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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一、与简· 奥斯丁并驾齐驱的女性作家乔治·爱略特shou部重磅传记。她真的是一个对维多利亚时代社会传统的蔑视者和反叛者吗?弗吉尼亚·伍尔夫说：“越专心阅读乔治·爱略特，越能发现我们对她了解得多么少。”
威廉·黑尔·怀特曾说：“乔治·爱略特的小说经久不衰，她生活中的某些方面——挑战、声名狼藉的丑闻、欢乐——同样传达着永恒的智慧。在她的小说中，她塑造了令人难忘的女性角色，她们的艰辛不断告诉读者关于野心、爱情和抵制传统的重要性，以及拥有开放的思想的重要性；通过她的一生，她教会了我们要敢于抓住幸福，即使要付出代价，也要忠于自己。”
二、她的小说被视为人们心中永恒的瑰宝，但乔治·爱略特的一生同样充满了丰富多彩的风流韵事和对社会传统的挑战。在本书中，我们也将从婚姻哲学的角度，深入探讨乔治·爱略特如何在她的文学追求与现实生活中，与婚姻问题展开了一场场复杂的角力。
1854 年 7 月 20 日，星期四。 她和乔治·刘易斯不会结婚，但他们将踏上蜜月之旅。爱略特选择与尚未离婚的刘易斯同居，这一决定在社会中掀起了轩然大波，其勇气是不容忽视的，她在没有婚姻法庇护的情况下，与刘易斯共度了20余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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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她曾被“世界”拒绝了两次，一次是作为妻子，一次是作为作家。
BBC评选“100部最伟大的英国小说”榜首之作，为乔治·爱略特的《米德尔马契》！
1854年7月 20日，34 岁的玛丽安·埃文斯选择与还未离婚的乔治·刘易斯私奔到了魏玛，相伴 20 多年的生活里作为“刘易斯夫人”的她声名狼藉；作为作家，她则隐姓埋名变成了乔治·爱略特，即使是得到狄更斯的赞美，也不敢承认身份。但正是这个被唾弃之人写出了轰动一时的《亚当·比德》和《米德尔马契》。不过，名声越大，人们就对她私事的细节越津津乐道……从少女时代直至暮年，她始终在思索其时代定义的“女性问题”：女性如何在男权社会里生存？她既生活在婚姻之内又生活在婚姻之外，她探讨了婚姻关系中的欲望、依赖、信任、暴力与神圣。对于这样一位女性，一段成功的婚姻从来不是简单地屈从于社会习俗，而是在危险地走钢丝。人们拭目以待，看她是否会轰然坠落还是成为永恒的经典。
在英国小说的版图里，女性的领土通常被描绘成四周被山峦包围的荒漠，这些山峦即奥斯汀巅峰、勃朗特峭壁、爱略特山脉和伍尔夫丘陵。
——美国著名文学批评家 伊莱恩·肖瓦尔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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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克莱尔·卡莱（Clare Carlisle）
曾在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学习哲学和神学，1998年获得学士学位，2002年获得博士学位。现为伦敦国王学院的哲学教授。代表作《心灵哲学家:索伦·克尔凯郭尔的不安生活》《斯宾诺莎的宗教:伦理学新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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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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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启航 001
