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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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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从宏观层面全面论述了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中国人民14年抗战的历史。本书分为上、中、下三篇，上篇主要叙述、论述了“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局部抗战、国共两党两军状况与对抗战不同的政策、“七七”事变与全面抗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三种不同性质政权的建立以及国统区和解放区、抗战各阶段形势与抗战的胜利等。中篇主要叙述、论述了战前中日关系、国民党政府对日政策的演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第二次国共合作、抗战时中国国际地位等。下篇主要叙述、论述了日本投降、英国重占香港、法国重返印支、对日本战犯的审判等。本书不仅全景式展现了抗战历史，而且表明了抗日战争在中国大国地位确立中的重要意义，充分说明了这是一场真正伟大的胜利，是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重要枢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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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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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大钧（1935-2021），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原籍广东潮阳，1935年生于上海。1954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1958年毕业后留校任教，曾任历史系中国现代史教研室主任等职务。长期从事中华民国史、中国现当代史领域的教学与研究。主要著作有《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人民出版社，第三卷，参编）、《中国现代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参编）、《中国现代史》（高等教育出版社，副主编）、《中国通史纲要续编》（上海人民出版社，参编）、《中国现代史研究入门》（河南人民出版社，参编）、《中国当代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主编）、《浴血八年树丰碑——受降与审判》（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合著）、《中国现代史探索》（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独著）等。在《历史研究》《抗日战争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1984年在《历史研究》上发表《从“九一八”到“八一三”国民党政府对日政策的演变》一文，在学术界产生较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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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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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篇
“九一八”事变和全国抗日民主运动高潮 国民党的“攘外必先安内”国策
国民党政府的法西斯统治 苏维埃革命的深入和扩大 红军的长征
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产生 国民党统治区经济的变化
华北事变
“七七”事变和全民族抗战的开始 三种不同性质政权并存局面的出现
相持阶段到来后抗战形势的演变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 全民族抗战中期的国民党统治区和解放区
全民族抗战后期的政治斗争 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中 篇
简论1927—1931年的中日关系
从“九一八”到“八一三”国民党政府对日政策的演变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评抗战初期国民党政府对日政策
