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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
1.本书结合于成龙在罗城的任职实绩,立足历史文献,从政治和历史的角度挖掘廉政文化的内涵和外延,具有很强的深度,特别是对于廉政文化的内涵和实际要求有着专业性和独创性的分析。 2.本书运用专业史学、政治学相关知识,对廉政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具有很强的实际指导意义,既能满足党员干部加深对廉政文化的了解的需求,又可满足对廉政文化感兴趣的读者的进阶之需。 3.本书紧扣廉政文化和于成龙两个永不褪色的鲜明符号,对当前的廉洁教育工作有着较强的指导意义,为反腐倡廉建设提供了历史借鉴。 4.本书的作者既有资深党史党建研究专家,对廉政文化有着专深的研究,也有专业古籍整理研究人员,对史料进行梳理,使得本书具有极强的权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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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本书以于成龙在罗城的任职经历为基础,旁涉其在其他地方的政绩,总结于成龙的施政举措与政绩,进而挖掘于成龙廉政文化的理论内核和价值外延,在此基础上讨论弘扬于成龙廉政文化的时代价值和具体措施。
本书紧扣廉政文化和于成龙两个永不褪色的鲜明符号,给党员干部以警示作用,对当前的廉洁教育工作有着较强的指导意义,为反腐倡廉建设提供了历史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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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本书由罗城仫佬族自治县于成龙廉政文化研究课题组组织编写。主要作者为:
何成学
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广西党史特聘专家,全国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会理事,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会理事,广西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副会长,广西国史学会副会长,中共广西区委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基地办主任、研究员。
张 弓
中共广西区委党校副教授、博士,广西壮学研究会理事,广西哲学研究会会员。
尹红英
中共广西区委党校副教授、博士,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讲师团特聘教授、党史学习教育宣讲团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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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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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于成龙南下万里徒步至广西罗城 / 001
第一节 于成龙生活的时代背景 / 003
一、明末清初于成龙居山西期间形势 / 004
二、清初于成龙赴任广西前夕形势 / 008
三、明末清初士人心态 / 010
第二节 于成龙的早年求学经历及其性格的养成 / 013
一、于成龙的家族构成 / 013
二、于成龙的求学经历 / 016
第三节 于成龙的出仕及南下广西 / 019
一、于成龙决定出仕 / 019
二、于成龙何以出仕广西 / 022
三、于成龙南下广西的艰辛历程 / 025
第二章 于成龙初仕广西罗城的生活和工作状况 / 029
第一节 于成龙初仕罗城的生活状况 / 031
一、于成龙与仆人的聚散 / 032
二、于成龙在罗城的衣食住行 / 035
三、于成龙治罗城期间居民的生活状况 / 038
第二节 于成龙初仕罗城的工作状况 / 040
一、平易近人,敢于自任 / 041
二、恩威并施,重视经济 / 043
三、恩及“猺獞 ”,教化民众 / 047
第三节 于成龙初仕罗城的心理状况 / 049
一、于成龙的真实心态 / 050
二、于成龙如何克服困难 / 052
第三章 于成龙在广西罗城的施政举措与政绩 / 055
第一节 于成龙在广西罗城的施政举措 / 057
一、整顿治安 / 057
二、肃清吏治 / 061
三、恢复生产 / 064
第二节 于成龙在广西罗城的施政业绩 / 068
一、初举卓异 / 068
二、连升三级 / 072
三、眇者送行 / 075
第四章 于成龙在广西罗城的故事 / 079
第一节 于成龙在罗城的施政技巧 / 082
一、于成龙智破疑案 / 083
二、于成龙平抑物价 / 089
三、于成龙稳定时局 / 093
第二节 于成龙在罗城的廉声 / 099
一、“于青菜”的由来 / 100
二、半只腊鸭 / 101
三、不带一钱 / 102
第五章 于成龙从广西罗城走向全国 / 105
第一节 于成龙在四川、湖北、福建 / 107
一、于成龙由广西至四川的艰辛历程 / 108
二、于成龙在湖北抗击三藩叛乱 / 112
三、于成龙在福建纠正冤假错案 / 115
第二节 于成龙在直隶、江南 / 117
一、于成龙清官第一 / 117
二、于成龙任江南总督 / 118
三、马世济弹劾于成龙 / 121
第三节 对于成龙的历史评价 / 122
一、于成龙溘然长逝 / 122
二、于成龙的身后殊荣 / 123
三、对于成龙的历史评价 / 125
第六章 于成龙廉政文化内涵特点与当代价值 / 131
第一节 廉政文化的内涵 / 133
一、廉政文化概念的界定 / 134
