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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国际一流学者的全球性对话，帮助读者获得关于全球史领域的全面了解。 內容簡介： 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史的兴起成为历史学科中最引人注目的发展之一，给我们所熟知的19世纪以来的历史书写的惯常逻辑带来了挑战。《全球的全球史：世界各地的研究与实践》以来自世界各大洲的一流学者的全球对话为基础，介绍全球史的发展历程、方法、主题及争论。讨论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重点关注全球史在东亚、西欧、非洲、拉丁美洲及美国的实践，指出全球史转向并非一种全球均质的变化；第二部分关注全球史书写中的重要主题，介绍全球史方法给传统劳工史、经济史、移民史和思想史诸领域带来的转型；第三部分考察发展中的全球史面临的具体问题和挑战。作为一项重新思考历史学家的工作及其方法的合作事业，《全球的全球史：世界各地的研究与实践》力图使读者获得关于全球史领域全面的、全球性的了解，同时为促进全球对话和思想交流做出贡献。 關於作者： 【美】斯文·贝克特 ---------------------------- [美]斯文·贝克特（Sven Beckert），哈佛大学莱尔德·贝尔美国历史教授、古根海姆学者（Guggenheim Fellow）、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现任哈佛大学资本主义研究项目联合主席、韦瑟海德全球史计划联合主席。研究领域为19世纪美国史、资本主义史、全球史，代表作有《金钱大都市：纽约市与美国资产阶级的巩固》《棉花帝国：一部资本主义全球史》，其作品曾荣获班克罗夫特奖、德国洪堡基金会贝塞尔研究奖、切拉斯科奖等多项奖项。 【德】多米尼克·萨克森迈尔 ---------------------------- [德]多米尼克·萨克森迈尔(Dominic Sachsenmaier，中文名夏德明)，德国汉学家、全球史学家，欧洲科学与艺术院院士。现为德国雅各布大学教授，并任首都师范大学全球史中心荣誉访问教授，曾执教于德国哥廷根大学、不来梅大学，以及美国杜克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芭芭拉分校。主要学术兴趣包括全球史研究，以及跨国视野下的中国政治文化和思想研究，著有《多元现代性的反思：欧洲、中国及其他的阐释》《在地之人的全球纠葛：朱宗元及其相互冲突的世界》《全球视角中的全球史：连通世界中的理论与方法》等。 目錄： 致　谢 参写作者简介 导　言 第一部分: 各个地区 第一章　全球史在(西北)欧洲:探索与争论 第二章　在全球舞台上再现亚洲:全球史在东亚的兴起 第三章　拉丁美洲与加勒比地区:全球史诸传统 第四章　非洲史与全球史:研究范式再探 第五章　解构帝国与民族叙事:土耳其和阿拉伯中东地区 第六章　世界历史项目:北美地区的全球史 第二部分:全球史的中心议题 第七章　劳工与劳作史的新视野:全球劳工史 第八章　规模、范围和学术:区域实践与全球经济史 第九章　全球移民史 第十章　思想史的全球挑战 第三部分: 全球史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第十一章　在非洲书写世界历史:机遇、局限与挑战 第十二章　民族的世界史:东亚史学中的民族(国家)史如何侵吞了跨国史 第十三章　从边缘书写全球:在澳大利亚书写全球史的诸路径 第十四章　日本的努力:克服全球史研究中的欧洲中心论范式 索　引 內容試閱： 本书名为《全球的全球史》，不仅指涉其研究主题，也指涉该主题的全球范围。换言之，本书介绍了蓬勃发展的全球史领域，同时在全球背景中追溯全球史的发展历程。