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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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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选编学衡派代表人物发表的经典文章，主要涉及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新人文主义的译介；关于文史哲的专题研究；旧体诗词文赋的研究，等等。作者包括陈寅恪、柳诒徵、吴 宓、胡先骕、梅光迪、缪凤林、张荫麟、张其昀等著名学者。他们在西潮滚滚的激荡时代，以实事求是的严谨态度，反思中国传统文化，并与西方文化进行比较研究。以中正之眼光， 行批评之职事，无偏无党，不激不随，体现了融会中西的深刻思辨、文化自信与宏大气象。对我们今天反观、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仍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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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孙江，历史学者，南京大学学衡研究院名誉院长，政府管理学院暨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社会史、思想史及概念史。
李恭忠，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学衡研究院院长。兼任中国会党史研究会秘书长、江苏省社会史学会副会长。
谢任，历史学博士，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准聘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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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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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致《新青年》杂志记者/汪懋祖
中国文学改良论（上）/胡先骕
送梅君光迪归圜桥序/汪懋祖
自觉与盲从/梅光迪
新文化之真相/胡先骕
欧美新文学最近之趋势/胡先骕
学生应有的态度及精神/刘伯明
论近人讲诸子之学者之失/柳诒徵
学者之精神/刘伯明
评提倡新文化者/梅光迪
近今西洋史学之发展/徐则陵
评《尝试集》/胡先骕
再论学者之精神/刘伯明
评今人提倡学术之方法/梅光迪
论中国近世之病源/柳诒徵
文德篇/缪凤林
论批评家之责任/胡先骕
文学与真与美/景昌极
理想之中国文学家/钱堃新
论今日吾国学术界之需要/梅光迪
说今日教育之危机/胡先骕
论新文化运动/吴宓
公民的精神/刘伯明
平等真诠/萧纯锦
论新旧道德与文艺/邵祖平
华化渐被史/柳诒徵
现今西洋人文主义/梅光迪
共和国民之精神/刘伯明
以哲学眼光评论我国近今教育趋势/刘伯明
安诺德之文化论/梅光迪
论今日文学创造之正法/吴宓
白璧德之人文主义/吴宓译
地理学之新精神/张其昀
中国文化西被之商榷/柳诒徵
白璧德论民治与领袖/吴宓译
与顾颉刚讨论古史第二书/刘掞藜
评近人对于中国古史之讨论/张荫麟
中国与中道/张其昀
《中国文化史》绪论/柳诒徵
新文学之痼疾/郭斌龢
芬诺罗萨论中国文字之优点/张荫麟译
论孔教之价值/吴宓
浪漫的与古典的/吴宓
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陈寅恪
论中国语言之足用及中国无哲学系统之故/张荫麟译
冯著《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陈寅恪
人文主义与现代中国/梅光迪
《国风》发刊辞/柳诒徵
孔学管见/柳诒徵
孔子与亚里士多德/郭斌龢
