据 第五章　证词，不仅在法庭上 乔治·M. 科汉的证词 关于传闻的错与对 道听途说—谣言作为证据 第六章　证词的检验 佩里·梅森与荧屏上的交叉询问艺术 校准证词 第七章　谎言和说谎者 什么是谎言？ 故弄玄虚 测谎的前世今生与是是非非 法庭之外 更深远的两点启示 第八章　我们能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吗？ 作为一名 照相机不会说谎—是真的吗？ 第九章　关于专家和专业知识 对我们的饮食（或许过于密切）的观察 疫苗接种的过去与现在 关于共识的概念 科学的局限与专业知识的局限 第十章　犯罪科学 反复出现的启示 关于DNA的说明 第十一章　不断扩张的专业知识领域 这是伦勃朗真迹吗？ 证据与历史 第十二章　过去与现在的相关性 法律的奇特态度 品格—好与坏 法庭之外 关于画像的另一个说明 第十三章　看到我们想看到的 动机的机制 模糊但有用的区分 走进潘格罗斯博士 尾 声 注 释 索 引 內容試閱： 最近的事态发展使有关证据的问题变得更加紧迫。互联网的兴起、社交媒体的广泛使用、新冠疫情、人们对气候变化的日益关注、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2021年1月6日美国国会大厦骚乱事件以及特朗普（Donald Trump）政府的总体执政情况，这些都是当代事件的明显例证，在这些事件中，有关事实和为证明事实而提供的证据的争议成为焦点。证据的使用和误用越来越突出，这让一些人大吃一惊，那些人还以为证据只是律师制定的一套用来规范审判过程的愚蠢规则。但证据不仅与审判和法律有关，也有关科学、历史与心理学；最重要的是，它与人类的理性有关。我们知道什么，又是如何知道的？更具体地说，我们对这个世界的事实了解多少，又是如何了解的？ 我们不能寄希望于任何一本书能把证据这个主题讲透彻。但是，证据在公共政策和个人决策中的重要性日益增长，已经到了不容忽视的地步。对于那些占据着新闻头条、遍布于公共政策中、影响着我们日常生活决策的证据问题，忽视科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心理学家甚至律师所能教给我们的东西就是我们的不对了。在本书中，我借鉴了这些观点及其他观点，来理解人们决策的证据层面。尽管我希望本书能为哲学家、律师、心理学家及其他人对证据的学术讨论做出贡献，但我的主要目标是向学术界内外人士阐明证据在政治、政策和其他各个领域中的作用，在这些领域中，事实很重要，而弄清正确的事实则更重要。 各种公职人员——多半是前总统特朗普（及其律师）——发表的“毫无证据”的言论和采取的“毫无证据”的行动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媒体上，这是本书最初的灵感来源。这种现象在2020年总统大选后愈发凸显，在2020年 11 月5日的电视讲话中，特朗普声称自己赢得了大选。他坚称，只是因为普遍存在舞弊现象才让相反的结果成为可能。此后不久，宾夕法尼亚州共和党参议员帕特·图米（Pat Toomey）指出，“没有人向我出示过任何表明腐败或舞弊普遍存在的证据”，因此总统“在没有任何证据支持的情况下提出了非常、非常严重的指控”。伊利诺伊州共和党众议员亚当·金青格（Adam Kinzinger）也呼应了这一观点，他坚称，“（如果）对舞弊有合理的担忧，那就拿出证据来并诉诸法庭”。特朗普的长期盟友、新泽西州前共和党州长克里斯·克里斯蒂（Chris Christie）则直截了当地抱怨说：“拿出证据来。”到2021年2月第二次弹劾审判前夕，参议院是否会听取现场证据的问题被着重讨论和辩论，尽管得出的结论在意料之中，但也许还是令人沮丧：参议院将在完全不听取任何此类证据的情况下做出决定。 尽管一些政治家和新闻媒体注意到了证据的重要性，这一点值得称赞，但公众和政治界对证据的讨论往往停留在证据是什么、证据从何而来以及如何评估证据这样松散而肤浅的层面。例如，关于各种问题的评论者经常将缺乏证据与虚假混为一谈，认为缺乏证据就等同于陈述虚假的证明。这样的混淆有待明辨。同样，在公共讨论中，“证据”这一概念常常与众多限定性的、令人讨厌又费解的形容词联系在一起。诸如“确凿证据” “直接证据”“具体证据”“决定性证据”以及许多其他形容词都误导性暗示，缺乏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压倒性证据就足以否定某个结论，即使实际上至少有一些证据支持这个结论。