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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本书是欧洲最伟大的在世哲学家之一吉奥乔·阿甘本分析欧洲最伟大的诗人之一弗里德里希·荷尔德林的生活和作品。
居住在一个地方意味着什么？自我意味着什么？什么又是习惯?对于人类来说，生活不是首先意味着居住吗?
乔治·阿甘本的新书结合了德国诗人弗里德里希·荷尔德林多年的所谓疯狂的详细年表，对通常被认为其不可读的文本进行了新的审视，旨在描述和理解诗人自己所说的习惯性和寓居的生活。
荷尔德林的一生被整齐地分为两部分:从1770年到1806年的前36年，以及从1807年到1843年的后36年。在他的后半生中，他像个疯子一样躲在木匠恩斯特·齐默尔的家里。诗人的前半生在更广阔的世界里四处游荡，会关心外界和时事，但在后半生，却与外界完全隔绝。尽管偶尔有客来访，但他与外界的关系就像被一堵墙隔开了。根据他最早的传记作者所记，他经常固执地重复，“我这里啥事都没有发生！”这样的人生只能作为编年史的主题，而不是历史研究的主题，更不用说临床或心理分析了。然而，这本书表明，这正是荷尔德林向人类提供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的概念。尽管我们尚未把握他这种前所未有的生活方式的政治意义，但它现在显然直接在对我们呈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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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作者介绍：
吉奥乔?阿甘本（Giorgio Agamben，1942— ），意大利当代著名哲学家、思想家。曾于意大利马切拉塔大学、维罗纳大学、威尼斯高等建筑学院及巴黎国际哲学研究院、欧洲研究生院等多所学院和大学任教。他的研究领域广泛且影响深远，在国际学界享有极高的声誉。著述颇丰，包括《裸体》《渎神》《什么是装置》《论友爱》《教会与王国》《例外状态》《语言的圣礼》等涉及哲学、政治、文学和艺术的著作。
译者介绍：
蓝江，湖北荆州人，现为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青年长江学者，江苏省杰出青年社科英才。主要研究方向为当代欧陆激进思潮、数字资本主义。出版《忠实于实践本身》等著作3部，翻译《存在与事件》《元政治学概述》《什么是哲学》等著作18部，在《哲学研究》《马克思主义与现实》《文艺研究》《光明日报（理论版）》等报刊上发表论文一百余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以及《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转载三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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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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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插图说明 读者须知 // 001 槛 // 001 序 // 001 编年史 1806—1843 // 069 尾声 // 324 纽廷根荷尔德林故居藏书目录 // 363 参考文献 // 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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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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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1802年 5月中旬，荷尔德林申请了一本护照，徒步前往德国。由于不明原因，他最近离开了在波尔多迈耶领事（ Consul Meyer in Bordeaux）家担任的家庭教师岗位——这个岗位他只担任了三个月。他的旅程途经昂古莱姆、巴黎和斯特拉斯堡， 6月 7日，警方在斯特拉斯堡为他增发了一张通行证。六月底至七月初，斯图加特出现了一个人，“面容憔悴，脸色苍白，双眼无神，头发和胡须都长长了，穿着像个乞丐”，他出现在弗里德里希·马蒂松（ Friedrich Matthisson）的家中，“用嘶哑的声音，他只说了一个词：荷尔德林”。此后不久，他抵达纽廷根的母亲家中，大约四十年后写成的传记这样描述他的状态：他的面部表情显得很不安，他
