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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魏玛共和国是一个在专制制度垮台之后匆忙建立起来的民主制度，最后被内部的敌人和外部的环境所扼杀。它是德国20世纪整体悲剧的重要一环，也是人类20世纪的苦难史的一个关键环节。作为“一场失败的民主实验”，魏玛共和国为后世理解民主的复杂性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本书用丰富而多样的图片为观察魏玛共和提供了一个多色彩、高饱和度、复杂而真实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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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德意志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霍亨索伦王朝崩溃后，在魏玛小城制定宪法，采用共和宪政政体，史称“魏玛共和国”。魏玛共和是德国历史上第一次走向共和的尝试，于德国“十一月革命”后诞生，因希特勒及纳粹党在1933年上台执政而结束。魏玛共和国存在了14年左右，长期处于严重的经济危机中，却具有惊人的创造力，在德国历史上写下了璀璨光辉的一页。作为德国近代史上的异类，魏玛政府在艰难的国际国内环境下取得一系列成就，为德国成为世界大国地位奠定基础。
本书用丰富的图片独特地讲述魏玛共和国14年间的起起落落，真实、细致、全面地描绘了魏玛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与社会发展状况，让读者回到那个在火山上跳舞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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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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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约恩·魏格尔（Bjoern Weigel），1980年出生于柏林，历史学者。凭借对德意志第三帝国的文化政治的研究，在柏林获得博士学位。他同时也是柏林地区展览协会“文化展览项目”的策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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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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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第一章 1918—1919：共和国的诞生
（一）战争的遗产
（二）街头革命
（三）从人民代表委员会到帝国宪法
（四）凡尔赛—和平条约和象征
（五）政治谋杀—内战与日常暴力
（六）社会氛围与社会状况
第二章 1920—1923：民主实验
（一）长期的经济危机
（二）“敌人站在右边！”—政变和政治危机
（三）少数群体、平等和歧视
（四）占领者、篡位者、理性的共和主义者
（五）选择的痛苦—魏玛共和国的政治制度
（六）制造出来的艺术
第三章 1924—1929：“黄金的20年代”？
（一）帷幕拉开—魏玛共和国的文化形象
（二）国际公共场合
（三）金钱、财政和赔偿问题的解决
（四）移民、反犹主义和仇恨犯罪
（五）丑闻及其在政治和日常生活的作用
（六）媒体的力量
（七）抚养、教育和社会现状
（八）体育和休闲
第四章 1930—1931：宪政理念的终结
（一）大萧条和大规模失业
（二）人民的声音，第48条和总统内阁
（三）贫困、苦难、饥饿和自杀
（四）新媒体，旧丑闻
（五）纳粹分子和哈尔茨堡阵线的崛起
第五章 1932—1933：前进的共和国
（一）普鲁士政变：魏玛联盟的终结