第二次国共合作研究述评
抗战时期的国际关系与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
下 篇
日本投降内幕
“密苏里”号舰上总受降
中国战区南京受降
中国各地区受降
英国卷土重占香港
法国重返受降后的印支
东北被“解放”之后
东京审判
伯力审判
中国审判日本战犯
汉奸的可耻下场
新中国对日本战犯的处理
参考文献
后 记
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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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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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的国际关系与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抗战，是近代史上中国人民反对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国的抗日战争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为世界反法西斯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和重要的历史贡献。抗日战争的胜利，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在世界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大大地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成为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振兴的重大转折点，为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
1937 年7 月7 日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全面侵华的开始，也是中国全国性抗战的起点。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中共中央又一次呼吁与国民党合作，共同抗日。7 月15 日，中共代表团向蒋介石提交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但蒋介石把《宣言》搁在一边，另提他的一套方案。7月底平津失守，8 月13 日战火又烧到上海，中国军队被迫在华北和华中两面作战。这时，蒋介石才不得不重视国共合作这一有关民族存亡的大事。9 月22 日中国共产党宣言和23 日蒋介石谈话的发表，宣布了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正式成立。全国工农商学兵各界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抗日团体、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和海外侨胞都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集合起来，汇成一股不可抗拒的洪流，去同日本侵略者作殊死的战争。毛泽东在《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中指出：“这在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这将给予中国革命以广大的深刻的影响，将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决定的作用。”
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根据中日双方的情况、特点及其战争规律，提出了以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为中心的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为中国人民争取抗日胜利指明了具体道路。国共两党在战略问题上相互协商，国共两党的军队作了合理的分工，国民党军队担负正面战场的作战任务，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抗日武装担负挺进敌后，发动、组织与武装群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民主根据地，开辟广大的敌后战场，从敌后钳制、消耗和消灭敌人，配合正面战场的作战任务。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构成一个中国抗日战场。