愤怒地打着手势，他的状态是一种最绝望的疯狂（verzweifeltsten Irrsinn），褴褛的衣装似乎印证了他的说法，即他在路上被抢劫了。六十年后的 1861年，作家莫里茨·哈特曼（ Moritz Hartmann）在《家庭插图杂志》（Freya）上发表了一
图 4.保罗·辛纳（PaulSinner）1868年拍摄的内卡河上的碉堡。
篇题为《假设》（Vermutung）的故事，声称自己是从
一位名叫“德什么斯夫人”（Madame de S...y）的女
士那里听到这个故事的。大约五十年前，也就是世纪之交后不久，在她
十四五岁的时候，她清楚地记得自己在阳台上看
到了……
他似乎只是在田野里漫无目的地游荡，好像既没有在寻找什么，也没有在追求什么目标。他经常不知不觉地回到同一个地方。就在同一天，快到中午的时候，我们相遇了，但他想得太入神了，连看都没看我一眼，就擦肩而过了。几分钟后，当我们转过一个弯，他在我面前停下时，他凝视着远方，目光中充满了难以言表的怀念。这些遭遇让当时单纯的我感到无比恐惧：我跑回家躲在父亲身后。然而，看到那个异乡人，我的内心却充满了一种说不出的怜悯。这不是那种对需要帮助的穷人的同情——尽管他看起来确实像个穷人，脏兮兮的衣服乱七八糟，这里破了，那里也破了。让那个小女孩充满同情的是他那高贵而又有些痛苦的表情，以及他的心似乎完全不在这里，消失在遥远的地方，回到了他所爱的人身边。那天晚上，我把这个陌生人的情况告诉了父亲，他告诉我，他一定是许多战俘或政治流亡者中的一个，他们被假释出来，可以住在法国内地。
故事还说，几天后，女孩看到他在公园里徘徊，沿着宽阔的水库，两边的栏杆上点缀着二十多尊希腊神像：“当异乡人看到这些神像时，他满怀激情，快步向神像走去。他高举双臂，做出崇拜的姿态，从阳台上看去，我们觉得他好像在说着与他生动的姿态相匹配的话。”
还有一次，异乡人和她父亲谈了起来，她父亲让他去雕像旁边的公园散步。他微笑着说：“神灵不属于人类——他们属于世界，当他们对我们微笑时，我们才属于他们。”父亲问他“你是不是希腊人？ ”，
“不是！ ”——异乡人叹了口气，继续说道——“恰恰相反，我是德国人！ ”“恰恰相反？ ”——我父亲回答说——“德国人难道是希腊人的对立面？ ”“的确如此”——陌生人粗暴地回答，过了一会儿又补充说——“我们都是！你，法国人，甚至你的敌人，英国人，我们都是希腊人的对立面！”
几行文字之后的描述让我们看到了异乡人的外表所散发出的高贵和疯狂的气息——这位女士全篇都在这样称呼他：
他长得并不英俊，虽然不可能超过三十岁，却显得过早衰老；他的目光灵动而温和，嘴巴活泼而甜美；显然，他那身破旧的衣服与他的阶级和教养并不相称。我很高兴父亲邀请他来家里做客。他毫不客气地接受了邀请，跟在我们后面，继续聊着天；时不时把手放在我头上，这让我又惊又喜。显然，我父亲对这个陌生人很感兴趣，他想详细倾听他好奇的谈话，但我们一到沙龙，他就失望了。异乡人径直走向沙发，说“我累了！ ”，然后低声说了几句难以理解的话，就躺下立刻睡着了。我们面面相觑，震惊不已。“他疯了吗？”我姑妈气愤地问，父亲摇了摇头，回答说：“他是个原生德国人。”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人们对异乡人的疯狂的总体印象愈加深刻：
异乡人在谈到不朽时说：“我们所有美好的想法”都会变成一个天赋，他永远不会抛弃我们，永远陪伴着我们，虽然看不见，但却以最美丽的形象陪伴着我们的一生……这些天赋的诞生，或者说，是我们灵魂的一部分，而这是灵魂中唯一不朽的部分。在他们的作品中，伟大的艺术家们给我们留下了他们天才的形象，却没有留下天才本身。“我……”他委婉地回答，
“你想知道我存不存在？我，就坐在你们面前？不！我连想都不敢想。不过，十年前的我就是不朽的，当然如此！”当父亲问他的名字时，异
乡人会回答说：“我明天我会告诉你。请相信我，有时我很难记住自己的名字。”
他的行为越来越令人不安，之后，她最后一次见到了他，他在公园里慢慢散步，差点在树林里迷路。
一个工人告诉我们，他看到他坐在长凳上。过了几个小时他还没有出现，我父亲就去找他。他不在公园里。我父亲骑着马找遍了整个地区。他不见了，此后，我们再也没有见过他。
在这一点上，作者与叙述者分享了他的假设：
“这只是猜测……但我相信你遇到了一位非凡的、高尚的德国诗人，他的名字就是弗里德里希·荷尔德林。”
尽管诺贝特·冯·海林格拉特（ Norbert von Hellingrath）在其关于荷尔德林疯狂的文章中包含了这一“假设”，但它似乎是哈特曼的创造——一种在
图 5.刻有苏塞特·贡塔尔（SusetteGontard）字样的《许帕里翁》副本，1799年。
