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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 李强教授带领的清华大学团队研究成果 ：《当代中国社会分层》作者、清华大学李强教授，带领清华大学社会学团队，历时近十年，完成的中国城镇化研究著作。出版时已成李强教授遗作。
- 基于大量实地调研的经验、总结与建议：从理论到实践，基于中国城镇化过程中的具体案例与模式分析，为城镇化的发展方向提供研究数据与政策参考。
- 以人为本，探索中国城镇化新模式：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长距离人口迁移的城镇化曾经占据了半数以上的比例，也就是我们看到的全国2亿多农民工不顾千辛万苦，到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大城市或其他省会城市去打工，即所谓每年春节前后的“民工潮”。那种出行高峰、超载客运、背着行李人潮涌动的画面，在全世界都极为罕见，但却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非常熟悉的。李强教授带领的研究团队提出，“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就近、就地城镇化的特别意义在于有利于解决中国城镇化面临的一系列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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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就近城镇化”是指原农村人口不是远距离迁徙，而是近距离迁移到家乡附近的市镇，主要界定为以地级市和县级城镇为核心的城镇化，“就近”主要是相对于跨省和跨地级市的长距离流动而言的。“就地城镇化”则更突出了农村的就地改造，即农民并没有迁移到其他地方，而是在世世代代居住的乡村地区，完成了向城镇化、现代化的转型。
本书对就近、就地城镇化展开了细致研究，积极探索中国城镇化新模式，提出了“人的城镇化”，为解决中国城镇化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包括减少城镇化的制度障碍、促进城镇化的合理布局与保障中国农业及乡村的可持续发展等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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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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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强（1950—2023），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清华大学首批文科资深教授。曾任中国社会学会会长、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国务院学位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及第六届第七届社会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等，兼任多种学术刊物编委。研究领域涉及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城市社会学、应用社会学、社区研究等。著有《当代中国社会分层》《多元城镇化与中国发展》《社会分层十讲》《农民工与中国社会分层》等著作 20 余种，发表学术论文300 多篇。曾获得“全国模范教师”称号，并多次获得全国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等学术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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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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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李? 强 ? 1
第一章? 就近城镇化、就地城镇化与人的城镇化................................ 1
第二章? 就近城镇化、就地城镇化：战略选择与现实意义................ 9
第三章? 就地城镇化模式研究............................................................... 29
