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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研究成果，依据实地调查对西北方言的调类、亚调类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整理和描写。 內容簡介： 本书基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报告《“甘青宁新”四省区汉语方言声调演化研究——单字调及其连字调格局》的研究成果，该报告依据实地调查的发现，对西北方言的调类、亚调类进行了重新整理和描写，并针对相应的亚类进行单字调、双字调、三字调的整理和描写。此外，还分析了单字调与连字调之间拱形变化的对应关系，以及相应的语音机制和音系规则。本书利用一个正在演化过程中的声调类型，从社会语言学和地理分布的角度进行分析和研究，同时结合它的连字调模式，分析该方言发生变化的社会因素，以及语音的生理机制和音系演化的规则。本书尝试从一个点的深入研究，探寻西北方言的演化趋势。根据每个点的连字调模式，包括双字调和三字调，结合方言地理分布，逆推声调的“原型”，构拟声调的演化路径。通过单字调、双字调和三字调格局中调类与拱形的对应变化，以及每个调类的稳定和活跃程度，加上文献记录和相邻方言点的声调情况，判断二声系统和三声系统中四个调类的“原型”，判断合并的调类的演化方向，讨论了语言接触与语言演化的相互关系，并针对方言划片提出了新的思考和建议。 關於作者： 衣莉，河北肃宁人，出生于甘肃临夏。中央民族大学语言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博士后。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社会学与人类学系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是汉语方言声调。多篇论文发表于《中国语文》《语言科学》《语文研究》和Language & Linguistics、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等国内外语言学核心期刊。著有《西北官话单字调合并现象》，译有《元音与辅音》等多部语言学经典教材及著作。 目錄： 东亚语言声调起源的三次讨论及最新进展（代序） / ⅸ 第一章 导言 / 1 第二章 历史沿革与移民概况 / 13 2. 1 历史沿革 / 15 2. 2 移民概况 / 18 第三章 研究现状概述 / 21 3. 1 西北方言研究 / 23 3. 2 连字调的研究 / 35 3. 3 声调演化与调类合并的研究 / 44 第四章 研究框架与研究方法 / 49 4. 1 研究框架 / 51 4. 2 研究方法 / 52 第五章 二声系统 / 67 5. 1 二声系统概述 / 69 5. 2 二声系统的单字调格局 / 72 5. 3 二声系统的双音节字调格局 / 94 5. 4 二声系统的三音节字调格局 / 131 5. 5 小结与讨论 / 151 第六章 三声系统 / 157 6. 1 三声系统概述 / 159 6. 2 三声系统的单字调格局 / 161 6. 3 三声系统的双音节字调格局 / 192 6. 4 三声系统三音节字调格局 / 231 6. 5 小结与讨论 / 249 第七章 四声系统 / 255 7. 1 四声系统概述 / 257 7. 2 四声系统的单字调格局 / 258 7. 3 四声系统的双音节字调格局 / 274 7. 4 四声系统的三音节字调格局 / 280 7. 5 小结与讨论 / 283 第八章 正在演化中的声调格局 / 285 8. 1 兰州方言概述 / 287 8. 2 兰州方言的单字调格局 / 290 8. 3 兰州方言的连字调格局 / 315 8. 4 小结与讨论 / 339 第九章 声调演化与方言接触 / 343 9. 1 演化还是接触 / 345 9. 2 音高拱形变化的语音机制与音系规则 / 348 9. 3 声调的演化构拟 / 358 9. 4 语言接触与语言演化 / 377 9. 5 小结与讨论 / 385 第十章 结论 / 387 10. 1 研究内容 / 389 10. 2 方法和理论的推进 / 390 10. 3 缺憾和研究前瞻 / 391 参考文献 / 393 附录 1 项目发音人情况一览表 / 413 附录 2 以往文献中对调查点声调的记音 / 434 后记 / 439 內容試閱： 代序《东亚语言声调起源的三次讨论及最新进展》 衣莉的新作约我写一篇序言，我因为担任她承担的jiaoyubu规划项目学术顾问，内容有所了解，就答应了。 