第二章 蜜月 022
第三章 神圣 041
第四章 天职 067
第五章 世界 086
第六章 为母 111
第七章 幻灭 136
第八章 成功 160
第九章 哲学 182
第十章 命运 207
第十一章 彼岸 231
写在最后的话 259
致谢 267
注释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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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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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婚姻令人目眩神迷，一个人前途未卜地跃入另一个人的怀抱。婚姻很难直视，也无法琢磨清楚。哲学家常如喜鹊般扑上去：瞧！一个千变万化、闪闪发光的命题，充满无限可能，又像彩虹一样斑斓。你不正想抓住它，带回家，长久占有吗？然而，婚姻很少被当成哲学命题。也许在传统意义上，家庭生活为女性领地，似乎太过琐碎而不值得深思。我在大学修哲学时，所读之书的作者大多是单身汉：柏拉图、笛卡尔、斯宾诺莎、休姆、康德、尼采和维特根斯坦。在他们看来，婚姻阻碍了严肃的哲学研究，并未激发思想的灵感，难道不是吗？我和朋友们致力分析的，是自我与他人的情感关系。我们彻夜长谈父母婚姻，有的幸福，有的不幸，并自问是否将步入婚姻围城。我想拥有择偶的自由，但我怎知是否选择正确？婚姻披着传统的外衣，其下暗涌着种种冲突——自我与他人、身体与灵魂、激情与克制、浪漫爱情的诗意与家庭日常的乏味。每天我们都在伴侣的注视下，在自我和社交角色间切换，险象环生。受到令人担忧、模棱两可的双重束缚，我们却被期待建立美满的家庭。无论好坏，我们对婚姻问题的作答——结婚与否、嫁娶何人、婚后如何、能否维系，答案往往接近人生意义的内核。悠悠百年，婚姻命题塑造了宗教、政治和社会历史。当然，在我们的文化里，选择单身或离婚，和选择结婚一样都有其意义。就拿克尔凯郭尔来说吧，他解除婚约不仅是人生变故，还催生了存在主义。我们一旦开始思索婚姻，便会与哲学的宏大命题不期而遇：欲望、自由、自我、变化、道德、幸福、自由、信仰和他心（other mind）的神秘。19世纪中叶，玛丽安·埃文斯（Marian Evans）得偿所愿，蜕变为作家乔治·爱略特（George Eliot），第一部小说的问世为其带来“天才”作家的美誉。与此同时，她还找到了人生伴侣。之前一连串的情感纠葛让她伤痕累累，直到邂逅作家乔治·亨利·刘易斯（George Henry Lewes）——他的妻子与他的挚友私通。1854年，爱略特和刘易斯“私奔”到柏林，之后二人共度了24年的光阴。虽然他们无法成婚，但她以“刘易斯夫人”的名号自居，还将每部小说手稿题献给“丈夫”。乔治·爱略特的名字并未出现在我哲学课的教学大纲中，而且很久之后我才发现，她对婚姻命题的探究兼有哲学大家的坚韧和艺术大师的细腻。爱略特与刘易斯初结同心，便惊叹于婚姻的“美妙体验”——“这个二人世界[]，赋予了我感受和思考的双重力量。”这些文字指向的话题——事业的雄心、与爱人的相濡以沫和作品中的情思交融，形成了哲学新声音，会在未来继续塑造她的婚后生活。正是这种糅合及引发的挣扎，才造就了绝世之作——它们的浓烈、深刻和实验性，至今仍令人眼界大开，灵魂舒展。乔治·爱略特的小说探寻平常人生，揭示思想与情感真理，令读者感同身受。她的文学成就卓异不凡，以至后辈作家深觉唯有创新小说形式才可与之比肩。爱略特奋不顾身地与刘易斯同居，虽然得到了巨大成长，但也身陷难以走出的危机。他们的结合并未得到宗教的赐福，也未得到法律的许可；她敢称之为婚姻，是想令其摆脱教会和国家的束缚。对于她的同代人，二人的关系近乎丑闻，所以她多年来被主流社会排斥在外。