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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 在全球流动的大时代里，活跃着这样一个群体。他们讲述世界，以中国人的方式。他们影响世界，以普通个体的身份。
★ 他们背景不同，身份各异，却都选择穿梭于中国与世界之间，是中外文化交流这座桥梁上的民间使者。
★ 环游半个世界的骑行客、年轻的人类学学者、自然探索者、来自新疆的青年、国际琵琶推广人、女性战地摄影师、国际纪录片制片人、自由撰稿人、前驻外记者……他们的精彩故事，他们观看世界的独特视角，代表了中国人未来的“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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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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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部以“世界叙事下的中国人”为主题的访谈录，展现了中国走向世界化的过程中，普通个体丰富多彩的人生故事，是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的生动范例。书中12位受访者，跨越了60后、70后、80后和90后四个代际，他们身份多元，有在非洲生活和工作的80后，英国留学生组成的摄影爱好者团体，从事音乐和影视创作的优秀女性群体，曾经的战地记者，等等。他们是一群不安分的人，努力摆脱传统定义，在世界大舞台上寻找和构建身份认同，并在各自领域都做出了亮点和成绩。正是这些具体而微的个体叙事，丰富了我们对世界的理解；正是他们持续的思考、内省、行动，实现了个体和时代在世界化过程中的同步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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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作者简介：
刘娜，国际传播工作者，一级导演，宣传思想文化青年英才。长期从事纪录片创作与国际传播，作品曾获得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特别奖、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节“金红棉”优秀国际传播中国纪录片奖、中日韩电视制作人论坛优秀奖等。曾出版《家园：生态多样性的中国》。
受访人简介：
杜风彦，1986年生人，纪录片拍摄者。曾历时2年2个月时间骑行亚非22国，总里程约3.5万公里。获“中国当代徐霞客”称号，中国文化旅游摄影协会会士，中国探险协会顾问，澎湃新闻特约记者，目前专注于非洲纪实影像项目。齐林，1984年生人，自由摄影师，中国企业驻外人员。摄影作品曾获国际影艺联盟绶带奖。与杜风彦合作，深入非洲，拍摄非洲纪实影像。杨云鬯，90后斜杠青年(人类学者/摄影师/摄影评论员/英文配音员)。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伦敦大学学院（UCL）人类学系荣誉研究员，Photography and Culture期刊编辑，主要研究领域为艺术人类学与中国视觉文化。张博原，90后，独立摄影师，纪录片摄影师。生于中国新疆，作品“疆南”系列获得多项海外大奖，并在伦敦、纽约、罗马、东京、中国台北等城市的美术馆及艺廊展出。隽大鹏，90后，自由摄影师、环球潜水摄影师。获2015年《大众摄影》杂志评选的“年度影像十杰”。邱嘉秋，80后，跨界媒体人、纪录片导演。曾供职新华社、中国政府网，前财新网视频部总监。作为出品人，于2017和2018年推动《小城二月》和《延边少年》两部作品在戛纳短片主竞赛单元项目上获奖。崔莹，70后，作家、自由撰稿人、专栏作者。爱丁堡大学博士毕业，热爱行走和文学。著有《英国插画师》《英国插画书拾珍》等多部图书。程中威，1980年生人，自然生态摄影师。新华社签约摄影师，《中国国家地理》特约撰稿人，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资深会员，《摄影世界》专栏作家。从事自然生态摄影十余年，镜头和足迹遍及中国各地的自然保护区和自然秘境。著有《奇趣自然》一书。