（二）街头恐怖和军事协会
（三）节日、仪式和假日
（四）对内战的担忧
（五）“代皇帝”和“波希米亚下士”：纳粹党执掌政权
参考文献
插图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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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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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从事后分析，人们总是能看清一切。“帝国必须革新，一个领袖必须上台/ 我们不仅需要税收，也需要一个舵手！/ 向前，向前！”—从今天的角度来看，这首《进行曲》的最后一节已经蕴含了一切。早在1922 年它就诞生了，那时通货膨胀主宰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快速更迭的政府展示了它的无力，令人印象深刻。对“元首”应引领德国走向更美好未来之路的呼声，不仅可以在这首由著名幽默大师奥托·罗伊特（Otto Reutter）所写的歌中听到， 而且在魏玛共和国时期一直存在。奥托·罗伊特无须经历那个后来成为“元 首”的人的统治，因为他在1931 年就去世了。但是，那些曾与死神擦肩而过，从集中营被释放，成为全家唯一生还者，成为种族狂热、灭绝政策和非人道主义的牺牲品的人，他们是否还能回忆起1945 年那遍地“元首”的呼声的情形？ 1945年，又有多少人曾伫立于自家房屋或城镇的废墟前，从家乡被驱逐，或焦急查看回国的战俘名单，看看能否找到一个15 年前亲口高呼“元首”的亲人？众所周知，魏玛共和国结束于纳粹独裁，而由独裁所造成的灾难，至今仍部分存在于世界各地人们的身上。因而任何对魏玛共和国 的审视都离不开对它失败的关注，以及介绍并解释它失败的原因。在这个过程中，其他方面的问题往往被忽视，或者说在共和国末日来临的背景下被诠释了。
同时，那个时代的人，不论他们中的多少人积极致力于共和国的失败，都不可能知道这一点，他们最多能够在失败前发出警告。他们生活在他们的时代、社会和个人经历的背景下。因此，本书旨在借助各个章节勾勒出魏玛共和国的社会面貌。魏玛时期常说的“没有共和主义者的共和国”，也未曾存在过。它也既非没有民主人士的民主，甚至又非从外部强加的国家模式。正相反，德国人亲自发动革命，争取自由和基本权利，在当时这些自由和权利第一次被载入了德国宪法，直至今日仍在本质上构成我们（德国人）共存的基础。当然，民主政体最初获得的民众高度支持，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四年血腥战争后的和平意愿，基于广大民众对“工作与面包”的渴望。但这并不意味着仅凭民主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而只是说民主是所有政治上可行的政府组织形式中的、最可行的折中方案。正如 1919 年恩斯特·托勒（Ernst Toller） 的著名剧作的标题“群众与人”，这两者在整个魏玛共和国 14 年间一直是决定性的构成因素。从另一方面来看，在魏玛共和国衰落的历程中，一个新国家在战争失败的废墟上破茧而出，在由战胜国支配的《凡尔赛条约》作用下，因为大量经济问题，人们对共和国的积极认同不足。实际上，没有任何人能游刃有余地面对民主和保障自由权利的问题，“这是一个没有说明书的共和国”，正如随后享誉世界的作家阿尔弗莱德·杜宾（Alfred D?blin）医生在 1921 年所描述的那样。执政者也包括在内。那么，他们应如何找到自身方向呢？仅有的两个正常运转的欧洲民主国家—法国和英国—都站在战胜国势力一边，即使美国也因其孤立主义的愿望而能产生的榜样作用有限。
