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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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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新时代以来，广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致力于标识性话语的诠释和研究工作，取得系列研究成果。本书聚焦部分标识性话语概念，汇集广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近年来发表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等中央主流媒体和《政治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等学术期刊的文章，主题涉及“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人类文明新形态”“人类命运共同体”“区域协调发展”等。全书围绕这些标识性概念进行深度诠释，希冀为理论界、学术界进一步深化认识发挥一定的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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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赵中源（1968年—），男，广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理论领军人才，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研究。
吴阳松（1983年—），男，广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青年拔尖人才，“广东省特支计划”青年文化英才，主要从事政党与现代化等相关问题研究。
李丽丽（1984年—），女，广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广东省特支计划”青年文化英才，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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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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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本质属性与形态特征 赵中源
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性质的逻辑进路——对习近平总书记相关重要论述的理论释析 吴阳松
马克思理想社会共同体思想的三个向度 李丽丽
不断夺取新时代伟大斗争新胜利 赵中源
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黎庶乐 檀阳阳
全面从严治党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 徐德莉
以人民为中心：中国道路的价值坐标 赵中源
后“9·11”时代西方流动性治理的异质化困境 黄罡
新时代中国特色政治学话语体系建构的要义与理路赵中源 黄罡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中国表达 皮家胜 邓喜道
新时代领导干部媒介素养的时代内涵与提升路径 吴阳松 陈金莲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一元现代性的超越 黄炬
重新界定我国现阶段社会主要矛盾的理论、历史和实践逻辑 张雪娇
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视野下的政策体系设计——以农村税费改革为例 欧阳景根
留任还是离职——基于履职能力视角的人大代表连任机制研究 王雄
百年淬炼铸就大党风范 赵中源
党的群众路线的百年演进逻辑与基本向度 赵中源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徐德莉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理论逻辑与实践向度 徐德莉
走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 黄罡
坚定不移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吴阳松
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中空间治理的现代化 刘莉
通往“自由人的联合体”：现代性危机的破解方案 黄炬
习近平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创造性实践 吴阳松
中华文化符号的层次、特征与传播 刘莉
从礼乐文明共同体到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演进——文化学的视角 左康华
习近平关于新时代党的形象建设重要论述释析 吴阳松 谭敏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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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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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本质属性与形态特征[1]
赵中源[2]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这一论断，是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的理论创新，是对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处的国内总体环境与发展基本态势的科学论断，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提供了理论依据，也是关于现阶段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正面回答。这一论断实际包含着关于社会矛盾问题的基本哲学观，那就是社会存在(基本国情与发展现状)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规定性意义。理解和把握党的十九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论断，关系到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实践依据，以及对推进新的“两步走”战略和实现“伟大梦想”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认识与把握。本文就如何认识和把握新时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作出相应阐释。
一、关于进入总体小康社会之后的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讨论
一段时间以来，理论界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否发生改变这一问题有多层面的讨论，集中于以下三个方面。
(一)现阶段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
