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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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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梳理了《国富论》在近代中国史上传播的历程，其具体理论建树如下：一是首次深入研究了《国富论》在近代中国的传播路径，呈现了其在近代中国传播的面貌和特点，以及对近代中国经济思想形成发展的影响，填补了一些重要的知识点空白，有利于完善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学术体系；二是率先研究了孙中山、李大钊、陈独秀等中国政治家对斯密学说的认识和态度，不仅填补了《国富论》传播史上的空白，也有利于在更广阔的视野下加深对这些政治家的经济思想的研究；三是第一次系统研究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郭大力、王亚南对传播《国富论》的贡献，以及他们的译著对“中国经济学”形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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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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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第一部系统研究《国富论》在近代中国传播与影响的学术专著，本书以相关的100余种著述、300余种晚清民国报刊为考察的基本文献资料，细致而清晰地呈现了《国富论》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全景。全书梳理了来华传教士、资产阶级维新派、资产阶级革命派、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中国经济学社等不同群体对《国富论》的译介、理解、接受、运用、批判；揭示了《国富论》在近代中国的传播轨迹和传播特点，以及《国富论》对近代中国经济思想形成、发展的影响；又在总结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传播《国富论》的巨大贡献之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国富论》对“中国经济学”形成的孕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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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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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洪涛，男，汉族，1975年生，四川南充人。四川大学历史学博士、理论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出站人员，英国格拉斯哥大学访问学者，现为西南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经济思想史、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两项，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出版有《近代英国贵族地产开发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等学术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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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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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国富论》在中国的传播前史(1840—1902)11
第一节 传教士编译著作中的《国富论》12
第二节 早期报刊对《国富论》的报道41
第三节 驻外使臣与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对《国富论》的接触45
第四节 本章小结52
第二章 严复的《原富》及相关著述中的斯密学说56
第一节 严复对“富强”的探索56
第二节 严复经济思想的集中体现——《原富》60
第三节 《原富》问世后，严复作品中的斯密学说77
第四节 本章小结83
第三章 梁启超对《国富论》的评介85
第一节 《原富》的首个书评及其他85
第二节 《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对《国富论》的评介89
第三节 梁启超的其他相关评介103
第四节 本章小结111
第四章 资产阶级革命派对《国富论》的反响113
第一节 孙中山对《国富论》的批判113
第二节 朱执信对斯密与马克思传承性的简介125