吴蛮，60后，中国琵琶演奏者，致力于在海外传播中国音乐文化，是第一位与美国的交响乐团合作的中国传统乐器演奏家；第一位登上《美国音乐》杂志“年度演奏家”风云榜、获得哈佛大学的学者奖的中国传统音乐家和女性音乐家；第一个获得并且多次入围格莱美奖的中国音乐家，共获得七次格莱美提名。赵佳，70后，华裔纪录片制片人。祖籍成都，旅欧20年，是有着丰富跨国制片经验的制片人，致力于整合东西方资源，推动跨文化国际题材纪录片的制作与传播。担任制片的影片获鹿特丹国际电影节KNF影评人大奖，入围阿姆斯特丹纪录片节的竞赛单元，入围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节处女作竞赛单元并被选为开幕片。梁子，60后，旅行家、作家、摄影家。1985年，主动要求上了老山前线，成为中越自卫反击战中惟一一名军中战地女记者，并荣立二等功。是中国第一位深入非洲部落进行人文调查的女摄影师。
12. 韩冲，1987年生人，前新华社摄影记者。2011年起在中东地区常驻，曾赴埃及、利比亚、叙利亚、伊拉克、阿联酋、巴勒斯坦、以色列等国工作和生活，期间报道了埃及动荡、利比亚推翻卡扎菲政权、叙利亚动荡及巴以冲突等重大新闻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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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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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齐眼”
讲述被遗忘的世界 杜风彦
驻外3.0记录的世界 齐林
桑拿团
世界我的世界 杨云鬯
在世界中寻找我是谁 张博原
随性看世界 隽大鹏
独立观察
共识的理想世界 邱嘉秋
生命世界的呈现者 程斌
域外的花
好奇创世界 吴蛮
用文字双向构建世界 崔莹
撞击的世界 赵佳
战火之后
人生后半段的世界探险 梁子
双重身份记录世界 韩冲
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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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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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我的世界 杨云鬯
我是杨云鬯，出生于1990年，目前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同时也是一名业余摄影师，最近比较专注当代艺术和摄影的批评写作。
故事是我与世界关系的引子
我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身体记忆，应该是在我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家里面有一幅世界地图，就贴在我房间的墙上。中国是像雄鸡一样的形状。我会很好奇，去看每一个国家大概长成什么样子，去记它们的首都在哪儿。那可能是我对于世界最开始的一个认识吧。可能我们那一代的中国小朋友对世界的经验都是这样开始的。地图是一个比较直观的开始，让我能看到这个地球上其他各个国家大致的状态。
可能在我五六年级的时候，我拥有了人生中的第一本百科全书。我还记得那是一本白色封皮的书，上面有宇航员的照片或插图。那部百科全书，让我可能有了关于世界最早的想象。关于世界的想象跟地图不一样。地图是具有神圣主权国家政治疆域的一种图式。百科全书中其实是一个更加多层次的世界。在那里面，我看到的不仅仅是政治的、领土的、民族国家之间的区分，其实还能够看到我所身处的这个世界它是可以有很多不同层次的内涵，比如它有微观的世界，有细菌的世界、有生物的世界、有动物的世界。在这个层面上，我对于世界的理解，其实不像是地图那样横向的拓展，而是一个向纵深拉伸的过程。这两者构成了我对于世界最早的认识。
