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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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伶伦作律最早见于《吕氏春秋》，《史记》未见记载，《汉书》叙述略有不同，主要是所述地理位置有较大不同，后世多延续《汉书》记载。高也陶教授与陈谦峰教授联袂推出这本《伶伦作律4探》，以《汉书》为界回溯文献，展开探讨，论证伶伦作律的具体地理位置，伶伦作律的寻觅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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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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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令伶伦作律，最早见于《吕氏春秋·仲夏纪》，其后是《说苑·修文》《汉书·律历志》，内容相近，细节不同。世人多采用后者的说法。王国维先生曾经为此做过解释。本研究通过详细的文献分析，实地考察，近年田野考古结论，论证了伶伦作律的具体地理位置，以及伶伦作律的寻觅路径，为黄帝氏族向华夏迁徙路线提供辅证。并推论伶伦作律的最初目的不是为音乐而作，是为战争服务的，《律书》兵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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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陈谦峰，男，1985年生，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江西省中医药中青年骨干人才。担任内经教研室主任，高等学校核心课程《黄帝内经》联盟理事、世中联疫病专委会常务理事、中华中医药学会内经学分会委员、江西省中西医结合学会五运六气专委会常委，《中华养生保健》杂志编委。长期从事内经的教学及理论研究，主持参与课题20余项，发表论文60余篇，主编参编著作及教材10部，授权专利及软著5项，获得国家级教学竞赛一等奖、省级教学成果一等奖。
高也陶，博士，江西中医药大学客座教授，香港安老服务协会荣誉顾问，世界中医药联合会中医诊疗仪器专业委员会副会长，中国医学与哲学专业理事会理事，《医学与哲学》杂志编委，中医核心基本理论探源工程专家委员会委员。曾先后于南京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中美中心国际问题研究所、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和东方肝胆外科医院、澳门科技大学中医药学院、南京医科大学明基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生物医学工程研究所、东莞广州中医药大学数理工程学院、广东顺德职业学院从事临床、科研、教学及管理工作。出版专著30部、发表论文7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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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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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前言1
第一章 伶伦作律的相关记载
1.《吕氏春秋·仲夏纪·古乐》
1.1奇货可居
1.2一字千金
1.3迁蜀自杀
1.4《吕氏春秋》其书