第三节 蔡元培对斯密学说的了解127
第四节 蒋介石对斯密学说的看法： 以《中国经济学说》为例130
第五节 本章小结135
第五章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国富论》的回应138
第一节 李大钊对《国富论》的评介139
第二节 陈独秀对《国富论》的简短评论152
第三节 毛泽东对《国富论》的否定157
第四节 陈豹隐对劳动价值说的批判163
第五节 本章小结169
第六章 中国经济学社与《国富论》的传播175
第一节 民国经济思想史的代表人物： 唐庆增176
第二节 李权时著述中的斯密学说196
第三节 马寅初著述中的斯密学说204
第四节 张素民、赵迺抟、赵兰坪与《国富论》215
第五节 本章小结224
第七章 从报刊看《国富论》在中国近代的传播229
第一节 《国富论》在近代报刊的分布概述229
第二节 纪念亚当·斯密的期刊文章256
第三节 纪念《国富论》的期刊文章272
第四节 本章小结284
第八章 从经济学著作看《国富论》在中国近代的传播289
第一节 经济学译著对《国富论》的译介： 日本渠道289
第二节 经济学译著对《国富论》的译介： 欧美渠道299
第三节 中国人自编的经济学著作对《国富论》的介绍305
第四节 本章小结313
第九章 郭大力、王亚南《国富论》译本及相关著述中的斯密学说315
第一节 《原富》与《国富论》之比较315
第二节 《国富论》与“中国经济学”： 以王亚南为例319
第三节 郭大力著译作中的斯密学说338
第四节 本章小结354
结语与余论361
附录392
主要征引书目与参考文献443
后记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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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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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蒋永穆
何洪涛同志于2010年至2013年跟随我在四川大学理论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从事研究工作。出站之后，他的博士后出站报告《〈国富论〉在近代中国的传播》经过修改打磨，于2019年成功申请获批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经过数年努力，项目顺利结项。他在博士后出站报告和国家社科基金结项成果基础之上修改而成的专著即将出版，作为他曾经的合作导师，特谈一谈我读这部专著的几点感受，以表祝贺之情，亦寓鼓励之意。
首先，从学术观点而言，这部著作通过对原始材料的解读，纠正了一些已有成果的谬误。本书利用了一大批以往学术界从未涉及过，或是利用得较少的第一手学术资料，如稀见文献《致富新书》，傅兰雅、艾约瑟、李提摩太等人的英文原著，以及从300多种报刊中梳理出来的800多篇与论述主题相关的晚清民国期刊文章。又如本书指出，中国最早的政治经济学译著是《致富新书》，而非学术界认为的《富国策》。由于忽视《佐治刍言》《富国养民策》《泰西新史揽要》等书的英语底本的利用，以及译者中英文水平的欠缺，部分成果的书名、版本来源、历史叙述都存在着错误，这部著作为此一一进行了细致的考辨。
其次，这部著作探讨了《国富论》对中国近代政治人物的思想发展历程和代表性著作的影响。孙中山反对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与分配论，认为中国不能实行经济自由主义，而是应该节制私人资本，发展国家资本。他的看法在当时社会具有风向标的作用，直接影响并坚定了学界对斯密的批判态度。蒋介石抵制西方正统派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倡导中国的传统经济思想。李大钊、陈独秀二人都在对马克思与斯密的相关经济学说进行详细的理论比较过程中，逐渐从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也促进了青年知识分子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加深对斯密的资本理论、价值理论的了解。以往学术界大多关注中国经济学家对斯密学说的接受，本书则率先研究了孙中山、蒋介石、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对斯密学说的认识和态度，填补了《国富论》传播史上的空白。
再次，深入研究了民国主流经济学家对《国富论》的理解、运用与批判，从而全面地认识了中国第一批经济学家的思想渊源与发展轨迹。唐庆增是继严复、梁启超之后传播《国富论》的代表人物，他信奉经济自由主义，较早指出中国古代传统经济思想对亚当·斯密产生过影响。马寅初、李权时、张素民、赵兰坪等其他经济学社社员主要信奉新古典经济学，均使用新古典经济学派的观点对斯密的劳动价值论与自由贸易论进行批判，倡导在中国实行统制经济，并直接影响了当时国民政府所推行的经济政策。
最后，本书系统研究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陈豹隐、郭大力、王亚南对传播《国富论》的贡献，及其所译的《国富论》对“中国经济学”形成的影响。对斯密学说的批判与继承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成的一个重要方面，接触过《国富论》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也是在批判和继承中，完成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性正确选择，陈豹隐、王亚南、郭大力曾经深度钻研过斯密学说，《国富论》为构建“中国经济学”给予了理论素材与研究方法，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思想的重要源头。
