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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在现实主义和现实主义者看来，国家对外政策决策中的理性无关成功，也无关道德，只与两个因素有关……
正本清源，进攻性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创立者米尔斯海默，领衔阐述国际政治中的关键问题：国家如何思考，决策有无理性
条分缕析，集二战后相关研究之大成，批驳理性选择理论和政治心理学的研究误区，搭建关于国家理性和战略理性的全新理论框架
讲古论今，选取100年来的15个经典对外政策决策案例，解读面对危机的国家如何考量，如何选择，如何决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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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理解国际政治，首先需要了解国家是如何思考的。国家作为一个集体，能够进行自主思考吗？如果能，它是如何思考的？思考过程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政治领导人会因之理性行事吗？由此产生的对外政策决策呢？
在近几十年的国际政治研究中，相当一部分学者，特别是理性选择理论家和政治心理学家认为，国家作为一个行为体，其对外政策决策常常是非理性的，而政治领导人也很少理性行事。德国挑起两次世界大战，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一意孤行动武并深陷泥潭似乎就是非理性的典型表征。
但是，于国际政治的研究和实践而言，得出结论认为国家是非理性的，实属毫无意义，因为只有假定国家是理性的，学者和决策者才有可能理解和预测国家的行为，否则，整个国际政治研究的大厦都将倾覆，政治领导人也将无从有针对性地制定对外政策。
由此，本书系统论述了国家的思考方式与过程，重新定义了对外政策中的理性，指出：国际政治中的理性决策依托于阐释世界如何运作的可信理论，并且经由审议性决策过程产生。基于这个标准，本书分析了1900年以来，在一战、二战、冷战等重大国际政治事件背景下，德国、英国、法国、日本、苏联、美国的15个对外政策决策案例，并得出的结论：大多数国家在大多数时候都是理性的，即使它们的决策并不总是成功的，有时候甚至是违背道德的，而这就是国际政治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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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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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J. 米尔斯海默，美国国际关系理论泰斗，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进攻性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代表人物。2003年当选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士，2020年获得美国政治学会颁发的詹姆斯·麦迪逊奖。代表作有《大国政治的悲剧》、《大幻想：自由主义之梦与国际现实》、《以色列游说集团与美国对外政策》（与斯蒂芬·M. 沃尔特合著）等。在2017年一项面向全球30多个国家的1600余名国际关系学者的调查中，米尔斯海默在“过去20年对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影响最大的25名学者”中名列第三位。 塞巴斯蒂安·罗萨托，美国国际关系学者，圣母大学政治学教授，该大学下属的国际安全中心、克罗克国际和平研究所、刘氏亚洲研究所和纳诺维奇欧洲研究所的研究员，著有《大国政治中的意图》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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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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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第一章 理性行为者假设
战略理性与不确定性
定义世界政治中的战略理性
评估世界政治中的战略理性
目标理性
本书指引
第二章 战略理性与不确定性
战略理性
一个不确定的世界
不确定性发挥作用
战略理性的含义
第三章 定义战略理性
理论
个体理性
国家理性
过程与结果
可信的理论与审议
第四章 不同定义的争鸣