然而， 民主共和国也有货真价实的追随者，信服的甚至有曾经的君主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而且1924—1929 年经济和文化上的一度繁荣，确实使民主共和成 为大多数人认可的政府组织的最佳形式。不太令人信服的是当权者，是俗话说的“党派之争”，是共和国对它的敌人们的开放。所有这些都造成了民主领域中对议会宪法的信心迅速下降，或者至少是摇摆不定，并给了政治替代方案的支持者足够的余地和足够的支持者来破坏德国的稳定。无论替代方案是现实的还是乌托邦的，是以民主方式提出的还是在枪口下执行的，它们通过与之相应的神话——如“背后捅刀子”的传言——而获得了足够的支持者。同一时代的人完全清楚这点。因此，1918—1933 年的许多政治和艺术现象都应视为谈判程序。在一个新政府组织形式下，一个社会谈判程序需要新的规则，以便“习惯”民主或者与民主进行不可调和的斗争。鉴于数以千计的死亡，这听起来可能很委婉：革命后的血腥起义、未遂政变和大屠杀也可以被解释为民主对抗敌人的谈判程序。在共和国和资本主义经济秩序中，这些大多被视为“西方的没落”，这是反民主文化保守史学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在1918—1922 年出版的两卷本畅销巨著的书名。谈判是一种新的政治文化，能够应对不断变化的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同时也能应对新技术的可能性和文化需求，这正是未来的趋势，因为大家都清楚地看到，帝国应对这些问题的能力多么渺小。然而，随着君主制的建立，传统的确定性、价值观和规范也被打破。不少人对此做出反应，有的提出过分要求，有的感到恐惧，有的则彻底成为新的民主的敌人。有些人认为新的民主要为“好日子”的结束负责，有些人则热烈欢迎“好日子”的结束，但实际上只把“魏玛” 看作它的延续。于是，两边都有足够多的人发现自己在对抗现行制度。 然而，共和国的敌人并非来自外部。敌人形象——无论是“法国人”还是 “凡尔赛人”，无论是世界大战的战胜国还是特别来自其殖民地的黑人占领军， 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国际金融资本”，无论是“官僚”还是“男爵”——比皆是。然而，魏玛并未被从外部推翻，甚至未曾被因缺乏民主参与或所谓 的对政治的失望而被推翻：尽管有几乎永久性的选举活动和所有可能的各级选举和投票，但 1928 年的一次帝国议会选举投票率最低，仅有 75.6%，1925 年和 1932 年具有决定性的第二轮帝国总统选举的投票率约为 80%。男性的投票率高于女性，革命过程中给予的女性选举权并没有使其发起者社民党受益， 因为女性比男性更多地投票给基督教和（国家）保守党，而男性更多支持社民党，并在激进左派德国共产党与右派纳粹党中占据过高的比例。特别是在极右翼中，议会制往往被视为“不够阳刚”。例如，1925 年兴登堡的选举倡议书中提到，“在决议摇摆不定、柔弱而不够阳刚和高声的演讲的时候”，必须投票给非议会、无党派的元帅。所谓的“阳刚之气的缺乏”有事实上的支撑， 比如 1919 年魏玛国民议会中女性比例为 9.6%，达到了当时新的世界纪录， 德国国会也只是在 1983 年刚刚超过这个数字。
而它的人民不得不“团结”起来。议会中的辩论和形成妥协的谈判，试图以最好的方式实施大多数人的想法，却往往被投去怀疑的目光。社会多元化—民主的另一个基石—也是令许多人难以接受的现实：即使在当时， 德国也没有一个在族群、宗教和文化上统一的国家民族（Staatsvolk），然而这作为民族国家（Nationalstaat）的社会和政治理想，甚至对于许多民主首脑来说，仍然是可取。因而反犹主义能够确立自己的地位，一举成为众多党派跨越界限寻找替罪羊的方式。然而，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已经是对这种社会多元化的接受。在奥地利人恩斯特·克热内克（Ernst Krenek）的爵士歌剧《容尼奏乐》等作品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对现实的肯定以及与此同时在道德上对 它的排斥是如此贴近：1927 年，作曲家瓦尔特·布吕格曼（Walther Brügmann） 首次在莱比锡演出—三年后，他还在同一地点首演了贝托尔特·布莱希特 （Bertolt Brecht）和库尔特·魏尔（Kurt Weill）的《马哈戈尼城的兴衰》— 他利用了当时一系列典型的时髦现象和辩论，如消费文化、广播和新客观主义，把一个非裔美国爵士乐手容尼（Jonny）塑造成（舶来的）城市民主生活态度和自由的化身，同时也把他塑造成一个狡猾的盗贼、诸多不幸的根源和世界的最终征服者，并让白人角色在僵化和觉醒中诉说自己。克热内 克被纳粹党人污蔑为“文化布尔什维克主义者”，而他的“黑鬼爵士”（JazzNigger）也被保守派视为丑闻。这个称呼偏巧源自尤里乌斯·康戈尔德（Julius Korngold），作为一个犹太人，他在纳粹吞并奥地利之后，痛苦地了解到种族 狂热会导致什么。但并不是因为这个角色切实对应了当时所有典型的种族主义陈词滥调，也不是因为其创作者宣称对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喜爱，也不是 因为对欧洲白人女子和黑人爵士乐手之间“内心深处的血缘陌生感”的谩骂，而仅仅是因为歌剧中出现了一个非裔美国人—“黑鬼的歌，黑鬼的舞！”， 康戈尔德被激怒了。