卢沟桥事变不仅是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实际上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亚洲全面爆发的起点。“七七”事变和“八一三”事变引起全世界的关注。世界各国人民和正义人士首先关注的问题是中国政府的态度，国际过去鄙视中国的不抵抗。卢沟桥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提出了“不屈服，不扩大”和“不求战，必抗战”的方针。一方面，在军事上进行部署，准备应战。另一方面，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又急欲与日本政府直接交涉或“由地方当局与日军代表折冲，期事件之早日解决”。直到7月17 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认为“卢沟桥事变已到了退让的最后关头”，并且提出了解决卢沟桥事件的四项原则，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8 月13 日，日军在上海发起进攻。8 月14 日，中国国民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中国先后调集了70 万军队与28 万日军展开淞沪会战。中国军民在世界东方最早举起了反法西斯战争的旗帜。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各国人民及正义人士，都把中国全民族抗战看成是世界反法西斯侵略战争的第一线，纷纷给予道义的、物质的和人员的支援，一时间在中国汇集了国际反法西斯的一支可观的力量。中国军民英勇抵抗浴血奋战赢得了国际的尊敬，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英国《泰晤士报》发表《中国抵抗国际地位增高》的评论，称：“日军侵略中国，倘中国不起而抗战，则国内将肇分崩之现象，前途至为危险，今既起而与日本周旋，则其国际地位已跻于若干年来所未达到之高度，倘今后蒋委员长能善用其军力，使中国不致惨败，则以中国幅员之大，必可长久支持云。
日军挑起卢沟桥事变后，日本陆相杉山元向天皇夸口说：“中国事变一个月就可解决。”淞沪会战开始后，日本侵略者又企图以“速战速决”的战略，“三个月灭亡中国”。全世界同情中国抗战的人们，无不为中国抗战的前途而担忧，中国能顶住日本的进攻吗？中国能坚持长期抗战吗？ 9 月25 日，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于平型关伏击日军，击毙日军1000 余人，打破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振奋了全国的民心、士气，取得了全国抗战以来中国军队的第一个大胜利，赢得了国际舆论的称赞和好评。淞沪会战中国军民毙伤日军4 万多人，坚守上海达3 个月之久，粉碎了日本军国主义者速战速决的迷梦。日军在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中，杀害中国军民总数在30 万人以上，但没有能征服中国人民的抵抗意志。在台儿庄战役中，中国第五战区以巨大的牺牲歼灭日军l 万余人，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凶焰，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坚持抗战的必胜信心，也增强了世界各国人民对中国坚持长期抗战的信心。
在抗日战争的战略防御阶段正面战场是主战场，担负了抗击日军战略进攻的主要任务。在这个阶段，由于军事上的敌强我弱，中国丧失一些地方是不可避免的，又由于国民党领导集团执行片面抗战路线和单纯防御的战略方针，中国所付出的代价也是惨重的。日军在中国领土上前进了1800 余公里，将正面战线推进到包头沿黄河至风陵渡及开封、合肥、安庆、信阳、武汉、九江至杭州之线，并占领了广州附近地区。但中国在淞沪、忻口、徐州、武汉等会战中消耗了敌人大量兵力。从1937 年“七七”事变到1938 年10 月广州、武汉失守，日军伤亡近45 万人，军费支出近100 亿日元，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消耗都已达到空前的程度。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15个月来深入华北、华中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对日作战1600 余次，歼敌5.4万余人，收复了大片国土，创建了晋察冀、晋绥、晋冀豫、晋西南、冀鲁豫、山东、苏南、皖中、豫东等10 余块抗日根据地，从而极大地钳制了日军的作战，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的作战，加快了战略相持阶段的到来。到1938 年年底，日本在中国战场上已陆续投入24 个师团、16 个旅团（不包括东北的关东军）近百万人的兵力，占其陆军总数的2/ 3 以上。日本侵略军的战略进攻和野蛮屠杀，不但没有使中国屈服，相反却陷入了对华战争的泥淖而不能自拔，被迫转入长期持久作战的不利局面。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的长期抵抗，将使日本帝国主义本身走上崩溃的道路。”