现阶段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的观点主要基于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关于“三个没有变”的论断，即“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3]。有学者认为，就全国范围而言，社会生产的落后状况有很大改观，但没有根本改变；就全体人民而言，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满足态势趋好，但尚没有得到充分满足；就矛盾的性质而言，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没有改变，落后的社会生产仍然是需要突出解决好的主要社会问题。[4]
(二)现阶段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已不合时宜
一是认为既有表述过于“泛化”，“缺乏统一的参照体系”，应表述为“先进而不完善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5]；二是认为随着时代发展，“物质文化需要”已不再是生活的全部，应表述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生活需要与相对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6]；三是认为由于生产与需要都发生了新的变化，建议把“物质文化需要”改为“各种需要”或“物质、精神需要”，并在“落后”前增加“相对”二字，变为“相对落后”。[7]
(三)现阶段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两个方面的内涵已发生改变
一是认为现阶段我国已经进入过剩经济时代，物质需要已经能够满足，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重大变化，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同落后的文化生产之间的矛盾”[8]；二是认为中国社会正处在需求不足的新态势，其主要矛盾是“日益增长的社会生产同人民物质文化需求相对不足之间的矛盾”[9]；三是认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从私人物品生产难以满足人民对私人物品的需要这一矛盾主要方面，向公共物品供给难以满足人民对公共物品的需求这一新的矛盾主要方面转变”[10]。
不难看出，上述观点从不同侧面、不同视角、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认识，具有一定的建设性意义。客观地说，上述讨论存在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那就是没有触及社会主要矛盾的定性问题。讨论的焦点更多围绕进入总体小康社会之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中的两个方面的要素构成及其主次关系、主要矛盾的文字表述等问题而展开，而没有直接对主要矛盾的新特点、新变化加以定性，或者说没有对社会主要矛盾确立的理论依据及其属性的判断依据等核心问题做深入研究。这无疑不利于正确认识和把握党的十九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论断。
基于现有的研究成果，科学把握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新论断的内容与实质，应着力于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全面认识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矛盾理论的建构与演进脉络，尤其是矛盾理论建构的理论逻辑与历史逻辑；其二，完整把握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基本内涵，尤其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的时代性与发展性特征；其三，科学阐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本质属性及其判断依据，准确把握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形态与新特征；其四，把握好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与基本国情、基本国际地位没有变的辩证关系，以及社会主要矛盾与各种具体矛盾的关系。
二、马克思主义社会矛盾理论及其建构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社会基本矛盾理论，尤其是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理论建构，是本文立论的理论依据。
(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矛盾理论的建构
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大理论体系的建构有一个共同的理论前提，那就是它们都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发现、阐释与把握之上。马克思主义矛盾观在总体内涵和规定上与黑格尔“辩证矛盾”理论有一定的承继关系，但是马克思主义认为，矛盾必须依据现实事物自身，才能够具有其“合理的内核”，这是马克思主义矛盾学说的哲学基石。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矛盾理论的形成，源于独特的社会背景以及他们对社会现实的密切关注。经历了工业革命的欧洲，已经不同于以往的任何一个时代，其内部蕴含的社会矛盾也是全新而独特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作了比较集中的分析：“现存的社会关系同现存的生产力发生了矛盾”[11]“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12]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的阶级社会中，存在着一个基本的矛盾，即“生产力”与“现存的社会关系”“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13]
马克思判定社会基本矛盾一个最为重要的依据就是社会实践。在具体分析社会基本矛盾的时候，马克思实现了一个关键性突破，即不再从“某种范畴”“某种观念”出发解释“物质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解释“观念”和“范畴”，“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14]。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最重要的物质实践也就是资本主义的社会化大生产，通过对资本主义物质实践的分析，马克思最终把握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
恩格斯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判定是在马克思的判定基础上展开的。恩格斯切入的角度主要是社会化的大生产，并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作出了更为精辟的论述，集中反映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文中。文中指出，“资本家出现了：他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当然就占有产品并把它们变为商品。生产已经成为社会的活动；而交换以及和它相伴随的占有，仍旧是个体的活动，单个人的活动；社会的产品被个别资本家所占有。这就是产生现代社会的一切矛盾的基本矛盾”[15]。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恩格斯明确提出“基本矛盾”的概念与范畴，即社会化大生产与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矛盾。当这一矛盾得以化解的时候，也意味着资本主义社会的终结，社会由此也将进入一个新的形态，即共产主义社会。相对于马克思更具概括性的表述，恩格斯直击资本主义社会的要害，紧紧把握住了资本主义社会不同以往的独特性——大工业时代所特有的社会化的大生产，并由此出发对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基本矛盾加以阐发。