1.5汉河东高诱注《吕氏春秋》与《淮南子》
2.《汉书·律历志》
2.1班固其人及家族
2.2《汉书》与《史记》
3.《说苑·修文》
3.1刘向其人其子
3.2《说苑》其书
4.本章小结
第二章 伶伦作律的相关记载分析比较
1.三部文献的文字及内容比较
2.《吕氏春秋》与《汉书》记载的不同之处
2.1伶伦作律的地点
2.2大夏的地理位置
2.3“乃之”两字是重要差别
2.4“昆仑”的地理位置
2.5“阮隃”与“昆仑”之辨
2.6“阮隃”可能是“阮陬”
3.阮陬之阴——阮国之北隅
3.1阮国
3.2阮国：伶伦作律的最初目的地
3.3阮国：“泾川人”化石出土地
4.“乃之阮陬之阴”与“以之阮陬之下”
5.取竹嶰谷
6.竹管长度
6.1《黄帝内经》所载的人体解剖数据
6.2《黄帝内经》采用的两种度量衡标准
7.听凤之鸣以定黄钟之宫
8.本章小结
第三章 铸钟和音
1.铸十二钟
1.1贾湖骨笛
1.2六律和五音
1.3咸池之乐
1.4日在奎
2.铸钟之地
2.1伦山——龙宫山
2.2庆化寺塔
3.嶰谿之谷何处觅
4.冶炼基地
5.本章小结
第四章 黄帝入主华夏
1.司马迁与《史记》
1.1司马迁其人
1.2《史记》其书
1.3裴骃《史记集解》序
1.4司马贞《史记索隐》序及后序
1.5《史记正义》序
2.《史记》与伶伦作律
3.《史记》《黄帝内经》等所载的黄帝
4.黄帝氏族的迁徙
4.1《史记·五帝本纪》的记载
4.2阪泉之战
4.3涿鹿之战
5.仰韶文化、红山文化和龙山文化
5.1仰韶文化
5.2红山文化
5.3龙山文化
5.4三文化之迭代
5.5黄帝时代的东西文化交流
6.伶伦铸钟处和洪崖景区的实地考察
7.本章小结
第五章 闻声效胜负
1.百王不易之道
1.1六律为万事根本
1.2黄帝制胜法宝
1.3伶伦作律的军事意义
1.4后人对《史记·律书》的理解与评论
2.律与乐
2.1律与乐分道
2.2《周礼》的律乐分工痕迹
2.3汉代的乐家
3.律与数
3.1同律度量衡
3.2先秦论数简
3.3刘歆整理同律度量衡
3.4乐律累黍说
3.5今人对同律度量衡的认识
4.律与历
4.1《汉书·律历志》律历体系
4.2《黄帝内经》之音律
5.六十甲子纳音
5.1甲子干支
5.2甲子干支源头探究
5.3六十甲子纳音与五音建运、太少相生
6.音律与健康
6.1闻声观音
6.2经典案例：晋平公说新声
6.3域外民族对声律的认识
7.本章小结
第六章 嶰谿之竹
1.何为嶰谿
2.寻访嶰谿之谷
2.1寻访阮陬之阴
2.2寻访涿鹿黄帝城
2.3寻访易县洪崖山
2.4寻访洛宁苦竹园
3.取竹制管
3.1竹之概述
3.2我国竹之分布
3.3适合制管吹律的竹笛及其制作
4.洪崖丹井：嶰谿取竹作律处
4.1南昌湾里洪崖丹井
4.2制笛吹律的标准音
4.3嶰谷流瀑之比较
4.4人工开凿渠道以听瀑
5.本章小结
第七章 吹管作律
1.古代度量衡标准
1.1近代对于古代度量衡的研究
1.2商尺与周尺的标准
1.3先秦黄钟律管长度考
1.4三寸九分五之说
2.听声定律的现代研究
2.1根据声学公式推导
2.2与出土编钟对照研究
2.3根据自制笛管进行验证
2.4律由声制听声定律
3.舍少与适合
3.1舍少
3.2适合
3.3之宫适合与还相为宫
3.4音声合度
4.律管候气
4.1律管吹灰候气法
4.2后世对律管候气之研究
4.3律管候气说与岁差
5.同身寸说
5.1声为律身为度称以出
5.2医家同身寸
5.3中医经典中的同身寸
6.本章小结
第八章 伶伦与洪崖先生
1.洪崖先生
1.1最早提及洪崖先生的记录
1.2南昌湾里洪崖丹井
1.3《钦定古今图书集成》
2.洪崖先生与洪崖子
2.1《列仙全传》之洪崖子
2.2《真诰》之洪涯子
3.历代文人骚客吟记洪崖丹井
3.1谢庄（421—466）
3.2徐铉（917—992）
3.3周必大（1126—1204）
3.4陈弘绪（1597—1665）
3.5徐世溥（1608—1657）
4.乃效山林谿谷之音
4.1再读《吕氏春秋·古乐》
4.2《尚书·虞书》
4.3拊石击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
5.从黄帝令伶伦作律到尧舜时代
5.1《史记》所载的尧舜禅代
5.2音乐世族出身的有虞氏帝舜
5.3帝舜：音律至礼乐的集大成者
6.本章小结