这本书的基础是为来自世界各地的全球史学者创设一个平台的努力。在一系列的会议中，来自各大洲的一流学者齐聚一堂，讨论全球史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会场洋溢着批判与合作的精神。与会者回顾了世界各地这一领域的研究动态，讨论了与全球史核心主题有关的各种辩论，不无争议地思考了全球史引发的思想和制度方面的问题。学者们的立场、学术传统与论辩模式各异，因此对话并不容易，但恰是这种广度给会议带来了如此丰硕的成果。本书将使更加广大的公众读到这些讨论，使读者可以对历史学最重要的一个发展领域有一个全面的、全球性的了解。 本书各部分呈现了全球史的巨大多样性与活力，同时也使一些普遍性的观察评论成为可能。举例来说，可以明确的是，地方状况对构想和研究全球史至关重要。譬如，巴西或阿根廷的全球史研究方向与美国或法国的不同。于全球史及历史学的其他领域而言，地方影响着全球：全球史的世界不是平的。 然而，全球也影响着地方。本书各章展示了全球协同合作以及人与思想的相应流动，如何影响全世界的研究计划与解释策略。8 全球史在世界各地同时兴起，是历史学在今日世界全球范围交织在一起的一个完美例证。然而，历史书写的全球模式与地方模式究竟如何交织在一起，仍然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本书许多章节对此有详尽的讨论。 全球史必须进行全球对话，必须进行思想交流，这是我们这个项目的关键设想之一。唯有西方学者才能拥有全球视角的时代已经过去。更为普遍的情形是，书写北美和欧洲历史的历史学家对这些地区的历史很熟悉，但很少能理解拉丁美洲、印度或非洲的历史经验。然而，反向推论却不成立，因为东亚或中东的历史学家对西方的历史传统绝非一无所知。中国的中国史学者，埃及的埃及史学者，可能在其研究和教学中只关注其民族史，但是，他们的思考所及通常覆盖欧洲与北美的历史，或者至少是其关键地区的历史。殖民主义对非西方世界的影响意味着，西方世界之外的历史学家一直以来不得不采取一种跨越大陆的，甚至是全球的思路来思考历史。 东亚或拉丁美洲等地区较早地且更持续地关注全球史，但这并没有使其在全球观念市场拥有更多的存在感。正如本书表明的那样，情况恰好相反，北大西洋学术圈完全忽略了世界其他地方富有活力的研究。通常的情况是，一位中国的中国史学者，或者一位印度的印度史学者，会留意与其研究相关的英国、美国或其他西方出版物。然而这种信息流动是不对称的。正如本书有一章表明的那样，一位研究世界经济的日本历史学家，如果不熟悉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作品，几乎是不可接受的，但是欧洲和北美的历史学家忽略日本学者的“世界体系”研究著作则是完全合情合理的。解释世界的权力一直以来并且继续呈现根本不均衡的分配方式。 全球史视野也在史学的分支领域如社会史、环境史之中兴起，本书各章也将详细讨论其共性与差异。全球史扩散到历史学家行业的几乎每一个角落，但是我们不能就此认为其轮廓在任何地方看起来是一样的。对于一位经济史学家和一位文化史学家来说，“全球转向”的含义可能非常不同，某个特定语汇对于法国与印度的文化史学家来说，也不必然意味着同一事物。 如前述，我们的历史思考应该随着这些新的全球现实而改变。然而说来容易做来难，特别是因为持久的等级关系仍然是历史学领域的特征。在全球学术体制中，民族中心论和西方中心论并存，制约了全球史发展的多种可能性。当然，全球史学家已开始在他们的作品中摆脱史学民族主义与欧洲中心主义。不过，如果当前的史学结构不发生改变，全球史研究领域如何能发展呢？如果西方的全球史学家继续忽略其他地方的学术活动与成果，史学家的观点如何能发挥影响力呢？ 这些问题的答案显而易见：全球史学家共同体需要不断地努力，去改变历史思维及其潜在的互动模式。最为重要的是，这一领域的讨论和交流需要越过那种“西方—其余”的坐标轴，而时至今日此坐标轴仍然是这一领域的特征。全球史需要变得更富多边性，为学者创造更多的机会参与富有批判精神的全球对话。