疯狂诗人的传说达到巅峰时——为了吸引读者的眼球，而杜撰出来的美化过的人物形象。
故而施瓦布过早给出了对荷尔德林的临床诊断只不过是事后的推测，据称证实了诗人的痴呆症——到 1846年，也就是他的传记出版的那一年，没有人怀疑这种病症。事实上，从波尔多到斯图加特的长途跋涉让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被剥夺了一切，疲惫不堪、营养不良的状态足以解释他的面相发生了改变。事实上，荷尔德林很快就恢复了健康，回到了斯图加特的朋友身边，几天后他却从辛克莱尔（ Sinclair）那里听说他心爱的苏塞特·贡塔尔 a（Susette Gontard）去世了，这个消息让他陷入了深深的悲痛之中。但他也从这一打击中恢复过来，并于 1802年 9月下旬接受了辛克莱尔前往雷根斯堡（Regensburg）的邀请。后来，辛克莱尔表示，他从未发现荷尔德林在这次访问中，体现了前所未有的在思想和精神上的活力。通过担任皇室外交官的辛克莱尔，荷尔德林结识了黑森 —洪堡公爵腓特烈五世（Frederick V， Landgrave of Hesse-Homburg）。他开始翻译索福克勒斯的作品，在随后的几个月中写下了题为《帕特莫斯》（Patmos）的颂歌，并于 1803年
a苏塞特·贡塔尔（ 1769—1802），她是荷尔德林 1797—1799年出版的小说《许帕里翁》的灵感来源。她是荷尔德林雇主、法兰克福银行家雅各布·弗里德里希·贡塔尔的妻子。荷尔德林和贡塔尔之间往来了大量信件，这些信件被保存下来。——中译注
1月 13日将其献给了侯爵。之后，他又在纽廷根逗留了一段时间，并于 11月给朋友卡西米尔·乌尔里希·博伦多尔夫（ Casimir Ulrich Blendorff）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我对家乡的自然世界研究得越多，它对我的影响就越大。”他接着说，从那时起，诗人和他们的作品必须具有新的特征，这样，从古希腊人开始，诗人将“再次以真正的原创性，以民族的、自然的方式来歌唱”。
这里所提到的信，是荷尔德林在启程前往波尔多前不久，于 1801年 12月 4日写给博伦多尔夫的一封信：
对我们来说，最难学习的莫过于自由使用与生俱来的东西。我相信，对我们来说，清晰的阐述原本就像天火对希腊人一样自然……这听起来很矛盾。但我再向你们说一遍，你们可以验证并随意利用：在文明进程中，我们与生俱来的优势——民族性，总是会变得越来越小。因此，希腊人并不是神圣情感的大师，因为那是他们与生俱来的；另一方面，他们的论述能力出类拔萃……而我们则恰恰相反。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美学规则只能从希腊人的卓越中汲取是如此危险的原因。我在这方面努力了很长时间，现在我知道，除了希腊人和我们都必须具备的最重要的东西，即鲜活的工艺和比例之外，我们与他们不可能有任何共同之处。但是，我们自己的东西和外国的东西一样需要学习。因此，希腊人对我们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只是在我们自己的东西上，在民族的东西上，我们永远无法与他们相提并论，因为正如我所说的，自由使用我们自己的东西是最难的。在我看来，您的天才促使您对戏剧形式进行了史诗般的处理。从整体上看，这是一部真正的现代悲剧。因为这就是我们的悲剧，在完全沉默中离开生者的国度，被装进某种容器，而不是为我们无法控制的火焰付出代价，被火吞噬。a
a Friedrich Hderlin， Essays and Letter， Jeremy Adler and Charlie Louth eds and trans. (London: Penguin Classics， 2009)， pp. 334—336.
如果我们想理解荷尔德林后来的思想以及他所谓的疯狂，就不应忘记这些篇章所预示的“民族”转向和对希腊悲剧模式的放弃。
经过几个月的紧张写作，荷尔德林完成了颂歌
《悼念》（Andenken）和索福克勒斯的译本［他的朋友克里斯蒂安·兰道尔（ Christian Landauer）在信中告诉我们，诗人“整日整夜地写作，以至于‘他的朋友们似乎都不存在了’”］，1803年 6月初，荷尔德林“仿佛受本能的指引，在田野中纵横驰骋”，徒步来到穆尔哈特（ Murrhardt）修道院。谢林和他的妻子卡罗琳在修道院探望谢林的父母（他的父亲是一位牧师）。几天后，谢林给黑格尔写了一封信，这封信被认为是最确切的目击者证词之一，证明诗人已经陷入疯狂：
我在这里逗留期间遇到的最悲惨的一幕是荷尔德林。他在斯特罗林（ Strlin）教授的推荐下前往法国，对法国人对他的期望抱有不切