第九章 结论
1.本研究核心资料来源
2.对三篇文献的比较研究
3.伶伦与荣将铸钟作律以和五音
4.黄帝入主华夏
5.同律度量衡
6.嶰谿取竹
7.吹管作律
8.伶伦与洪崖先生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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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在守正创新的新时代，中医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正变得越来越重要。本书《伶伦作律探》以专业思辨和严谨研究为基础，结合中医学、考古学、历史学、音律学、植物学等学科，旨在探讨伶伦作律这一千百年来引发人们关注的话题。
伶伦作律的记载最早见于《吕氏春秋·仲夏纪》，随后在《说苑·修文》和《汉书·律历志》中也有所涉及。虽然这些文献内容相近但细节不同，世人多采用后者的描述。然而，黄帝令伶伦作律的具体地理位置和伶伦作律的寻觅路径至今仍存在争议。此外，本书还推断出伶伦作律最初的目的并非为音乐而作，而是作为兵书，为战争服务。但是，自黄帝令伶伦作律、铸钟和音之后，随着帝舜时代的到来，律逐渐演变成为和谐社会和教育子孙的最高礼仪。
伶伦作律作为研究律的起点，对于研究五脏六腑相应于音律，提供了重要的证据。《黄帝内经》被誉为我国现存最早的传统医学经典，也是最早关于音乐治疗的文献之一。人体应当与音律相和谐，这一理念早在《黄帝内经》中就有相关记载，并将其比拟为天地之道。它详细论述了音律与正常人体的关系，包括五脏以应五音、六腑以应六律，并将六律建立在阴阳诸经之上，同时又阐述了十二经脉与五脏六腑的相互关系。此外，它还论述了音律与疾病发生、诊断和治疗的关系。因此，我们可以明确地说，伶伦作律与中医以及音乐治疗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伶伦作律的地址目前主要有两处：江西南昌洪崖与河北易县洪崖。在本书中，我们通过文献分析、实地考察和田野考古，论证了黄帝臣子伶伦作律的具体地理位置，即江西南昌梅岭的“洪崖丹井”，并提供了对黄帝氏族向华夏迁徙路线的辅证。因此，本书的研究不仅是音律研究的关键，也与华夏本土，尤其是江西本土文化有重要的联系，具有原始创新及学科交叉的特色。这一相关研究将有助于挖掘《黄帝内经》中关于五运六气的起源，还能够凸显本校中医音乐治疗的特色，丰富湾里中医文旅·洪崖丹井的内涵，并为本校中医学“一流学科”的建设提供推动力。
值得一提的是，本研究拥有较长时间的理论和实践积累。我们的五脏相音研究曾获得“国家科技部重点支撑计划”的支持，并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科技成就展，是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治未病健康工程”推测的检测项目之一。
本书主要面向中医界、音乐界和文化界读者，但全民皆可从中获益。我们希望读者能够通过阅读本书，加深对伶伦作律的认识，理解其中蕴含的中医与音乐治疗的智慧。同时，我们也期待本研究能够为《内经选读》课程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教学提供支持，为推动相关学科的发展做出贡献。
由于我们的知识水平有限，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均不够，书中可能存在错误，敬请读者提出宝贵意见。本书编写和出版过程得到江西中医药大学党委和行政的大力支持，并得到“中医学江西省一流学科”经费的资助，在此表示衷心感谢！书中引用了许多学者的学术资料，在此一并致谢！
陈谦峰高也陶
2023年8月6日
第一章 伶伦作律的相关记载
伶伦作律最早见于《吕氏春秋》，《史记》未见记载，《汉书》叙述略有不同，主要是所述地理位置及竹管尺寸有较大不同，后世多延续《汉书》记载。本书以《汉书》为下限回溯文献，展开探讨。《汉书》以后，不再赘述。
《吕氏春秋·仲夏纪·古乐》