第四章? 就近城镇化模式研究............................................................... 48
第五章? 主动城镇化与被动城镇化....................................................... 67
第六章? 主动市民化与被动市民化....................................................... 85
第七章? 就地城镇化的地方探索......................................................... 110
第八章? 就近城镇化的地方探索......................................................... 135
第九章? 大城市近郊的就地城镇化
???? ——以北京市高碑店村为例................................................. 165
第十章? 大城市近郊的就地城镇化
???? ——以吉林市江南乡建华村例..............................................182
第十一章? 村企合作注入外部资源的就地城镇化
????? ——以华润集团希望小镇建设为例 ............................... 193
第十二章? 政府主导注入外部资源的就地城镇化
????? ——以北京市 X区 Z村为例............................................ 204
第十三章? 制度改革和特色产业推动的就地城镇化
????? ——以四川省安德镇和桑枣镇为例 ............................... 217
第十四章? 从社区治理视角对北京近郊 Z村和G村就地城镇化
? ? ? ? ? 的比较研究................................................................. 225
第十五章? 就地城镇化不同主导模式的比较研究
????? ——以湖南省两个村庄为例 ........................................... 241
第十六章? 产业集聚推动的县域就近城镇化
????? ——以山东省邹平县为例................................................. 253
第十七章? 就近城镇化不同主导模式的比较研究
????? ——以环北京三个欠发达地区小城镇为例..................... 272
第十八章?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带动的就近就地城镇化
????? ——以河南省舞钢市为例................................................. 282
第十九章?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带动的就近就地城镇化
????? ——以湖北省鄂州市为例................................................. 305
第二十章?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带动的就近就地城镇化
????? ——以河南省滑县J社区为例.......................................... 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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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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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我对于城市化、城乡关系最初的切身理解，源于五十多年前在农村生活的体验。1968年7月我服从当时国家的上山下乡安排，到了黑龙江边境比较荒凉的农村地区。从1968年到1977年，我在那里劳动生活了整整九年。我去的那个地方，名义上叫“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三师二十团”的一个连队，其实就是个农村的村庄。知识青年没来之前，原来的老百姓有200多户，1968年突然宣布改为“兵团建制”，其实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并没有大的改变，还是以种地为生。我在那里生活了九年，没感觉和部队、军事编制有什么关系。