这种普遍现象也需要更严格的审视，专家的角色——不仅是专家如何使用证据，也包括专家如何得出结论——也需要更严格的审视，因为这些结论之后都会成为那些缺乏必要的专业知识的人做决策的证据。在应对当前事件时，我们经常看到公职人员和其他人对真正的专家在证据基础上得出的结论表现出无知无畏的不尊重，但这些事件有时也会赋予专业人士、专家和专业机构一种远远超出其专业范围的权威。 本书的另一个灵感来源于我几十年前作为一名出庭律师每天处理证据法的经历，以及之后四十多年关于证据法的教学、研究和写作。本书不是关于法律的，但它偶尔会从法律中汲取智慧，时不时引用法律中具有启发性的例子。 如果一本关于证据的书低估了为其论断提供证据的重要性，那将是一种讽刺。因此，我尽一切努力为后面的分析和论证提供参考文献。大量的注释不仅为文中的论点提供了支持，也为想更进一步或更深入地了解文章内容的读者提供方便。而且，最重要的是，在一些人看来，过多的参考文献是我承认你能从本书中发现的见解都建立在前人见解基础上的方式。为此，即使没有其他目的，参考文献过多总比过少要好得多。 埃尔维斯（Elvis Presley，即猫王）已逝。虽然小报头条还会冒出埃尔维斯·普雷斯利其实还没有死的新闻，但猫王确实已于1977年8月16日与世长辞，再也没有醒来。 就本书而言，埃尔维斯之死的重要性在于这是一个事实。作为一个事实，它的存在不因人们的个人偏好或政策偏好而改变。正如我们将看到，即便是像埃尔维斯之死这样一个看似直截了当的事件，也没有那么简单。然而，从一开始就区分埃尔维斯之死的事实和很多人希望他还活着的偏好（也许甚至是要把该事实和有些人更愿意相信他已经死去的偏好相区分），这一点依然至关重要。埃尔维斯已死这个事实不会因这些偏好的存在而改变。 埃尔维斯的例子虽然平平无奇，但它强调了关于事实在公众政策和个人决策中位置的三个重要区别。第一是经验现实与一些人或者很多人所偏好或者所期望的经验现实之间的区别。不喜欢吃凤尾鱼是一种偏好，认为凤尾鱼不存在则是一种经验性错误。而将不喜欢凤尾鱼作为否认其经验性存在的理由则是谬误。 第二个重要区别是真实的经验现实和一些人或者很多人所认为的经验现实之间的区别。接种疫苗不会导致自闭症是事实，尽管很多人不相信。全球正在变暖也是事实，尽管一些人和一些政党极力否认这个事实。最近，关于公共支出、企业监管和个人自由的重要政府政策的变化，取决于新冠肺炎发病率、住院率和死亡率的升降或消失。在某种程度上，当下依然是这样。然而，这些比率，无论是关于什么的比率，都是事实。假设衡量标准不变，这些比率相比一个月前是升了、降了还是持平的结论也是事实。相应地，当总统或者其他任何人断言某个比率低于过去某个时段的比率时，我们可以将他的断言与事实进行核对。我们也可以调查在新冠疫情早期那些效果常常被过分夸大的药物，例如羟氯喹（hydroxychloroquine），是否真的对治疗新冠肺炎有效，以及是否会引起某些副作用。这些都是事实，它们的存在不会因为总统、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或者任何其他人的断言而改变。 新冠疫情也强调了第三个重要的区别：（a）事实是什么和（b）我们应该如何应对。描述现实世界和制定政策是两件不同的事。新冠肺炎的感染率正在下降的事实，无论在何时下降，这一事实本身都不能告诉政府是否可以放松现行的防控措施，也不能告诉人们何时可以恢复堂食、参与现场政治集会或者去教堂做礼拜。同样，感染率正在上升的事实，无论在何时上升，这一事实本身也都没有告诉大学要停止线下授课，或者建议个人停止搭乘公共交通工具。所有这些关于行动的决定都基于事实，但仅靠事实是不够的。在制定政策和个人决策时，遵循科学，也就是遵循事实，是明智的，实际上也是必需的。但是，遵循事实和科学意味着将政策建立在真正的事实上，而不是建立在对事实的错误信念或者“替代性事实”（alternative facts）上。这意味着我们应该利用而不是抵触科学给我们的启示。不过，与科学家和政府官员偶尔发表的声明恰恰相反，遵循事实和科学并不表示，也不能表示，仅凭科学和事实就能决定某些政策应该是怎样的。政策的制定需要利用事实得出结论，而这些结论负载着不可还原的规范性和价值取向。这些政策的决策常常要求权衡，而这种权衡下的方案不能仅仅由事实来决定。