吕不韦（公元前292—公元前235）及其门客所编著《吕氏春秋》，又称《十二纪》，按十二月份编排各项事宜。《仲夏纪》第五曰古乐，其与伶伦作律相关的文字如下：
昔黄帝令伶伦作为律。伶伦自大夏之西，乃之阮隃之阴，取竹于嶰谿之谷，以生空窍厚钧者、断两节间、其长三寸九分而吹之，以为黄钟之宫，吹曰“舍少”。次制十二筒，以之阮隃之下，听凤皇之鸣，以别十二律。其雄鸣为六，雌鸣亦六，以比黄钟之宫，适合。黄钟之宫，皆可以生之，故曰黄钟之宫，律吕之本。黄帝又命伶伦与荣将铸十二钟，以和五音，以施英韶，以仲春之月，乙卯之日，日在奎，始奏之，命之曰咸池。
1.1 奇货可居
按司马迁《史记·吕不韦列传》记载，秦昭襄王在位时间够长，在位第40年时（公元前266年），没有熬到继位的太子去世。公元前264年，秦昭襄王立次子安国君为太子。安国君有妻妾无数，儿子20多人，但正妻华阳夫人却没有儿子。能够看见其中所蕴藏机会的，是吕不韦。
吕不韦当时是韩国阳翟大商人。贩贱卖贵，家累千金。一日，他到赵国都城邯郸做生意，见到了子楚——秦安国君的众多儿子之一，此时子楚在赵国做人质，十分寒酸，郁郁不得志。吕不韦发现“此奇货可居”。刘向（约公元前77—公元前6，后文细述）编撰的《战国策》对“奇货可居”做了扩展：
濮阳人吕不韦贾邯郸，见秦质子异人[1]，谓其父曰：“耕田之利几倍？”
曰：“十倍。”
“珠玉之赢几倍？”
曰：“百倍。”
“立主定国之赢几倍？”
曰：“无数。”
不韦曰：“今力田疾作，不得煖衣饱食；今定国立君，泽可遗后世，愿往事之。”
《史记·吕不韦列传》继续往下叙述，吕不韦去见子楚，说：“我能使您家门大展。”
子楚笑说：“您还是大展自己的家门吧，为什么要大展我的家门？”
吕不韦说：“您不知道，只有您的家门大展后，我的家门才能大展。”
子楚一点即明白，两人坐下深谈。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详尽计划。最后吕不韦说：“您现在客居于此，没有什么钱，无法结交人脉。不韦虽然也没有什么钱，愿意以千金为您去秦国游说，说动安国君和华阳夫人立您为子嗣。”
子楚顿首说：“如果一切都按您的计划成功，愿意把秦国与君分享。”
于是吕不韦不惜金钱广结宾客，散布子楚贤名，更买许多“奇物玩好”，通过华阳夫人的姐姐接近华阳夫人，说：“吾闻之，以色事人者，色衰而爱弛。今夫人事太子，甚爱而无子，不以此时蚤自结于诸子中贤孝者，举立以为适而子之，夫在则重尊，夫百岁之后，所子者为王，终不失势，此所谓一言而万世之利也。不以繁华时树本，即色衰爱弛后，虽欲开一语，尚可得乎？今子楚贤，而自知中男也，次不得为适，其母又不得幸，自附夫人，夫人诚以此时拔以为适，夫人则竟世有宠于秦矣。”
事关华阳夫人身后身前、富贵荣华之事，怎能不心动？于是华阳夫人对安国君吹以枕边风，古今中外，无有不灵。“安国君许之，乃与夫人刻玉符，约以为适嗣。安国君及夫人因厚餽遗子楚，而请吕不韦傅之，子楚以此名誉益盛于诸侯。”吕不韦投资的第一步大见成效。
吕不韦的第二步投资，《史记·吕不韦列传》记载：“吕不韦取邯郸诸姬绝好善舞者与居，知有身。子楚从不韦饮，见而说之，因起为寿，请之。吕不韦怒，念业已破家为子楚，欲以钓奇，乃遂献其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时，生子政。子楚遂立姬为夫人。”按司马迁记载，子楚娶了吕不韦已经怀孕的情人为妻，生下的孩子就是后来的秦王嬴政，后来一统天下的秦始皇。此说令后世谴责吕不韦阴险缺德，人所不齿。
长期以来，一直有学者认为这是因为秦始皇焚书坑儒，灭六国，令知识分子和六国遗老遗少怀恨在心，造谣报复。但以司马迁太史公手笔，出现如此记载：“吕不韦取邯郸诸姬绝好善舞者与居，知有身”“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时，生子政”。做何解释？
古人注解如下：《史记集解》徐广曰“期，十二月也”。《史记索隐》徐广云“十二月也”。三国时人谯周（201—270）云“人十月生，此过二月，故云‘大期’，盖当然也。既云自匿有娠，则生政固当踰常期也”。
按现代医学，正常怀孕时间是以末次月经的第一天起计算预产期，整个孕期共为280天。这个周期，不足十个月。由于女性月经周期常不规律，预产期超过两周时间已经非常危险了，超过两个月胎儿基本不可能存活。因此上面“大期”为十二月的解释，是不准确的。司马迁所述“大期”，应当是正常怀孕周期范围内。