孔子与西洋文化/范存忠
文化的训练/缪凤林
南高精神/胡焕庸
人格教育/王瀣
朴学之精神/胡先骕
新理智运动刍议/景昌极
中国民族之文化——一个历史学者对于中国民族文化问题的总解答/缪凤林
儒家思想的新开展/贺麟
论中西文化的差异/张荫麟
白璧德——当代一人师/张其昀
孔子圣诞感言/吴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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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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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8月27日，按阳历时当孔子诞生2500年。是日，《大公报》（重庆）刊登了一篇题为《孔子圣诞感言》的文章，作者吴宓。二十二年前，吴宓曾撰文纪念孔子，如今又是另一番情景，文章开篇有道：“孔子为中华民族五千年之真正代表人物，为中国文化集大成，造极峰，继往开来，天与人归之圣哲，且为世界古今最伟大真实之四五教主、哲人之一。”吴宓之个人感知历数孔子之伟岸，继而笔锋一转，指出当传统被视若“粪土”，“孔子之在中国，亦遂如苏格拉底之钉死于十字架”，厉言“倘必问罪，请直捕罪人，而勿归狱于孔子”。
纪念的历史有两种，一为赞美，一为讽喻，吴宓的文字属于后者。在以“破坏激烈”为标榜的时代氛围下，吴宓及其学衡同人倡言平和地对待他者和自我，这种理念被凝练为《学衡》杂志的宗旨——“昌明国粹、融化新知”。“国粹”与“新知”，或曰中国与西洋，并非二元对立之存在，彼此不仅具有互文性，而且看似老旧的“国粹”被“昌明”后还可焕发新意。同样，所谓“新知”，如果没有“融化”，则不可能转化为内在的“自我”。学衡同人的文化观俨如多棱镜，有多个面向。一曰调和。以孔教为中枢和以佛教为辅翼的中国文化，与希腊罗马之文章哲理和耶教融合孕育而成的西洋文化，并非殊途异曲，彼此可以融会贯通。二曰本真。“一国家一民族之进化，必有与他国家他民族所同经之阶级、同具之心理，亦必有其特殊于他民族他国家。”三曰改良。文化源远流长，经由逐渐酝酿和孳乳煦育而成，对“狭隘的自我满足、固步自封”，可取渐进改良之法。四曰中道。是为旧学与新知、自我和他者之间的平衡。
然而，孔子的境遇似乎暗示了学衡同人不期而至的地平，多年来学衡同人因其文化主张而散落在边缘，直至20世纪末始有改变。如今，学衡同人的倡言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同。这不完全是正反互换、否定之否定的结果，而是在经历了现代化和全球化及其反复之后，学衡同人破除彼我二元对立的文化自持在思想上和经验上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这种自持，用今人的话就是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
全球本土化是全球化（globalization）和本土化（localization）的合体。本土化之所以成为“问题”乃由全球化引发，因此二者的邂逅无论以何种形式呈现，必然导致全球本土化的结果。本书收录的学衡诸君文章，上溯1918年，下至1949年，作者有汪懋祖、胡先骕、梅光迪、刘伯明、柳诒徵、徐则陵、缪凤林、景昌极、钱堃新、吴宓、萧纯锦、邵祖平、张其昀、刘掞藜、张荫麟、郭斌龢、陈寅恪、范存忠、贺麟等。书中的文章或可在一些个人文集里找到，但窃以为收录在文集里的文字固然呈现出作者的思考轨迹，亦有其无法规避的弊端，即模糊了文章是在怎样的情境下被催生出来的；而按时序将学衡同人的文字汇为一册，读者则不难看到一种思想和情感的共振。
现代世界是一个将复数的历史纳入单数进程的产物，全球本土化提供了别异于单数世界的历史时间；如果没有复数的历史，要想建立所谓自持的历史叙述是不可能的。缘此，学衡诸君的文章所映射的复数的现代性，应由后来者发扬光大。
是为序。
孙江
中国文学改良论（上）
中国文学改良论（上）
胡先骕