中国军民15 个月来的英勇抗战显示了中华民族伟大的力量，引起了世界的普遍关注，改善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美国对中日战争抱所谓的“中立政策”。1937 年7 月16 日，美国国务卿赫尔发表关于国际政策基本原则的声明，空谈“维持和平”，“切戒在推行政策中应用武力”，申明“美国避免加入同盟或担负困累之义务”。8 月27 日，美国驻日大使格鲁在致赫尔的密电中建议：①避免卷入；②极力保护美国人的生命财产和权利；③在保持完全中立的同时，维持我们对交战双方的传统的友谊。“关于上述最后一点我们需作特别努力，以巩固我们与日本的关系。”9 月14 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发表关于“中立法”的声明，宣布“不得向中日两国输送”武器、弹药或战争工具。但制造武器、弹药的钢铁、石油以及汽车、机床等物资和设备却源源不断地运往日本，美国的资本家从中大发其财。英国因忙于应付欧洲动荡不安的形势，不希望在远东爆发战争，因此仅仅要求中日双方“克制”。“八一三”事变后，英国也只是采取消极调解的政策。对日机扫射致伤英驻华大使许阁森一事也采取了妥协态度。英国认为把目前的中日问题交给国联将是白费力气，至于制裁日本根本谈不上。因此，当中国政府正式向国联提出申诉要求制裁日本时，国联大会于10 月6日通过决议，对中国仅仅“表示精神上之援助”，而没有任何具体援助中国的措施，也没有明确宣布日本是侵略者，更完全不提制裁日本的事。而把解决中日“冲突”的责任推给九国公约签字国。经过几番周折，到11 月3 日第八届九国公约国会议才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举行。日本拒绝出席。中国政府指望会议能采取一些具体措施来制裁日本，同时通过若干措施来大力帮助中国。但是英、法、美各有打算，它们都反对制裁日本。英、法希望与美国合作，通过调解以求中日双方达成和平协定，而美国又不愿意被推到前台去。所以会议一开始就把制裁日本的问题排除于会议讨论之外，一直拖到11 月24 日，会议建议中日双方停止战争，改取和平程序，随即休会。会议以夭折告终，这是英、法、美等国推行绥靖日本政策的表现。苏联从反对法西斯侵略和保卫其远东安全出发，8 月21 日，与中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并迅速以贷款形式向中国提供军事物资援助。1937 年11 月11 日，中国政府要求苏联出兵援华，苏联政府以“苏联希望日本削弱，但目前苏联尚未到与日开战时机”为由予以拒绝。12 月斯大林、伏罗希洛夫致电蒋介石，说明目前苏联不能出兵援华，因为“假使苏联不因日方挑衅，而即刻对日出兵，恐将被认为是侵略行动”。1938 年10 月，广州、武汉失守后，蒋介石曾致电杨杰“密探苏方能否在海参崴方面一次派机数百架，由义勇队驾驶出其不意飞往轰炸敌人重要城市及军事根据地。如此一举成功，东亚大局急转直下，中苏两国俱有莫大之利益”。蒋介石这种完全依靠外援抗战的想法是行不通的。苏联对华援助也“以不妨碍苏联对东西两线之准备为限”，即以保卫苏联在远东的安全为其出发点。
中国抗战15 个月来，以巨大的民族牺牲，粉碎了日军的战略进攻，拖住了日本的兵力，打乱了日本的侵略计划，初步稳定了世界东方的战局，为各有关国家争得了加强国防准备迎击法西斯侵略的宝贵时间。这是中国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大贡献。毛泽东在当时即指出：“伟大的中国抗战，不但是中国的事，东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在伟大抗战中，基本的依靠中国自力胜敌，中国的力量也正在发动，不但将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且将压倒敌人而驱除之，这是没有疑义的。但同时，需要外援的配合。我们的敌人是世界性的敌人，中国的抗战是世界性的抗战，孤立战争的观点，历史已指明其不正确了。”他们“不知道中国如果战败，英美等国将不能安枕”，“援助中国就是援助他们自己”，“中国在困难之中进行战争，但世界各大国间的战争火焰已日益迫近，任何国家欲置身事外是不可能的。”“我希望英美民众积极起来，督其贵政府采取反对侵略战争的新的政策，为了中国也为了英美自身。
二
1938 年10 月武汉失陷后，中日战争逐渐转入战略相持阶段。日本帝国主义为寻找解决“中国事变”的出路，不得不改变其侵华政策，将前一阶段以军事进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的方针，改变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的方针，企图实行“以华治华”和“以战养战”的政策，通过分裂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压迫和引诱国民党、国民政府妥协屈服，以实现灭亡中国的迷梦。在日本诱降和国际绥靖主义者劝降的影响下，国民党反共分裂和妥协投降倾向显著增长。正面战场作战的范围、规模及频繁程度，都较战略防御阶段有明显的减弱。从1939 年起，日军以在中国关内总兵力的大部及全部伪军，对占领区进行连续两年的“治安肃正”作战。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日武装，经过两年来万余次对日伪军的作战，粉碎敌人大规模“扫荡”近百次，歼灭大批日伪军，使敌后抗日根据地进一步扩大。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广大军民，成为坚持团结抗战的中流砥柱，敌后战场成为抗击日伪军频繁进攻的主战场。
