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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历史文献与传统文化》是由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主办的学术集刊,创刊于1990年。该刊创立伊始,其根本宗旨即很明确:整理研究历史文献,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创刊以来,本刊坚持这一宗旨,坚持为国家实施文化战略政策服务,贯彻严谨、笃实的学术作风,矢志不懈地努力将本刊打造成为传播和发展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平台。本刊立足古籍文献,综合历史文献学、古典文献学、中国古代史、中国古代文学史、中西文化交流史等研究方向,旨在探讨中国文化的渊源流变,兼顾中西文明的交汇因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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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陈广恩,历史学博士,日本早稻田大学访问学者,暨南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暨南双百英才计划”杰出人才。主要从事元史、宋元明清文化史、古代类书以及域外汉籍研究。出版学术著作及古籍整理著作8部,在《民族研究》《中国史研究》《文献》《史学月刊》等刊物发表论文80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重点项目多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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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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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纪念陈乐素先生
我的严父/陈智超
深情怀念陈老/王棣
现实、家法、学理:再谈陈乐素先生的治学理路/曹家齐
新会陈氏三代史学家与古代史研究所的渊源——乐素先生诞辰120周年/邬文玲? 雷博
陈乐素先生遗著《宋史艺文志考证》的出版及价值/钟永宁
《〈三朝北盟会编〉考·引用书杂考》补考/ 许起山
宋元史研究
《文山集》的编纂及其评价的形成:文天祥——记忆的形成/近藤一成著 邹笛译
论宋辽文化交流的主要方式及影响/李德山? 冯雪
元任士林《松乡集》版本新探/陈广恩
焦竑《老子翼》知见版本十四种源流初探/赵灿鹏 骆妍
北宋朝参制度变革与宫城格局之关系/李芳瑶? 刘年浩
高登故事流变考略——兼论绍兴冤狱平反之一隅/周胜楠
南宋儒学家李石所撰碑志文中的巴蜀士人形象/武胜鑫
文献与社会文化
人称代词“同实异称”考:以艾儒略《纪略》《引义》 为例/张玉梅? 李燕妮
《稽瑞录》版本考/张学谦 232
《孙月峰先生全集》的版本及史料价值/毛秀芬? 刘晓东
鲍溶诗集版本及流传考述/高崎
琐碎雅笺亦收拾 ——《壬寅消夏录》的编撰、暌离与复原/魏小虎
“韩瓶”名称的源流及背景考释/李威乐
论明清时期云南汉传佛寺修建的影响因素/王荣湟
清初类书的编纂及其学术史意义/赵成杰
岭南文化研究
碑刻史料所见清代广东碣石镇水师的基层职官体系以《建造浅澳天后宫碑记》为中心的分析/吴宏岐? 李爱睿
《香港华字日报》小说刊载历程与价值考察/梁冬丽? 李岚
学海堂学长林伯桐生平事迹考/张金超? 欧阳建华
岭南明儒黄佐家学传承论略/王婷
“纪念陈乐素教授诞辰 120 周年暨全国高校古委会第四届青年 学者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李 旭 王浩达
《历史文献与传统文化》征稿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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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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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30年代,中国各大学的史学课程日趋专门化。其重要表现之一,就是通史断代化,中国史分为上古、汉魏、宋史、满洲开国史等。这种变化亦必然导致治中国史学者的研究方向向某一断代集中。此后,中国宋史研究论著之发表空前增多。涌现出金毓黻(1887—1962)、蒙文通(1894—1968)、陈乐素(1902—1990)、 聂崇岐(1903—1962)、张荫麟(1905—1942)、邓广铭(1907—1998)、全汉昇(1913—2001)、张家驹(1914—1974)等一批专门或主要从事宋史研究者(以年龄大小排序)。其中蒙文通、陈乐素、张荫麟和邓广铭四位先生,不仅研究成果卓著,而且作育大批宋史研究人才,被公认为中国宋史研究的开创者。陈乐素于1923 年自日本留学归国后,先后从事过中学教学、军 旅、文书和历史研究工作,直到1942 年底才受聘于浙江大学,接替张荫麟先生任史学教授兼史地研究所导师,并开设隋唐史、宋史、史料学、校勘学等课程。