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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書』陈亮教育思想探微

書城自編碼: 4045749
分類: 簡體書→大陸圖書→文化文化研究
作者: 杨铁金
國際書號(ISBN): 9787540798031
出版社: 漓江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24-06-01

頁數/字數: /
書度/開本: 32开 釘裝: 平装

售價:NT$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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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本书试图穿透历史去分析、领悟陈亮的教育思想,挖掘其中的现代价值与意义,为“中国式”教育现代化建设增砖添瓦。
內容簡介:
陈亮(1143-1194),是南宋著名爱国思想家、文学家、教育家,从事教育实践活动长达二十多年,形成了独特的“事功学”教育理论,是浙东学派的重要代表,其教育思想对后代的颜元等教育家产生了较大影响。本书收集包括发表、获奖在内的关于陈亮研究的随笔、杂感60篇,体现作者近年来的研究成果与心灵感悟。
關於作者:
杨铁金,就职于浙江省永康市教育局,从事教育工作三十多年,曾参与过多所学校的文化设计,有《浙江省永康中学史》《过眼云烟》等两部教育题材作品出版。浙江师范大学教育硕士、浙江省人民政府督学。从事陈亮教育思想研究多年,在《浙江教育报》《金华日报》《永康日报》以及永康市陈亮研究会会刊《陈亮研究》发表论文、随笔十多篇。
目錄
目录
南宋是教育的美好时代 001
爱国是南宋读书人的底色 006
陈亮沉浮的一生 011
陈亮事功思想的重要源头 016
陈亮的恩师周葵 022
陈亮与当时婺学界 028
陈亮与永嘉学派教育家 033
陈亮对朱熹的挑战 038
陈亮的教育生涯 044
学为成人的教育目的 053
为英豪立传 057
重视儒家经典教育 062
鼓吹“异端”之学 066
重视历史教育 069
讲论百家异流 074
重视实用之学 078
永康学派的教育立场 082
学以致用的教育价值观 088
质疑与创新的教育方法 091
陈亮论作文法 094
事功教育思想的影响与当代意义 098
陈亮文化进校园的路径 104
人世间的“状元”情结 109
“人龙文虎”的自我高标 113
“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 117
少年文章追老泉 121
陈亮对胡公跨越时空的告白 125
陈亮词与词论 129
课本里的陈同甫 132
斋名与斋铭 137
一篇送考文 142
批评教育与用人上的不公平 145
科举是下情上达的一种方式 150
“智力”并育 153
论终身教育 156
工贵其久,业贵其专 159
八百年先贤遗问震古烁今 162
随事著功 166
劳动教育,体验比仪式更重要 169
生活即教育 172
沉寂也是一种美 174
堆砌的教育人生 177
“耘耔不虔,嘉种不达” 180
少一些控制欲 183
历经劫难,方成正果 186
什么样的教育是美好的 190
慢一拍,又何妨 192
教育的“应然”与“实然” 195
教师要做学生重要的“他者” 199
好教师的课堂语言都不会太强势 201
行动成就自我 204
“汉虽兴学,而书之旨溃” 206
“共学”的打开方式 208
教育的责任如山,亦如水 210
“下学”与“上达” 212
心有定向,治无定体 214
分享同样的荣辱与悲欢 216
阅读,塑造一个人的模样 219
写作是读书人的一种活法 222
为士者必以文章行义自名 224
后记 227
內容試閱
