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论
(节选,注释从略)
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是20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1899年生于德国小镇基尔希海恩(Kirchhain)。1921年,施特劳斯在汉堡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正式开始著述生涯。1932年至1937年,施特劳斯先后在法国和英国从事研究。1937年,施特劳斯从欧洲移居美国,短暂任职于哥伦比亚大学。1938年至1948年,施特劳斯任教于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1949年至1968年,他在芝加哥大学政治科学系任教授。此后,施特劳斯短暂任职于克莱蒙特男校,并于1969年任职于圣约翰学院,直到1973年离世。
本书的论题是施特劳斯1921年至1937年在欧洲时期的思想。笔者尝试以施特劳斯这一时期的所有专著为支点,结合其文章、评论、书信、学术报告等文稿,探讨这位思想者在青年时期的思想内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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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施特劳斯在欧洲时期的思考,有两个彼此关联的问题仍然值得在此详述。移居美国以后,施特劳斯在北美学界开创了一种特殊的“政治哲学”学问路向,并且称之为“柏拉图式政治哲学”(Platonic Political Philosophy)。施特劳斯生前自编的最后一部文集正是以《柏拉图式政治哲学研究》为标题,柏拉图式政治哲学可以看作施特劳斯整个学术思想的标志。所谓“柏拉图式政治哲学”究竟是什么意思?
根据施特劳斯的说法,柏拉图认为理论生活或者哲学生活高于政治生活,但是,哲学生活必须顾及政治生活的要求,从而成为政治的哲学。可是,施特劳斯关于政治哲学的说法,有时颇为令人费解。在《关于马基雅维里的思考》中,施特劳斯说:“我们从苏格拉底那里认识到,政治事物或者人类事物是理解所有事物的关键。” 在《自然正确与历史》中,施特劳斯写道:
与表面情况相反,苏格拉底转向对人类事物的研究,并非基于对神圣事物和自然事物的放弃,而是基于一种理解所有事物的新方式。
这两处说法表达的“政治哲学”同样不是一种探究政治的方式,而是一种哲思(philosophizing)方式,或者更确切地说,一种理论哲学的方式——这种“政治哲学”关心政治事物乃是出于理论目的,与思想史上的许多哲人一样,施特劳斯的思想同样包含理论哲学,对诸存在者的认识同样是施特劳斯哲学的题中之义。
所谓“理解所有事物的新方式”乃是相对于前苏格拉底哲学而言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式存在论认识论。在公开发表的作品中,施特劳斯关于这一存在论认识论的确着墨不多,《自然正确与历史》第四章是最重要的表述之一。在施特劳斯看来,柏拉图的苏格拉底关心地上的事情,并不意味着苏格拉底主要关心地上的事情,毋宁说,苏格拉底最关心的仍然是诸存在者及其整体,真正的转折在于苏格拉底观看存在者的方式。对于苏格拉底来说,人尤其借助现象得知一个存在者的存在方式,对现象的得知尤其从人们的言辞(λ?γοι,本义言辞、话语)而来,所以,人必须“逃入逻各斯(λ?γοι)”。“逃入逻各斯”,意味着从言辞和现象出发。特别重要的是,λ?γοι是人的λ?γοι,人具有观看一个存在者之存在方式的能力,这是一种区分存在者的能力,一种辨认和看见这一个存在者之存在方式的能力——人在观看这一个存在者之时由于同时环顾其他存在者而看出了这一个存在者与其他存在者的区分,也就是说,人能够辨认和看见这一个存在者的特定存在方式,人能够划界、划分、区分。