自陈独秀、胡适之创中国文学革命之说，而盲从者风靡一时。在陈、胡所言，固不无精到可采之处，然过于偏激，遂不免因噎废食之讥。而盲从者方为彼等外国毕业及哲学博士等头衔所震，遂以为所言者，在在合理，而视中国文学，果皆陈腐卑下不足取， 而不惜尽情推翻之。殊不知彼等立言大有所蔽也。彼故作堆砌艰涩之文者，固以艰深以文其浅陋；而此等文学革命家，则以浅陋以文其浅陋，均一失也。而前者尚有先哲之规模，非后者毫无文学之价值者所可比焉。某不佞，亦曾留学外国，寝馈于英国文学，略知世界文学之源流，素怀改良文学之志。且与胡适之君之意见，多所符合。独不敢为鲁莽灭裂之举，而以白话推倒文言耳。今试平心静气，以论文学之改良。读者或不以其头脑为陈腐，而不足以语此乎？
文学自文学，文字自文字。文字仅取其达意。文学则必于达意之外，有结构，有照应，有点缀；而字句之间，有修饰，有锻炼。凡曾习修辞学作文学者，咸能言之，非谓信笔所之，信口所说，便足称文学也。故文学与文字，迥然有别。今之言文学革命者，徒知趋于便易，乃昧于此理矣。
或谓欧西各国言文合一，故学文字甚易，而教育发达；我国文言分离，故学问之道苦，而教育亦受其障碍，而不能普及。实则近年来文学之日衰，教育之日敝，皆司教育之职者之过，而非文学有以致之也。且言文合一，谬说也。欧西言文，何尝合一？其他无论矣。即以戏曲论：夫戏曲本取于通俗也，何莎士比亚之戏曲，所用之字至万余？岂英人日用口语，须用如此之多之字乎？小说亦本以白话为本者也，今试读Charlotte Bronte之著作，则见其所用典雅之字极夥。其他若Dr. Johnson之喜用奇字者，更无论矣。且历史家如Macaulay、Prescott、Green等，科学家如达尔文、赫胥黎、斯宾塞尔等，莫不用极雅驯极生动之笔，以纪载一代之历史，或叙述辩论其学理，而令百世之下，犹以其文为规范，此又何耶？夫口语所用之字句多写实，文学所用之字句多抽象。执一英国农夫，询以perception、conception、consciousness、freedom of will、reflection、stimulation、trance、meditation、suggestion等名词，彼固无从而知之；即敷陈其义，亦不易领会也。且用白话以叙说高深之理想，最难剀切简明。今试用白话以译Bergson之创制《天演论》，必致不能达意而后已。若欲参入抽象之名词、典雅之字句，则又不为纯粹之白话矣。又何必不用简易之文言，而必以驳杂不纯口语代之乎？
且古人之为文，固不务求艰深也。故孔子曰： “辞达而已矣。”今试以《左传》、《礼记》、《国语》、《国策》、《论》、《孟》、《史》、《汉》观之，除少数艰涩之句外，莫不言从字顺。非若《书》之《盘庚》、《大诰》，《诗》之《雅》、《颂》可比也。至韩、欧以还之作者，尤以奇僻为戒，且有因此而流入枯槁之病者矣。此等文学，苟施以相当之教育，犹谓十四五龄之中学生不能领解其义，吾之不信也。进而观近人之著，如梁任公之《意大利建国三杰传》、《噶苏士传》，何等简明显豁，而亦不失文学之精神。下至金圣叹之批《水浒》，动辄洋洋万言，莫不痛快淋漓，纤悉必达，读之者几于心目十行而下，宁有艰涩之感？又何必白话之始能达意、始能明了乎？凡此皆中学学生能读能作之文体，非《乾凿度》、《穆天子传》之比也。若以此为犹难， 犹欲以白话代之，则无宁铲除文字，纯用语言之为愈耳。
更进而论美术之韵文。韵文者，以有声韵之辞句，傅以清逸隽秀之词藻，以感人美术、道德、宗教之感想者也。故其功用不专在达意，而必有文采焉，而必能表情焉、写景焉。再上则以能造境为归宿，弥尔敦、但丁之独绝一世者，岂不以其魄力之伟大，非常人所能摹拟耶？我国陶、谢、李、杜过人者，岂不以心境冲淡、奇气恣横、笔力雄沉，非后人所能望其肩背耶？不务于此，而以为白话作诗，始能写实，能述意。初不知白话之适用与否为一事，诗之为诗与否又一事也。且诗家必不能尽用白话，征诸中外皆然。彼震于外国毕业而用白话为诗者，曷亦观英人之诗乎？Wordsworth、Browning、Byron、Tennyson， 此英人近代最著名之诗家也。如Wordsworth之《重至汀谭寺》（“Tintern Abbey”）诗，理想极高洁而冲和，岂近日白话诗家所能作者？即其所用之字，如 Seclusion、Sportive、Vagrant、Tranquil、Tririol、Aspect、Sublime、Serene、Corporeal、Perplexity、Recompense、Grating、Interfused、Behold、Ecstasy等，岂白话中常见之字乎？其他若Byron之“The Prisoner of Chillon”、Tennyson之“Aenone”、Longfellow之“Evangeline”，皆雅词正音也。至Browning之“Rabbi Ben Ezra”，则尤为理想高超之作，非素习文学者，不能穷其精蕴。