因此，只有两种可能：第一，子楚知道这个孩子是吕不韦的，但他有言在先，如得秦国与吕不韦分享，因此分享一个女人与儿子，也在承诺之中。这时儒家还未立足，女贞问题，男女授受不亲的习俗，并非社会习俗。第二，赵姬说谎，骗了吕不韦。六国遗老遗少、儒家方士，捕风捉影，混淆真相，骗了史家，骗了天下。以赵姬一生所作所为，这种可能性极大。
不论嬴政与吕不韦是否有血缘关系，都为吕不韦后来杀身之祸埋下伏笔。
秦昭襄王五十年（公元前256年），秦国攻打邯郸，紧急关头，赵国准备杀人质子楚。子楚与吕不韦用六百斤金子贿赂守者，逃回秦国。赵欲杀子楚妻子。子楚夫人——秦始皇的母亲，娘家也是豪强，得以躲藏。否则可能就没有后面的故事了。
公元前251年，秦昭襄王去世，安国君立为王，华阳夫人为王后，子楚为太子。赵国赶紧把子楚夫人及子政送回秦国。安国君只当了一年秦王便去世了。子楚即位，是为秦庄襄王，拜吕不韦为相国。他刚上台不久，就做了一件大事，灭了东周。可怜周武王建立周朝800多年功业，到公元前249年结束。《史记·秦本纪》载：“东周君与诸侯谋秦，秦使相国吕不韦诛之，尽入其国。”
秦庄襄王即位三年后，就去世了。这一年是公元前247年，13岁的嬴政即位为王，母亲赵姬成为太后，尊吕不韦为相国，号称“仲父”。吕不韦的奇货可居，财色兼得，已然实现。不仅位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食客三千人，家僮万人，而且“秦王年少，太后时时窃私通吕不韦”。
1.2 一字千金
司马迁继续叙述道：“当是时，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赵有平原君，齐有孟尝君，皆下士喜宾客以相倾。吕不韦以秦之彊，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是时诸侯多辩士，如荀卿之徒，著书布天下。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一字千金的成语由此而出。后来注解《吕氏春秋》的高诱评论此事说：“诱以为时人非不能也，盖惮相国畏其势耳。”可见吕不韦到达了人生事业顶峰。
福兮祸所伏。升顶必将落。秦王政渐渐长大成人了，而太后欲火未灭。“吕不韦恐觉祸及己，乃私求大阴人嫪毐以为舍人……乃进嫪毐，诈令人以腐罪告之。不韦又阴谓太后曰：‘可事诈腐，则得给事中。’太后乃阴厚赐主腐者吏，诈论之，拔其须眉为宦者，遂得侍太后。太后私与通，绝爱之。有身，太后恐人知之，诈卜当避时，徙宫居雍。嫪毐常从，赏赐甚厚，事皆决于嫪毐。嫪毐家僮数千人，诸客求宦为嫪毐舍人千余人。”代替吕不韦满足太后欲火的嫪毐之势力竟然也发展到“家僮数千人”，想当官而为其食客的竟然有千余人，或者有人解释为有千余人想要自宫为嫪毐舍人！
1.3 迁蜀自杀
公元前238年，秦王政即位9年，当时他21岁，“有告嫪毐实非宦者，常与太后私乱，生子二人，皆匿之。与太后谋曰‘王即薨，以子为后’。于是秦王下吏治，具得情实，事连相国吕不韦。九月，夷嫪毐三族，杀太后所生两子，而遂迁太后于雍。诸嫪毐舍人皆没其家而迁之蜀。王欲诛相国，为其奉先王功大，及宾客辩士为游说者众，王不忍致法。”
公元前237年，秦王政免去吕不韦相国一职，逐出咸阳，回其封地河南，保留文信侯之封。
公元前236年，上述事件已经过去一年多了，六国诸侯、宾客、游说者络绎不绝，请求准许吕不韦回来。“秦王恐其为变，乃赐文信侯书曰：‘君何功于秦？秦封君河南，食十万户；君何亲于秦？号称仲父。其与家属徙处蜀！’吕不韦自度稍侵，恐诛，乃饮酖而死。”
《史记·吕不韦列传》没有说明秦王政放逐吕不韦全家“徙处蜀”后多久，吕不韦害怕被诛杀，饮毒酒而死。这里面是有一个时间差的。司马迁把这个细节写在《史记》其他的章节里。
《史记·六国表》：“秦始皇十年，相国吕不韦免。”“十一年，吕不韦之河南。”“十二年，吕不韦卒。”
《史记·秦始皇本纪》：“十年，相国吕不韦坐嫪毐免。”“十二年，文信侯不韦死，窃葬。其舍人临者，晋人也。逐出之；秦人六百石以上，夺爵迁；五百石以下，不临，迁勿夺爵。自今以来，操国事不道如嫪毐、不韦者，籍其门视此。”