《“甘青宁新”四省区汉语方言声调演化研究》是一部有关西北方言声调研究的专著，开篇提到张燕来(2003) 调查甘肃天祝县时，发现两位发音人念读《方言调查字表》时，原有的四声调类已经不存在对立了。 这种情况下，能否还将该方言定义为声调语言呢? 是否能确定该方言还存在声调呢? 衣莉就是从这个现象导入了主题: 声调是什么? 可是人们很难直接回答“声调是什么”这样的问题，因为这又相当于问声调是怎样产生的。 一个铜币的两面而已。 1954 年法国学者奥德里古尔( A. G.Haudricourt)发表了有关越南语声调起源的文章，引发了包括汉语在内的整个东亚和东南亚语言声调起源的全面研究，半个多世纪来一直是声调研究领域的热门话题。 我作为身处其间的参与者，很乐意将这一段学术讨论和学界关于声调认知的进展汇集于此，与读者共同回顾汉藏语研究领域的这件趣事。 奥德里古尔这篇划时代的杰作提出，越南语声调源起于辅音韵尾的类型和演变，即后来所说的“韵尾脱落说”。 蒲立本(Pulleyblank 1962)、梅祖麟(2010)、西田龙雄(1984)、陈其光(1994)等学者，对其观点都予采纳。 也有部分学者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 戴庆厦(1958)、袁家骅(1981)认为元音的松紧可能对声调产生有一定作用，即“元音松紧说”;李方桂(1986)、瞿霭堂(1999)提出声调产生 跟声母语音特征(喉音、清浊、送气与否)相关，即“声母清浊说”。 而更多的学者认为声调的产生跟多个音段的演变相关: 严学宭(1959)认为声母清浊和元音松紧是声调产生的原因;胡坦(1980)、罗美珍(1988)认为元音长短与韵尾类型促成声调产生;黄布凡(1994)则提出声母特征(清浊、复辅音)和韵尾类型(续音或塞音韵尾)的演变导致声调产生;倪大白(1991)提出声调产生的原因跟声母清 浊对立的消失、前缀音的脱落，以及辅音韵尾的简化相关。 这类研究一般可称为“多音段特征说”。 奥德里古尔的观点引起了上述广泛的讨论，由此，我们把这个时期关于声调来源的研究称为“第一次声调起源讨论”，主要聚焦于与声调相关的表层语音特征，即将音段特征与音节的音高差异关联起来，并将音高差异归因于音段特征使然。 当然由于相互的关注角度不同，关注的音段特征也不相同，于是产生了多元特征作用的观点。 这一阶段相关研究持续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 20 世纪末，以徐通锵为代表的学者发起了一场新的讨论。 徐通锵(1998)认为声调产生跟“响度核心”相关，元音作为音节核心，其前的音素响度逐渐增强，因而它的标记性语音特征的变化会引发音核元音高低强弱的演变，从而产生声调。 参与这次讨论的主要有江荻(1998)、龚群虎(1999)、瞿霭堂(1999)、吴安其(2001)。 针对这几篇讨论，徐通锵(2001)再次撰文，对“韵尾说”和“有关声调产 生的多元因素说” 进行了回应。 笔者的《论声调的起源和声调的发生机制》(1998)是结合语音实验全面讨论声调起源问题，提出了引起声调产生的嗓音机制以及人类对该机制的自主与不自主调控性。 通过这场学术讨论，有关声调起源的不少问题都显露出来，究竟是哪些因素促使声调产生: 声母辅音特征、韵母元音类型、韵尾有无或其类别，抑或是音段背后的嗓音机制? 这场讨论大幅提升了人们对声调起源的认识。 我们称之为“第二次声调起源讨论”。 进入 21 世纪后，学界对声调起源领域的研究开始转向嗓音机制和发声态，尤其是朱晓农等学者用力甚勤。 朱晓农(2009)在回顾 20 世纪 90 年代那次讨论时，对发现嗓音机制予以了较高评价，并指出:“江荻(1998)这篇先驱性的论文，敏锐地看到‘声门状态’‘嗓音发声’是引发声调的因素。”此后，朱晓农发表多篇论文和专著，逐步建立发声态的假声、浊声、气声、嘎裂声等嗓音类型，以及描述 声调的分域四度制框架。 当然，揭示声调起源于嗓音这一观点早已有之，例如迪弗洛斯(Diffloth 1989)和阿尔维斯(Alves 1995)。 我们认为，这一时期，重要的是认识上的系统性和深度。 以近期一项研究为例，陈忠敏(2015)进一步细化发声态的嗓音特征及其作用，认为声调高低的起源来自不同的发声态而非起首辅音，因此，声调的高低跟辅音的清浊没有直接的关系，气嗓音是导致声调降低的直接原因。 