黑龙江农村的冬天夜晚比较漫长，有太阳的时间十分短暂，记得下午劳动到大约3点的时候就得急急忙忙往村子里赶路，否则天很快就会黑下来，搞不好要迷路的。尤其是进了大山，迷路是很容易发生的，记得村子里一位从哈尔滨来的知青，那还是在夏天，一次他进山采木耳，结果迷路了，整夜都在森林里乱闯，直到第二天，找到了离我们的村落几十里外的另一个单位，那个单位打电话告知我们，这才知道这位老兄的去处。
黑龙江农村里，当地人称度过漫长的冬季为“猫冬”，就是大部分时间躲在屋子里把火炕烧暖，熬过冬天。村子里，夏天偶尔还有机会来个放映队放个电影，冬天里什么娱乐活动也没有。而且，农村里停电是家常便饭，为了照明，就将机油、柴油放在一个小的瓶子里，用棉花做个“灯捻”，点燃照明，豆大的灯光就成为熬过冬季的一点儿希望。整整一个冬天十分漫长，我待的那个村落常常10月就开始下大雪，要到第二年 5月土地才开始解冻。我相信，没有人会喜欢这样枯燥的农村生活。
我们村子里有从北京、哈尔滨、上海、天津等大城市来的知识青年，大家当然知道什么叫城市、什么叫城市生活。所以，这就是我最初所体验的：住在农村的年轻人向往城市生活，即使不是我们知识青年，村庄里本地的年轻人同样渴望有进城的机会。所以，改革开放是巨大的社会进步，允许人民群众自由流动，允许农村的人到城市里去。从农民、农村人的角度看，所谓城市化就是农村人为追求美好生活而聚集到城市里来的过程。
本书的所谓“就近城镇化”“就地城镇化”讲的就是这件事。读者会问，为什么你前面说的是“城市化”，这里用的概念却是“城镇化”？说实在的，城市化与城镇化并没有本质区别，而且在别的国家也没有文字的区别，翻译成英文两者都叫urbanization。只有我们国家，目前定义两者是有区别的，我认为，从长远看，总有一天，中国的户籍改革会将两者归为一回事。不过，既然目前还没有统一，我就仍然使用“城镇化”概念。
关于城市化、城镇化的概念，读者们肯定都很熟悉。而本书使用的“就近城镇化”和“就地城镇化”概念，有些读者就不一定熟悉，我稍作一下解释。从人口迁移的角度看，城镇化分为近距离的城镇化和远距离的城镇化。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长距离人口迁移的城镇化曾经占据了半数以上的比例，也就是我们看到的全国2亿多农民工不顾千辛万苦，到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大城市或其他省会城市去打工，即所谓每年春节前后的“民工潮”。那种出行高峰、超载客运、背着行李人潮涌动的画面，在全世界都极为罕见，但却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非常熟悉的。而本书讨论的所谓“就近城镇化”则是与这种长距离人口迁移完全不同的，即农民到家乡附近的县城打工。近年来，我在调研中也常常看到这样的情况，由于这些年来公路交通的迅速发展，很多农民仍然住在属于自己的宅基地的家里，每天骑着电动车（号称“电驴子”）到附近的县域规模的城镇打工，近的来回也就是半小时，远的也不过1—2小时的路程，比大城市里的上下班还方便。当然，就近城镇化还有其他多种形态。
所谓“就地城镇化”，是指农民并没有离开本地，由于本地城镇化与产业的迅速发展以及工商业开发，农民自然而然地融入了城市生活。比较典型的如大城市周边的农村和农民，由于城市向周边蔓延而被卷入到城市中来了，政府管理部门往往规定了农民“市民化”（所谓“农转非”）的各种制度安排。当然，我在本书中特别强调，“就地城镇化”一定要尊重农民的意愿和权益，我们历来坚决反对那种不尊重农民意愿、侵害农民权益的所谓“拆村并镇”“合村并居”，反对违背农民意愿的“村民上楼”。本书从一开始就说了，城市化、城镇化是农民和广大人民群众追求美好生活的过程，对于那种违背农民意愿、违背人民意愿的城市化、城镇化，本书认为是要坚决抵制的。“就地城镇化”也有其他多种形态，本书各章节会有详述。
就近城镇化、就地城镇化与我国城市群的发展战略、大城市的发展战略并不矛盾，甚至可以说是同步进行的。上文已述，大城市向周边蔓延就是一种就地城镇化的重要模式。而我国城市群的发展，也是一种辐射状的发展趋势，带动了区域内很多中小城市、中小城镇的发展，这也正是本书所阐述的就近、就地城镇化。我们看到，无论是珠三角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还是成渝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以及其他诸多城市群的发展，都带动了区域内甚至是区域周边城市、城镇的发展。所以，就近城镇化、就地城镇化的发展，与我国城市群的发展战略是相辅相成的。
本书的成书经历了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的较长期的积累。借此回顾一下笔者本人对于城市化、城镇化研究的学术和实践经历，大体上有这样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理论研究阶段。我1985年7月起在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研究所任教，任教初期除了做社会分层研究以外，还关注了城市化、城镇化研究，当时也正是费孝通先生主张在中国推进小城镇的时期，所以，自然就读了费先生的《小城镇 大问题》等著述。