同时，婚姻又使她成为乔治·爱略特。刘易斯敦促她动笔写小说，并在她苦心创作、自我怀疑时一直给她鼓励。他充当了她的经纪人、外宣和秘书。20多年来，她每天扮演着“刘易斯夫人”的角色，然而这个名号并不真实：她永远做不了刘易斯夫人。就像“乔治·爱略特”一样，也只是个虚构的自我，一位男性作家，因而有权成为一个严肃的思考者和流行小说家。爱略特这代人，不再像过去那样笃信宗教。J. A.弗劳德写道：“在我们周围，精神的灯船已经脱离了泊地。”[]这位历史学家早年经历了与爱略特相似的信仰危机。当未来的人们“发现航灯在水上随波逐流，指南针偏离了方向，只能靠星辰来指路，他们将茫然无措”。1851年，新婚的马修·阿诺德自问，是否婚姻忠诚是人们渴盼的唯一信仰和真理：“哦，爱人，让我们对彼此 / 忠贞不渝！”[]爱略特也走上了同样的信仰探求之路，在一个变动不居、飞速旋转的现代世界中，将天长地久的爱情作为心灵之锚。然而，她的婚姻经历，却与弗劳德、阿诺德等她熟识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名士大相径庭。爱略特从少女时代直至暮年，始终在思索其时代定义的“女性问题”：女性如何在男权社会里生存？在爱略特的作品中，以及在她的公共和私人生活中，女性问题与婚姻问题密不可分。在亲历女性问题的过程中，她既渴望别人的认可，又拒绝妥协，常常夹在二者之间痛苦不堪。“我从未将自己当成导师，而是你们思想挣扎路上的伙伴。”[]1875年，爱略特这样写给友人，那时她正在完成自己的最后一部小说。在创作过程中，她找到了有创意的写法处理深层问题：她没有将想法投射到人物身上，也没有把说教渗透到情节中，而是用艺术的方式进行哲学探讨。她愿意在人际关系和情感中斟酌推敲，利用图像、象征和原型来展开思索，拓展了大学经院哲学的正统观点，而一直到20世纪这些学校都将女性拒之门外。爱略特想到了自己的朋友赫伯特·斯宾塞——一位杰出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哲学家，他正因“情感淡漠”[]而错失丰富的人生阅历，这削弱了他观点和理论的说服力。爱略特来探讨一下哲学本身的问题也无妨。她的哲学风格富于同情心，颠覆传统，还闪现出幽默，因为专注而变得多姿多彩，不经意间的一个眼神、一次触碰、一段情感波动，往往使短暂的瞬间具有了意义。 * 婚姻由这些亲密而易逝的瞬间构成，却也有着史诗般的架构。婚姻不断成长，不断改变，随岁月前行，延伸至未来。为了呈现这一点，乔治·爱略特写出了鸿篇巨制《米德尔马契》（Middlemarch）。长期的恋爱和婚姻关系像一株植物，与成长阶段、周期、季节以及多变的天气的有关。环境恶劣时，它可能枯萎死亡；濒临死亡时，也可能浴火重生。如此想象婚姻，我们便将其与鲜活的人和关系相连，使其植根于一个生态系统之内。维多利亚时代的哲学家们将这个系统称为“背景”（milieu）或环境。我们也可称之为世界——融合了自然、社会和文化环境的混合物。与另一个人生活，就意味着步入了他的世界：接触他的家庭、他的友情、他的文化、他的职业道路、他的野心；了解他知道的地方、他思索的可能性；熟悉他的品位、他的风格，还有他的习惯。进入婚姻生活，无论结婚还是同居，就意味着要分享生活，而这个二人世界也在成长和改变。1853年，玛丽安·埃文斯与乔治·刘易斯初见时，他们的世界早已有交集——在伦敦同一个文学圈里活动。他们曾读过同样的书，都浸润于塑形时代的思潮中，其中包括斯宾诺莎的哲学、卡莱尔的历史书写和讽刺作品，还有浪漫主义文学。当二人的涓涓细流相交汇，一个分享的世界便开始成长。实际上，在这个分享的世界里，最重要的是努力理解这种成长。19世纪充斥着发展的思想，又生发出进步理念和进化论，这改变了人们审度自然、历史和自身的方式。玛丽安和刘易斯在研究歌德时，将成长看作集结了科学、哲学和艺术的命题。二人初识时，刘易斯正在写关于歌德的传记，并在他们同居的第一年完成此书。他解释道：正是歌德的影响，使“我们笃定追溯发展的阶段。要想理解长成物（the grown），我们得追溯其成长过程（growth）” []。 