如果全球史做到这些，全球史将有丰富的可能性。 本书分为三个部分：世界不同地区全球史的实践、全球史研究的中心议题以及全球史面对的关键问题。本书并不打算覆盖所有的地区、议题与关键问题，只是在每个部分提供一个能够说明这一领域中一些最重要的传统、讨论及复杂情形的样本。 第一部分着重说明全球史的一个关键启示：在世界很多地方出现了全球史转向，但这并非一个全球均质的路径。从事全球史研究的地方学术共同体塑造了这一领域。换言之，全球史学家身处美国、智利、意大利、印度或新加坡，这在某种程度上很重要。但这些差异并不一定与图书馆、历史系或者可资利用的资金有关。尽管这些因素是重要的，我们应该看到，地方学术结构、公共话语、史学史传统、历史记忆的形式塑造了当地所实践的全球史。世界各地的全球史研究图景并非“全球北方”所塑造的全球史形态的简单拓展。另一方面，这一部分的各章也证明，我们必须避免诉诸文化定式。我们不应该认为，在诸如中国、阿拉伯世界等地方的学者会透过那些一成不变的、冻结在时间中的传统来着手全球史研究。 本部分各章讨论全球史在东亚、西欧、非洲、拉丁美洲、美国的发展轨迹。它们绝不把这些大区域做均质化处理，而是展现各区域内多样的传统与路径。它们回答这一问题——民族国家在多大程度上塑造了史学史，比如说通过定向资助、构建协会和院系架构。有的作者也讨论较早时候民族的或区域的各类想象是否与历史研究的新的全球诸形式有关系，以及如何发生关系。在很多案例中，这些章节使用一个已经得到丰富发展的有关全球史的元话语（meta-discourse）；在其他一些案例中，作者们则是开拓者，他们试图理解世界某一特定地区的全球史诸形态。 加雷斯·奥斯丁把焦点主要放在西欧，回顾了全球史在西欧的兴起。他描绘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该领域的发展情形，追溯了其缘起——对日益专业化的不满，日益深化的全球互动的当代经验，以及对欧洲中心论思维的各类挑战。在奥斯丁看来，全球史首先出现在英国、荷兰，再传到德国、瑞士、法国，然后是欧洲其他地区。起初，对话主要在那些以欧洲之外的地方为研究对象的史学家之间展开。那时，人们仍然不清楚全球史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发展为更广大的研究运动。不过，近些年来，以档案为基础的全球史研究愈发繁荣。或者如奥斯丁所言，欧洲的全球史家现在主要关注的是“如何继续干下去”。与此同时，全球史也日趋制度化，在英国、荷兰、法国、德国、奥地利及其他国家出现了研究中心。这一方兴未艾的研究进程的核心是希望“让欧洲地方化”（provincialize Europe）。奥斯丁认为，克服“能动性的欧洲中心论”（Eurocentrism of agency）的目标大致成功了，但是要克服“概念的欧洲中心论”（conceptual Eurocentrism）则被证明困难得多。奥斯丁强调，世界各地的全球史学者愈加频繁的交流互动，使我们难以分辨该领域中的“民族国家”路径与“大洲”路径。 王晴佳在其《放眼全球、再现亚洲》一章中主要关注日本、朝鲜半岛与中国。他认为这一地区历史学的发展有着显著的平行同步的特点，尽管存在民族的、语言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例如，19世纪以来，民族中心视角彻底改变了东亚先前的史学传统。接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尽管东亚国家有完全不同的意识形态情境，世界史（主要作为一个教学领域）变得更为突出。他指出，世界史的这些形式通常基于欧洲中心论视角，也仍然以国别史为中心。 王晴佳使用这些视角来讨论东亚全球史研究的最新形式的缘起。冷战后期，在日本兴起了跨大洲的“关系史”，这是其论述的一个主题。他也注意到，差不多同时，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末之后，中国对跨国家联系与全球转型的历史深感兴趣。