我进行比较深入的城市化文献阅读是在1990—1991年，这段时间里，我得到“中英友好奖学金”的资助，到英国英格兰西南部港湾的一座环境优美的城市布里斯托尔（Bristol），在布里斯托尔大学（University of Bristol）社会学系做访问学者。那段时间里，除了参加一些学术交流和听一些课程外，大部分时间是在该大学的图书馆里面读书。虽然在那之前我也出过国，但是，在1990—1991年这段时间里，是我第一次较长时间在国外大学学习访问。当时非常深刻的印象，就是在布里斯托尔大学获得文献数量之充足和便利是当时任何一所国内大学图书馆都无法相比的（当然，这里是指英文文献）。以往在国内图书馆，想找到某一领域的相关英文著作，十本里能够找到两三本就很不错了，而在布里斯托尔的这段时间完全没有这种苦恼，如果布里斯托尔没有，图书馆就负责从英国其他地方调来。在这段时间里，我阅读了关于城市研究（urban study，city study）、城市化（urbanization）、移民研究（migration study）等方面的大量文献。所以，1992年 10月回国后，就开始致力于这个领域的实证研究。
第二阶段，实证研究阶段。记得是1993年，在郑杭生老师的协助下，中国人民大学社会调查中心成立了。此后，在1993年到1999年，我组织和运作了众多的全国规模的以及地方的社会调查，很多都是非常严格的等比例、等概率抽样（PPS）问卷入户调查。当年，在全国各大学的社会学系里，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的社会调查是非常突出的。在这段时间里，也进行了城镇化和农民工的定性与定量的调研，发表了这方面的一些论文，承担了这方面的一些课题，后来结集这方面的一些成果出版了《农民工与中国社会分层》一书。
第三阶段，1999年秋季，我调入清华大学以后，比较多地进行了关于城市、城市化的研究，与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城市规划系的师生们也有很多合作。两次承担了城镇化方面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发表了不少关于这个领域的论文，后来又先后结集出版了《城市化进程中的重大社会问题及其对策研究》（获第六届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二等奖）和《多元城镇化与中国发展——战略及推进模式研究》（获第七届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一等奖）两本著作。
这段时间里，逐渐形成了清华大学社会学城市化研究、城市社区治理研究的优秀研究团队，后来又组织了“新清河实验”研究团队。上面提到的很多学术成果，都是我所带领的团队精诚合作、集体研究的成果。
这段时间里，印象比较深刻的研究还包括我带领本课题组参加了清华大学与中国工程院合作的中国工程院重大咨询项目“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研究”课题，该课题由徐匡迪院士和周济院士带领，我所带领的课题组负责的是“我国城镇化过程中的人口迁移研究”，研究中提出了“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的观点，后来我所带领的课题组出版了《城镇化进程中的人口迁移与人的城镇化研究》（见《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研究》第四卷）。当然，这方面的其他研究项目还有很多。
本书初稿成书后，距今已经有五年多了，五年多以来，一直在进行稿件的修订。当我为本书作序的时候，凶恶的新冠疫情在全世界蔓延开来，中国人民以及全世界人民都处在抗击疫情的特殊时期。疫情对于中国乃至世界经济社会的发展造成了重大冲击，很可能带来较长时期的经济萧条。
那么，在这种局面下，疫情与中国的城镇化是什么关系呢？笔者认为，尽管有疫情的冲击，但多种类型的城市化、城镇化、就近就地城镇化依然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最为强劲的动力。中国仍然处在城市化、城镇化、产业化的高峰时期，迄今为止中国农村户籍人口仍占比较高，数亿人的城市化仍然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最为巨大的发展潜力和发展动力。上文已述，目前，我们比较重视城市群的发展竞争力，而就近城镇化、就地城镇化与城市群战略是完全一致的，会使得中国人口与城市布局更为合理。城镇化、城市化，农民工进城，极大地激发了中国人的经济活力，像中国全国各地“快递小哥”这样的拼命劳动的群体，在全世界也并不多见，9亿多勤劳刻苦的中国劳动者和全体中国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最重要源泉。
本书是课题组全体成员团结一致、全力合作、集体研究的成果，笔者所组织的确实是一批非常优秀的学者，各章执笔者名单如下（以执笔者撰写的各章先后为序）：
李强：第一章、第三章一部分、第四章一部分、第五章、
第六章；
陈振华：第二章、第三章一部分、第四章一部分、第七章、
第十一章；
张莹：第三章一部分、第四章一部分；
谈小燕：第八章、第二十章；
胡宝荣：第九章；
葛天任：第十章、第十四章；
