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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基于多种角度，立体审视钱玄同的思想与学术
本书从经学、史学、语言学等角度，梳理钱玄同关于经学、白话文以及汉字拉丁化、汉字改革等方面的言论，充分肯定了钱玄同对于中国传统经学、小学资源的利用与转化，以及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产生的影响，同时也较为客观地论述了其自身的问题，比如在反思中国传统时缺少多维度的批评眼光等。
突破固有认识，重新发现“钱玄同声音”
以往学界研究者多认为钱玄同在新文化运动中只是鲁迅、陈独秀、胡适等人的辅助者，视其为“鲁迅声音”“胡适声音”“陈独秀声音”的“扩音器”。本书则认为钱玄同从中国传统内部瓦解“传统”，继承利用中国传统学术资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提供学理上的支撑，在新文化运动中他发出了自己独特的“声音”。
重视收集史料，推进钱玄同研究走向深入
本书忠于史实，重视对史料的发掘和整理，不仅参考了日记、报刊、书信等文献史料，还将实物史料引入书中，收录了北京鲁迅博物馆（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馆藏的钱玄同相关的数十件珍贵文物。同时，在切实掌握大量一手资料的前提下进行实证研讨，比如对钱玄同“从不阅卷”一说加以考证等，为相关研究提供了有益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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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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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玄同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在推行新文化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本书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深入讨论钱玄同如何利用中国传统学问中的经学、小学资源来建设“五四”思想革命、文学革命、汉字革命，整体性地展示钱玄同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独立、独特的历史作用，并呈现新文学、新文化变革中的传统内援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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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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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惠，西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入选重庆市“巴渝青年学者”、西南大学人才计划“含弘优青岗”。已在《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文艺理论研究》等刊物发表CSSCI论文30余篇，其中多篇被《新华文摘》、《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或论点摘编。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等多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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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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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序一 新思潮的摆渡人 孙 郁1
序二 以复古为革新 黄乔生9
前 言 1
第一章 钱玄同的经学变革与“五四”思想革命 /1
第一节 钱玄同的思想革命论对章太炎“黜经为史”观的发展 /1
第二节 钱玄同的思想革命论对康有为“疑经辨伪”方法的转化 /28
第二章 “六经”的瓦解
——以钱玄同的《诗经》论与“《春秋》经传说”为例 /56
第一节 钱玄同的《诗经》论 /56
第二节 钱玄同的“《春秋》经传说” /75
第三章 钱玄同“五四”时关于思想革命的其他散论 /93
第一节 钱玄同对“儒效”的批判 /93
第二节 “用耶教来排除中国旧儒” /125
第四章 钱玄同的白话文章观与“五四”文学革命 /135
第一节 章太炎的文学语言观与钱玄同的“五四”文学革命 /135
第二节 “声韵训诂大家”如何介入“五四”新文学
——论钱玄同的白话文章观 /161
第三节 钱玄同的中国传统白话小说观 /187
第五章 钱玄同的汉字论与“五四”汉字革命 /205
第一节 钱玄同的汉字论与“废汉文” /205
第二节 钱玄同对汉字的态度变迁
——以《钱玄同日记》与北京鲁迅博物馆藏钱玄同文物为线索 /221
结语 并非“扩音器”