预期效用最大化
政治心理学
类比和启发法
有缺陷的定义
第五章 理性与大战略
评估理性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决定如何应对协约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决定如何应对苏联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法国决定如何应对纳粹威胁
冷战后美国决定扩大北约
冷战后美国决定追求自由主义霸权
理性的大战略
第六章 理性与危机管理
德国决定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
日本决定袭击美国珍珠港
德国决定入侵苏联
美国决定解决“古巴导弹危机”
苏联决定出兵捷克斯洛伐克
美国决定使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升级
理性的国家行为
第七章 非理性国家行为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决定采取风险战略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英国决定采取无责任战略
美国决定入侵古巴
美国决定入侵伊拉克
支配者和非理性
第八章 目标理性
定义目标理性
实践中的目标理性
生存的迫切要求
第九章 国际政治中的理性
注释
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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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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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西方世界的人们普遍认为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对乌克兰动武的决定并不是理性行为。在此前夕，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提出，也许美国及其盟友做得并不够，“不足以阻止一位不理性行为者，我们此刻必须承认，弗拉基米尔·普京在思考这个问题时也许欠缺逻辑，看不到即将引发的灾难”。美国参议员米特·罗姆尼在冲突爆发后表达出相似的观点，他指出，“对乌克兰动武已然证明了普京先生擅长做出不合逻辑且事与愿违的决定”。这两种说法暗含的假设是，理性的领导者只有在胜算很大的情况下才会发动战事。换言之，普京通过发动一场注定失败的战事证明了他的非理性。
其他批评者则认为普京公然违背了一项基本的国际准则，因而是非理性的。按照这种观点，唯一在道德上可以接受的诉诸武力的理由是自卫，但加诸乌克兰的是一场征服之战。俄罗斯问题专家尼娜·赫鲁晓娃断言，“随着（对乌克兰）发动无端攻击，普京先生已名列不理性暴君的长名单了”，她接着指出，普京“似乎沉溺于他的自我膨胀，想要恢复俄罗斯的大国地位并有着明确的势力范围”。《名利场》杂志的记者贝思·莱文将俄罗斯总统描述为“一个对权力如饥似渴的自大狂，他怀揣着帝国的野心，以至于决定去攻击邻国”。英国前驻俄大使托尼·布伦顿声称，普京“对乌克兰主权的侵犯……（以及）对迫使该国就范的近乎强迫症似的痴迷”暴露出他是一位“心理不平衡的独裁者”，而非他一度曾是的“理性行为者”。
这些主张基于人们对理性的常规理解，表面上看似合理，但始终存在缺陷。与许多人认为的恰恰相反，我们不能把理性和成功、非理性和失败画上等号。理性跟结果没有多大关系。理性行为者经常无法实现他们的目标，不是因为他们的思考很愚蠢，而是因为那些无法预料也无从掌控的因素。还有一种强有力的倾向是把理性和道德画上等号，因为这两种品质被认为是思想开明者所具备的特征。但这也是错误的。理性的政策可能会违背人们普遍接受的行为准则，甚至有可能是极端不公正的。
那么，在国际政治中，“理性”究竟意味着什么呢？令人惊讶的是，学术文献并没有给出一个好的定义。于我们而言，理性事关理解这个世界（即弄清楚这个世界是如何运作的以及为何如此运作）以便做出决定来实现特定目标。这包含个体决策和集体决策两个层面。理性的政策制定者是理论导向型的，他们是“理论人”（homo theoreticus）。关于国际体系的运作，他们掌握可信的理论，这些理论有着基于现实假设的逻辑解释，并且得到了大量证据的支持。他们运用这些理论来厘清自身所处的形势并决定如何最佳地掌控形势。理性的国家通过审议来汇集关键政策制定者的观点，这个过程的特征是充满了激烈而无拘无束的辩论。简而言之，国际政治中的理性决策依托于阐释世界如何运作的可信理论，并且经由审议性决策过程产生。
有鉴于此，我们可以主张，俄罗斯对乌克兰动武的决定是理性的。想想看，俄罗斯领导者依赖的是可信的理论。大多数评论人士对此持有不同意见，他们声称普京决意要征服乌克兰和其他东欧国家，以期建立起一个更加庞大的俄罗斯帝国，这可以满足在俄罗斯人当中弥漫着的怀旧情思，然而这在现代世界中却没有任何战略意义。美国总统拜登坚持认为，普京渴望“成为团结所有说俄语的人的俄罗斯领导人。我的意思是……我只是觉得这不理性”。曾担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H.R.麦克马斯特声称：“我并不认为他（普京）是一个理性行为者，因为他很害怕，对不对？他最想做的是恢复俄罗斯的国家强盛。他的驱动力就是这个。”