因此,“逃入逻各斯”也意味着“逃入”人的λ?γοι,意味着从这一个存在者的特定存在方式出发,从这一个存在者的所是出发,从世界的“自然关节”(natural articulations)出发。苏格拉底将这个存在方式称为——或者说以形而上学的论述方式假设为——形相(ε?δο?)。对于理解苏格拉底柏拉图的“形相”,真正重要的不是对“形相”做出形而上学探讨——这种探讨尤其涉及关于形相的范畴描述——而是理解“形相论”的问题缘由。
在苏格拉底看来,“逃入逻各斯”意味着从言辞上升,意味着从这一个存在者的存在方式上升。这意味着从现象上升,或者说,从人对每一个存在者之存在方式的经验上升。苏格拉底的哲思性质是上升,这种上升的开端是现象或经验——这是人彻底理解事物的地基,是人必须也只能由之出发的开端,也是始终拽住哲学思辨的被给予之物。苏格拉底由此将“节制”引入了哲学,将哲学看作从真实的意见向整全知识的上升,苏格拉底的哲学是疯狂与节制的结合。
在施特劳斯看来,苏格拉底的前辈们力求直接看见世界的最高本原,并且凭借这个本原回过头来观看事物,这无疑是疯狂的,苏格拉底的转折在于将节制引入了哲学。这种节制在于,它不再从本原的视角将诸存在者看作本质上同质化的事物,施特劳斯相信,前苏格拉底哲人对某一存在者的理解乃是基于这一事物之外的他物来理解的,这种理解由于彻底抹去了每一事物的异质性或者特定所是而始终无法理解此事物。
施特劳斯相信,柏拉图在面对前苏格拉底哲学之时,已经遭遇到17世纪以来占据统治地位的现代科学理解。前苏格拉底哲学已经将世界还原为基本要素或基本事物,从而取消了世界的诸关节。施特劳斯毫不否认现代科学取得的空前成就,问题在于,这种看待世界的方式无法获得“自然的真理”,现代科学有其知识论前提,这意味着,现代科学是一种特定的知识,无论在欧洲时期还是在美国,施特劳斯都没有改变对现代科学的这一看法。
施特劳斯的存在论-知识论与他对柏拉图哲学的特异解释紧密关联。在他看来,柏拉图特别在道德政治事物显现真理的方式中看到了上述探究真理的新方式,尽管道德政治事物本身是第二位的。在《霍布斯的政治哲学》中,施特劳斯已经将上述想法付诸笔端。人们若熟悉施特劳斯在欧洲时期的思想,当不会对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感到过于困惑。这位性情沉静的思想者在很大程度上因美国当代的政治纷争而“意外”获得了知识界的广泛关注,此时突然与人们照面的施特劳斯是一个已经成为“施特劳斯”的施特劳斯,倘若施特劳斯紧盯基本问题的思考品质和他令人惊异的“魔眼”值得人们耐心思索,那么,人们就应该回顾他在欧洲时期的思想道路,以思索施特劳斯如何成为“施特劳斯”……
雅可比问题
(节选,注释从略)
施特劳斯思想生涯的第一部重要作品是他的博士论文。从大学时代开始,施特劳斯先后在马堡大学、法兰克福大学、柏林大学和汉堡大学就读,学习哲学、历史、数学和自然科学。1921年,在新康德主义哲学家卡西尔(Ernst Cassirer)指导下,施特劳斯在汉堡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博士论文为《雅可比哲学学说中的知识问题》(Das Erkenntnisproblem in der philosophischen Lehre Fr. H. Jacobis)。与施特劳斯的后期作品相比,施特劳斯的博士论文长期以来没有获得足够重视,学界的晚近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种状况。这些研究表明这部早期作品的重要性不容忽视,它向人们照亮了施特劳斯思想最初站立的地基:《雅可比哲学学说中的知识问题》体现了施特劳斯学术思想的基本取向,对于理解施特劳斯此后许多重要观点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施特劳斯学术思想的基本取向是苏格拉底柏拉图式思想方式。关于这一思想方式的确切含义,学界自70年代已经展开讨论,根据布鲁姆(Allan Bloom)、肯宁顿(Richard Kennington)等人的看法,施特劳斯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式思想方式具有一个存在论知识论根基,这一根基是人对存在之自然真理的认识。所以,施特劳斯的古典思想取向具有一个理论哲学底座,我们可以借助下述问题表述这一底座的含义:存在就其自身而言向人显现出何种事实和意义。