实际的幻想，而法国人似乎对他提出了一些要求，他有一部分无法满足，有一部分又无法与他敏感的天性相调和，于是他立即返回——自从那次不幸的旅行以来，他的精神彻底崩溃了（zermttet——这个动词将被反复用来指代诗人的状况），尽管他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有能力完成一些工作，例如翻译希腊文。但除此之外，他的思想完全不在状态（“不在状态”一词也将经常被用来形容他的疯狂）。事实上，我一看到他就感到不安；他忽视了自己的外在形象，甚至到了令人厌恶的地步，虽然他的言谈举止不那么让人联想到疯狂，但在其他方面，他完全是一副（ angenommen）处于这种状态的人的举止
（die ausseren Manieren）。在这里没有治愈他的希望。我想问问，如果他想去耶拿，您是否可以去看看他。
皮埃尔·贝尔托（ Pierre Bertaux）是一位德语学者、法国抵抗运动领袖，著有多部著作，主要研究
荷尔德林及其作品，他曾指出，谢林的叙述是一个异类，而且并非没有矛盾：荷尔德林“不在状态”，但仍然能够翻译古希腊文（就好像翻译索福克勒斯不需要很高的智力一样）；此外，由于他的朋友说话完全正常，谢林只能确认他“表现出”一个疯子的
“举止”——因此，他实际上并没有疯。
同样的矛盾再次出现在四十多年之后，也就是荷尔德林去世四年后，在谢林写给古斯塔夫·施瓦布的一封信中，回忆了他的朋友拜访穆尔哈特的情景：
这是一次令人伤感的重逢，因为我很快就发现，这把精巧的琴已经永远地毁了。每当我谈到他曾经感兴趣的话题时，他最初的回答总是正确而恰当的，但到了下一句，他就已经失去了话题。不过，在他的陪伴下，我确实体验到了与生俱来的优雅，那是多么伟大的力量啊！在他与我们相处的 36小时里，他没有说过任何不恰当的话，也没有做过或说过任何与他先前高尚、得体、彬彬有礼的天性相矛盾的事。我们在大路上痛苦地告别——我想是在苏尔茨巴赫（ Sulzbach）；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
同样，没有任何信息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
这样一件精心调试的乐器会被毁坏。显然，荷尔德
林的言谈举止中有些东西让他的朋友捉摸不透，尽
管两人对哲学有着如此深厚的感情，以至于历史学
家有时会犹豫，是否要把一些流传下来的未注明出
处的文字归功于一方而不是另一方。唯一可能的解
释是，当时，荷尔德林的思想已经与他自己的思想
相去甚远，谢林宁愿将他拒之门外。
就连荷尔德林的母亲写给辛克莱尔的信中，也
透露出同样的含糊不清，似乎不惜一切代价也要证
明他疯了，即使事实似乎推翻了这一说法。辛克莱
尔一定意识到了她的态度有可能伤害到她的儿子，
因为在一次探视后，他并没有观察到任何真正的“精神障碍”（Geistesverwirrung），但他还是在 1803 年 6月 17日给她写了一封信，说她的儿子听到别人说他疯了一定很痛苦。他太敏感了，不知道如何读懂别人心底的想法——包括他们对他的内心判断。由于法兰克福出版商威尔曼斯（ Wilmans）已经同意出版荷尔德林几个月来一直在努力翻译的索福克勒斯的作品，辛克莱尔请求荷尔德林的母亲让他到洪堡来，在那里他可以找到一个“了解他和他的命运，他没有什么可隐瞒的”朋友。荷尔德林的母亲回答说，她一直称自己的儿子为“可怜的孩子”（der liebe ungluckliche），无法独自踏上这样的旅程，并补充说，“鉴于他悲伤的精神状态，他只会成为朋友们的负担”。然而，正如她所承认的，他的病情“既没有好转……也没有恶化”。实际上，他母亲认为他精神错乱的一个迹象是他不停地工作，“我希望，如果这个可怜的孩子不再像去年那样拼命工作——甚至我们的祈祷都无法让他从热忱的奉献中分心——他的内心状态会有所改善。不幸的是，他的状况并没有改善”，她在后来的信中写道，“即使”，她勉强承认，“发生了一些变化，感谢上帝，他经常遭受的强
迫症几乎消失了”。1804年 5月，当辛克莱尔说服侯
爵为荷尔德林提供一个图书管理员的职位时——他
欣然接受了这个职位——他的母亲反对说，“他现在
还不能接受这个职位，依我看来，这个职位需要一
定程度的正常的精神状态和明辨的能力。不幸的是，
我亲爱的儿子目前的理智能力非常薄弱……您光临的喜悦和对他的尊敬可能激发了这个可怜的孩子鼓起他所有的精神力量，因此您没有注意到他的精神是多么疲惫不堪”。两年后，她设法让儿子住进了斯图加特的约翰·海因里希·费迪南德·奥滕里特（Johann Heinrich Ferdinand Autenrieths）诊所，随后又安排他住进了一个名叫恩斯特·齐默尔的木匠家里，但她从未去探望过他。根据齐默尔本人留下的记录，说荷尔德林是一个“无法忍受他的亲戚”，这
一点也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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