由此看来，吕不韦死于秦王政十二年，即公元前235年。葬礼还是偷偷进行的。虽是“窃葬”，但是很隆重，参加的人不少。想想看三千食客，哪怕是去一半人也是很可观的！何况还有秦人。很显然，葬礼触怒了秦始皇，于是下《逐客令》。凡是参加葬礼的晋（韩、赵、魏）人，驱逐出境；俸禄六百石以上的秦国官员，罢官赶出京城；五百石以下的秦国官员，没有参加葬礼的，带职下放。自此以后，类似事件，参照本案执行。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吕不韦者，秦庄襄王相，亦上观尚古，删拾《春秋》，集六国时事，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为《吕氏春秋》。”
在《史记》的最后一篇，《太史公自序》中说：“不韦迁蜀，世传《吕览》。”唐张守节《史记正义》注释：“《吕览》即《吕氏春秋》。”这引起了后人许多争议：吕不韦是否在迁蜀后才著了《吕氏春秋》？陈奇猷先生在其大著《吕氏春秋校释》的最后部分附文论《吕氏春秋成书的年代及书名的确立》，举述了各种不同的说法，论证了吕不韦是到达放逐迁徙的蜀地后，才自杀的。[2]但是本书作者认为，历代所有这些讨论，都疏忽了一点，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写到自古遭难之士，奋发图强，著述以流芳万世而激励自己时，用的是系列排比句，“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这一段文字中的人物故事，随着历史发展，而略有小小变化，实际自吕不韦起，已经不是先困厄、后著书了，而是虽然困厄，但因其著书，而流芳后世。这一转折前句是“不韦迁蜀，世传《吕览》”，后句是“韩非囚秦，《说难》《孤愤》”。历史上，韩非是先有著述，秦始皇读其文章后，才设法将韩非引到秦国，然后被其同学李斯陷害而入狱，后自杀。也就是说，先有著述，后有厄难，但同样因著作而万世流芳，也是司马迁要表达的一种意思。如果一味将其解释为遭厄受难后始著述，就无法解释关于韩非的这句了。司马迁把时间顺序靠前的《诗》放到最后，是本段落的第三个转折，作为这一段文字的总结，也显得其整理文字的用心良苦。
司马迁评论吕不韦因嫪毐一案，“由此绌矣。孔子之所谓‘闻’者，其吕子乎？”《史记集解》注释何为“闻”者，《论语》曰：“夫闻也者，色取仁而行违，居之不疑，在邦必闻，在家必闻。”东汉经学家马融（79—166）曰：“此言佞人也。”
近些年来，为吕不韦鸣不平者似乎越来越多。1980年以来，对《吕氏春秋》的研究越来越多，评价也越来越高。“吕不韦在历史上是一个被扭曲了的形象，直到现代才有所改观。但由于积垢太深，一时难以清除。因而有必要来一次彻底的洗刷，还他以本来面目。吕不韦对庄襄王和秦王政都是忠诚的，竭尽股肱之力，把秦国的统一事业向前推进了一步。他和秦王政的矛盾，是由《吕氏春秋》引起的。但这只是表层原因。深层实质是地主阶级左翼与右翼之间的矛盾。”[3]此说显然具有当代政治教育的浓厚味道。
1.4 《吕氏春秋》其书
不管吕不韦为人如何，但其所组织编纂的《吕氏春秋》，永世流传。公元前247年嬴政即位秦王，尊吕不韦为相国，到公元前236年，放逐吕不韦，一共是11年。
1.4.1 《吕氏春秋》成书所花时间
吕不韦食客3000多人，“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在吕不韦成为相国，到势如中天，到自杀，不过短短11年，还要去掉开初发达上升期与没落衰败期，真正编纂《吕氏春秋》的时间，没有多少年。虽然成书可能的时间也就这么几年，但长期以来竟然有五种说法。多数学者认为《吕氏春秋》是自秦王政六年起开始编撰，秦王政八年即完成。即公元前241年到公元前239年，仅用了短短两年时间。因为次年即发生了嫪毐事件，此说时间之短，令人惊叹！[4]这充分说明《吕氏春秋》的理论基本是现成的，三千食客果然没有吃白食。
陈奇猷先生在《吕氏春秋校释》一书的最后，撰写了《吕氏春秋成书的年代与书名的确立》一文。古人习惯，书成后才作序。在《吕氏春秋》的最后一篇《序意》开首写道：“维秦八年，岁在涒滩，秋甲子朔。朔之日，良人请问十二纪。” 此其成书之岁月也。成书于公元前239年是没有问题的。[5]也有说“岁在涒滩”是公元前241年，详见后述。