但实际上，普京和他的顾问们是从简单的均势理论出发，把西方将乌克兰打造成俄罗斯边境上的坚固堡垒的努力视作一种生存威胁，这种威胁不能够被允许持续存在下去了。俄罗斯总统在解释他的战争决定的演讲中阐述了这一逻辑：“随着北约东扩，今年俄罗斯的处境变得更加糟糕也更为危险。我们不能坐视不管，被动地观察着事态的发展。对我们来说，这么做绝对是不负责任的。”他继续讲道：“对我们的国家而言，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是一个关乎我们国家未来历史的问题。这并不是夸大其词，这就是事实。这不仅是对我们利益构成的真正威胁，也是对我们国家生存和主权的真正威胁。这是我们在许多场合谈到过的红线。他们已经越过了这条红线。”一言以蔽之，这是一场自卫战争，旨在防止力量均势发生对己方不利的变化。
值得注意的是，莫斯科方面倾向于通过咄咄逼人的外交手段来应对在其边境上日益严峻的威胁，然而美国及其盟友不愿意迁就俄罗斯的安全关切。在这种情况下，普京选择了战争。分析人士预计结果将是俄罗斯军队占领乌克兰。《华盛顿邮报》的戴维·伊格内修斯在描述俄罗斯出兵前美国官员的观点时写道：“如果真的爆发了战争，（俄罗斯将）迅速赢得初始的战术阶段。俄罗斯沿着乌克兰边境部署的庞大军队可能会在数日之内就占领首都基辅，并在稍稍超出一个星期的时间里控制这个国家。”事实上，情报部门“告诉白宫方面，俄罗斯将在几天之内迅速地击溃乌克兰军队，取得胜利”。
俄罗斯的出兵决定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审议性过程的产物）。同样，许多观察人士对此抱有不同意见，他们声称普京没有认真地咨询文职顾问和军事顾问的意见就一意孤行地采取军事行动，而那些人本可以劝告他不要过于鲁莽。正如美国参议员、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马克·沃纳所言：“他（普京）向来得不到多少人的直接谏言。所以我们担忧，他这样的孤家寡人（已经）变成一个自大狂，认为只有自己是那个能够重新恢复沙俄帝国荣光或者重新缔造苏联势力范围的历史人物。”美国前驻俄大使迈克尔·麦克福尔表示，俄罗斯非理性行为的一个诱因是普京“被深度隔绝，周围全是些唯唯诺诺的人，这些人切断了他了解事实真相的渠道”。
现有证据却讲述着另一个版本的故事：普京的僚属们对俄罗斯面临威胁的性质与普京本人持有同样的看法，普京在决定发动战争之前也咨询过他们。2008年，时任美国驻俄大使威廉·伯恩斯撰写过一份备忘录，其中显示，俄罗斯领导层一致认为，乌克兰与西方之间的关系本身就是威胁。这份备忘录警告道：“乌克兰加入北约是俄罗斯精英阶层（不仅是普京一人）的所有红线当中最红的一道。在超过两年半的时间里，我与俄罗斯的关键人物进行了交谈，他们既包括克里姆林宫黑暗角落里的笨蛋，也包括批评普京最尖锐的自由派人士，我还没有发现哪个人认为乌克兰加入北约不是对俄罗斯利益构成的直接挑战。我可以想象没有什么万全之策可以让俄罗斯人平静地吞下这颗苦药。”普京似乎也不是独断专行地就做出了发动战争的决定。当被问及俄罗斯总统是否与他的核心顾问们进行了磋商时，俄罗斯外长谢尔盖·拉夫罗夫回答道：“每个国家都有自身的决策机制。在当时的情势下，俄罗斯联邦的现有决策机制已被充分地运用。”所有这些皆表明，俄罗斯的出兵决定很可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俄罗斯对乌克兰动武的决定不仅是理性的，而且也并不反常。据说许多大国的行为都是非理性的，但实际上它们的行为是理性的。这样的国家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和“七月危机”期间的德国，以及20世纪30年代和“珍珠港事件”爆发前夕的日本。但这并不等同于说国家总是理性的：1938年英国不制衡纳粹德国的决定便是非理性的，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的决定也是非理性的。然而这些情况属于例外。国际政治学子们越来越普遍地认为，国家经常是非理性的。我们与他们的观点相反，并且在本书中提出：大多数国家在大部分时候都是理性的。
这一论点对于国际政治的研究和实践都具有深远的意义。在一个非理性盛行的世界里，研究和实践两者都不可能合乎逻辑。在学术界内部，我们的论证肯定了理性行为者假设，该假设长期以来一直是理解世界政治的基石，尽管近年来它遭受了攻击。如果说非理性是常态，那么国家行为就既无法被理解也不能被预测，研究国际政治便成了一种徒劳无功的努力。对于实践者而言，理性使得国家能够制定有效的对外政策。因为只有当其他国家是理性行为者时，人们才能够预测盟友和敌人在特定情况下的可能行为，从而制定有利于自身利益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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