——重评钱玄同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作用 /256
附录一 《新青年》“双簧信”的经典化 /289
附录二 钱玄同“不阅卷”考 /308
主要参考文献 /323
后记 /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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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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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新思潮的摆渡人/孙郁
钱玄同去世半个多世纪后，他的文集才得以出版，那已经是20世纪90年代了，记得我曾帮编者请张中行先生为文集写过序言，那是篇很好的文章，文字有着古朴之气。张中行是钱先生的学生，自然了解前辈一些细节，所涉旧事也是清楚的。近百年的学术思想有时处在一种反转的状态，复古思潮与激进主义是相伴而生的，钱玄同也是这个漩涡里的学者。今天研究界的许多人，对于“五四”学人的激进主义是颇有些微词的，像钱玄同这样的人，无论文化理念还是治学方式，都有被世人诟病的地方。但要理解那代人，也并不容易。倘若深入细节中，也会发现其间的错综复杂因素。从这位前辈的形影里寻找新文化演进的过程，对于我们重新认识知识人的使命，应不无益处。
由于时代的因素，在许多时候，人们不太容易注意到晚清新知识人语境形成的多重环节。时光久了，当尘埃落定后，以各种知识论映照过去，曾经模糊的东西，便会清晰起来。王小惠这些年一直关注钱玄同，有着与一般新文化研究者不同的眼光，当年曾与她讨论过一些片段，发现比我们这代人，参照系就多了许多，既非全面认同，也非一味否定，因为能够从经学、史学、语言学和文艺学等角度立体审视民初的言论，呈现的是学术史演变之图。顺着这些遗迹摸索，当可知道什么延续了下来，什么中断了。
新文化运动的启蒙意识，对于旧学是一次冲击，新式学人引入了科学与民主思想，自由理念与个性精神孕育出先前未有过的元素，被质疑的对象首先是传统的经学。清代学者章学诚就已经在《文史通义》里言及“六经皆史”的观点，章太炎、胡适的学术观念是延续了这一学说要义，又加上了新的元素。比如《诗经》的晓畅通透，乃民风的精华的闪动，过去仅仅从经学层面审视它，大约是错了的。《新青年》同人常常从社会学与民俗学角度看待旧的文学，自然不会像旧式学人那样套在道德的框子里。钱氏认为《诗经》本色也是白话文追求的本色，新文学是继承《诗经》传统的，这使新文学的根变得深了。周作人、胡适、郁达夫那时候都持这种观念，说起来是时代新风使然，只是钱玄同的表达更为直接而已。郁达夫在《文艺与道德》中就强调，“四书”的文学价值不及《诗经》，乃因为不是唯道德主义。所以，讨论新文化与新文学，清除经学里的道学腔调，是彼时新文学家的共识。
关于文学上的见解，钱氏集中在语言本身的表达上，方言、官话、国语在他眼里是处于变化状态的。他谈小说不免捉襟见肘，戏剧方面也少精当言论，最好的文章大概是给胡适《尝试集》写的序言，看出他内心的情愫。他与《新青年》同人内部的通信，读起来饶有趣味，内容丰富，彼此构成了一种对话的关系。其文章虽有混杂的地方，读起来却让我想见其人，觉得颇有几分可爱。看钱玄同与陈独秀、胡适、周氏兄弟的信札，涉及新文化建设的路径与解决问题的方法。不过他的文章内容，还在小的技术范围。对于域外文学摄取的途径、美术思潮、小说写作等都没有引领性的言论。《新青年》上面讨论的话题，有许多是因为翻译引起的，比如易卜生主义、新村主义、世界主义等，钱玄同会意于友人的思想，是沿着同人思路继续说下去的。周氏兄弟尚能有文体实验，钱玄同的文字则不出一般文人的样子，是学者之语，而非作家之文。所以他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分量不及学术史上的分量更重些。
不错，钱氏的优长在于音韵训诂和对古文经与今文经的理解上，他的思维方式来自对于经学的动态体味，从中获得了一种方法论。对于经学的批判，是章门弟子中常见的现象，钱玄同大概是其中最为激烈的一个人。钱氏把《春秋》看成“不成东西的史料而已”，动摇了此书的经学根基，这与西洋思想输入不无关系。在钱玄同眼里，六经不过是知识与材料，但历代以来，成了一种意识形态，所以要颠覆的是那个奴性文化的根基。这样看来，他自己的叙述，也成了意识形态的一部分。这些也延续在对“儒效”“中庸”“礼教”等看法上。细想起来，这其实是经学发展史内部矛盾的一种新的延伸，在不同时代，六经都被赋予一种时代内容，只是那变化多在内部。“五四”那代人多了外部的视角，看待经学就更为清楚一些。经学注重一种精神的常恒性和思想的纯然性，在没有宗教的国度，无疑属于人们头上的不可动摇的神圣之星，乃普遍的准则。可惜历史中的经学被权力左右，造成奴性的繁衍，到礼教出现后，已经带有逆人道而行的毒性了。王小惠发现，“钱玄同擅长的是从传统学问内部瓦解‘礼教’的经学基础”，是看到了其思想方式的来龙去脉。
但这种内部性的突围，成效还是有限，新文化人用力最多的，是从经学的外部资源攻击古老遗存不合理的一面，这便是翻译介绍域外的学术与艺术。比如鲁迅借用的是尼采学说，胡适则依傍在科学主义旁，李大钊心目中有一个马克思主义传统。这里，“原基督”的精神也是彼时重要的资源之一，它对于旧学的冲击可能更大。王小惠在考察这段历史时注意到，钱玄同的外功明显不及周氏兄弟，在见识上与胡适也明显有着距离。他在“五四”前后的学术思想与文学观念，还不能有东西文明调适的弹性，所以简单化与武断化也不可避免。导致此现象的原因，大概是知识结构中的缺陷，新文学的作者留日的居多，英美回来的人数有限，彼此整合的时间过短，在对于文化自新的看法上，总体上有一种匆忙之感。
（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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