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特兰尼功能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在理论意义方面,米特兰尼深受英国新自由主义、英国费边社会主义和美国实用主义的影响,在功能主义的各个方面无不散发出其独特的理论气息。因此,米特兰尼功能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有助于深化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有助于深化对西方国际政治思想的研究,有助于深化对欧洲一体化理论的研究。在实践价值方面,让·莫内和罗伯特·舒曼深受米特兰尼功能主义的影响,从低层政治领域合作入手进而推进高层政治领域合作是早期欧洲一体化的进程逻辑,欧洲煤钢共同体、欧洲原子能共同体和欧洲经济共同体都是早期欧洲一体化的成果,也是实践功能主义的最佳典范。因此,米特兰尼功能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有助于增强对功能主义为当代全球治理提供全新的实践路径的研究,有助于增强对功能主义为当代全球政治整合提供可行的实践路径的研究,有助于增强对功能主义为当代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可借鉴的实践路径的研究。
(一)理论意义
第一,米特兰尼功能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有助于深化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马丁·怀特提出,“国际关系理论是国际关系的政治哲学”,并将国际理论的思想传统归纳为现实主义传统、 理性主义传统和革命主义传统,这三大思想传统构成了国际关系的政治哲学基础。分析米特兰尼功能主义进而挖掘米特兰尼功能主义所遵循的国际理论思想传统正是本书的主要目标之一。米特兰尼功能主义的产生受到英国新自由主义、英国费边社会主义和美国实用主义的影响。米特兰尼功能主义的政治哲学基础,即功能主义的哲学内核,根源于英国新自由主义、英国费边社会主义和美国实用主义。米特兰尼功能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就是要探寻功能主义的哲学内核,演绎出这一哲学内核对功能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形成所提供的内动力和科学基础,深化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
第二,米特兰尼功能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有助于深化对西方国际政治思想的研究。国际政治思想不等同于国际关系理论,国际政治思想为国际关系理论的提炼升华提供最原始的思想素材。中国学者王逸舟认为,“总体而言,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对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争鸣极少。‘理论的理论’在这个新拓展的学科领域里属于最少开掘的角落”。王逸舟:《试析中国国际关系学的“进步”:几点批评与思考》,《外交评论》2006年第3期,第40页。当代中国目前仍旧缺少一部完整的国际政治思想史,梳理和填充国际政治思想的完整谱系对国际关系理论的深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米特兰尼功能主义的产生从西方国际政治思想中获得了丰富的思想素材,米特兰尼功能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作为深入研究西方国际政治思想的切入点,既要挖掘西方国际政治思想对于米特兰尼功能主义的产生所提供的最原始的思想素材,也要梳理西方国际政治思想演变发展进程,还要比较西方国际政治思想内部不同流派之间的异同点,拓展研究西方国际政治思想的理论视野,深化对西方国际政治思想的研究。
第三,米特兰尼功能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有助于深化对欧洲一体化理论的研究。米特兰尼功能主义是国际关系理论中功能主义学派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早期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指导思想,还是欧洲一体化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米特兰尼未曾设想功能主义会成为早期欧洲一体化的指导思想,也未曾提出将功能主义国际合作的最终目标指向一体化,却因功能主义对莫内和舒曼的深刻影响,指导了欧洲煤钢共同体、欧洲原子能共同体和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成立和发展。然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米特兰尼功能主义已经不足以解释和指导欧洲一体化的进程,厄恩斯特·哈斯将米特兰尼功能主义的核心概念直接转化为一种国际合作和区域一体化的实证分析理论——新功能主义。此后,伴随欧洲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深入,政府间主义、新制度主义等欧洲一体化理论应运而生。米特兰尼功能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作为分析欧洲一体化理论的起点,不仅要梳理欧洲一体化理论的演变进程,而且要比较新功能主义、政府间主义和新制度主义的理论内涵,深化对欧洲一体化理论的研究。(二)实践价值