赵丽鹏：第十二章；
贺旺：第十三章；
李斌：第十五章；
王迅：第十六章；
陈宇琳：第十七章；
刘强：第十八章；
江易华：第十九章。
在本书付梓之际，还要特别感谢我的夫人，张华女士，她对于我生活上无微不至的照顾，才使得我有精力从事社会学的各项研究。在本书的最后编辑阶段，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博士后安超做了很多编辑和校对的工作，她虽然没有参加书稿的执笔，但是，她的贡献也是非常重要的。书稿成稿前期，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县域治理研究中心的张莹博士也协助做过很多组织、编辑方面的工作。
此外，我的很多学生和同事，参加了本书的调研，虽然没有参加最后的执笔，但是也做出了很重要的贡献。对于上述各位的贡献，在此表示深深的谢意。
此外，还要感谢生活书店的曾诚、肖严、欧阳帆，他们对于本书做了非常认真的编辑、勘校工作，在此特别致以谢意。
本书也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研究专项“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项目号：18VXK005）的成果之一，对于基金的资助给予感谢。
虽然本书从初稿到成书历经数年，但是，我的感觉是，越是读书和研究，就越是感到自己的学识浅薄，知也无涯，在做学问上就越是感到诚惶诚恐。本书肯定也存在一些疏漏，所以，我也真诚地希望得到各界读者的教导。敬希读者对于本书的疏漏、不足之处给予批评指正。
李? 强
2022年 9月 19日于清华大学熊知行楼
第一章 就近城镇化、就地城镇化与人的城镇化
一、什么是就近城镇化与就地城镇化
就近城镇化、就地城镇化是从城镇化人口迁移、人口聚集的形态或远近角度来区分或进行的城镇化模式。
仅从字面上讲，就近城镇化是指原农村人口并不是远距离迁徙，而是近距离迁移，迁入或定居到家乡附近的市镇。就近城镇化，避免了远途迁徙的各种困难和障碍，而且中国农民历来很看重乡土生活、乡土习俗，所以这是一种与中国传统文化比较吻合的城镇化模式。但是，农村附近的乡镇，往往城镇社会各要素的集约化程度不高，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的水平有限，工资和收入水平有限，所以，小城镇对于农民的吸引力有限。关于农民城镇化定居意愿的调查数据也表明，农民在选择定居城镇时，大部分都希望到县城和县城以上的城市定居。传统的“小城镇”模式，虽然在江浙的某些地方还是有吸引力的，但在除江浙以外的很多地区，难以成为一种“主导模式”。本书所说的“就近城镇化”不是重复“小城镇”模式，而是强调城镇化应具备一定规模的集约程度，强调以县城、县域经济、地级市为中心，也就是强调大体上是一种“中等城市”规模，人口在50万上下或50万—100万之间的城镇化，这与近来我国户籍制度改革提出的“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的思路是一致的。
“就地城镇化”则更突出了农村的就地改造，即农民并没有迁移到其他地方，而是在世世代代居住的村庄里完成了向城镇化、向现代生活方式的转型。在中国的大地上，目前比较成功地实现了就地城镇化的案例比比皆是。之所以会如此，有三个重要原因。第一，中国的农村历来具备了较充分的工业要素，早在改革开放以前的人民公社时期，农村的“社队企业”就已经存在。改革开放以后，农村的乡镇企业更是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所以，就地城镇化得到了很强的工业产业的支撑。第二，很大一部分农民早就不是以农业为生了，而是从事非农业的多种行业，早已完成了就业方式的转变。近年来，中国大陆基础交通网络建设极为迅速，很多农民到附近城镇就业，当天就可以往返，这与城市居民上班下班的通勤方式没有本质区别。第三，近年来新农村建设、农村新型社区建设，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农民的居住方式和生活方式。在众多的农村，村民从住平房变为住楼房，再加上自来水管道的建设、输电网络的建设、电话的普及、移动网络的普及、互联网的普及、一系列新型科技手段的普及，农民就地实现了向城市生活方式的转变。当然，“就地城镇化”也有多种不同类型，有在大城市周边被大城市吞并的就地城镇化，也有因土地资源等优势吸引来巨大外来投资的就地城镇化，这些在本书的案例部分都有详细介绍。
本章作为开篇，主旨是要阐述就地城镇化、就近城镇化的基本理念或核心理念。城镇化有多种形态、多种模式，但是，最为核心的理念是什么呢？近年来，在我国城镇化的讨论中，人们越来越认同一个观点，即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怎样认识人的城镇化呢？一方面，“人的城镇化”的说法一时鹊起，不绝于耳；但另一方面，究竟什么是人的城镇化，理论内容并不十分清晰。口号一旦被泛化，往往容易脱离本意。因此，有必要进行详细辨析。
二、就近城镇化、就地城镇化有利于实现人的城镇化