就此问题而言,施特劳斯在50年代关于“自然正确”(natural right)的论述尤其引人注目。事实上,施特劳斯的“自然正确问题”正是建立在上述理论哲学底座之上,在施特劳斯这里,“自然正确问题”在根本上涉及的是人以自然方式领会价值事实的可能——这里的事实概念是指,事情凭其自身让人领会到的某种价值上的区分,这是一种以自然方式被领会到的区分。根据施特劳斯的观点,柏拉图的自然正确学说以灵魂与身体在价值上的自然区分为基础,这一区分乃是一种自然显现。
事实上,“自然正确”问题在施特劳斯这里从属于自然真理问题,它是自然真理问题的一个领域。存在向人显现其事实和意义的方式,始终在施特劳斯思想中占据基础性位置。我们甚至可以说,施特劳斯独特的“政治哲学”的最重要含义是其存在论-知识论含义,因为,在施特劳斯看来,“政治事物”(the political things)尤其适合帮助人们思考存在向人显现自身的方式:
我们从苏格拉底那里认识到,政治事物或者人类事物是理解所有事物的关键。
与表面情况相反,苏格拉底转向对人类事物的研究,并非基于对神圣事物和自然事物的放弃,而是基于一种理解所有事物的新方式。
正如布鲁姆所言,“在从沉思存在转向沉思人之时,施特劳斯没有忘记存在(being)……在谈论僭政、绅士、自然正确、政治人和哲人之时,施特劳斯总是想到知识问题”。
《雅可比哲学学说中的知识问题》关注的正是这个意义上的存在论知识论问题。在现代思想史上,雅可比(F. H. Jacobi)通常被看作启蒙的反叛者和非理性主义者,在施特劳斯撰写博士论文之时,这种看法在德国占据统治地位。与通常看法不同,施特劳斯认为,雅可比与启蒙派在18世纪的争论具有极为深刻的思想意义,雅可比对启蒙理性主义的批判值得高度重视。施特劳斯此后对启蒙的批判与雅可比有深刻的一致之处,在博士论文中,施特劳斯聚焦的是雅可比在启蒙批判中论及的存在论知识论问题。
不过,施特劳斯强调,《雅可比哲学学说中的知识问题》的意图不在于重申雅可比本人的学说,而在于重审“以‘雅可比’之名标示的问题”,亦即雅可比所体现的“问题视角”(Problemperspektiven)。这一问题视角聚焦于存在在知识论上的超越性和客观性,或者说,这一问题视角指向如下可能性:自然物、上帝和价值是真实存在之物,人的认识可以把握自然物、上帝和价值的超越性和客观性,它们的真实状况——真理——可以在人的认识中被给予人。《雅可比哲学学说中的知识问题》表明,施特劳斯在1921年已经迈出了超越现代哲学的步伐,力求超越笛卡尔哲学、观念论哲学和新康德主义哲学的主体主义和建构主义视域。正如我们已经提到的那样,上述问题视角反映了施特劳斯思想的基本取向:对存在之自然真理的追求。从1921年的博士论文开始,施特劳斯始终坚持上述基本取向,不过,十分重要的是,他在此后的思想发展中对某些问题提法做出了重大修改。
在此,笔者将首先呈现施特劳斯在1921年对“雅可比问题”的理解,并且呈现施特劳斯在此问题视角下揭示的存在论知识论学说。在此基础上,笔者将进一步呈现施特劳斯与雅可比的思想关系,尝试阐明这样的结论:施特劳斯与雅可比的思想既有深刻的一致之处,也具有根本性的差异,这种根本差异在1921年的《雅可比哲学学说中的知识问题》中已经表现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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