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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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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立足中国千年丝路外交实践的历史经验，用“中国学派”的丝路学和国际政治“关系”理论阐释了中国与丝路伙伴的互动关系；对新时代中国特色丝路伙伴关系在中非、中阿、中拉三个区域的典型合作机制进行个案分析，并就中国特色的发展中国家整体外交运作模式作义理阐释。可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在推动全球化发展、全球治理及促进国际体系转型等方面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从丝路天然伙伴关系的历史经验及与丝路战略合作伙伴的现实合作中探索出的扩大“一带一路”朋友圈的切实之举，亦可为构建丝路命运共同体进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探寻可行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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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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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畅，博士，中共上海市浦东新区区委党校（上海市浦东新区行政学院）讲师，上海外国语大学丝路战略研究所特聘研究员，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访问学者，兼任全国国际创意管理专委会委员、上海市领导科学学会理事，曾任《新丝路学刊》编辑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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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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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
一、相关概念辨析
二、核心理论支撑
三、基本阐释框架
第一章 中国特色丝路伙伴关系的历史叙事
第一节 古代中国外交的丝路天然伙伴关系
一、古丝路外交与丝路天然伙伴
二、丝路伙伴共同塑造丝路文明
第二节 新中国外交的亚非拉丝路伙伴关系
一、新中国外交走向结伴不结盟
二、新中国与亚非拉的伙伴关系
小 结
第二章 中国特色丝路伙伴关系的实践互动
第一节 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
一、“一带一路”建设的时间节点
二、“一带一路”建设的主要内涵
三、“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第二节 打造全球伙伴关系网络
一、中国伙伴关系的整体布局
二、中国“一带一路”朋友圈
小 结
第三章 中国特色丝路伙伴关系的价值理念
第一节 根植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
一、丝路伙伴关系凝结传统文化
二、比较分析下的中国政治文化
第二节 阐释丝路学研究核心议题
一、丝路学研究及其核心议题
二、新时代“中国与世界关系”
第三节 修正传统国际关系理论体系
一、中国特色的文明交往观
二、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念
三、中国特色的全球治理观
小 结
中国特色丝路伙伴关系的论坛
第一节 中非合作论坛与中非命运共同体
一、 中非合作论坛的具体机制
二、 “一带一路”赋予中非合作论坛新内涵
第二节 中阿合作论坛与中阿命运共同体
一、 中阿合作论坛的具体机制
二、 “一带一路”赋予中阿合作论坛新内涵
第三节 中国—拉共体论坛与中拉命运共同体
一、 中国—拉共体论坛的具体机制
二、 “一带一路”赋予中拉论坛新内涵
小 结
第五章 中国特色丝路伙伴关系的综合评估
第一节 新时代中国丝路伙伴关系的特性归纳
一、 中国特色丝路伙伴关系的古今同构性
二、 中国特色丝路伙伴关系的特征
第二节 中国特色丝路伙伴关系的绩效评估
一、 对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国家形象评估
二、 对“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绩效评估