在我十一岁的时候，当时国内出了一套叫做《中国通史（少年彩图版）》的书。那套书让我第一次有了熬夜的概念。我特别喜欢看那套书。小的时候，我爸妈让我睡觉，我会偷偷地躲在自己的房间里面，假装睡了，但其实还在看那套书。我觉得那套书很大程度上拓宽了我对于自己身边的那个世界的了解。它可能就不是地图意义上的那个世界，是在时间或者历史的维度，对于我为什么是今天的我，在那个时候有了一个非常懵懂、非常朦胧的把握。那个时候我会特别关注我们国家历史上发生过的一些事情。它基本上构建了我最早对于自己身处的这个地方——中国，基本的了解或者说最基本的想象吧。我那个时候确实特别喜欢看那套书，以至于让我母亲的一个表哥——他应该是天津南开大学的一个教授，误以为我就是一个非常喜欢所有历史的那样的一个人。他早年送了我《中国文学史话》全集。但那套书我一直都没有太多兴趣，没怎么翻过。我还有个堂哥，当时也是认为我以后肯定就是要学历史的，在我初中的时候送了我一套《史记》，很显然我后来也没有太去读。
少年版《中国通史》因为是写给少儿的，它的故事性很强，都是以讲故事的形式讲出来，比如告诉你，秦王扫六国的时候，它是怎么扫的？它的顺序是怎么样的？赵武灵王的那个胡服齐射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它会以一个事件为核心，用很通俗的语言把它写出来。我上大学以后，再去看吕思勉、钱穆写的中国历史。吕思勉写的是通史，钱穆可能写得更多的是跟文化相关的，像《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其实是一个制度的历史。但我都找不到当时读那套少儿版《中国通史》的那种舒畅的阅读体验，一直到我后来接触历史人类学以后，可能是读了孔飞力的《叫魂》，它有大的历史的背景和比较小的个体事件，两者相结合去讨论当时的社会或者文化上的一些特征。读这样的作品时，我可能才稍稍能找回我小时候读少儿版《中国通史》的感觉。我觉得故事性在这里面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世界这个世界，讲述与被讲述
我妈经常跟我说，我从小是一个话特别多的孩子。从幼儿园开始，一直到上小学，每一天我爸妈都会接送。最开始我坐在自行车后边，后来我坐在摩托车后面，在后面变成我坐在汽车后边。但永远都是爸妈来接我，我坐在后边，事无巨细地把学校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叭叭叭地跟他们说。我觉得那个其实已经是我对于我所观察到的东西，要把它表述出来的一种很强烈的欲望，就是告诉我的父母，在他们没有看到我的地方，我所身处的这个小小的世界里面，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当然，我现在长大了，可能可以用一些说得好听一点是高深，说得难听一点是故弄玄虚的理论，去解释这个东西。比如我们经常说的“世界”这个词，如果作为哲学用语，是海德格尔所说的可能是现象学层面上的东西。比如“我世界的这个世界”，它的出发点实际上就是强调你作为一个人，以你自己的感知和经验为圆心，用你的身体经验去感受你周遭所有的一切。所以世界可以作为一个动词去使用。你自己对于你周遭的事情，对于你周遭的环境有一些什么样的感触？然后你就会去想体验它，不断去经历它。在这个过程里，你不断通过跟别人的沟通与交流，去告诉他们，你经历了什么？你世界了什么？逐渐地就交织成了我与他人这么一个讲述和被讲述的过程。如果真的要问“讲述世界的故事”这个冲动是从哪里来的话，我的经历就是这样。
我的高中跟大学就在一条马路上。大学是在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读的。项飙老师因为《十三邀》这个节目出圈以前，其实人类学在国内挺不为人所知的。当时中山大学跟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有交换生的项目。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冷门的专业有这么一个机会还是很难得的，我一定得抓住这个机会。大四的时候，我作为交换生去了一趟美国，
去了以后确实感受还是比较深的。第一次离开家特别远。以前出国，爸妈一直都会在身边，一般就是放假了去东南亚的新马泰，没有去过欧美国家。我当时是在加州，有一个很直观的感受就是地广人稀，跟我在国内看到的不一样。当然东海岸跟西海岸不太一样。另外就是在人文景观上，那个时候给我的冲击比较大一些。离我最近的大城市应该是旧金山，在旧金山就还好一些，因为大城市咱也不是没见过。但是在伯克利，美国的那种大学城确实是一栋高楼都没有，但你走在街头，就好像咱们走在中关村一样，随便扔一个东西，砸中的可能就是一个院士、一个教授。在伯克利的时候我其实是第一次有了那个感觉，毕竟咱以前不在中关村。所谓的人文底蕴，其实不是由那些高楼大厦决定的。一个地方它的学术水平，能够为人类整体文明做出的贡献，不是由那些特别显著的，特别Fancy（高级）的东西决定的。