其一,米特兰尼功能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是要强调功能主义为当代全球治理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实践路径。国际组织的产生和发展是伴随全球化浪潮而出现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国际联盟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联合国就是政府间国际组织的最佳范例,它们更多的是关注高层政治。但是,国际联盟并未能有效制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联合国也未能有效解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西方两大阵营之间的阶级对立和南北区域之间的贫富差距。特别是进入21世纪,全球性问题日益严峻,联合国不仅未能很好地解决高层政治问题,而且日渐丧失管控低层政治问题的能力。米特兰尼功能主义将解决之道放在功能性国际组织之上,例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万国邮政联盟和世界自然基金会等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间组织,通过功能性国际组织将来自世界不同国家或地区的专业人士聚集起来,让他们脚踏实地地探讨和研究人类共同面对的全球性问题,再通过功能性国际组织将他们的研究结果予以贯彻和实施,这比那些野心勃勃的又过于理想化的诸多理论思想要更实际可行。米特兰尼功能主义为当代全球治理提供的不是理想化的理论思想,而是秉持实用主义的实践路径。
其二,米特兰尼功能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是要强调功能主义为政治整合提供了一个可行的实践路径。政治整合是伴随全球化浪潮而出现的另一个趋势,也将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阶段。政治整合是指占优势地位的政治主体,将不同的社会力量,有机纳入一个统一的中心框架的过程,例如,欧盟、东盟和非盟等区域合作组织所进行的一切活动都可称为政治整合。政治整合分为国家内部的横向整合和国家之间的纵向整合,政治整合的核心和难点在于国家之间的纵向整合,即国际整合。面对国家主权的神圣不可侵犯、不可分割以及极端民族主义影响的愈加深刻,国家之间的纵向整合,即国际整合变得愈发困难,尤其是深陷冷战思维下的东北亚国家,安全困境已经成为困扰和影响东北亚区域合作发展的主要障碍,消除这种安全困境成为东北亚区域政治整合的首要目标。米特兰尼功能主义明确和肯定了功能性合作的分叉效应,强调在国家间某一功能性领域进行功能性合作,必将导致这种功能性合作向这些国家间的其他领域转移,即从低级政治向高级政治转移,并逐渐拓展和加强国家间的政治整合,最终实现区域整合,而这种整合路径正适合处于政治和安全高度敏感时期的东北亚区域的政治整合。因此,米特兰尼功能主义通过功能性合作拓展和加强国家间政治整合的方法,为现实世界尤其是深陷安全困境的东北亚区域提供了一个可行的政治整合的实践路径。
其三,米特兰尼功能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是要强调功能主义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一个可借鉴的实践路径。2014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演讲时提出:“当今世界,人类生活在不同文化、种族、肤色、宗教和不同社会制度所组成的世界里,各国人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新华网,2014年3月27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3/28/c_119982831htm。即一个存在着诸多差异的国家、民族所组成的命运攸关、利益相连、相互依存的国家集合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全新的国际观,是要树立世界眼光,更好地把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统一起来,把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联系起来,把中国人民利益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结合起来。米特兰尼假定,“物质上的满足可以带来国内和平与安宁,如果所发展的联合单位的规模与人类的社会经济需要相称的话,也能够带来国际和平。正如家庭让位于国家一样,国家也必将让位于更大的国际行为体,以满足人类迫切的经济社会需求”。[美]肯尼思·W汤普森著,耿协峰译:《国际思想大师——20世纪主要理论家与世界危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45页。米特兰尼功能主义“为塑造更美好的世界提出了方法;它与任何意识形态都没有必然的关联,它只与世界秩序中涉及公共福利和国际服务的生动现实相关”。[美]肯尼思·W汤普森著,耿协峰译:《国际思想大师——20世纪主要理论家与世界危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44—245页。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为了实现人类的整体利益,米特兰尼功能主义对构建功能性国际组织和欧洲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路径,及其背后的理论逻辑,为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及其实践提供了一个可借鉴的实践路径。
二、研究目的
实现永久和平已成为当今政治学学科的一个重要研究对象,米特兰尼功能主义在政治学界受到了高度的认可和好评。本书研究主题聚焦于米特兰尼功能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将在政治哲学视阈下,理解功能主义的历史情景,追问功能主义的价值追求与人文关怀,挖掘功能主义超越历史情境、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理论遗产,以阐释功能主义的理论进路及当代价值。
但不可否认的是,虽然功能主义在关注人类福祉、推崇多元化等方面有着理论进步性,但受时间空间的限制,米特兰尼在功能主义的理论构建上存在着诸多的学术局限性,还有待补充和完善。在此,笔者充分肯定米特兰尼丰富的人生阅历、广阔的知识储备和充满预知的判断能力,正是这些独特优势,塑造出具有独特的理论体系和理论价值的功能主义,不仅继承和延续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体系的理论特色,而且深化发展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体系的多样化和复杂性。因此,笔者研究米特兰尼功能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既是为了分析米特兰尼功能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哲学基础和规范价值,也是为了挖掘米特兰尼功能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理论特质和当代价值,这也正是本书独特的学术价值之所在。