如何处理事实并不仅仅是一个事实探究问题，正如如何运用科学并不仅仅是一个科学任务。无论遵循科学和事实有多么重要，意识到科学和事实的局限性也同样重要。 事实本身并不能指示民众或政府应该做什么，但事实始终是明智的公共决策或个人决策的基础。已故的美国参议员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Daniel Patrick Moynihan）曾说过一句令人印象深刻的话：“人们有权拥有自己的观点，但无权拥有自己的事实。”这句话提醒我们，正确的决策取决于弄清事实。正如他在同一个场合说的：“弄清事实是第一步。”尽管莫伊尼汉谈论的主要是政府政策的决策，但事实问题也为人们日常的很多个人决策提供了基础。例如，有些人拒绝光顾一些场所，这些场所的业主是三K党成员或是其他一些人，这些人持有种族主义或其他被这些潜在顾客所痛恨的观点。但这些潜在顾客面对的第一个问题是，业主是不是三K党成员，或者是否持有种族主义观点。这些是关于事实的问题，它们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人们拒绝光顾业主是三K党成员的店，在道德上可能是（也可能不是）一件好事。但如果人们拒绝光顾一家店，因为他们认为业主是三K党成员，而其实业主并不是，这在道德上显然不是一件好事。我们的生活和决定牵涉到众多由价值观驱动的选择，这些价值观来自规范性的政治偏好、道德偏好和个人偏好。但是，根据这些偏好采取行动要求我们先做出判断，这个判断是事实性的，而非规范性的。做正确的事情很重要，但弄清事实是第一步。 上述观点显而易见，平平无奇。但是，强调日益普遍的关于“事实是什么”的问题，而不仅仅是关于我们或者政府应该怎么做，是准确理解本书主旨的入口。两个多世纪以前，哲学家大卫· 休谟（David Hume）就警告说，当我们从“是”推导出“应该”，即从描述性推导出规范性，或者从“是什么”推导出“应该是什么”时，如果没有意识到这种推导所需的判断并不能仅仅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便是一种谬误。但是，企图从“应该”推导出“是”同样是一种谬误。如果世界和平与脱脂培根都能存在，那当然好，但光靠许愿并不能实现它们。本书的前提是，关于事实的争论本身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这些争论为个人选择和公共政策问题提供了基础。本书试图对我们如何以及应该如何面对身边有关事实的问题和争议提供一些见解，而关于我们或政府应该如何行动的问题则留给他人。 关于证据的概念 说事实存在是一回事，确定这些事实是什么则是另一回事。一旦我们从“事实”这个概念转换到“厘清这些事实是什么”的问题，即判断哪些关于事实的断言是真的，哪些是假的，我们就进入了证据的领域，这正是本书的主题。正如哲学家喜欢说的那样，证据是使我们相信某件事为真或为假的理由或者凭据。一项项的证据都是事实，但它们也是使我们得出其他事实存在或不存在的结论的事实。某人的皮肤和眼白发黄这个事实，是此人患有肝炎这个进一步事实的证据。我的汽车发动机发出乒乒乓乓的声音这个事实，是油箱里汽油的辛烷值过低这个事实的证据。苏珊被盗汽车的车门把手上有赫尔曼的指纹这个事实，是赫尔曼是盗车贼这个事实的证据。彼时已被提名的现任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埃米·科尼·巴雷特（Amy Coney Barrett）几年前曾在一份反对堕胎的传单上签字，这个事实是她当时信仰的证据，而她当时的信仰是她目前信仰的证据，相应地，她目前的信仰是她目前可能如何作决定的证据。 本书只是间接涉及什么构成一个事实，以及什么构成一个真的陈述或一个假的陈述。而本书直接涉及的是，我们如何知道某个陈述或结论的真假。用哲学术语来说，本书关注的是认识论，而非本体论（或形而上学）。转换成日常用语来说，本书不是关于“是什么”或者“不是什么”，而是关于我们如何确定“是什么”或者“不是什么”。它关于在公共政策、公共协商和个人决策中对事实真假的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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