陈乐素先生最初研究中日关系史,自 1933年1940年,则陆续发表《宋徽宗谋复燕云之失败》《徐梦莘考》《〈三朝北盟会编〉考》《宋初三馆考》等,研究重点转向宋史。1946 年至1948 年又陆续发表《〈直斋书录解题〉作者陈振孙》《〈宋史·艺文志〉序文证误》《南宋定都临安的原因》《主客户对称与北宋户部的户口统计》《余靖奏议中所见北宋庆历时社会》和《宋代的客户与士大夫》等。1979 年以后,陈先生又发表《宋代的客户与士大夫》《流放岭南的元祐党人》和《珠玑巷史事》等论文。凝聚大半生心血的《宋史艺文志考证》2002年始得出版。综观陈乐素先生的学术研究,其内容主要集中于宋代的历史事件、人物和文献方面。其治学理路则充分体现在现实、家法和学理的有机融汇。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华危机日深,中国面临亡国的危险,促使史学向致用化发展,国内学风因而由专注求真开始向兼顾致用倾斜。当然,这种学术方向的转变,亦和在 1930年代社会科学潮流的挤压下,“新汉学”已经风光不再有关。但时局丕变,国难日深,更使“新汉学”为学术而学术的号召力大为降低。因此,1931 年以后,顾颉刚、傅斯年、陈垣等“新汉学”派学者的态度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转变,开始务求学术救国、通史致用。在这种背景下,外患严重的宋代日益受到学者关注,不少学者研究宋史的议题亦与现实密切 相关。陈先生发表在1933年至1936 年间的《宋徽宗谋复燕云之失败》 《徐梦莘考》《〈三朝北盟会编〉考》等长文,即表现出强烈的现实关怀。当然现实关怀也是宋史研究开创的共同学术意旨,如邓广铭先生先后研究陈亮、韩世忠、辛弃疾、岳飞等主战人物,著有《陈龙川传》 《韩世忠年谱》《岳飞》《辛稼轩年谱》等。
现实关怀虽为史学议题的重要生发之因,亦一直体现着人文学术 之意义,但若无严谨的家法和学理支撑,则只能昙花一现,失去恒久 的生命力。陈乐素先生为一代学术宗师,其学术不仅有强烈的现实关怀,更有严谨、纯正的学术家法和深刻的学理贯穿其中。陈先生幼承庭训,自幼便受到援庵先生教诲。后来在相当长时期 内,亦一直秉受援庵先生之指导,受到“新汉学”派的深刻熏陶,于 史料考辨最是擅长,其治史以作人物年谱和资料长编为入门功夫。《徐 梦莘考》和《〈三朝北盟会编〉考》便是此方面之代表作。在具体研 究中,探寻史源、注重实证、追求真知,体现出突出的“新汉学”派 的治学理路。但先生之学养并未局限于考据一脉,十六岁东去日本,入明治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时间长达五年,又接受了近代社会科学 的诸般知识,无疑增强了对社会的理性认识和分析能力。《余靖奏议中 所见北宋庆历时社会》《宋代的客户与士大夫》等文,能够多层次深入地探究北宋的社会问题,成为对宋代社会问题的开拓性研究,当与其这一知识背景有关。如在《余靖奏议中所见北宋庆历时社会》中,陈先生对余靖 61 篇奏议内容分别作了归纳,指出其29 篇都涉及当时的社会问题,里面特别突出的是“蛮乱”“盗贼”和农民负担问题。然后对这几个问题分别加以考察。但先生考察庆历时期的社会问题,意旨并不仅仅在于列举出当时存在的种种社会现象,或这些社会现象是否属实,而是针对后世之“庆历之治”和“仁宗盛世”说,从余靖奏议 这一可信度较高之史料,探究庆历时期社会之实际状况。因此,先生所论庆历时社会问题并不限定在问题表面,而是究其事原、明其本质。如考察“蛮乱”,则厘出湖南猺蛮、戎泸蛮和宜州蛮之不同种类、具体情况及其形成原因;考察盗贼问题,不仅胪举余靖奏议中所列各种事实以明其发生之地域范围和程度,而且引用充分史料证实余靖所谓 “盗贼”“一起于军伍”并无疑义。但先生所论仍未止步于此,而是进一步对宋朝兵制和国内外形势综合分析,揭示出“盗贼”一起于军伍的深层社会原因及与之相关的吏治问题。在考察庆历时农民之负担时,则从北宋的社会结构和政治特点入手,首先揭示农民负担沉重的必然性和社会原因,继而从余靖奏议入手,分别讨论了其中所提到的“添取盐酒价钱”“两税折纳现钱”“常平仓”“河北榷盐”和“职田”等问题,不仅厘清事实,更揭示出北宋社会的内在机理。这一系列分析与论证,不仅展现出北宋庆历时期生动而复杂的社会诸面相,而且体现出治史者循名责实、透过现象看本质的学术理路和深刻见解力。20世纪70年代末,陈乐素先生重新回到史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的工作岗位,又陆续发表《宋代的客户与士大夫》《流放岭南的元祐党人》《珠玑巷史事》《桂林石刻〈元祐党籍〉》等论文多篇。在中断了近三十年的论文写作与发表之后,陈先生的宋史研究仍然保持着现实、家法和学理融于一体的理路,以及敏锐的学术前沿性。如今日所称之新史学中,史料批判及讨论与文本生成过程相关联的问题,似乎仍具时尚色彩。但在陈先生的研究中,却早已属于史学研究中的应有之意。其《流放岭南的元祐党人》《珠玑巷史事》《桂林石刻〈元祐党籍〉》等论文,虽未贴出“史料批判”和“文本生成”等标签,但相关学术意识及其中深刻的学理早已体现其中。20 世纪40至80年代,治国史者或长于史料考辨,或注重彰显史观,或以义理为先,如陈先生注重将史料考辨、深究史实、阐发义理 相结合者,其数并不在多。先生的文章,不仅展现出精湛的考据之功,而且蕴含着敏锐的问题意识和深邃博通的见解,同时亦深具强烈的现 实关怀。先生这种将现实、家法和学理融为一体,既能循守家法又不 拘于家法的治学理路,仍对当今的史学研究有重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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