二十多万字的《吕氏春秋》可以在短短的几年内编撰完成，有一个重要原因，公元前316年秦灭古蜀后，获得大量上古文献，秦太医署开始筹备整理医经，公元前310年后，又得到扁鹊-秦越人手中的医书及其弟子，更是如虎添翼。到秦王政即位，吕不韦为相国时，已经着手编纂医经63年。
这其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对于《吕氏春秋》的编撰具有重大的影响，却长期未受到学者的提及、重视。吕不韦投资的子楚成功上位，成为庄襄王后只在位了三年就去世了。但是，其在位期间，身为相国的吕不韦，亲自领军灭了东周，杀了东周君王。周朝历代存书，自然由吕不韦带入秦国。周代藏书，积累上古历代文字，其所藏之丰富，难以想象。老子曾经担任周王朝图书馆的馆长，孔子、左丘明曾经亲自到这一图书馆阅读资料，近千年来，前来求阅的不知名的学者，如过江之鲫，无以计数。如今尽入吕不韦眼中，并带入秦都咸阳。足以想象这些馆藏书籍给予投资奇货成功的吕不韦，是多大的冲击和震撼，必将引起他更新、更大的欲望。无疑唯有撰写一部以自己冠名的书籍，才能真正流芳万世，这胜过立一代君王！高也[6]
不用说秦太医署是在相国管理之下，吕不韦完全有可能、有权力阅览秦国各部门正在秘密编纂的医经及其他文献资料。以《史记》对吕不韦的生活状态的描写，他完全有阅读这些医经的欲望与要求。而且其家豢养的三千多食客，怕不是没有六国医学、神仙、方家……之人物。也保不准秦太医署的人员跳槽到吕不韦门下，参与撰写《吕氏春秋》。就是当今大多数学者也都认识到《吕氏春秋》与《黄帝内经》最为接近。[7][8][9][10][11]
有一种说法，认为《黄帝内经》是在《吕氏春秋》后，理由是《吕氏春秋》有那么多与《黄帝内经》相同或相近的语句，但《吕氏春秋》却没有说出处。但如果知道，秦太医署当年是秘密编纂医经，并没有公布内容，是著之玉版、藏之金匮的，即使相国吕不韦，也不能、不敢泄漏。何况未公开出版出示之书，如何引用？
1.4.2 《吕氏春秋》按《黄帝内经》理论编撰纲要
《吕氏春秋》分为《十二纪》《八览》《六论》。《十二纪》每纪五篇共六十篇，《八览》每览八篇（《有始览》少一篇）共六十三篇，《六论》每论六篇共三十六篇，另有《序意》一篇，共一百六十篇。《史记·吕不韦列传》说“二十余万言”。但最初的注释者东汉高诱说“凡十七万三千五十四言”。这一点已经强有力地否定了有些学者认为秦以前没有如此长篇的大著，故《黄帝内经》当是西汉后编撰的论点了。
高诱生卒年不详，但知其于建安十年（公元205年）任司空掾，旋任东郡濮阳（今属河北）令，后迁监河东。高诱注书前自豪地标记自己为“河东高诱”。高诱注书时，离司马迁已经300多年了，距《吕氏春秋》公布时间430多年。因此，高诱手上的《吕氏春秋》，未必是司马迁所读的原貌，缺失的部分，只有待地下有幸发掘出秦简的《吕氏春秋》了。
《吕氏春秋》不是随意编写，它有着严密的计划和预设，按照天、地、人三个层次的互相呼应确定主题，展开论述，实际还是围绕天人合一，还是与《黄帝内经》相一致的。
《十二纪》按照月令编写，十二月每月五篇小文，共六十篇。文章内容按照春生、夏长、秋杀、冬藏的自然变化逻辑排列，属于应和天、地的六部人事职官安排，这一点显然是按《周礼》原则所编，可以参阅本书第三章。《十二纪》更与《黄帝内经》天人合一核心理论相一致。《黄帝内经》论五运六气，一年十二月，交以五行，成为六十篇。
《八览》按照《黄帝内经》九宫八风之数，八八六十四，共六十四篇。以人为中心，围绕人的价值观念、人际关系、个人修养展开。
《六论》中六组文章每组六篇，正好是六六三十六篇。《六论》以人的行为以及事理为主题，包含了人的行为尺度、处事准则、情境条件以及地利等方面。此六六之制，明显是秦太医署强改“天以六六为制”的痕迹。
《吕氏春秋》编撰纲要的这一体制，再次辅证了“六六之制”是秦人尊崇的数字，最早出现在《春秋左传》。公元前541年，秦国医和到晋国为晋平公治病，“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徵为五声。淫生六疾”。经过秦太医署医官们几百年的积累，配合秦统一的战略，创造出秦人自己的理论观点。[12]
1.4.3 《吕氏春秋》的学说派别
班固《汉书·艺文志》将《吕氏春秋》纳入杂家书目。到近代，论《吕氏春秋》应当归属于哪一学派的说法，已经达到六种：[13]