(二)列宁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理论的建构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社会主义从科学理论成为制度现实。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之后的全新社会形态下的社会矛盾问题并未作专门的探讨。因此，列宁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所作的探讨是一种全新的理论尝试，对毛泽东同志正式提出社会主要矛盾理论作了非常重要的铺垫。
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仍旧存在矛盾
列宁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分析的一个突出贡献在于，不仅承认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仍旧存在着矛盾，更为重要的是还明确地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分为对抗性和非对抗性两类，同时强调，“对抗和矛盾完全不是一回事。在社会主义下，对抗将会消失，矛盾仍将存在”[16]。需要指出的是，列宁只是把社会矛盾作了本质性分类，但明确使用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这两个概念的则是毛泽东同志。
在列宁看来，矛盾始终存在，并贯穿人类社会发展的始终。对抗性矛盾存在的一个基本前提在于社会中存在着根本对立的阶级。社会主义社会消灭了私有制和剥削，因此不再存在相互对立的阶级。各个阶级在根本利益上具有一致性，但他们之间仍然存在差异，人民内部的非对抗性矛盾依旧存在。这种非对抗性矛盾可以通过让步和协调等方式予以化解。列宁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非对抗性观点，为毛泽东同志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奠定了理论基础。
承认“人民不一致”
在列宁看来，社会主义社会是介于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的过渡时期，“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兼有这两种社会经济结构的特点或特性”[17]。因而，社会主义社会的人民内部存在一定的差异。实际上，虽然列宁没有明确提及，但是我们也可以将这种“不一致”看作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列宁明确反对那种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人民是完全一致而不存在任何矛盾的观点：“马克思一向都是无情地反对那些认为‘人民’是一致的、认为人民内部没有阶级斗争的小资产阶级幻想。马克思在使用‘人民’一语时，并没有用它来抹杀各个阶级之间的差别，而是用它来概括那些能够把革命进行到底的一定的成分。”[18]
列宁认为，虽然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了，但是人民内部仍旧存在着方方面面的矛盾，并将之归结为五个方面：①工人内部的不一致。“……工人同样保留着许多资本主义社会的传统心理。工人在建设新社会，但他还没有变成新人。”[19]②工农之间的不一致。“城市不能与乡村相等。在这个时代的历史条件下，乡村也不能与城市相等”[20]，而城乡的不相等必然伴随着工农之间的不一致。③无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之间的不一致，即旧的知识分子与无产阶级在思想观念、工作方法、利益要求等方面存在着差异与冲突。④中央和地方以及各民族之间的不一致。⑤党和群众之间以及政府和人民之间的不一致。
列宁的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分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联系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对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列宁的“人民不一致”的理论所具有的重要理论价值。
诠释了苏维埃俄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以及各个领域的具体矛盾
在继承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基本矛盾思想的基础上，列宁在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对比中，提出了苏维埃俄国社会主义社会面临的主要问题或基本矛盾，即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与落后的经济文化之间的矛盾，“……我们俄国无产阶级在政治制度方面，在工人政权的力量方面，比不管什么英国或德国都要先进，但在组织像样的国家资本主义方面，在文明程度方面，在物质和生产上‘实施’社会主义的准备程度方面，却比西欧最落后的国家还要落后”[21]。因此，社会主义社会要大力发展经济和文化等方面，使其与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相匹配。
尤为具有启发意义的是，列宁对于当时苏维埃俄国社会各个领域中存在的具体矛盾的分析。他认为，在经济领域，苏维埃俄国虽然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但仍旧存在着小商品生产和在此基础上产生的私人资本主义以及小资产阶级。因此，当时苏维埃俄国在经济领域的具体矛盾是全国范围内的社会主义经济同残存下来的小商品生产、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之间的矛盾，并提出“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是我国社会主义的主要敌人”[22]。这实际涉及社会主要矛盾问题的讨论范畴，而经济领域中具体矛盾的解决在于过渡时期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完成。在文化领域，当时苏维埃俄国存在的具体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文化同落后的封建文化以及资本主义文化之间的矛盾。在政治领域，虽然无产阶级已经掌握了国家政权，但是资产阶级的影响仍在，因此，其具体矛盾表现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对于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争夺。
(三)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论断的形成与发展
由于时代、国情和社会实践的不同，社会基本矛盾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寻找社会矛盾的方法论原则，从社会基本矛盾入手，在具体分析特定社会基本矛盾的基础上，找出社会主要矛盾的集中表现，是正确认识和把握社会主要矛盾的根本途径。毛泽东同志认为，社会作为复杂的事物必定存在多种矛盾，并且有主次之分，因而在《矛盾论》一文中明确提出了“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等概念，论证了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的哲学原理，说明了找寻主要矛盾和把握矛盾的主要方面的方法论意义，阐释了矛盾双方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根据和条件。