歌德的第一个科学成果，是一篇名为《植物的变形》（The Metamorphosis of Plants）的小论文。他应和了斯宾诺莎的观点，将物质与精神、肉体与灵魂看作“宇宙的双生要素”。在他看来，一株植物不只是物质实体[]，它还是一个原型、一个概念；是一个流动的图案或一种成长节奏，以根、茎、花、果的可见形式表现出来。歌德对形式和变动的执着，被乔治·爱略特融入小说文本，贯穿在对人类性格“演变”[]的探索中，也渗入越发大胆的文学实验里。如果用一株植物来隐喻婚姻，那一定如歌德想象的那样：它本质上在成长，既有理想的一面，又有实际的一面；既是象征性的，又是具体的；既善于内省，又热衷表达。我所说的“婚姻问题”也应被视为鲜活之物，它一直在成长，向新的方向开枝散叶，既深深向下扎根，又向上生长去拥抱世界。爱略特的婚姻问题，与世俗、法律和艺术中表达的婚姻意义纠缠在一起。因为婚姻问题贯穿了她整整一生，所以无法用只言片语加以总结。婚姻问题塑造了她的自我意识，使她的情感经历变得丰富多彩，并不断在她的写作里得到表达。为了研究乔治·爱略特的婚姻问题，本书将在传记、哲学、文学阐释、艺术史与宗教史之间穿梭。本书开始于一个选择、一个重要日子和一段蜜月，终止于死亡、哀悼和另一个选择。循着这条轨迹，本书既以主题为框架，也按时间顺序安排。阅读爱略特的作品，想象她写作时的心境，我们眼前会呈现作家在生活和艺术作品中共同探索的主题，那属于婚姻哲学的范畴：圣洁与道德、天职与表达、激情与牺牲、母爱与创造力、信任与幻灭、成功与失败，命运与机遇、爱情与失落，当然还有哲学的本质。传记这种形式，旨在理解人际关系和情感，并关注生命的形式和变化；传记提供了一个别样的方法，拓展了哲学的边界，使其进入爱略特所开辟的文学领域。传记展示了爱略特思想成长的轨迹，从而为哲学探索提供了介质。 * 在人生的最后岁月，爱略特和刘易斯虽与众多思想和艺术方面的名家来往，但他们二人世界的核心依然是她所谓“分享的孤独”。也许这一描述适合所有婚姻，当然孤独的经历既包括幸福的满足感，也有绝望的孤独。如果说婚姻是被分享的主体性，那么真理也只能从内在获得。这种内在性就是婚姻的神圣所在；当一段婚姻被破坏，其中遭到背叛的就包括这种内在性。菲利斯·罗斯（Phyllis Rose）出版于1983年的《平行的生活》（Parallel Lives），就将目光投向5位维多利亚时代的作家的婚姻——托马斯·卡莱尔、约翰·罗斯金、约翰·斯图尔特·穆勒、查尔斯·狄更斯和乔治·爱略特。他认为，其中爱略特和刘易斯的婚姻最为美满。他们是所有人中唯一没有合法成婚的，而且妻子的知名度远远超过奋力扶持妻子的丈夫，难道这只是一种巧合？难道正是这些例外情况，令他们的伴侣关系更为自由、更少妥协、更加真实吗？爱略特婚姻成功的经历，似乎完美契合了罗斯的第二波女性主义主张，而我们依然倾向于喜闻爱略特藐视习俗，乐见她得到一切——事业有成、爱情幸福、财富自由、功成名就，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还身为人母。其他传记作家也对乔治·爱略特的反传统婚姻赞誉有加。但是，随着品读她的信件、重读她的小说，我开始越发质疑爱略特和刘易斯营造的“完美爱情”表象——当然这至少部分证明了评论家的观点有误。小说中描摹的阴暗的婚姻生活，那反复上演的矛盾、残酷和失望的场景，如何与爱略特叛逆的理想化公众形象联系起来？这些小说场景是否通过击碎体面婚姻的光鲜外壳，来向谴责其作者的道德观念复仇？或许这些场景表达了爱略特的内在体验。苏格兰作家玛格丽特·奥利芬特（Margaret Oliphant）曾形容爱略特是被其丈夫护佑在“精神温室”[]里，爱略特曾宣扬爱“自由”[]，她如何与这种丈夫共度一生呢？奥利芬特夫人是个寡妇，她接连出版了十几本小说、传记和历史书来供养自己的三个孩子，她甚是羡慕爱略特无与伦比的文学生涯——温室虽可提供呵护，但也令人压抑窒息，并不适合人类栖居。爱略特若是感到婚姻令人窒息、令人失望，她会承认吗？《米德尔马契》的叙事者暗示，夫妻们藏起自己家庭的磨难也“并非坏事”。他解释道，不幸仿佛是失败，我们的自尊需要将其隐藏，而爱略特肯定有强烈的自尊。