岂元、白之诗，爨妪皆解之比耶？其真以白话为诗者，如Robert Burns之歌谣，《新青年》所载Lady A. Lindsey之“Auld Robin Gray”等诗是，然亦诗中之一体耳。更观中国之诗，如杜工部之《兵车行》、《赠卫八处士》、《哀江头》、《哀王孙》、《石壕吏》、《垂老别》、《无家别》、《梦李白》诸古体，及律诗中之《月夜》、《月夜忆舍弟》、《阁夜》、《秋兴》、《诸将》诸诗，皆情文兼至之作。其他唐宋名家，指不胜屈，岂皆不能言情达意，而必俟今日之白话诗乎？如刘半农之《相隔一层纸》一诗，何如杜工部之“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十字之写得尽致？至如沈尹默之《月夜》诗， “霜风呼呼的吹着，月光明明的照着，我和一株顶高的树并排立着，却没有靠着”。与其《鸽子》、《宰羊》诸诗，直毫无诗意存于其间，真可覆瓿矣。试观阮大铖之《村夜》： “坐听柴扉响，村童夜汲还。为言溪上月，已照门前山。暮气千峰领，清宵独树间。徘徊空影下，襟露已斑斑。”其造境之高，岂可方物乎？即小诗如“小娃撑小艇，偷采白莲回。不解藏踪迹，浮萍一道开”，亦较沈氏之《月夜》有情致也。不此之辨，徒以白话为贵，又何必作诗乎？
不特诗尚典雅，即词曲亦莫不然。故柳屯田之“愿奶奶、兰心蕙性”之句，终为白圭之玷，比之周清真之“如今向、渔村水驿，夜如岁、焚香独自语”，同一言情，而有仙凡之别。然周之“许多烦恼，只为当时，一晌留情”之句，犹为通人所诟病焉。至如曲， 则《牡丹亭》“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一折，亦必用姹紫嫣红、断井颓垣、良辰美景、赏心乐事、雨丝风片、烟波画船、锦屏人、韶光诸雅词以点缀之，不闻其非俗语而避之也。且无论何人，必不能以俗语填词而胜于汤玉茗此折之绝唱，则可断言之矣。
以上所陈，为白话不能全代文言之证。即或能代之，然古语有云： “利不十不变法。”即如今日之世界语，虽极便利，然欲以之完全替代各国语言文字，则必不可能之事也。且语言若与文字合而为一，则语言变而文字亦随之而变。故英之Chaucer去今不过五百余年，Spencer去今不过四百余年，以英国文字为谐声文字之故，二氏之诗，已如我国商周之文之难读，而我国则周秦之书，尚不如是，岂不以文字不变，始克臻此乎？ 向使以白话为文，随时变迁。宋元之文，已不可读，况秦汉魏晋乎？此正中国言文分离之优点，乃论者以之为劣，岂不谬哉！且《盘庚》、《大诰》之所以难于《尧典》、《舜典》者，即以前者为殷人之白话，而后者乃史官文言之记述也。故宋元语录与元人戏曲，其为白话，大异于今，多不可解。然宋元人之文章，则与今日无别。论者乃恶其便利，而欲故增其困难乎？抑宋元以上之学，已可完全抛弃而不足惜，则文学已无流传于后世之价值，而古代之书籍可完全焚毁矣？斯又何解于西人之保存彼国之古籍耶？且Chaucer、Spencer 及近至莎士比亚、弥尔敦之诗文，已有异于今日之英文；而乔、斯二氏之文，已非别求训诂，即不能读。何英美中学尚以诸氏之诗文教其学子，而不限于专门学者始研究之乎？盖人之异于物者，以其有思想之历史，而前人之著作，即后人之遗产也。若尽弃遗产，以图赤手创业，不亦难乎？某亦非不知文学须有创造之能力，而非陈陈相因即尽其能事者。然亦非既能创造，则昔人之所创造便可唾弃之也。故瓦特创造汽机，后人必就瓦特所创造者而改良之，始能成今日优美之成绩。而今日之汽机，无一非脱胎于瓦特汽机者，故创造与脱胎相因而成者也。吾人所斥为模仿而非脱胎。陈陈相因，是谓模仿；去陈出新，是谓脱胎。故《史》、《汉》，创造而非模仿者也，然必脱胎于周秦之文；俪文，创造而非模仿者也，亦必脱胎于周秦之文；韩柳，创造而革俪文之弊者也，亦必脱胎于周秦之文；他若五言七言古诗、五律、七律、乐府歌谣、词曲，何者非创造，亦何者非脱胎者乎？故欲创造新文学，必浸淫于古籍，尽得其精华，而遗其糟粕，乃能应时势之所趋，而创造一时之新文学，如斯始可望其成功。故俄国之文学，其始脱胎于英法，而今远驾其上，即善用其遗产，而能发扬张大之耳。否则，盲行于具茨之野，即令或达，已费无限之气力矣。故居今日而言创造新文学，必以古文学为根基，而发扬光大之，则前途当未可限量，否则徒自苦耳。
本文原载《东方杂志》第16卷第3号，1919年3月。
整理者：范文琪
校对者：齐以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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