第二节国内外研究现状〖*2/3〗一、国外研究现状米特兰尼被尊称为“功能主义之父”,其功能主义对早期欧洲一体化的发展发挥了指导作用,西方政治学者对于米特兰尼及其功能主义的研究是比较丰富的。
一是关于米特兰尼个人经历和学术成长的研究。弗雷德里克·佩德勒在米特兰尼去世之后写了一篇纪念文章,对米特兰尼的一生进行了回顾,尤其是米特兰尼与美国学界和商界之间的密切交往,肯定了米特兰尼与众不同的个人价值和为联合利华所作出的重要贡献,为读者和研究米特兰尼的学者提供了重要的参考线索。Frederick Pedler,“Mitrany in Unilever,”M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5,No2,1976,pp196-199多萝西·安德森也以时间为顺序,对米特兰尼的一生进行了客观详细的梳理,强调了对米特兰尼有深远影响的关键年份或事件,突出了米特兰尼的学术兴趣和毕生追求,为读者还原出一个生动具体的米特兰尼形象Dorothy Anderson,“David Mitrany(1888-1975):An Appreciation of His Life and Work,”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24,1988,pp577-592。格哈德·迈克尔·安布罗西以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和米特兰尼为研究对象,通过凯恩斯与米特兰尼之间的学术交流,用比较的方法研究二人对欧洲治理的观点和举措的异同点,及他们对欧洲治理的贡献,将米特兰尼研究的相关范畴有效地扩大了。Gerhard Michael Ambrosi,“Keynes and Mitrany as Instigators of European Governance,”Research Gate,February 2004,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228927385威尔·班扬以米特兰尼早期在英国求学、工作为研究对象,描述了米特兰尼同英国自由主义学者之间的交流,强调米特兰尼深受英国自由主义的影响,并自封为自由主义者,为读者和研究米特兰尼的学者提供了不同的研究视角,有助于深入挖掘支撑米特兰尼功能主义的政治哲学基础。Will Banyan,“Fabian,Fellow Traveler or Free Agent? The Strange Case of David Mitrany,”Conspiracy Archive,April 19,2015,https://wwwconspiracyarchivecom/2015/04/19/fabian-fellow-traveller-or-free-agent-the-strange-case-of-david-mitrany卢西恩·阿什沃思以米特兰尼对东南欧的研究为主题,强调米特兰尼作为罗马尼亚人对家乡的热爱,虽然在青年时期远赴他乡求学,未曾长期生活在罗马尼亚,但是对于米特兰尼而言,东南欧是最重要的学术旨趣之一,并且从对东南欧研究中获得了巨大的收获,为读者和研究米特兰尼的学者描绘出一个胸怀抱负的青年形象。Lucian M Ashworth,“David Mitrany and South-East Europe:The Balkan Key to World Peace,”The Historical Review,VolII,2005,pp203-224
二是关于米特兰尼国际思想的研究。马克·因贝尔提出米特兰尼功能主义为国际组织研究提供了卓有成效的研究路径,但是,信奉实用主义的国家主权增加了国际组织决策的复杂性,米特兰尼对国家主权的巧妙性、保守性和现实性表现出了欣赏而不是批判,突出了米特兰尼对国家主权的认识和理解。Mark F Imber,“Re-Reading Mitrany:A Pragmatic Assessment of Sovereignty,”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10,Issue 2,April 1984,pp103-112珀尔·阿克塞尔·哈姆莱德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对理查德·科布登、米特兰尼和大前研一的国家观进行比较,强调正是这三个人迥然不同的国家观才塑造出他们各自独特的国际关系理论。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将三个人横向比较,不仅需要大量的理论素材,而且需要合适的切入点,为读者和研究学者提供了一个有趣的研究思路。Per A Hammarlund,“Liberal Internationalism and the Decline of the State:The Thought of Richard Cobden,David Mitrany,and Kenichi Ohmae,”NY:Palgrave Macmillan,2005,pp1-226约翰·卡尔松认为国际主义需要一种全球性政治秩序来实现国际主义的既定目标——一个多边、多元的全球秩序,但是如何实现这种全球秩序,联邦主义者和功能主义者有截然不同的观点。值得强调的是,将功能主义归属在国际主义范畴中是一种全新的界定,世界秩序、政治目标、国家观成为重新认识米特兰尼和思考功能主义的突破口,是对米特兰尼及其功能主义的一次全新界定。Johan Karlsson,“The Stability and Feasibility of a Cosmopolitan Political Order:Functionalism Versus Federalism,”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Annual Convention,February 17,2010,https://mothuggse/wp-content/uploads/2010/04/CosmoFedFuncpdf奥尔·罗森鲍姆将研究定格在20世纪40年代,认为米特兰尼将国际合作视作一个全新世界秩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