序:一颗闪耀婺州的教育之星
赵瑶丹
十七年前,教师杨铁金考取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的教育硕士,当时他已是永康有一定影响力的作家。他说他是带着对地方文化的浓厚兴趣来学的,选择研究文化的葛永海教授做导师,并在他的指导下完成了硕士论文。当时,我承担人文学院研究生办的日常工作,杨铁金是班长,平时接触多为班内杂务。没想到今日,我们有了共同的研究话题,那就是永康学派的代表人物——陈亮。
作为倡导“经世致用”的永康学派,其经邦治国、济世安民的学问,具体指对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有指导意义并产生实际效用的“经世之学”或“经济之学”。自古以来,中国思想界“王霸义利之辨”的命题广受关注,而“经世致用”之学,与“罕言利”“何必曰利”的儒家“王道”思想大相径庭。永康学派的代表人物陈亮,是南宋浙东事功学派“经世致用”思想最重要、最杰出的“发言人”之一,其倡言“功利”,强调“实用”,注重实事实功,践行经商致富、传道授业,在身体力行中实现思想升华,代表了当时经世致用思想、躬行实干精神的最高水平。
作为一位基层教师,杨铁金最关注的是作为教育家陈亮思想的传承与研究。陈亮认为古代莫不“以学校为国之先务”,强调教育应为现实社会服务,把培养学以致用、能匡时济世的“非常之人”作为教育的根本宗旨和目标。陈亮反对理学“醇儒”式的教育,批判以应付科举考试为目的的教育,认为教育的目的和任务,是“要以适用为主”,所谓“才非求奇,贵其可用”“人才以用而见其能否”。陈亮这种“才以资世”的人才观,旨在培养对社会有用的人才,为国家服务。
教学内容上,陈亮提出要实事求学。他批判“道德性命之说一兴”致“文章、政事几于尽废”,而“天下之实”尽废,“有志之士”饱受其苦,最终“百事不理”。他向朝廷建盲,“尽收天下之人材,长短小大,各见诸用,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无一之或废”,以培养真正有实才实学的人才。
中年的陈亮,科场失意,在家授徒教学长达十余年。陈亮将平生思想,通过传道授业的方式进行传承,这是他积淀并升华思想的重要经历。陈亮门生遍布金华、永康、义乌等地,较为出名的有喻民献、喻偘、喻南强、何大猷、钱廓、凌坚和吴深等。在学术上,陈亮的弟子们不遗余力地维护师门,成为陈亮思想的重要追随者和传播者。乾道、淳熙年间,陈亮倡谈王霸、功利,“人多疑其说而未信”,然而陈亮的学生喻偘“独出为诸生倡”,大胆批判“性命之学”,以言行极力维护陈师的功利学说。陈亮的妻弟、门人何大猷在他的影响下,富而存仁,堪称儒商典范。义乌巨富喻夏卿一子三孙都师从陈亮。陈亮思想在义乌得以广泛传播,与义乌多儒商密切相关。义乌的儒商,不仅为陈亮经世致用、义利并行的思想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而且在传播陈亮思想中给予了切实支持。
陈亮的教育思想具有现代意义,他所倡行的学说,与婺州的经济、文化、学术环境氛围相辅相成、相得益彰。陈亮思想源于婺学的滋养,进而又支撑着八婺的文化骨架,使得整个浙中盆地以农商为根基,以工匠精神为实践,以文化优势代代相传,至今闪耀着动人的精神之光。
作为教育家的陈亮,其思想有两层重要底色。
一是爱国主义。陈亮反对南宋朝廷偏安一隅,不图谋恢复统一的苟且,认为置中国于度外“如元气偏注一肢,其他肢体往往萎枯而不自觉矣,则其所谓一肢者,又何恃而能久存哉?”在几十年的教育生涯中,他无不以抗击外族、恢复中原为己任,教育学生时刻不忘爱国忧国。