基于上述认识，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毛泽东同志提出要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经济文化建设方面来。“目前我们国家的政治形势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23]毛泽东同志《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主题也是为了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党的八大开幕词中，毛泽东同志还提出“要把一个落后的农业的中国改变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化的中国”[24]的任务。党的八大召开期间，毛泽东同志在会见列席大会的外国代表团时，从评论斯大林犯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的角度，多次谈到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前的主要任务是阶级斗争，而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我们胜利只有七年。我们政权专政的职能，只剩百分之十了。由于没有那样多的反革命分子，所以专政的范围缩小了。现在我们的任务是解放生产力，保护生产力”[25]。
毛泽东同志的这些观点，成为党的八大通过的决议中关于国内社会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论断形成的重要依据。
在1979年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26]这实际上延续了党的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第一次明确提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27]的历史论断，并把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表述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28]。不难看出，这仍然是基于党的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论断的新概括，成为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规范表述。党的十五大强调这个主要矛盾将贯穿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整个过程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党的十九大之前的历次党的代表大会都坚持了这一表述，为我们正确认识和把握党的十九大关于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的内涵与本质提供了理论依据。党的十九大基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内在要求，我国社会发展的基本现状与特点以及人民的现实期盼，对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作出了新的判断，进一步明确了新形势下我国深化改革和推进发展的主要问题与中心任务。
三、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基本属性
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指出，“任何过程如果有多数矛盾存在的话，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抓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这是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告诉我们的方法”；同时强调，“矛盾着的两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29]
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矛盾理论的方法论意义在于：其一，分析社会矛盾，必须立足于考察社会实践；其二，解决社会矛盾，必须善于抓住主要矛盾；其三，把握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判断矛盾性质的关键所在；其四，解决矛盾的主要方面，是解决矛盾的关键所在。对如何确定社会的主要矛盾，邓小平同志强调：“至于什么是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也就是目前时期全党和全国人民所必须解决的主要问题或中心任务。”[30]
(一)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要义与特性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中的“需要”是中心词和落脚点，其主体是人民，客体是美好生活，特征是“日益增长”。因此，把握“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要义与特性需要从上述四个基本层面加以分析。
第一，需要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的综合性范畴，不同的学科对其内涵和本质的认识不尽相同。马克思认为，“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31]“因为我们的需要和享受具有社会性质，所以它们具有相对的性质”[32]。也就是说，马克思认为“需要”是人所固有的属性，这种属性既包括自然属性，又包括社会属性，而马克思强调的是社会属性。人的需要是主客体在实践上的统一，即人作为内在主体对外在世界的客体的需要，“需要”满足的过程就是人类实践的过程。社会主要矛盾表述中的“需要”正是基于马克思需要理论之上的建构，即“需要”是人类为维持自身的生存与发展而产生的对主客观世界的要求。
第二，需要的主体是人民。人民既是政治性范畴，也是历史性范畴。毛泽东同志指出：“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33]在当前中国政治话语体系中，人民是一个最广泛的存在，包括一切拥护和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支持国家统一的社会阶层和个体。同时，人民具有指代社会或国家的意义，人民即社会，人民即国家。因此，人民需要的满足既是社会个体与群体需要的满足，也是对于整个社会、整个国家而言的整体性需要的满足。
第三，需要的客体是美好生活。美好生活是由“美好”和“生活”构成的一个严谨而又宽泛的概念，生活是其中心词汇，“美好”对“生活”的状态与品质作出明确规定。美好既是一种客观存在，也是一种心理感知，同时具有无限的扩张性，即美好没有止境。生活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范畴和重要出发点，包含四个基本要素：生命(生活的载体)、活动(生活的存在方式)、社会性(生活的属性)、价值(生活的意义)。因此，生活既指人们在生存和发展过程中所从事各项实践活动的总和，也指社会个体或群体对社会活动的主观感受，更趋向于对基于生存之上的幸福状态的判断，从这个意义上说，生活实际上是对人生的一种价值诠释。“美好生活”这一概念具有普遍性、人民性和超越性等特点，蕴含着对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内在统一性的追求与强调，即摆脱对物的依赖而更多地关注人自身存在的丰富性与价值所在，其核心要义在于人的全面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对美好生活的内涵进行了概要表述，“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这既阐明了美好生活内涵的丰富性、时代性与发展性，又对美好生活的层次与品质作了明确的规定，体现了党对生活价值与意义的认识有了更高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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