以上四个方面可以说是此书对《国富论》在近代中国传播过程的历史叙事分析的结果，然而，此书不仅善于历史分析，而且还总结、阐发了《国富论》在近代中国传播的现实意义，例如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启示。《国富论》奠定了市场化机制的理论基础，它的市场经济理论实质上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着本质的区别。中国对于《国富论》的借鉴必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避免市场经济造成的贫富两极分化。也就是二十大报告中的要求：“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正如何洪涛同志所指出的，要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须“合理借鉴《国富论》的有益成分”。这个“有益成分”就是要正确认识与理解《国富论》对政府的职能、政府与市场、劳动分工与市场交易、竞争机制、公正法律等的阐述，斯密关于市场经济理论的探讨，能够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建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有益启迪。
另外，《国富论》倡导经济自由主义，考察《国富论》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历程，可一窥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历程。自由主义在19世纪后期传入中国，而与自由主义有着天然渊源关系的新自由主义则在20世纪初才传入中国，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均无法在中国扎根，本书从政治因素、经济土壤、舆论环境、自由主义者与新自由主义自身的局限等方面解析了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在中国失败的缘由。时至今日，我们更是要以史为鉴，警惕新自由主义的弊端与危害。
此书付梓之际，特作上述数语，与学界诸君共勉，也希望何洪涛同志继续潜心学术，不断进步。
是为序。
第一章 《国富论》在中国的传播前史(1840—1902)
第二节 早期报刊对《国富论》的报道
传教士译著是认识《国富论》在中国早期译介的重要传播媒介，作为大众传播媒介，报刊同样是传播西方知识和思想的重要载体。前已提及中文报刊最早由传教士在1815年创办，一些西学译著最先也是在传教士中文报刊上连续刊登，然后再单独出版成小册子，例如《贸易通志》的部分内容刊载于《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富国养民策》连载于《万国公报》，《泰西新史揽要》也以《泰西近百年来大事记》为名连载于《万国公报》。本节的早期报刊是指1902年《国富论》第一个中译本诞生之前的报刊，这一时期，无论是传教士报刊还是后来国人自办的报刊都有少数论文涉及亚当·斯密其人其书，归纳起来，这个时期的报刊对《国富论》的传播大致呈现出了以下历史面貌和特点：
第一，从传入时间来看，最早在报刊上提及《国富论》的是传教士，而最早提到《国富论》的报刊是《万国公报》。传教士创办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遐迩贯珍》《六合丛谈》《中国丛报》《格致汇编》《中西教会报》《教会新报》《万国公报》等刊物发表了许多西方经济学知识的文章，译介了一些经济学著作，但鲜有提及经济学家，直到1892年8月，《万国公报》第43期开始连载艾约瑟的《富国养民策》，亚当·斯密与《国富论》才随之首次出现在报刊上，而出现在中国人自办报刊的时间则是1896年（参见《时务报》第15期刊载的《富国策卷一》一文）。《万国公报》是当时国内发行量最大的刊物，它的读者主要包括清朝的皇帝与政府官员、清朝驻外使馆人员、书院与学堂的学生、中国的教徒、中国的绅士与普通民众等五类群体，传播空间跨越中国十多个省份，1896年发行量大约为50000份，1897年大约60000份，1898年大约38400份。《万国公报》扩大了《国富论》的受众群体与流传范围。
第二，对于《国富论》书名的翻译未达成共识。传教士译著中已经出现了这种现象，报刊中也同样如此。这里以《万国公报》的两篇文章为例来说明这一情况。1894年8月，《万国公报》第67册刊登了美国传教士卜舫济写的一篇关于赋税方面的文章《税敛要例》，他选译了斯密关于赋税征收的四条原则：“约一百五十年前，英国人师米德雅堂，著有《富国策解》，所论税敛，其理由有四： 一须照公纳税。……二纳税须有定时。……三征税之时，应乘民便。……”此处“师米德雅堂”所著的“《富国策解》”即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上文提及的《大同学》也出现了这样的状况，《大同学》第一章“今世景象”说：“故如师米德及米勒二君，同著《富国新策》，苦心孤诣，推究入微，然书中多讲积财之法，并未究安民之学。”这里的“师米德”指亚当·斯密，“米勒”指英国经济学家约翰·穆勒。基德认为斯密和穆勒的著作多讲“积财之法”，并未研究“安民之学”，可见他对斯密和穆勒这样的“格致家”（科学家）是持否定态度的。这里的问题是斯密和穆勒是不是“同著《富国新策》”？这两个不同时代的人不可能撰写同一本书，那么“《富国新策》”究竟是指斯密的《国富论》还是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李提摩太在《泰西新史揽要》中把《国富论》称为《富国策》，此处的“《富国新策》”就是指“《富国策》”吗？《大同学》中没有说明这一点，可见译名混乱给中文读者带来的困惑。实际上，“富国策”这个名字极为常见，含义复杂，容易混淆。晚清时期一些书名和论文名常常冠以此名称，例如《富国策》《富国新策》《富国要策》《富国策摘要》《富国养民策》《续富国策》《重译富国策》《各家富国策辨》，等等，上述作品大都与《国富论》有关系。近代以来，富强一直是国人追求的奋斗目标，《国富论》成了“富先生”的代名词，即使有的作者并不了解斯密其人其书，但这本书还是被人屡屡提起。