第三节 中国特色丝路伙伴关系的因应之策
一、 直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挑战
二、 扩大中国全球“朋友圈”路径选择
小 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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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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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阐释丝路学研究核心议题
一、丝路学研究及其核心议题
全球丝路学肇始于西方。丝绸之路被命名后，引发了西方长达半个多世纪对中国历史遗迹和珍贵文物的劫掠，数以万计堪称国宝的珍贵文物流失海外，但也引起西方学界从历史学、地理学、考古学、民族学、宗教学等多学科开始考察研究丝绸之路上的相关遗迹。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首创了“丝绸之路”概念，对中国历时4年进行7次考察并出具多份调研报告，倾尽其后半生撰写《中国》等重要著作，开创了丝路学研究的先河。德国历史学家赫尔曼1910年出版的《中国和叙利亚之间的古代丝绸之路》一书中，确定了“丝绸之路”的基本内涵，完成了对“丝绸之路”的学术认证。英国学者斯坦因是国际敦煌学的“开山鼻祖”之一，其4次赴中亚探险考察，名震欧洲，形成英国学界研究丝路的学术传统。1936年，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丝绸之路》一书问世，标志着丝路学大体完成了由概念阐释衍化为学科的关键转型。
中国丝路学则以1927年黄文弼等学者参加中瑞西北科考活动为诞生标志。晚清中国知识群体的陆权与海权之争催生了西北舆地学后，考古学又被引入丝路研究，中国学者开始关注中外丝路关系相处问题。自20世纪20年代起，向达、冯承钧、黄文弼、张星烺、季羡林等学者在中西交通史领域作出开拓性贡献。自此，借由“丝绸之路”元概念，中外丝路学家凿开了一条统一的“丝路学认知区间”，探索丝路多元文明的交往规律、丝路伙伴关系的相处之道，以及丝路难题的破解之策，推动了丝路学百年学科建设进程。
中外学界上百年共研丝绸之路的学术实践，经由发轫期（19世纪中后期）、确立期（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展期（20世纪—21世纪初）、转型期（2013年—），形成了欧洲学派、美国学派、中国学派，以及俄罗斯、中亚、日本、韩国等研究重镇，共同构成了全球丝路学发展的基本格局。其中，中国丝路学已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欧洲学派是丝路学领域的开拓者，李希霍芬、斯文·赫定、斯坦因等先驱为世界开启了通过丝绸之路认识历史与现实的“中国之窗”。值得一提的是，法国在丝路学研究取得的成就位居欧洲之首，建立了众多的学术团体，并拥有一批极具影响力的丝路学名家，如伯希和是跨学科丝路研究范式的开创者，在中国目录版本、语言文字、考古艺术、宗教文化、中西交通、边疆史地等方面都有论著。这些名家以丰硕的研究成果开启了百年丝路学著书立说与资政建言的双轨并举的研究范式。
美国学派的丝路学研究，主要也是在西方探险家19世纪末20世纪初对丝路沿线考察挖掘所带回的相关实物和资料基础上起步的，在冷战结束后尤其活跃，侧重于丝路战略问题研究，并通过名家汇聚、跨国合作研究、发布智库报告等方式，迅速成为全球丝路学话语强势的学术力量，使得其学术成果在西方霸权语境中得以传播、其丝路学人在国际学术领域名声大噪，折射出美国丝路学派为丝路学赢得了显学效应。但是长期以来，也客观形成了“丝绸之路在中国，丝路学研究在西方”的窘境。
中国学派历经以1927年、1983年、1997年、2013年为节点的大体4个发展阶段，历经3次发展高潮，成功整合了国内相关学术资源。中国丝路学派自1927年形成以来，分支林立且发展活跃，涵盖敦煌学、吐鲁番学、龟兹学、西域学、郑和学、喀什噶尔学、长安学等诸多分支，呈现碎片化的学术特征。我国三代学者积极致力于静态与动态结合、学术与调研结合、历史与现状结合的努力，逐步产出论著与研究报告两类成果、练就了研究与咨政两种技能、成就了学者与智库专家的双重身份。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中国丝路学迎来了学术振兴的机遇期，“一带一路”软力量建设为丝路学注入现实动力。
对丝绸之路的研究，经历了地理研究、历史研究、文化研究、经济研究、政治研究、文明研究等范式转变，如今依然百家争鸣。马丽蓉教授以超拔的学术气魄，将丝路学的研究对象拓展并锚定于研究中华文明与域外文明古今在丝路上的互动关系，聚焦“中国与世界古今丝路关系”核心议题。