二、廉的深刻意蕴 / 139
三、廉洁、廉政的异同 / 143
四、清流、酷吏、循吏、能吏与廉吏 / 146
第二节 于成龙廉政文化的内涵特点 / 151
一、崇德教化 / 151
二、立规明矩 / 154
第三节 于成龙廉政文化的当代价值 / 157
一、正确对待财富是廉洁自律的第一关 / 157
二、以清廉塑造高尚的品德 / 158
三、以清明锤炼敢于担当的政治品格 / 159
四、以清正涵养正直、正气、刚正的品格 / 161
五、清正是敢于亮剑的胆识 / 162
第四节 弘扬于成龙廉政文化助推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 / 163
一、以于成龙廉政文化推进新时代罗城廉洁文化建设 / 164
二、把罗城打造成广西党校廉洁文化研究中心基地 / 167
三、把罗城打造成“清廉广西”教育基地品牌 / 173
四、把罗城打造成中华廉政文化和廉吏风采展示平台 / 178
第七章 我国古代廉政建设启示录 / 187
第一节 我国古代廉政文化的起源与形成发展 / 189
一、我国古代廉政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 189
二、我国古代廉政文化的形成发展 / 191
二、我国古代廉政文化建设的主要内容与积极成果 / 195
第二节 我国古代主要清官廉吏与主要贪官污吏 / 198
一、我国古代主要清官廉吏 / 200
二、我国古代主要贪官污吏 / 220
第三节 我国古代对贪官污吏的态度和处置措施 / 228
一、我国古代对贪官污吏的态度 / 229
二、我国古代对贪官污吏的处置措施 / 233
第四节 我国古代对贪官污吏处置的当代启示 / 244
一、牢记腐败导致人亡政息的深刻历史教训 / 244
二、深刻把握古代吏治历史经验的当代启示意义 / 247
三、深刻把握古代反腐倡廉措施的当代启示意义 / 249
后 记 /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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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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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于成龙生活的时代背景
于成龙,字北溟,号于山,山西永宁州(今山西省吕梁市方山县)人。清朝初年著名廉吏。他生于明朝万历四十五年八月二十七日(1617 年9 月26 日) 丑时,卒于清朝康熙二十三年四月十八日(1684 年5 月31 日)两江总督任上,终年六十八岁。于成龙是中国历史上著名廉吏的代表人物,其清廉人格、卓越政绩的形成肯定与其生活、成长的环境密不可分,因此,我们有必要先对相关背景予以考察。
一、明末清初于成龙居山西期间形势
明末一般指明朝天启、崇祯时期(1621—1644),但天启元年(1621年)于成龙尚为四岁幼童,即使识事亦多遗忘,恐难以对当时社会有一个深刻的认识,因此这里考察的“明末”只限定于崇祯时期。崇祯元年(1628 年),于成龙七岁,揆诸今日常理,社会、家庭多能对其产生相关影响,特别是对其人格的形成尤为关键。清初一般指崇德至雍正时期,但皇太极崇德年间,清尚未入主中原,不在考察范围之列;世祖顺治元年(1644 年)迁都北京,是年十月,清军克太原,进入山西,正式与于成龙发生交集。至此到于成龙病逝于两江总督任上的康熙二十三年(1684 年)皆在考察之列。此外,还要考虑到于成龙于顺治十八年(1661 年)离开山西,前往广西罗城就任罗城知县,此后他同山西再无交集,山西当地的诸多环境已难再对其性格、事功的形成继续产生影响。因此为便于叙述,明末清初持续的时期此处仅指1628—1661 年这三十四年,这一时期山西形势均在考察之列。1628 年为明思宗崇祯元年,此时明朝已经到了无可挽救、全面崩溃的地步。首先,朝政混乱,吏治败坏。事实上,明朝自崇祯皇帝祖父万历皇帝后期,朝政即已混乱不堪。万历皇帝本人近30 年不上朝,不理政事,乃至有些官位空缺了竟然长期得不到补位。万历皇帝死后,他的儿子泰昌帝本想大展拳脚,革除弊政,哪知在位仅一个月就暴病身亡。皇位由其长子朱由校继承,朱由校就是明熹宗天启帝。明熹宗的荒唐和他的祖父神宗万历帝半斤八两,祖父嗜钱如命,长期荒政,不见大臣,他则酷爱木工活儿,天天躲在深宫内苑做木工,朝政全部扔给大太监魏忠贤。到天启七年(1627 年)明思宗继位,农民起义的烈火已以燎原之势在全国各地燃烧,东北的后金势力迅速壮大,步步进逼。继位的明思宗为人刚愎自用、猜忌多疑,在位17年,共诛杀总督7人、巡抚11人、内阁大学士2人。官员的更替十分频繁,如蓟镇总督半年之内就更换5 人。整个崇祯朝,兵部尚书换了14 人,刑部尚书换了17 人。内阁大学士(相当于宰相)在17 年之间任命了50 多人,其中先后充当首辅者即有十余人。可见崇祯时期朝政混乱的程度,行政效率极其低下。因此后人多评价明思宗虽有中兴之志,却无中兴之才,决策一再失误、举措屡屡失当,反而使朝政变得更加混乱与黑暗。
其次,国家财政破产。崇祯初年,农民和地主之间的阶级矛盾十分尖锐,是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只有抓住这个主要矛盾并设法缓解,才有可能使刚刚爆发的农民起义得以平息,解除后顾之忧,进而集中力量对付后金的进攻。但明中期以后诸帝大兴土木,加以倭寇、蒙古贵族交相进犯,军费开支急剧增长,国库早就入不敷出了。虽然经过张居正的改革,危机得到了缓解,但明神宗亲政后,又大肆挥霍浪费。万历三大征致使国家背负庞大的军费开支,国家财政再次入不敷出,只得动用累年的积蓄,进而使国家财政状况日益恶化。同时明朝末年,西方殖民者发现美洲银矿,全球的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中国的白银价值也大幅度跌落,崇祯年间,金银价比曾为1∶15。结果银贱物贵,市场一片萧条,这又进一步加重了明朝的财政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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