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W.米尔曼（W.Mühlmann）所注意到的，“某些时代充满着魔鬼”。16世纪和17世纪上半叶就是如此。卢丹城的中魔事件大约发生在一次漫长的传染病结束之时，在同一时期（1632—1640年），随着笛卡尔的《方法论》（Discours de la méthode）的出版（1637年），理性迈出了一大步。当时的魔鬼现身的形式越来越难以察觉。这座城市就像一座公共广场，各种倾向不断涌现，人们彼此唇枪舌战，针锋相对。中魔成了一场大型的公共审判：科学与宗教之间的对抗，关于什么是确定的、什么是不确定的、理性、超自然现象和权威的辩论。阳春白雪的博学著作和下里巴人的民众媒体主导了这场辩论。它如同一座“剧场”，吸引了全法国，甚至整个欧洲的好奇之人，按照当时的官方诉讼笔录的记载，它就是一个“满足这些老爷们的”马戏团。
这出戏在卢丹城上演了将近十年，很快它就成了感化、卫道、朝圣、虔诚或慈善组织的中心。魔鬼论逐渐为人司空见惯，甚至有利可图，它被重新引入了一种社会语言之中，与此同时，它也在扰乱这个社会。在这段历史中，它扮演着已成传统的意大利即兴喜剧（Commedia dell’arte）的规则所确定的角色。一种演变正在发生。魔鬼最初非常残暴，后来逐渐变得文明。它引起纠纷，被人讨论，最终单调地自我重复。恐惧变成了一场演出，演出变成了一场宣道。的确，在“巫师”于尔班·格朗迪耶（Urbain Grandier）被处死后继续进行的驱魔仪式中，仍然有人在哭泣，有人在叫喊，但这并不妨碍挤满教堂的观众们吃着点心，看着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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