这一时期，国际形势对中国极其不利。英、法、美等国，主要是英国继续对日采取绥靖政策。当时，欧洲战争日益迫近，英国为了避免东西两面作战，使日本在欧战爆发时保持中立，便拒绝了中国多次提出的联合抗日的建议。英国并不愿意在远东与苏联合作，它担心在远东与苏联合作会激怒日本同德意结成联盟，从而增加日本介入欧洲战争的可能性，英国寄希望于美国能把舰队调到太平洋以牵制日本。但美国当时还没有认真考虑美英合作的问题。1938 年11 月30 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调整日华新关系的方针》，强调“第三国（指英、美。—译者注）在中国的经济活动和权益，由于日满华经济合作的加强，当然要受到限制。”1939 年6 月，日军封锁天津英租界，制造了天津租界危机。这是自中日战争爆发以来，日本对英国在华利益直接发动进攻的最严重的事件。7 月24 日，日本外相有田八郎与英国驻日大使克莱琪在东京签订了《有田— 克莱琪协定》。这一协定是英国牺牲中国主权与日本妥协的产物，是“东方慕尼黑”阴谋的重要组成部分。9 月初，英军五六百人撤离天津英租界。美国对《有田—克莱琪协定》的签订表示担忧，于7月26日通知日本，美国政府决定1940 年1 月后废止1911 年的美日通商条约。
1939 年9 月欧战爆发后，英国把它的战略重点放在欧洲，因此极力避免与日本冲突，继续采取对日绥靖政策。1940 年6 月，英国与日本成立了共管中国政府在天津英租界所存白银的协定。同月，日本趁法国败降之时，迫使法国关闭了滇越铁路，给中国抗战带来巨大损失。7 月17 日，英国再次屈服于日本的压力，达成了《英日关于封闭滇缅公路的协定》。英日这一协定断绝了中国最重要的国际通道，切断了外部世界对中国抗战提供军需品和其他必需品的供应。9 月下旬日军侵入越南，切断了中国又一条国际交通线—滇越铁路。英、法、美的对日绥靖政策，助长了日本的侵略气焰，给中国抗战造成巨大的困难。
相持阶段到来后，中国军民坚持团结抗战，牵制了大量日军，到1940年还有85 万日军（不包括关东军）陷于中国大陆泥淖般的长期消耗战中。但美、英对中国的援助是有限的，主要是美国的桐油借款（2500 万美元），滇锡借款（2000 万美元），钨砂借款（2500 万美元），金属借款（5000 万美元）和平衡资金借款（5000 万美元）等援助款项。但这些借款，只采取商业交易形式，不能在美国直接购买军火。直到1940 年9 月26 日美国宣布对日禁运废钢铁。12 月29 日，罗斯福发表“炉边谈话”，承认美、英、中三国的命运有密切联系，表示美国愿意承担这些国家兵工厂的责任。美国国会内外开始辩论援助反法西斯国家的《军火租借法案》。《租借法》通过后，罗斯福正式宣布中国为《租借法》的受援国，这才打通了中国直接接受美国军事援助的渠道。罗斯福还同意美国军人辞职加入陈纳德的中国空军美国志愿航空队。1941 年5 月，第一批包括300 辆汽车在内的价值110 万美元的“租借”物资由纽约运往中国。但即使在此时，罗斯福仍然强调美国援华不能像中国所希望的那样大张旗鼓。1941 年6 月，美国陆军部决定接受中方的请求，派出由马格鲁将军率领的“美国驻华军事代表团”。这个使团的主要任务是监督“租借”物资的分配，加强援助效益，以便符合美国的战略意图。1940 年9 月，《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正式签订，三国同盟条约对日本继续南进提供了保证。英国是日本要直接打击的对象。10 月18 日英国重新开放滇缅公路。1941 年年初，英国派丹尼斯来华担任新的驻华武官。丹尼斯在与蒋介石、何应钦的会谈中，不肯答应在日本攻滇时帮助中国，却希望中国继续牵制日本。4 月13 日，日苏签订中立条约，日本北守南进的意图愈益明显。中国政府认为中英合作已刻不容缓，催促英国早日决定中英军事合作，勿再犹豫。但直到8 月中旬，才由于中国的让步而达成了中英联合军事行动的初步协议，这是中国长期坚持抗战的结果，也是英国对华政策的初步转变。英、美直到日本已经严重威胁着它们自身安全和利益的时候，才认识到中国军民坚持抗战的战略意义，援助中国也是援助英、美自己。
1939 年8 月，苏德签订互不侵犯条约。9 月欧战爆发，苏联担心德国法西斯掉头东进，特别是1940 年9 月，德、意、日法西斯成立三国军事同盟更强烈地刺激了苏联。为了避免出现东西两线作战的危险，苏联亟须解决它东部边境的安全问题。为此，1941 年4 月13 日，苏联同日本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苏、日并共同宣言：“苏联誓当尊重‘满洲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日本誓当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同日苏联外长莫洛托夫约见中国驻苏大使邵力子，表示“苏联将毫无变更地继续援助中国抗战”。毛泽东在当时指出：“日苏条约使苏联彻底解除被攻威胁”，“对制止中国投降与反共危险有积极作用”，“蒋投降与反共将更加困难”。但它无视中国的主权，中国政府发表声明不予承认。1941 年6 月22 日，苏德战争爆发。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为了减轻东线的压力，于7月要求中共派八路军北上，设法切断通往北平、张家口、包头的铁路交通，破坏日军向中苏边境集结，以此行动来保卫苏联；中共即命令八路军制订破路与情报两项计划，以迟滞日军可能的攻苏行动。