“我们这些凡人，无论男女，一天里要吞下很多失望[]，要忍住泪水，唇色发白，面对质询还要回答，‘哦，没事！’自尊帮助了我们，而且当自尊只是让我们藏起自己所受的伤害，不去伤害别人，自尊就不是件坏事。”《丹尼尔·德龙达》（Daniel Deronda）中的年轻妻子格温德琳·格朗古相信，显露她的“失望”和“悲伤”除了带来“耻辱，给她的伤口火上浇油，别无他用”[]。我并不是说，刘易斯夫人私底下和卡索邦夫人一样悲惨，或者像格朗古夫人一样受过虐待，但她很可能也有相似的感受。至少我们可能会好奇，一场幸福的婚姻里，要包含多少眼泪、多少妥协、多少压抑和绝望的岁月，才会有人质疑婚姻美满？ * 常有人附和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说哲学开始于好奇。思索人际关系也往往以好奇开始，而这好奇又挥之不去。世上的婚姻伴侣有万万千，有多少屋舍就有多少个家。我们周围遍布日常的神秘，但却很少对其深入探究。也许一个灯火通明的窗户，不时让我们窥见屋内的二人世界：我们可以看见厨房，或起居室，但很少能看见卧室。小时候我们在自己家里，对熄灯后大人的独处一无所知。我们不知道，他们相互爱抚或天各一方时都会有什么感觉。几位爱略特的传记作家，对她和刘易斯的性生活已经大加揣测了一番，但我们对此依然所知寥寥。一份不知转了几手的资料引用了爱略特的话，那是她与刘易斯相恋早期对计划生育和性满足[]（不知是指丈夫的还是指妻子的）的讨论；22年后，一位好友看见刘易斯握住并吻了爱略特的手。爱略特似乎具有性张力，甚至超过许多妙龄女子，但无从得知她是否故意运用这种吸引力，也不晓得她是否觉察出自己的魅力。能够确定的是，乔治·爱略特的作品隐晦地表达了对性爱的兴趣——她对性爱的种种模式、波动、隐藏深度和复杂性都兴致盎然。当然这不一定是爱略特的亲身体验，只是告诉我们她的所思所想，她的想象力所达到的范围。爱略特和刘易斯之间的往来信件，全部与二人同葬于高门公墓。这虽然令我们无从知晓他们亲密关系的细节，但却提供了些许的启示。这表明二人无比关注婚姻的隐私，尽管他们对亲朋好友也很关心，乔治·爱略特成名后对孩子们也更为尽心。我们忍不住想，要是能挖出那些埋藏的信件，便可撬开记录其二人世界内在秘密的黑盒子。的确，大多数婚姻都含藏着秘密，也有可能大白于天下，但这些秘密中也可能包括问题、矛盾和灰色区域，其中的矛盾冲突当局者更迷，更无从解决。例如，你如何分辨保护欲和控制欲，如何分辨爱恋和自私，如何分辨忠诚和屈服？谁妥协更多，谁牺牲更多，谁受苦更多？谁驾驭最多的权力？人对自己的婚姻并非了如指掌，就像人无法自知一样，人们知道这些问题肯定有答案，但究竟是什么就很难发现了。我想，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结合同理心，再加上一点点想象力，我们可以来研究爱略特的婚姻问题。我们自己或许也有过相似的经历。如果人们将“维多利亚人”等同于传统婚姻和“穿着紧身裙”的道德规范，也许就会惊讶地发现，像乔治·爱略特这样坚定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家，竟然为婚姻概念带来了新的灵活性。她在自己的艺术作品中探索的众多主题——欲望、依赖、信任、暴力、神圣，可以被转化成婚姻生活中更为宽广但更反传统的思维。[]这样，爱略特可以成为“我们在思想挣扎路上的伙伴”，即使在这些挣扎中她遇到了前所未闻或者难以想象的可能性。从传记的角度来看，爱略特不凡的境遇使她更接近婚姻的现代体验。她与几名男子都有过情感纠葛，35岁左右才找到人生伴侣。她选择不要孩子，小心翼翼地经营着与刘易斯儿子们的关系。在婚后几年里，她的收入远超丈夫。她既享受了二人世界，又游离于婚姻习俗之外，这为她提供了婚姻的两种体验，既熟悉又令人迷惑。对于这样一位女性，一段成功的婚姻从来不是简单地屈从于社会习俗，而是在危险地走钢丝，人们拭目以待，看她是否会轰然坠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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