二是学以致用。陈亮从巩固政权、振兴国家、发展经济出发,重视对现实问题的考察和研究。陈亮要求学者在现实政治活动中学知识,长才干,积累实际经验,具备应变能力。他重视实用之学,提倡艺能艺事,这是事功学派区别于朱熹、陆九渊他们的重要标志之一。陈亮最反对朱熹那种“一艺一能皆以为不足自通于圣人之道”的说法,极力主张学艺能以理百事。他指出“自道德性命之说一兴”,为士者“耻言文章义行”,居官者“耻言政事书判”,而大谈“尽心知性”“学道爱人”,如此“相蒙相欺”“尽废天下之实”,其结果只能是“百事不理”,一事无成。他倡导学者文武兼资,艺能精熟,既“有处事之才”,又“有料敌之智”,并于民生日用之间,一艺一能之上,亦无所不通。陈亮反对朱、陆所提倡的静坐默想、闭门读书、涵养心性、空言道德,以达到“存天理灭人欲”的内求方法。陈亮坚持向外求索的道路,倡导教育学者树立学以致用观念,教诲学者们在实事实学上用功夫,即一切就实事上理会。对当前现实和历史上的治乱兴衰,以及典章制度都加以详细考订,务求能通古今之变,以施于实政,反复强调教育者不仅要培养学习者观察和分析社会、总结历史的能力,更要培养他们解决现实社会各种问题的能力。比如陈亮重视农田水利,讨论水利、粮食的重要性。陈亮重视研究财富的分配问题,关注社会“共富”,与学者讨论解决贫富不均的办法,对先富问题提出看法。陈亮认为在学习上的“格物致知”,是要在事物中考察必然之理、当然之事,“道之在天下,何物非道,千涂万辙,因事作则”。他认为离开实际事物,便无法得到实学,获得真知。“学以致用”,不仅是学习知识、掌握艺能的目的和基本途径,更是验证知识、巩固艺能的方法和基本原则。
杨铁金注重原著阅读,并能结合当前的教育问题,提出一些思路与想法。比如他从陈亮的文章中寻找启示,讨论“五育并举”“双减”等热点问题。作为浙江省人民政府督学,他在岗位上不遗余力地推进陈亮思想在当代教育改革中的运用,在推进学校文化建设、课程建设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在永康中学、桥下小学等一些学校都留下了他努力的痕迹,他在《浙江教育报》《金华日报》《永康日报》上刊发相关的研究文章,不遗余力地实践与推进陈亮教育思想。希望他能够在陈亮教育思想与基础教育结合方面有更多心得,助力事功学派教育思想绽放异彩。
2023年6月18日
(作者系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南宋是教育的美好时代
南宋政权建立后,随着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南移,社会得到稳定与发展,政治也较为开明与宽松,形成了相对宽容的社会氛围。在文教方面,儒学的正统地位得到进一步确立,儒、释、道并存融合,理学新体系得以完善。重视知识分子的政策继续得到加强,中央及州县官学得到重建与恢复,民间办学勃然兴盛,理学与事功学大师的学术活动空前活跃。延续崇文抑武的政策促进举国兴起读书热潮,印刷技术的进步使书籍得到大规模的编辑整理与发行传播。南宋成为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教育黄金时代。
国家重视知识精英的选拔与任用。宋代开国之初,宋太祖就定下“作相须读书人”的基调,“以文化成天下”“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南宋统治者继续崇尚文治,对文人士大夫采取宽松宽容政策。贵族与门第传统逐渐淡化,一些白衣秀才平地拔起,升入政治上层,形成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局面。
两宋重视知识精英突出体现在科举取士上,官绅农工商弟子都可以参加科举考试,而且取士名额不断增加,取士人数空前绝后。“寒门入仕”政策,广泛吸引不同阶层的知识分子参加政权。在政府机构主体社会构成方面,宋朝将政府机构人员组成的基础扩大到社会最底层。宋太祖下诏曰:“向者登科名级,多为势家所取,致塞孤寒之路,甚无谓也。今朕躬亲临试,以可否进退,尽革畴昔之弊矣。”自宋以降,读书做官、科举和入太学,不因门第,不论孤寒,渐成定制。甚至向来被仕途排除在外的工商杂类子弟在宋代也允许入仕。南宋时期,政府机构主体的社会构成进一步面向平民阶层,政权的开放程度也随之连带增强。两宋时期为了调整官僚队伍结构,选取大批饱学之士补充各级官吏队伍,从而完成了中国古代贵族政治向文官统治的转变。