第三，从文体选择看，文言书写逐渐过渡到白话书写。虽然文言文在晚清仍居主导地位，但《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遐迩贯珍》等传教士报纸使用的文字已经不是纯粹的文言文了，而是一种浅近文言，或者称为古白话、欧化文言、文白杂糅等语体形式，到1898年5月裘廷梁创办《无锡白话报》时，白话文已经运用于报纸上。该报第一期刊登了一篇名为《富国策卷一》的文章，此文作者署名为“梁溪毋我室主人演”。文章开篇就介绍了《富国策》是英国人法思德所写的“教国发财”的一部书，然后继续写道：“从前英国有一个人，名叫斯密得，第一个讲这富国的道理，做一部书，名叫邦国财用论”。引文中“斯密得”即亚当·斯密，“邦国财用论”即《国富论》，这不足为奇，这篇文章与此前介绍《国富论》的成果相比，最大的差异在于使用了新词汇、新句型结构，“一个人”与“一部书”是不定冠词短语表达，“有”字句显示出欧化痕迹，“的”字句明显是白话文的标记。毋庸置疑，白话文浅显易懂，具有通俗化、大众化的特点，有助于扩大《国富论》在中国的受众范围，这是一个好的征兆。
第四，斯密学说的反对者开始登场。《国富论》在传入中国的过程中曾遭遇到马克思主义学派（社会主义派）、德国历史学派等的挑战。1902年《翻译世界》开始连载日本社会主义研究会会长村井知至的《社会主义》一书，书中说经济界“阿达摩氏”提倡“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才造成“惨淡竞争”的社会，只有“社会主义平等主义”才能改造这种社会。“阿达摩氏”即亚当·斯密，这个名字在书中仅出现了一次，也没有进一步的介绍。这个译名此前在中文论著中未曾见到，对社会主义知之甚少的国人不一定会联想到亚当·斯密，但该书毕竟向中文读者较早传递了社会主义是弥补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缺陷的理想社会的印象。
德国历史学派先驱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 1789—1846）的学说最早传入中国是在1901年，在这一年《译书汇编》第2卷第2、3、4、8期连载了《理财学： 原名经济论》一文。此文系李斯特的代表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第一编“历史”的前四章，这一部分并不是李斯特集中攻击斯密的地方，但也显示了他对斯密的不满。在李斯特看来，英国曾经也实行过贸易保护政策，但是“学问渊博”的亚当·斯密“逞一己之议论，而讳言当时之实情”，斯密对航海法与自由贸易的看法是“一偏之见”，保护贸易政策优于自由贸易。李斯特学说在中国迅速引起了反响，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就开始刊发倡导贸易保护的文章。这是后话，暂且不表。
第五，传播主体开始出现变化。19世纪中期传播《国富论》的主体是欧美传教士，他们宣传的通商有益、自由贸易等经济学知识体现的是斯密经济自由主义思想，这种思想在19世纪中后期受到中国知识界与部分统治阶层的重视。甲午战争中国惨败，洋务运动的破产，再到戊戌变法的失败，康有为、梁启超流亡日本，资产阶级思想遭到清廷的封杀，经济自由主义思想难逃厄运，在这种情况下，传播经济学的主体就从传教士逐渐转移到留学生身上。早期留学欧美的学生，如容闳、马建忠、陈季同、严复、罗忠尧、高而谦、王寿昌等虽非经济学专业出身，但他们曾经学习过经济学课程，并不同程度地介绍过西方经济理论，只是总体上留学欧美的人数并不多。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后，留学日本的人数很快超过留学欧美的人数。例如，1896年首批留日生的人数是13人，1897年的人数为9人，之后每年留学人数几乎呈爆发式上涨势头，1898年61人、1899年200人、1900年159人、1901年274人、1902年727人。到1902年左右，留日生大量翻译日文书籍，兴办报刊，引入了日本经济学以及日译新名词。《东京经济杂志》《译书汇编》《大陆报》《新民丛报》等留日生创办的刊物在当时影响很大，这些刊物也刊登了有关斯密的文章。例如，登载李斯特学说的《译书汇编》是中国留日学生于1900年12月在日本东京创办的刊物，刊发日本村井知至的《社会主义》的《翻译世界》于1902年12月在上海创刊，留日生马君武担任主编，该刊译文主要来自日本学者以及部分欧美学者的作品。村井知至的《社会主义》后来也由留日学生罗大维翻译成中文。虽然，对传播《国富论》做出最大贡献的留学生当首推留英生严复，但严复译语始终竞争不过日译新名词，20世纪初期日本取代欧美成为中国学习经济学的首选国。因此，传播主体发生改变实际包含两个转变： 一是从传教士转向留学生；二是就留学生内部而言则从欧美留学生转向留日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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