7 月2 日，毛泽东指出：日苏战争有极大可能爆发，如日本攻苏，将在华北加强镇压。我军须准备配合苏军作战，“但此种配合，是战略的配合，是长期的配合，不是战役的配合与一时的配合”。15 日毛泽东复电周恩来，指出：关于准备配合苏联对日作战问题，“我们决心在现在条件下以最大可能帮助苏联红军的胜利”。“我们采取巩固敌后根据地，实行广泛的游击战争，与日寇熬时间的长期斗争的方针，而不采孤注一掷的方针。”18 日毛泽东复电刘少奇指出：“八路、新四大规模动作仍不适宜，还是熬时间的长期斗争的方针，原因是我军各种条件均弱，大动必伤元气，于我于苏均不利。”此后中苏关系逐渐淡化，但从战略上中国军民坚持长期抗战有力地配合了苏联抗击德国法西斯的战争。中国军民成为抗击日本法西斯的主力军。
三
1941 年12 月7 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国民政府于9 日正式对日宣战。中国的抗日战争与各国反对德、意、日法西斯的战争汇合起来了。1942年1 月1、2 日，美、英、苏、中等26 个国家在华盛顿联名发表了《联合国家宣言》，标志着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宣言是由美、英、苏、中四国领衔签署。中国作为战时“四强”之一首次出现在国际文件上。后又成立了中国战区盟军最高统帅部，由蒋介石担任最高统帅，初步树立了中国的“大国”形象。中国抗日战争的战略地位以及中国军民近5 年来坚持团结抗战所作出的贡献已为世界各国所承认。中国的国际地位大大提高了。与此同时，美国为了增强中国抗战实力，牵制日军，开始全面援助中国，并派遣各种顾问团或代表团来华协助工作。1942 年2 月给了中国5 亿美元贷款，6 月又签订了8.7 亿美元的租借物资协定。6 月2 日又签订了《中美抵抗侵略互助协定》。美国的对华援助具有两重性，它有加强中国对日作战的一面，也有加强对中国控制的一面。美国坚持把中国列入“大国”行列，一般认为原因有四：其一，美国认识到中国在战时和战后战略地位的重要性；其二，美国人民的意愿；其三，美国战时和战后自身利益的需要；其四，美国控制中国的强烈欲望。美国支持中国成为“大国”可以达到三个目的：一是鼓舞中国抗战的士气，拖住日本的后腿，消耗日军主力，把中国作为反攻日本本土的基地；二是把中国作为战后在远东与苏联以及英国抗衡的力量；三是使中国在世界和亚洲政治舞台成为追随美国的忠实伙伴和代言人。罗斯福深知中国那时“并不是一个世界大国，而且在战后一个长时期内，也还不可能是”。在1943 年后罗斯福更清楚地意识到国民党军队的腐败和无能，并开始怀疑这支军队能否承担起反攻日本的责任。但罗斯福的着眼点是在战后国际政治格局中如何利用中国这张牌。从战后美国世界战略的高度出发，美国需要中国这个盟友，并把它牢牢控制在自己手里，这是美国坚持“提携”中国成为“大国”的根本原因。
中国与美、英、苏结盟并成为“四大国”后，在国际事务中积极地发挥作用，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第一，1942 年2 月蒋介石访问印度，这是抗战期间中国一次有较大影响的外交活动。在印度半个月的访问中，蒋介石同英印人士进行了广泛的接触，蒋介石充当了英、印紧张关系的调解人，虽然调解活动没有成功，但加深了中、印两大民族的相互了解，为尔后开通中印公路作了准备。第二，为协助盟国作战并保卫中国接受外援的唯一通道滇缅公路，中国政府应英国的要求于1942 年2 月组成远征军，先后入缅作战，解救了被日军包围于仁安羌的英军7000 余人。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条件异常艰苦，伤亡过半，装备大部丢失，损失惨重。它是中国抗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际反法西斯战争悲壮的一役。中国远征军广大官兵的英勇作战和忍辱负重，表现了中华民族富于为世界和平和正义事业作出牺牲的精神。第三，中国参加《普遍安全宣言》的签字。中国与美、英结盟，但美、英的总体战略是“先欧后亚”，所以一再拒绝中国政府关于加入盟国最高决策机构—美英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军需品分配委员会的请求。这引起了蒋介石的不满。美国为在战后世界“起领导作用”，担心失去蒋介石政权，所以排除了英、苏的阻力，把“使中国成为大国”的计划拿到1943 年10 月在莫斯科召开的美、英、苏三国外长会议上。美国争取了英国的支持并说服了苏联，使它们相信如果三国在宣言签字上当面抛弃中国，“完全可能在太平洋地区产生极其可怕的影响，不论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如此”。10 月30 日，中国驻苏大使和美、英、苏三国外长在《普遍安全宣言》（即“四强宣言”）上签字，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扮演“四强”的角色铺平了道路。因为依据宣言，中国政府有权利与责任参与各大国间为结束战争的协调行动，筹划组建战后联合国机构。第四，蒋介石参加开罗会议。1943年11 月22—26 日，罗斯福、丘吉尔、蒋介石在开罗举行美、英、中三国首脑会议。这是中国第一次出席国际上最高元首会议。三国首脑讨论了联合对日作战的计划，做出在滇缅路发动对日作战的决定。