在美国的大学里面，还感受到一些还挺不一样的东西，比如上课的时候不会很拘着。如果一个教授的课没座位了，你可以往地上一坐，盘个腿也没事。有的学生甚至上课的时候翘着腿，教授就当看不见。这在中国人看来可能就有点过了。这些对我的冲击都挺大的。
当然美国还有一些让我比较害怕的问题，这可能也是我最后没有去美国留学的原因，比如他们的安全问题。当时我就感受到了。
除了社会治安，另外就是因为小的时候耳濡目染受母亲的影响比较多。我父母上大学的时候，我妈妈学英式英语比较多一点，我爸爸偏美式英语比较多一点。但我小的时候，我爸爸出去做生意，没怎么带我，最后就变成我受我妈妈的影响多一些。小的时候，妈妈给我买过一套书叫做《书虫》。它是把那种大部头的书，用短小精炼的故事把它们缩成很薄的一本。它是中英对照的，而且有非常多我喜欢的故事，比如《简爱》《德伯家的苔丝》，都是英国作家的作品。我当时对这些书的喜爱程度确实要大过对《汤姆叔叔的小屋》。我之前一直有一个很粗略的印象，就是英国的文化氛围或者文化传统应该是要比美国浓厚一些，特别是美国西海岸充满着赚钱和写代码的气氛，所以我后来想了想还是去英国。当时学校的老师会跟我们说：费老是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毕业的，所以你们如果想去国外了解一下人类学，英国也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可能在人类学这个学科，美国还没有像别的学科那样完全一统江山。所以综合考虑以上的这些情况，当时选择了去英国。我高中一个学姐，读研究生的时候去了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她告诉我，亚非学院是一个思想碰撞特别激烈的地方。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在今天的英国已经贵族化或者说阶层固化已经非常严重了。你如果要去了解一些最新的对于大学生来说最有吸引力的左翼思想，应该去亚非学院。因为那就是一个外边看起来破破的，但是里面充满了思想光辉的地方。被她这么一说，当时我就特别想去。后来我拿到了亚非学院和隔壁的伦敦大学学院——就是我后面读博的学校的通知书，架不住思想光辉的吸引，就去了亚非学院。那里，是我追求学术的一个开始，特别亚非学院图书馆，对我的影响很大。在那个图书馆里面，我都无法想象自己是在英国，里面会有《四库全书》全本，会有一些非常偏门可能我们在网上都很难买到的书。我印象很深的是，有一次我在中国科普性读物的一栏中，找到了一本教你如何打八段锦的书，还配了图。那确实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在学校的电梯，你能听到一个白人小哥哥在说上海话，可能因为他在上海做过田野调查。
就是这样一个地方，那个时候让我觉得不虚此行。我觉得就是换了一个视角去看自己，看自己曾经生长的地方。我会发现有很多海外汉学家他们说的很多东西，有可能作为中国人会觉得别扭，觉得这说得不对。可是他们同时也教会我，就是外在于我文化的人，他会如何看待我们的文化。实际上这个东西跟自己如何去了解自己的文化是同等重要的。我不仅需要对于自己的问题有一套了解，你还得知道其他人对于我的文化有一个什么样的了解。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他山之石究竟靠不靠谱咱们先不说，他至少提供了一个不一样的视角。
这是一个你既开眼看了世界，同时你对于世界有了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批判性认识的开始。
从不存在的仰视
我觉得我对西方的仰视可能比较少一些。因为我的父母都是学英语的，他们都是大学老师。我母亲曾经去英国的伯明翰进修。我父亲他离开学校以后，实际上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是在跟东南亚做生意。所以我其实对于国外的情况并没有说那么的不了解。我母亲去英国的时候，给我带来最大的一个感触是，我们国家经济还不够富有。因为她出国的时候，汇率大概是1比12还是1比15。我妈那会儿跟我说得最多的就是，在英国的时候她们这些中国出去的大学老师，都不舍得在当地去下个馆子。每天都是吃房东给她们准备好的三明治，饿了就买点干面包啃一啃，偶尔奢侈一把是吃方便面。我妈说，等我将来挣钱的时候汇率就会跌下来。我去英国的时候汇率已经到1比10了。那时，我还挺心疼我妈的，觉得国外也不一定就都那么好。到我们这一代，之前那种“所有都是国外好”的想法，已经不那么明显了，不像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时候。因为我们谈的是2000年或者2010年以后的世界了。