笔者认为，人的城镇化的对立面是“物的城镇化”或“土地城镇化”，即片面重视城镇化过程中的物质设施的建设，大片土地被改变为“城镇建设用地”，表面上看起来十分风光、气派，高楼大厦林林总总，人的核心位置却往往被忽视了。在我国城镇化的实践中，这种忽视人的主体地位，突出物的城镇化、土地城镇化的现象十分普遍。从实践层面看，我国“土地城镇化”的速度大大快于“人口城镇化”的速度，笔者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计算发现，2000—2009年间，我国城市建成区面积增长了69.8%，而城镇常住人口仅增长了35.5%。不少地方不尊重农民的意愿，人为造城、人为推进农民上楼，号称建设新型农村社区，实际上既伤害了城乡居民的利益，激化了社会矛盾，造成人们的抵触心理，又不符合市场规律，损害了经济，造成巨大的财政赤字等。所以，人的城镇化，是针对我国城镇化实践中出现的诸多政策偏颇、发生的一系列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而提出的重要原则。
就地城镇化与就近城镇化仅仅是城镇化的两种外在形式。本书之所以重视这两种形式的城镇化，是因为就地城镇化与就近城镇化可以更多地突出“人的城镇化”的核心理念。那么，究竟什么是“人的城镇化”呢？
笔者认为，人的城镇化就是“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就是将城乡居民的利益置于首要位置的城镇化。以人为本的城镇化的中心任务是解决我国长期以来存在的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结构的难题，解决我国的农民和农民工问题，实现他们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转变。一方面，农村转移人口融入城镇生产、生活体系；另一方面，农村从传统自然经济向现代产业经营生产方式转变。城镇化的主体是人，其最终目标也是为了人，最重要的目标是增进人的福祉和实现生活水平的提高。就地城镇化和就近城镇化体现了尊重农民的意愿、感情、乡土习俗的理念，因为按照中国人的传统观念，“背井离乡”往往是让人难以接受的，虽然不排除有些年轻人愿意闯荡天下，但大部分中国人依然将回归故里、“衣锦还乡”视为人生目标。
当然，“人的城镇化”也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概念，它所涵盖的内容十分广泛。笔者以为，人的城镇化最重要的是作为城镇化主体的人在自身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文明素质和社会权益四个方面发生重大变化，都进入现代文明体系。
1.生产方式的转变
人的城镇化最重要的变化就是人们的劳动方式、生产方式发生变化。城镇化意味着，人们进入现代产业就业体系中来。当然，这种转变包括农民、农民工进入城镇，农业生产转为工业、服务业等非农生产。然而，不可忽视的是，它也包括农业产业运营方式的现代化，即农民从传统小农生产方式转变为按照现代产业运营方式经营，这样传统农民就转变为现代职业分工体系中的新型农民或者农业经营者。在生产方式的转变方面，人的城镇化具有重大意义，它强调的是生产运作的体制、机制所发生的变化，即劳动者与现代产业运营方式相接轨。农民、农民工进入城镇工业及服务业就业，完成市民化是一种形式，而农民就地城镇化，学会和接受现代产业运营方式，也是城镇化的重要方式。
按照这样的理解，未来的现代化农业与工业的劳动者，都是现代生产方式的从业者。城镇化不意味着放弃农业，而是强调将农业生产方式也转变为现代产业运营方式，它更体现为城乡一体化。在现代产业体系中，工业、农业的界限已经模糊。比如食品生产，种植是一个环节，食品加工、食品包装、食品销售也都是产业链条上的不同环节。目前，国内已经有很多这样的成功案例：农村采用了现代生产技术，建立专业的生产合作社，建立了食品技术和安全监督的环节，并出色地完成了市场推广。总之，人的城镇化在生产方式的转变上，更体现为城乡一体化，而这种城乡一体化的特征，恰恰与就地、就近城镇化的模式最为接近。
2.生活方式的转变
人的城镇化表现在生活方式的转变上，是指农村居民进入和融入现代文明的生活方式的过程，包括获得现代化的交通条件，基础设施条件，高品质的文化娱乐、医疗卫生、体育休闲等生活服务条件。生活方式的转变可以通过农民、农民工进城转化为城镇市民来完成，但是，就地城镇化、就近城镇化也是生活方式转变的重要途径。生活方式的转变在某些城镇化建设中往往被忽视了，比如，我国城镇化、工业化的发展很典型的一种模式就是“开发区模式”。开发区吸引了大量农民、农民工就业，确实完成了他们生产方式的转变，可他们生活方式的转变则完全被忽视了。在这些开发区，政府建设了大量的宿舍区，农民工只能像“工蜂”一样工作，完全没有享受到城市生活方式带来的乐趣。繁重的劳动加上单调的宿舍区生活，甚至造成了一些年轻农民工患上精神疾病。所以，人的城镇化特别强调要实现现代生活方式的转变。
在生活方式的转变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居住方式的转变。城镇化意味着进入现代文明的居住方式中来，这并不是说“农民上楼”就是城镇化的生活方式。目前，在置换宅基地、“农民上楼”背后有着巨大的经济利益，所以，在就地和就近城镇化的过程中，尤其要警惕打着城镇化生活方式的旗号，损害农民利益的行为。要突出人的城镇化，在住房问题上就要以人为本，住房的运作要符合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不是以置换宅基地的利益为驱动，而是以改善农民、农民工的居住条件为目标，这才是人的城镇化的本意。