文章根据吴语内爆音“真浊音”读高调的性质，以及浊塞音清化引起韵母气嗓音化，提出全新认识: 浊辅音>气嗓音>低调，即: 浊辅音诱发气嗓音，气嗓音的低频性跨音段从辅音延伸到后接元音(韵母)，并导致低调。 这是一种深刻的洞见，不仅解释了内爆音为什么能与高调相配，还进一步推进了声调起源的研究。 我们推测有关发声态的研究方兴未艾，未来必定产生更多相关的深度 研究。 这个阶段可以称为“第三次声调起源讨论”。 至此，似乎声调起源问题初见曙光。 可是，人们又发现了新的疑难，即使采用发声态方法解读也很难诠释，甚至还有一些不经意间才发现存在已久却无法作答的问题。 前者如“清高浊低”这类习见规则(即浊声母来源的清声母字今读低调，而清声母来源的今读高调)，例如北京话与天津话声韵读音基本一致，但阴平前者读高平，后者读低平或低降。 这就不符合所谓“习见”了。 例如，“天”(中古透母平声)，北京话读[thian55]，“支” (中古章母平声)，北京话读[ t??55];天津话则分别读: [thian21]和[t?? 21]。 当如何解释呢? 还有人们日常时时遇到的多调字现象(普通话): 读高也行，读低也行;读升也可，读降也可。 例如，场院: cháng yuàn 或 chǎng yuàn;逮住: dǎi zhù;逮捕: dài bǔ。 为此，笔者曾提 出声调形成与社会状态的关系(江荻 2005)，近年，笔者又从人类社会进化的群体合作行为角度提出声调的“社会约定”概念(武波、江荻 2017)，并尝试用心理行为实验方法将该概念转化为探讨声调起源问题的解决方案(郭承禹、江荻2020)。 具体实验是测试不同群体感知不同声调方言，观察他们是否具有范畴化感知能力，观察声调作为音系单位是由什么因素决定的。 实验设计是选取三个 不同地域群体开展跨方言感知实验，包括母语方言感知、相似方言感知、异方言感知。 实验发现，声调感知依人群而别，只有听辨母语才能实现范畴化感知，这个时候的音高才能转变为母语音系单位。 反之，听辨不同的方言，即使是十分相近的方言，也只能产生物理音高感知或者利用母语方言的经验加以推测。 为什么这样呢? 合理的理论假设是: 母语者无论是说话人还是听话人，心理上都把某个(些)音高感知为同一价值单位，形成一种群体约定。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声调起源的“社会群体约定”论。 完整地说，声调的“社会群体约定”是指同一地域内同一语言的使用群体，以单音节词的音节或组合音段可能呈现的多样性自然音高为基础，将某些随时间进程发生高低曲折等音高变化的形式约定为载义的或可别义的心理感知模式。 此后，我们进一步用粤语和普通话历年的正音审音情况，对声调的“社会群体约定”理论加以阐释，获得了更多实证证据(江荻，郭承禹 2022)。 回到书稿上，衣莉之所以要问“什么是声调”，是由于西北方言呈现出极为复杂的声调格局，特别是出现了大量单字调减少的情况。 相比书稿讨论的西北方言声调现象，上述有关声调起源的论述基本都相当于理想实验室的现象: 一方面深入到微观生理和纯物理声学层面，即声带是怎样开合，气流是如何穿梭，实验味很浓，即使是心理行为实验，也是假设和数据统计，追求条理清晰，归纳合理;另一方面则是以述理为纲，分门别类、收放自如。 为此，我十分佩服衣莉驾驭材料的能力，如此之多的方言，如此之多的字音数据，还要分出二声系统、三声系统、四声系统，以及单字调、双音节字调和三音节字调，甚至还要时时兼顾字音的古代类别和现代音值，挖掘其中的演变线索。 例如作者依据声调缩减模型提出假设，从四声调到二声调演变路线可能有七种方式，而经过调查发现，实际出现的只有红古型(ABD C)、临夏型(AB CD)、西宁型(AC BD)和武威型(ABCD)四种。 这一方面让读者了解了“甘青宁新”四省区声调的丰富性，另一方面人们也能感悟到作者论证方式之精妙。 更令人叹为观止的是，作者并非像传统田野调查研究那样，仅仅简单地描写语音材料或者简单分分类，而是开展了大量的实验工作，无论单字调、双音节字调还是三音节字调，每类都提取了音高数值、声谱图，绘制了声调基频曲线，并且还开展了社会因素的相关分析，例如发音人年龄、性别、教育与声调拱形的相关分析，以及数据的逻辑回归分析。 通过这一系列研究，作者获取了多种二声系统和三声系统西北方言在单字调与连字调拱形变化之间存在的相关的语音机制和相应的音系规则，以及西北方言声调的演化方向。 祝贺衣莉取得的成就! 是为序。 中国社会科学院 江荻 2024 年 9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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