我对于西方之所以可能没有仰视，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来自于人类学对我的训练。人类学起源于西方，但是它是西方所有人文社科里对于自我的批判、自我的反思最深的一个学科。西方有种族方面关于政治正确的一个趋势，但是人类学最开始兴起于英美的时候，完完全全是作为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扩张的工具存在的。它要不断满足时代对它的要求，到最后反而它对自身的这个传统批判得最为彻底。它是最强调文化多元主义、每一种文化都平等以及最质疑人类文明发展线性叙事的。在人类学的叙事里面，如果我们提出某一个社会比另外一个社会更加先进，更加发达，那么人类学家一定会站出来说：你不能这么说，你只能说他们跟咱们不一样，但不一样背后有自己很深刻的社会、历史、文化的原因。你得去找到这些原因，才能认识到为什么不一样，而不是直接说那个社会就是进步的，我们这个社会就是退步的。因为人类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关注的都是我们所谓的原始社会，是一些部落，是一些小型的无文字社会。最早的人类学家就会认为，我们看到的是从现代去看我们的祖先。但实际上，后面的人类学家已经对这种出发点做了一个非常彻底的清算，不能这么去看事情。相反如何学会与他者相处，如何尊重别人不一样的社会文化习俗，才是人类学最强调的一种价值。
我还挺赞同葛兆光教授的一个观点。他在《中国思想史》第一卷的导论里面提过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观点，就是关于中国和西方关系的问题。我们虽然说什么一定会提到西方，西方学者一直占据话语权，甚至中国近代史的书写很大程度上是由西方建构的。当我们一谈起中国要破除某些自己之前的糟粕，肯定会说伴随着西方新的东西进来。它是一个取代与被取代的关系。实际上在真正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它不是一个相互取代的关系。比如在摄影传入中国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很多书或者文献的=记载里面，会留下一些有意思的例子。举个例子，耆英给皇帝的上书中，他就会提到：英国来的人给我和我的夫人分发小照。小照这个东西，在清朝其实是一个绘画术语。当摄影进来的时候，当时那些满清的士大夫或者说贵族，很自然而然地就用中国已有的绘画词汇，对这个外来的新技术进行一个理解。可以这么说，他如果不用这种词汇，就没有办法去理解这样一个外来的东西。
社会学刚刚进入中国的时候，当时我们国家的学者对于它的翻译是“群学”，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没有社会这个概念。所以还是如何用自己的某一些传统去理解外来事物并且化为己用的这么一个过程。我觉得其实这个东西才是最重要的。
人类学也一样。人类学最重要的田野调查方法，其实跟咱们国家很多优秀传统是一致的。它强调的实际上就是跟当地人同吃同住同劳动，然后以一个当地人的视角去了解他们，并且了解他们做某一决定、做某些事情背后的原因。咱们国家在刚解放的时候，百废待兴，党也一直强调说咱们要有人民艺术家，咱们的艺术家就是要成为人民本身。所以董希文老先生那个时候画了一幅画叫《春到西藏》。他画的是解放军给藏族同胞修公路的故事。实际上，你去看他那幅画的时候就会发现，他对当地的把握，他的那个洞察力，甚至比很多人类学家的洞察力都要强。他的方法我觉得百分百都能叫做田野调查的方法。特别是他很注意当地人在种地犁土的时候，阳光照在土地上的那种光泽是怎么样的，就是有这些细节在里边。这种方法是源于西方吗？是源于中国吗？其实都不是。我觉得是源于生活。它在多大程度上能归属西方呢？田野调查是现代人类学家之父马林诺夫斯基在一战期间，被迫困在了某个小岛上，他不断通过跟当地人的交流、观察、代入，最后提炼出来的一种方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的这个发现，甚至这个方法本身，存在着一种偶然性。田野调查这种方法再经由咱们国家比较早的人类学前辈，像是凌纯生、芮逸夫、吴文藻还有马林诺夫斯基在中国最有名的弟子费孝通，经由这些老先生对它进行一个批判性转化。我们所说的人类学在中国有一个被称为“魁阁时代”的时期。费老当时在西南后方的时候，他们在昆明的魁星阁做研究。实际上那一批中国的人类学家，他们想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创出一种属于中国社会现实的人类学。他们想通过对当时比如说广西、云南、贵州这些地方村落的田野调查，用这种方法最后提炼出某种关于中国的叙事。所以有一个不断融合和转化的过程。