他还提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史视野越来越受到东亚大部分地区的重视。他概述了这一领域形态各样的研究，并讨论了该领域在东亚不同社会的制度化方式。他同时提醒我们，不要对东亚的全球史发展怀抱天真的看法，因为民族国家史仍然在整个地区的历史研究和教学中居主导地位，全球史仍然时常出人意料地从一种明确无疑的民族主义的视角来书写。 与东亚一样，拉丁美洲也有全球史的卓越传统，且该地区的学者完成了这一领域几项最富影响力的研究。拉斐尔·马奎斯和若昂·保罗·皮门塔回顾了过去150年中的相关学术发展史，说明了拉丁美洲的史学家是如何从一开始便将他们的历史置于跨大洲的历史叙述之中的。鉴于欧洲殖民主义在这个大洲的近代历史中的重要性，这一做法或许并不让人惊讶。在拉丁美洲大部分地区，人们几乎不可能用纯粹的民族国家模式来书写历史，可以说历史学家如果想要说清楚拉丁美洲的历史，必须置身于跨大洲的视野之中，这是一种鱼水关系。两位作者引用三个例子，说明拉丁美洲史学家运用的跨大洲和全球史视野如何影响了其他地区的研究。首先，他们评论了一组加勒比地区历史学家，西里尔·莱昂内尔·罗伯特·詹姆斯（Cyril Lionel Robert James）和埃里克·威廉斯（Eric Williams）在其中最负盛名。当他们的研究发表时，人们普遍忽视了其为寻找加勒比地区奴隶制与欧洲经济支配地位之间的关系所付出的种种努力。但是如今，他们的著作被看作大西洋史的一个基本视角。马奎斯和皮门塔说明了费尔南·布罗代尔有关全球资本主义的思考如何极大地受到他与巴西历史学家交往的影响——当时他在圣保罗大学任教，以及他的全球视野反过来又如何影响了拉丁美洲几代历史学家。如同布罗代尔那样，这些拉美历史学家认为只有把资本主义看作一种世界体系才能理解它。马奎斯和皮门塔举的最后一个例子是依附论学派，该学派是由劳尔·普雷维什（Raul Prebisch）和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佐（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等拉丁美洲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缔造的。这一学派将“中心”与“外缘”的概念引入全球讨论，这些观念对历史学家及其他学者所称的“世界体系”有着巨大的影响。 奥马尔·盖伊有关各类全球视野在非洲的历史的那一章印证了这一基本观点：如果不涉及不同大洲的地方、人群和进程，几乎无法书写一部非洲近代史，并且几乎没有非洲史学家会这么做。因此，非洲历史学家差不多总是采取一种更为开阔的视野，即便还不是全球的视野。他们书写整个大洲或其诸多地区的历史；他们书写包括那些离散在美洲的非洲人的泛非洲史，或者以非洲为中心的全球经济史，如阿布达利·李（Abdoulaye Ly）的开创性著作。然而，如同其他地区，历史对锻造非洲的民族国家来说极为重要。在20世纪，历史成为意识形态战争的主战场，非洲历史学家要维护他们版本的历史以反对欧洲主导的那种历史叙事——说非洲是一个“没有历史”的大陆。盖伊描述了历史学家在民族解放斗争中发挥的早期且核心的作用，以及当新建立的民族国家寻求合法性时全球取向的弱化。历史学家书写的民族国家史对国族构建计划极为重要，不过这些历史仍然保持着与大陆外部事件的联系。只是到了后来，这种跨民族视野才变得不那么突出了，因为非洲历史学家愈发把研究的焦点放到次民族国家群体（subnational groups）。盖伊说，过去数十年积累的丰富研究鼓励非洲史学家重新回到世界，把非洲大陆过去的方方面面——包括地方史——与全球的历史联结起来。 接着的一章，塞尔柱·埃桑贝尔和梅尔特姆·托克索分析了土耳其和阿拉伯中东地区的史学史的发展轨迹。从土耳其的现代专业史学发端以来，地方史与全球史的观念伴随着身份政治及其他政治现实而不断发生变化。最为显著的是，20世纪20年代发生在奥斯曼帝国多民族政治体与土耳其共和国之间的重要的史学史转变。