“地通、路联、人相交”是丝路文明交往的典型特征，多元行为主体缔结了丝路伙伴关系，塑就了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丝路学的学科视野，由此从史学拓宽到政治学尤其是外交学，在跨学科、多领域中转向问题导向型的研究范式，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过程中处理对外关系提供了学理支持。可以说，这一门百年显学，既是静态的冷门绝学，也是动态的经世致用之学。
百余年来，学界形成了从丝绸之路视角探究“中国与世界关系”的研究逻辑，并从“丝绸之路与中国→丝路文明与中华文明→世界与中国”的认知历程中，构建起由概念、核心议题、理论、方法等组成的丝路学话语体系。但是，当前丝路学研究分别呈现欧洲学派“西方化”、美国学派“政治化”、中国学派“碎片化”等学术现象，丝路学自诞生时就被烙上了西方化的殖民胎记，中国虽为“研究对象”却沦为“被阐释”与“被言说”，直至“失语”，欧美学派“领跑”与中国学派“碎片化”坚守成了丝路学百年学术史的特有征貌。
在百年来中外共研丝绸之路中，形成了美欧主导下的“中国与世界古今丝路关系”核心议题研究范式，并凸显出三个鲜明特征： 一是“西方中心论”的阐释框架。美欧学者将丝路学核心议题叙事从“中国与世界关系”变异为“西方与中国关系”，中国长期以来成了学术殖民对象，无法摆脱政治与学术间的内在张力；二是霸权政治的学术干涉。从西方列强掠夺西域文献文物带来丝路学的起步，就为其烙上了西方霸权政治的印记，使丝路学先后沦为欧洲殖民侵略和美国霸权政治的工具，难以摆脱被西方霸权政治干涉的历史惯性；三是西方主导的丝路学话语体系。基于欧美学派的西方经验、利益偏好所生成的概念、理论及方法，形成了西方化的丝路学话语体系，使其核心议题研究渐偏学术轨道而日趋政治化倾向。直到2015年英国学者弗兰科潘的《丝绸之路： 一部全新的世界史》问世，才开始正视丝路历史真相，在摒除“西方中心论”的阐释体系中助力丝路学发展进入转型期。尽管美欧学界对“一带一路”的认知日趋分歧，但是毋庸置疑，全球丝路学正在剥离“西方中心论的阐释框架”，尤其在对“中国议题”被政治化的正本清源中开始步入历史转型期。
丝路学是一门聚焦“中国与世界古今丝路关系”的跨学科的百年显学，不仅具有门类多样的学科体系、借路传道的学术传统、西强中弱的话语体系，还兼具学术性与实践性的双核特质。丝路学以文明交往理论、国际关系理论与全球治理理论为学理基石，除关注丝路沿线国别区域问题研究等基础课题外，还面临如何回应丝路治理这一重大现实课题；“一带一路”核心区又恰是全球治理的重心所在，故其又可称为全球治理中的“中医学”，随着中国学派的振兴，“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正在逐步赢得世界的认可与响应。
丝路学研究为我们揭开了丝绸之路与中华文明的关系：“就某种意义而言，丝绸之路才是我们解开中华文明为何成为世界唯一未断层的最古老文明奥秘的关键所在。”阿诺德·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揭示了人类文明生长的“挑战—应战”规律，中华文明的成长亦是如此，在中外文明的丝路交往中，连续不断的外部环境的征服与内部自决的强化，为中华文明的成长提供了不竭动力。
丝绸之路使中华文明在时空双维上对外接触： 中外文明的丝路交往始于汉、兴于唐宋、盛于元明、衰于清、复兴于当代，在2000多年的中外文明丝路交往史上，实现了中华文明与不同时代文明在物质、制度、精神、心理等不同层面的交往，并将佛教文化、伊斯兰文化等蕴化为中华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显示出成长文明所特有的多样性和分化趋势。中华文明也在如张骞出使西域、郑和七下西洋等丝路文明交往中被纳入世界文明交往体系，在征服高山、大海中实现了中华民族走向世界、融入全球的梦想，得以取长补短、不断成长。上千年的丝路文明交流互鉴昭示，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过程中，既要恪守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为人类文明贡献独特的东方智慧，又要秉持开放视野，批判地借鉴和吸收他者文明中的一切有益成分，化作自身的活性因子，以更好地实现自我肯定。
“国家繁荣→丝路通畅→文明交往频繁→中华文明昌盛，反之亦然”，丝路见证了中华文明的兴衰，中华文明也将复兴于丝路，丝路命运与中华文明命运互为因果，两者彰显出深刻的互构性。今天，曾遭遇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中华民族，以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通过主动的改革开放，弘扬丝路精神推动“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正逐渐成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一带一路”倡议正在重塑“中国与世界古今丝路关系”，这也契合了丝路学所蕴含的历史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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