还要注意，生活方式的转变需要一个过程。虽然从生活品质上看，在衣食住行各个方面，城市的生活水平高于农村，城市的生活方式更具备现代特征。但是，生活方式是人们在长期生活中形成的，农民，尤其是年龄大一些的农民，他们生活方式的转变更需要一个过程，在这方面也要以人为本，而就地城镇化与就近城镇化模式往往有助于加快农民的适应过程。
3.现代文明素质的形成
人的城镇化还表现为现代文明素质的形成。城镇人口聚集，大城市、特大城市更是巨型人口密集居住地。因此，城镇、城市生活，对个体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城镇、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如果不遵守公共秩序、公共卫生规范，人口密集的乘数效应就会造成巨大灾难。城镇、城市生活也要求每一个人具有较高的公共意识和公民素质。所以，人的城镇化也是指参与城镇化的每一个人的文明素质的形成。在文明素质上，无论是进入城镇还是留在乡村的农村居民，都应随着生产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形成现代文明的行为、规范、意识和理念，特别表现为教育素质、守法素质、公共卫生素质、公共活动素质的大大提升，同时包括与现代生产方式转变相适应的知识素养、技能素质、劳动素质的提高，以及与生活方式的转变相适应的交往素质、心理素质和审美素质的提高。
城市生活需要现代文明。城市的信任不是基于熟人关系，而是基于现代分工体系、法治体系形成的社会诚信。村庄文明属于传统文明，需要与现代化接轨。由于各种历史原因，中国从传统农业文明进入现代文明的进程明显滞后了，每一个中国人都需要提高现代文明素质。当然，农民也要提高教育素质，养成现代文明习惯，比如，农村以前给大家印象最深的就是厕所不卫生，而这需要通过人的城镇化来改变。
城镇化的过程在外观上表现为高楼大厦兴起了、房屋变化了、现代化街区形成了，但是，更深刻的变化发生在人们自身、人们的行为方式上。我国一些城市街区的突出问题是“脏、乱、差”，其本质是人的现代文明素质的缺乏。近年，接连发生的食品安全事件，如“毒姜事件”等，都凸显了传统农村以熟人关系建立起的信任体系的瓦解，而现代城市信任体系又没有建立起来，可见在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转型的过程中出现了脱节和漏洞。总之，现代文明素质的形成，是人的城镇化的十分重要的内容，在就地和就近城镇化中尤其要予以重视。
4.公平公正的社会权益
人的城镇化特别强调，在城镇化中要实现公平公正的社会权益。城乡分割的突出问题是权益上的不公平、不公正。为此，城镇化就要建立和完善一整套包括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制度和机制。人的城镇化的最终目标是，城乡居民拥有平等的经济权利、社会权利、政治权利和发展权利，例如土地和住房等财产权利、获得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的权利等。
在实现城乡公平的社会权益方面，目前遇到的突出难题有三个：
一是户籍制度改革问题。目前关于户籍制度改革的讨论已经很多了，但问题确实极其复杂。人人都想追求美好的生活，农民工当然也愿意在条件好的地方落户，但难题是，城市生活成本高，农民工负担不起。同时，农民工又认为农村的土地、宅基地有潜在的经济利益，不愿意放弃。调研发现，农民、农民工户籍改革的动力并不强。农民工多数希望到比较大的城市定居，小城镇对其吸引力不大，原因是大城市的资源优势明显，尤其是附着在户籍上的教育资源，而我国教育资源的分布，地区差异极大。所以，表面上是户籍问题，本质上是资源分布不均等问题，这都需要渐进式地进行改革。
二是社会保障体系问题。目前，全国参加城市保障的农民工在城镇就业农民工中的占比甚低，在小规模企业、个体户那里就业的农民工基本上没有参保。此外，目前城乡保障体系不能接轨，各个省市之间保障体系也不能够完全接轨，农民工流动性大，流动后享受不到原来的保障，导致农民工参与社会保障的积极性不高，很多人不愿意进入保障体系，更愿意得到现金。
三是城镇化后的农村权益问题。农村的宅基地、承包地、林地都意味着经济利益，怎样解决城镇化、市民化后农民的利益承续、交换，以及怎样建立农村退出机制等，都是一道道难题。在权益公正方面，人的城镇化的改革任重而道远。
从以上问题来看，人的城镇化的提出，一方面，确实意义重大，另一方面，它也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要我们不断改革创新。而在处理和解决所面临的难题之时，就地城镇化和就近城镇化模式比远距离迁徙的城镇化更具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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