埃桑贝尔和托克索指出了奥斯曼晚期的历史书写的多样性特征及其某些部分的全球性特征。19世纪末，世界史书写的观念基础与叙事传统，与西方的世界史书写有着显著的区别。 他们二人接着描述了土耳其及原隶属于奥斯曼帝国的阿拉伯诸国的民族史学的兴起。另外，他们关注欧洲帝国列强的影响及其对历史写作与教育的影响。冷战期间，西方的影响依然强劲，在土耳其历史学家之中出现了有关现代化理论与世界体系理论之争。20世纪80年代以来，诸如别样的现代性或共享的现代性这样的研究范式更具影响力。与此同时，人们再度对奥斯曼帝国发生兴趣，大量研究因此产生，这些研究超越了当代民族国家的界线，回归不同的（区域的及其他的）历史视界。在结尾的思考中，作者提醒我们，当我们思考史学发展的时候，认真思考知识社会学是重要的。他们还提醒我们注意，在土耳其和阿拉伯中东地区，跨国史路径兴起的背后有一个重要的社会群体，即那些来自土耳其、巴勒斯坦及其他地区的在国际上活动的学者。 第一部分最后一章探讨全球史在北美的发展。作者是2012年夏天去世的杰里·本特利。他着重强调了美国的全球史与世界史的连续性。事实上，他反对在这两个领域名称之间划一条界线。在他看来，世界史的推动者一直以来寻求在世界史领域克服欧洲中心论和民族中心主义视角。世界史学家发现，构成现代学院派历史学的这几根支柱是有问题的，但与此同时，他们仍然坚守着其主要领域内的关键概念与方法论原则。 本特利讨论了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世界史研究的新形式，并将其发展置于美国更宽广的思想与社会转型之中。与此同时，他没有忽略几位重要人物的角色，他们对北美世界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也谈到一些重要的研究机构、协会和杂志等主要活动平台，它们对范围更广的世界史学家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他声称，世界史或者说全球史，已经逐渐具备一个生机勃勃的研究领域的特征。活跃于这一领域的学者没有明确地表达一个可辨别的政治或意识形态立场，不过，他们通常属于自由派阵营，这可能与他们共有的对西方中心论视角的批判有关。因此，很多世界史或全球史研究项目成为右翼批评者的标靶，批评者指责这一领域削弱了民族身份。 本书第二部分以全球史领域中的重要主题及讨论为中心。具体说来，作者们关注全球史使劳工史、经济史、移民史和思想史诸领域发生转型的方式。安德烈亚斯·埃克特和马塞尔·范德林登设定了议程，从一种全球史视野考察劳工史，发现这一视角极大地改变了我们对这一领域内核心主题的理解。放大了的研究焦距——从西方的劳工转到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劳工——表明，以北大西洋为中心的劳工史呈现了一幅极不完整的劳工图景，因为它以产业、城市、雇佣工人为重点，忽略了雇佣关系之外的乡村和农业中存在的大量劳动。全球劳工史因而把勉强维持生计的劳工、奴隶、分成制佃户与雇佣工人一道纳入研究考察的范围，探索他们之间复杂的交织关系。这种全球视野下的劳工史理解削弱了现代世界兴起的一个核心叙事——劳工发展史是一个趋向于契约、自由与规范化的过程。如果我们考虑到全世界的情况，就会发现这一叙事是错误的。 彭慕兰在接下来的一章描绘了全球转向如何影响经济史领域。尽管深植于民族国家史，经济史已经转变成为全球史中的一个核心研究领域。事实上，全球史的兴起给了经济史新的动力。彭慕兰向我们介绍了美国、欧洲和日本的很多研究项目，这些项目致力于写作世界经济联结的历史与比较的历史。这一研究方案的一个重要部分是计量，即生成数据，使我们可以在非常悠长的历史时期和全球大区域之中比较工资、增长率与经济结构。彭慕兰也讨论了那些致力于阐释世界不同区域之间关联的经济史家。他讨论了沃勒斯坦、布罗代尔，也提到那些更为晚近的，以特定商品如糖、棉花为研究对象的历史学家。