（一）杂家说。刘向的《六艺略》和班固的《汉书·艺文志》把吕书列为杂家学派，被历代学者认同。但在杂家的名目下，又分作“杂合拼凑”观和“杂而不杂”观。
（二）道家说。东汉高诱认为：“此书所尚，以道德为标的，以无为为纲纪。”并有认为吕书不是所谓“杂家”之始，而是“新道家”（黄老学派）的最早代表作。
（三）儒家说。吕书是以儒家学说为主干来编织它的思想体系的。金春峰认为，吕书的根本指导思想是儒家的“天人合一”。儒家思想是吕书的主体思想，同其他诸子相比较，该书对儒家思想吸收得最多。
（四）儒道说。以郭沫若、刘元彦为代表。
（五）政治理论著作说。
（六）阴阳家说。认为阴阳家的学说是吕书的重点。本书作者认同这一观点。
陈奇猷先生说：“《吕氏春秋》虽说是杂家，集各家各派学说而成，但细读全书，很自觉地会注意到，阴阳家的学说是全书的重点，这从书中阴阳所据的地位与篇章的多寡可以证明。在位置上，阴阳说被安排在首位，数量上则阴阳说占有最多的篇章。请看，《十二纪》每纪的首篇就是阴阳家说，《八览》的首览首篇《有始》，《六论》的首论首篇《开春》也是阴阳家说，正如现在报纸的头版头条一样。可见，阴阳家说占据书中重要的位置。此外，还有不少阴阳家说的篇章错杂在各家学说篇章之间，总共加起来，阴阳说的篇数比其他任何一家都多得多。再以《序意篇》而言，吕不韦答良人之问，‘凡《十二纪》者，所以纪治乱存亡也，所以知寿夭吉凶也’云云，也是阴阳家说。凡此诸证，都很有力地证明了吕不韦的主导思想是阴阳家之学。”
陈奇猷先生又说：“吕不韦之指导思想为阴阳家，其书之重点亦是阴阳家说。然其书成于各家各派之手，各说杂陈，故汉志列之于杂家亦不误。”
班固在《汉书·艺文志》对道家、阴阳家与杂家的定义如下：
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合于尧之克攘，易之嗛嗛，一谦而四益，此其所长也。及放者为之，则欲绝去礼学，兼弃仁义，曰独任清虚可以为治。
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此其所长也。及拘者为之，则牵于禁忌，泥于小数；舍人事而任鬼神。
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此其所长也。及荡者为之，则漫羡而无所归心。
如上定义，《吕氏春秋》被定义为道家，肯定不合适。被定义为杂家“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无疑贴切，因为三千食客之文章，包罗万象可能性大。由此一论，其他什么儒家说，都包括在内了。班固定义极准。
但按陈奇猷先生的阐释，将《吕氏春秋》定义为阴阳家，笔者认为更为贴切。阴阳五行四时十二纪，正是《黄帝内经》理论的核心。《吕氏春秋》的思想，大部分与《黄帝内经》思想相同。
1.4.4 《吕氏春秋》其他价值
南朝梁时的著名文学家刘勰以《文心雕龙·论说》专门一章阐释“论”的体裁，“是以庄周《齐物》，以论为名；不韦《春秋》，六论昭列”。吕不韦的《六论》被认作为“论”的模板，说明其另外具有文学价值。
鉴于汉武帝独尊儒术后，儒家风生水起，岂能忘记秦始皇的血海深仇，对《吕氏春秋》始终是贬之低位，甚至不惜人身攻击。但是，凡是读过此书的大多数人，又能冷静思考者，无一不被其文字折服。东汉高诱是第一人，其后注释不乏其人。近代许维遹（1900—1950）先生是一人，他在《吕氏春秋集释自序》中说：“夫《吕览》之为书，网罗精博，体制谨严，析成败升降之数，备天地名物之文，总晚周诸子之精英，荟先秦百家之眇义，虽未必一字千金，要亦九流之喉襟，杂家之管键也。”
有学者综述了20世纪对《吕氏春秋》的研究，“总的看来，20世纪后50年的研究无论是成果的内容种类还是研究的方法理论都与前50年有显著的差别。马克思主义成为研究的主导思想和普遍方法，西方新思潮新方法的引入也迅速回升，而传统的校释整理研究则日益衰微，文献考据研究虽较热烈，但运用的也多是新方法、新理论。整个《吕氏春秋》研究领域，传统研究方式向现代研究方式的转型已基本完成，研究总体框架的构筑也基本成型，现代学术研究已占领了主要阵地，成为研究的主流”[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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