除了社会多元化，此时城乡关系也困难重重，尤其柏林，作为政治和文化之都，吸引了来自德国各个地区的人，甚至来自世界各地的人。1926 年，世界上第一个城市营销活动在这里诞生：“人人都来一次柏林！”这不是没道理的。对一些人来说，大都市代表着普鲁士邦的统治和传统权力精英，而另一些人则在它身上看到了所有被拒绝的新事物和不折不扣的罪恶之 都。没有什么比理查德·奥斯瓦尔德（Richard Oswalds）的电影《选帝侯大街》 （1920 年）更能体现这种迷恋与拒绝、吸引与不解的混合特征。康拉德·维德（Conrad Veidt）饰演的魔鬼想找特别有罪的人作为他地狱的未来居民。他 带着印钞机—对通货膨胀的政治影射是显而易见的—在柏林的选帝侯大 街上尽情享乐，然而，那里的人比他想象的要深不可测得多，也更具有多面 性。他认识了同样由阿斯塔·尼尔森（Asta Nielsen）饰演的厨师玛丽和一个讨 巧的“女孩”，遇到了一个永远醉醺醺的艺术家西奥多·卢斯（Theodor Loos）， 遇到了妙语连珠的旅店老板罗莎·瓦莱蒂（Rosa Valetti）及其儿子保罗·摩根 （Paul Morgan）。他恋爱，跳舞，喝酒，被欺骗，被偷窃，最终意识到，人类 的混乱对他来说实在是太多了。与其置身此地，他更愿意回到地狱。一些电影编剧把当时与“美好旧时光”做了对比：在关于腓特烈二世的电影中，这位 1920 年的普鲁士邦国王成功跃身为拥有 18 部作品的电影明星。导演更替， 但演员恒一。奥托·格布尔（Otto Gebühr）成了观众眼中“老弗里兹”（Alten Fritz）的缩影—即使 1942 年当他 65 岁时，他仍是人们心中这一角色的唯一人选。这些电影的高票房应归功于他的出色演绎。
这样的连续性在当时的政治版图中几乎不可寻。仅有的一处地方，例如科隆，从 1917 年到 1933 年，后来的联邦总理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在这里担任过市长；或者在各个联邦州，如在当时的普鲁士，从 1920 年到 1932 年，魏玛联盟几乎无间断执政，带来了政治稳定—然而在 全国范围内并不尽然。但是，即便在今天的政治中，仍然有“魏玛关系”这一修辞作为警告，并且要用“人们知道它是如何结束的”这样意味深长的话语来 表示衰落。因而“魏玛”就只能从它的终点来解释—突出这个消极的衬托 便显得尤为重要。区别对待的观点往往不存在。但这也表明，魏玛民主制既 非无力抵抗，又非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相反，它的特点是具有一种开放性—有时是轻率地接受，有时是积极地参与挑战。1927 年，作家克劳斯·曼 （Klaus Mann）在他的散文《今日与明日》中描述了这种开放性：“我们身处一个特殊的境地，总是觉得凡事皆有可能，这使我们精神紧张，不至于僵化。” 其实，僵化并不能归咎于德国的首个民主制度，最多只能归咎于各党派，这 些年来，各党派的教条主义愈演愈烈，使得很多机会都没有被利用起来。然而民主共和国在最严重的国家危机中幸存下来，同可以想见的最不利的经济 条件抗衡，并在社会内部形成了一种抵抗和生存的意志，这无论在帝国时代 还是在纳粹独裁时期都不曾有过。若议会议员和各政党在决定性的时刻也同 样毫不动摇，那么，直到最后一刻，独裁统治实际上是可以避免的。
本书按照时间顺序，分五章介绍了魏玛共和国的社会史。为了使人了解 多种平行的历史情节、不同声音和立场，每个章节被划分为不同的主题。研究讨论和理论分析有意被忽略。本书在介绍中自然考虑了最新的科学知识， 并在最后的参考文献中有所展示。当然，这本书尚不能回答关于魏玛共和国 的所有问题，若它能更好地帮助读者理解德国人民、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和 德国首个民主制度，那么它的目的就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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