具有比较性的问题也成为重要的研究议题，例如探索所谓大分流这样的关键时刻——在这个时间点，世界的某些地方突然变得比其他地方更富有。他本人也是这类讨论的重要参与者。他向我们表明了，全球视野如何推翻旧的欧洲中心论中某些确定无疑的内容，取而代之的，是更为偶然性的、更具全球性的，也更有说服力的历史叙事。 人类的迁移活动超出单一地区和民族国家，尽管如此，如阿米特·库玛尔·米什拉在他的那一章向我们表明的那样，移民史研究并不总能反映出这一显而易见的事实。通常，历史写作中的大规模移民活动彼此孤立，没有交织关系，也没有考虑引导特定的人群向特定地方流动的全球因素。令人惊讶的是，移民史长久以来以北大西洋为中心，忽视了太平洋和印度洋的移民活动，尽管依据数量来看，这些人的迁徙活动也是同样重要的。米什拉说，全球路径聚焦所有人类迁移活动，揭橥它们彼此的联系，也对它们进行比较，从而看出世界某个地方的发展对其他地方的发展有怎样的影响，例如，跨大西洋奴隶贸易的终结引起了印度洋区域移民的激增。他还说，全球移民史学家愈发承认这类关联，并且进行比较研究，这些都加深了我们对移民史的理解。可是，这些史学家仍然司空见惯地从欧洲中心论的视角进行写作：他们有关全球移民的观点是以北大西洋的案例为基础，并将这些观点普遍化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尺，这样做使得他们容易低估胁迫、帝国主义、剥削、种族主义和暴力在人的迁移活动中的重要性。他总结说，“全球移民史对研究世界历史至关重要，因此全球移民史是书写全球史的一个重要子集”。 在第二部分的最后一章，多米尼克·萨克森迈尔和安德鲁·萨托里思考了全球思想史的模式。他们认为，长久以来，思想史家对全球转向反应迟钝。二位学者讨论全球思想史的最新发展时，将目光放在英美与中国的大学。在美国，更多的思想史家开始突破西方/非西方之间的区分。其他的发展还包括南亚史的专家在这个领域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引起了新的讨论和研究范式的转移。一两代人之前被广泛接受的很多概念现在正受到挑战，其中包括具有所谓独特知识传统的准封闭的“西方文明”概念。 萨克森迈尔和萨托里指出，近年来，更为复杂的全球思想模式和地方思想模式取代了类似的假设。而且，他们表明，中国的思想史家也一直寻求去除思想史诸传统占有的中心位置。一个世纪之前，中国的思想史便已非常重视比较的视野，以及中国与日本及其他“先进”西方社会之间知识迁移的历史。中国的全球思想史研究现在面临的挑战，是要超越中国与“发达世界”的二元聚焦，把西方之外的世界纳入比较的畛域。 本书第三部分考察发展中的全球史研究领域面临的一些具体问题。作为一种挑战更早期的史学传统的运动，全球史面临许多认识论与方法论的考验，以及政治上的阻力。例如，在世界某些地方，全球史对民族国家中心视野的批评引来学术圈内外的民族主义者的反击。在一个高扬民族主义的时代，全球史可以也应该被解读为对与民族国家联系过于紧密的历史的批评，这种批评在很多地方不大受欢迎。如此部分各章表明的那样，这种担心有时让全球史研究难以进行，有时也会鼓励一种从民族主义视角出发的全球史。此种冲突出现在很多地方，每一个案例都有其当地特定的样态。 出于这一原因，此部分的供稿作者聚焦于世界某些具体的地方，同时，也讨论了全球史所面对的更为一般的挑战。在本部分第一章中，大卫·西莫讨论了从非洲视角撰写世界史时如何发声的问题。他把关注点放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在文章开头先对这个地区的史学的大环境进行了反思。他断言，只有考虑到西方的，特别是北美的大学对非洲学术界的支配性影响，才能理解非洲的学术。在西莫的眼里，来自全球南方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全球北方的大学中，这不仅使这些知识分子拥有学术生产的资源与场所，也让他们可以发出将逐渐挑战支配性叙事与观念的声音。 西莫对在全球史中发出非洲声音的可能性做了思考，他提出警告，反对仅仅建构一个非洲的“他者”。