后辈也继承了上一代人类学家的一些志向，就是要做中国的研究。西方的人类学家他们是一种向外观察的方式，要去观察一个所谓的他者，要去观察一个无文字的社会。当时费老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取得了博士学位以后，博士论文就出书了，就是我们非常了解的《江村经济》。《江村经济》出书的时候，马林诺夫斯基当时说了一句话:他的这本书将来要成为人类学的里程碑，因为他是自己观察自己。他不是像西方传统的人类学去观察他者。去观察他者的时候，你很容易天然地带有一种实际上就是西方的殖民主义视角，去记录世界实际上也就是收藏世界，宣称对某个地方有解释的权力，是这么一个过程。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国学派，很重要的一个我觉得可以自洽的地方就在这里。随着我们研究领域的拓展，现在中国也有越来越多的人类学家在做海外民族志的工作，因为我们沿着费老的那一条路——自己观察自己，已经观察很久了。人类学内部对于权力管理的反思，对于我有没有资格去描述他者、去讲述他者的故事的反思，也到达了一个相当深入以及理论化的地步。我们借助这一东风，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中国学者现在在做的一些海外民族志作品，也已经跟最开始西方人他们做的那一种对于他者的单向的观察，有很大的不一样。海外民族志实际上在中国人类学界，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建构中国学派的阵地。
西方的思想和技术进来，它必然伴随着某种焦虑，但是同时，实际上我们是在用自己的传统去消化这一种碰撞跟焦虑。在这个意义上来说，葛兆光他认为其实我们不应该去看西方跟中国是如何对立的，而是在这一种看起来很紧张、很对立的环境里面，去看中国人是如何借助西方的一些概念和体系，去重新唤起自己对于传统的认识，而传统又是如何在西方的思想或者技术的冲击下被塑造成更符合当时的需求，更符合当时时代的规律。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中肯的建议。
西方这几年有一个比较前沿的理论叫做“物的转向”，也就是西方人类学开始怀疑我们学科内部过于人类中心主义。我们关注的点都是人，那物呢？动物呢？一切人的伴生品呢？它们能不能作为某一种像人一样的主体存在呢？现在人类学界开始在思考这些问题。人类学看起来这么接地气的学科，开始有哲学化的倾向。这个思潮并不是说没有影响到国内，但最终确实呈现出的那种方式并不太一样。所谓的影像民族志就是我们说的民族志电影，可以理解为人类学纪录片，对我影响比较大的，西方有一部是2012年哈佛的感官媒体实验室拍的《利维坦》。利维坦是托马斯·霍布斯笔下的一个庞然大物。它是政治学上面的一种批判。但那部片子讲的利维坦是一个海洋上的巨兽。当时拍的时候是把GoPro（运动摄像机）放在了一艘很大的机械渔船的不同位置，然后试图让观众去了解，如果以船的视角看世界，这个世界会是什么样的？如果以一个即将要被收到某一个搅肉器里面的鱼的视角，是怎么样的？它会有船的视角，鱼的视角。这是他们探索所谓“物的视角”的一种方式。大概在同一个时期，中国也有一部很典型的物的民族志影片。它是青海果洛的一个藏族导演拍的——兰则的《牛粪》。《牛粪》它确实拍的就是牛粪，但并不是拍牛粪看的世界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它并没有说一定要去人类中心化。整个片子聚焦在牛粪对于当地人来说，它能够做什么？比如当地人捡干牛粪去换钱，牛粪在这里可能作为一种经济交换，是经济价值的一个物。然后牛粪湿的时候，当地人可以拿牛粪跟别的东西混合在一起，可以做冻房——就是他们冬天存冻肉的地方。牛粪可以做烧火的台子。牛粪可以给牛治眼病。牛粪可以做各种各样的事情。你可以看到，一个物它如何深入到当地社会各个不同的方面。两部片子放在一块儿对比，你就会感觉西方拍的《利维坦》可能是在一个形而上的角度去思考所谓物的世界，这个所谓物的世界，是怎么样的？但《牛粪》虽然依然是从物的角度，但回到了人类生活的世界。这两部都是国际上被认可的关于物的民族志，可是它们的呈现方式完全不一样，对于物的思考角度实际上也是很不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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