1943 年12 月初公开发表《开罗宣言》。宣言表示“三大盟国此次进行战争之目的，在于制止及惩罚日本之侵略”。三国的宗旨是：剥夺日本从1914 年以来在太平洋上所夺得或占领的一切岛屿，把日本侵略的领土如满洲、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国，等等。宣言坚持日本必须无条件投降。开罗会议中国正式列入“四强”之列。第五，中国作为旧金山会议的发起邀请国之一，出席1945 年4 月25日至6 月26 日在美国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制宪会议。会议确定由中、美、英、苏四大国首席代表轮流当大会主席。这在过去的国际会议上的确是没有过的。中国成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取得了对安理会任何重大决议的否决权。这是对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所作出的巨大贡献的承认，也是对中国在国际事务中作用的重新认识，这是中国对外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具有深远的影响和意义，中国的国际地位更提高了。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并不意味着中国取得完全的真正的独立。举例来说：1942 年10 月10 日，美、英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声明，宣布自动放弃在华治外法权及其有关特权。中英、中美旧约的废除，是中国人民长期斗争的结果，是中国政府和人民坚持长期抗战的结果。1943 年1 月11 日中美、中英分别签订了平等新约。但是，新约也并非是完全平等的条约。如在中英签订新约的谈判过程中，英国坚持不讨论中国收回香港新界的要求。在英国的压力下，蒋介石终于被迫让步。他在1942 年12 月31 日的日记及“本月反省录”中表示了一种无可奈何的心情，说“对英外交，颇费心神”，“九龙交还问题英坚不愿在新约内同时解决”，他只得“暂忍之”，同意签署中英新约。毛泽东指出：“我们认为平等条约的订立，并不就表示中国在实际上已经取得真正的平等地位。”再例是：1945 年2 月，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在雅尔塔举行美、英、苏三国首脑会议。会议期间讨论了苏联参加对日作战问题。会议签署了《苏美英三国关于日本的协定》（即《雅尔塔协定》），规定苏联在德国投降及欧洲战争结束后两个月至三个月内，参加同盟国方面对日作战。苏联参战的条件包括：维持外蒙古现状，大连商港国际化，保证苏联在该港的优越权益，苏联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中苏共同经营中长铁路，千岛群岛须交与苏联。这个秘密协定是苏、美、英背着中国签订的，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同年6 月才由美国通知中国国民政府，并要求予以同意。这是大国强权政治的产物。第三例是：中、英香港受降之争。日本宣布投降后，根据盟军“总命令第一号”，香港地区属于中国战区范围，理应由中国受降，但英国却下令由英国太平洋舰队执行重新占领香港的任务，命令香港地区的日军向英军投降，理由是香港受英国殖民统治。在中、英香港受降之争中，美国表示“并不反对由一名英国军官在香港受降”。蒋介石在美国的压力下向英国作出让步，决定香港地区授权英国军队受降。8 月30 日英国舰队在香港登陆，哈考特以代表英国政府和代表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的身份，接受了香港日军的投降。以上几例均表明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并没有完全摆脱半殖民地的处境。正如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所说：中国真正的平等地位和完全独立，“决不能单靠外国政府的给予，主要的应靠中国人民自己努力争取，而努力之道就是把中国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建设成为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否则便只会有形式上的独立、平等，在实际上是不会有的”。一百多年来的历史告诉我们，“国家的主权和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军民伤亡3500 万人，直接经济损失超过1000 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000 亿美元，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抗日战争的历史再次证明：具有强大凝聚力的中华民族是不可征服的！不管今后国际上出现什么惊涛骇浪，她将永远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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