他也特别警惕动用那种所谓原始的非洲认识论传统。他认为，非洲历史学家如果想创立替代性的全球史视角，需要通过与当前支配性的学科文化进行批判性对话来发展它们。当然，这些支配性学科文化是在西方霸权时代由西方霸权塑造的。西莫指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个愈发引人注目的非洲知识分子团体开始反对民族的和线性的历史思维模式。与此同时，非洲许多有影响力的学者深信，重新书写非洲史必须对居优势地位的全球史学的支配性叙事进行批判性再思考。 在接下来的一章，林杰炫对这种危险进行了思考：民族利益为着自身的目的把全球史的观点当作工具来使用。他以东亚，特别是朝鲜半岛与日本的思想和学术状况为背景，回顾了东亚地区近代史学的发展历程，提醒我们不要把世界史与民族国家史看成对立的关系。他认为，19世纪以来，这两个领域同时发展，且互为补充。民族国家史应服务于国家构建，而描述工业化国家走过的道路则是世界史长久以来负有的主要使命。欧洲中心主义的视角支配着民族国家史与世界史，包括二战前后的各类马克思主义学派。各类马克思主义学派没有脱离欧洲中心主义模式，因为他们也对现代化作线性发展观的解读。林杰炫认为，反对把西方的历史发展作为东亚榜样的人主要来自泛亚洲主义的圈子，他们主要在日本帝国主义的背景下阐述了以亚洲为中心的新世界历史愿景。 林杰炫密切地关注当前的情况，向我们表明，东亚的民族主义阵营分享一种“敌意的共谋”（antagonistic complicity），从而拒绝跨国史与全球史的研究路径。跨国学术在某些时期被视作不爱国的举动，因为它与民族利益背道而驰。然而，近年来东亚也见证了诸如共同编写跨国史教科书、建立国际史学家委员会之类的努力。全球史研究路径在这两个事例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接下来，马尔尼·休斯-沃林顿讨论了后殖民拓殖型社会中全球史研究面临的挑战。以澳大利亚为论述的焦点，她认为，作为研究和教学领域的全球史的发展轨迹一直以来与原住民史的发展密切相关。大多数历史学家长期忽视澳大利亚历史中的原住民维度，甚至予以压制。近来，原住民历史在国家公共记忆和历史教育中被给予了更为显著的位置。在这一背景下，休斯-沃林顿讨论了几位学者的研究，这些学者吸收原住民的时空观，从而开辟出替代的全球史观。在她看来，认真对待原住民观点的史学有可能摆脱仍然支配着澳大利亚史学的西方叙事。 休斯-沃林顿在文中还说明，同样地在历史学的其他分支中，澳大利亚学术界也见证了对超越民族国家界线的学术兴趣的剧增。一些研究项目具有比较性质，另一些关注迁移与联系。休斯-沃林顿随后概述了澳大利亚全球史研究进一步发展的诸多可能性。 最后但同样重要的，秋田茂写作的那一章通过详细说明日本对全球经济史的贡献，力求让读者关注在全球史中寻求取代欧洲中心论的种种努力。他着重说明了日本全球史书写的漫长而卓越的传统，以及这类书写根植于其中的各种视角，向我们展现了一个以亚洲为中心的全球经济变迁史研究日程。这一日程寻求克服加雷斯·奥斯丁提到的两种欧洲中心论——能动性的欧洲中心论和概念的欧洲中心论。在他看来，一些知名的日本全球史学家把亚洲人的行动、利益和信念写入全球经济的兴起，与此同时也特别强调了走向工业化的亚洲道路。这两个视角对欧洲模式的普遍主义以及西方是世界经济唯一塑造者的思想提出了质疑。 说到此处，已经明了，本书介绍的不仅仅是全球史领域，还有围绕着该领域而展开的全球对话。《全球的全球史》是世界各大洲历史学家数年热烈讨论的结果，是一项重新思考历史学家的工作及其工作方式的合作事业。它是我们所希望的一次激动人心的旅行的开端，在这场旅行中我们开发各种工具，让我们所有人能够超越特定文化或民族国家的局限，重新思考人类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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