支持多层次办学,办学形式多样化。除了中央官学、州学、县学,南宋的民间教育机构形式多样,自成体系,村学、乡学、冬学、私塾、家馆、义学、精舍、书院等民间学校遍布乡村城市。民间学校教育汲取官学教育成果,又独立发展,促进中国古代教育在宋代逐步走上教化与学校教育整合的一体化之路。
民间教育机构师资层次丰富多样,甚至大大高出官学师资水平。宋代儒者的出路一般有四种:一是入仕做官;二是开办学馆,教授生徒;三是进入衙门为职业吏人;四是做童蒙之师。前两种一般要有科举功名,后两种则为科举落第者。宋代众多著名学者、教育家,像杨时、张栻、朱熹、吕氏兄弟、陆氏兄弟、陈亮、陈傅良、叶适、陈淳、真德秀、王应麟等纷纷开办学馆,从事教育传播,成为时代教育的标志性人物。民间学术风气空前浓厚,儒学各派思想互争雄长,学者们开设讲坛聚众演讲,相互辩论,极大地促进了文化教育普及。
在科举考试推动下,南宋中央官学、地方官学、书院和私塾村校并存,各类教育都获得蓬勃发展。如南宋嘉泰二年(1202),仅参加中央太学补试士人就达三万七千余人,约为北宋熙宁初年的二百五十倍之多。两宋共有书院三百九十七所,其中南宋占三百一十所,是北宋的三倍还多。
民间学校教育内容丰富多样,体系完备。科举制度对中国学校教育的影响广泛而深刻。南宋官学的课程设置、教学内容都为科举考试所制约。科举考什么,太学招生考试也照着做。平时教学也是考什么、就教什么、学什么。官学教育的好坏,评价的直接标准就是及第率。民间学校教育既有服务于科举考试的儒文化核心理念,又有为社会现实生产和生活所需的内容,包括识字及书、画、医、算、工、商、武、讼等多个学科门类的丰富内容。相比较而言,官学是科举制度的附庸和奴婢,民间教育反而更有特色与活力。
南宋教育的内容,在政治文化、社会伦理方面,大学阶段以“五经”和“九经”等国子监课程为基础。朱熹等人博采众长、海纳百川,集注编订“四书”“五经”,创立以理学思想为核心的旨在发扬儒家传统文化的伦理新体系。小学阶段以新编订的《三字经》《百家姓》《续千字文》等普及读物与之相配合。蒙学教材不仅有《千家诗》《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唐宋八大家文钞》《神童诗》《笠翁对韵》等诗文教材,而且还有王应麟《小学绀珠》、王日休《训蒙法》,以及适合一般农人、手工业者和商人需要的《四言杂字》等民间重要的识字教材读物。吕祖谦编著的《历代制度详说》、陈傅良编订的《永嘉八面锋》则是当时流行的优秀科考教材。
学派林立,教育思想多元化。社会的深刻变革必然引起教育随之而变,面对动荡时局、内忧外患,人们必然会对循旧与创新、道德和法治、主战和主和等一系列问题进行思考与研究。南宋官学僵化没落,徒有形式,缺乏生机,民间各种学派必然承载着时代的使命,去探究这些关系国家之命运、民族之前途的问题。陈亮在《送王仲德序》中对此情况进行了详细的描述:“昔祖宗盛时,天下之士各以其所能自效,而不暇及乎其他。自后世观之,而往往以为朴陋,而不知此盛之极也。其后文华日滋,道德日茂,议论日高,政事日新,而天下之士已不安于平素矣。众贤角立,互相是非,家家各称孔孟,人人自为稷契,立党相攻以求其说之胜,最后章蔡诸人以王氏之说一之。而天下靡然,一望如黄茅白苇之连错矣。至渡江以来,天下之士始各出其所能,虽更秦氏之尚同,能同其谀而不能同其说也。二十年之间,道德性命之说一兴,迭相唱和,不知其所从来。后生小子读书未成句读,执笔未免手颤者,已能拾其遗说,高自誉道,非议前辈,以为不足学矣。世之为高者,得其机而乘之,以圣人之道为尽在我,以天下之事无所不能,能麾其后生以自为高而本无有者,使惟己之向,而后欲尽天下之说一取而教之,顽然以人师自命。虽圣天子建极于上,天下之士犹知所守,吾深惑夫治世之安有此事乎,而终惧其流之未易禁也。”
南宋各学派都把民间学校作为宣扬和传播不同学术思想主张的重要舞台。正如理学家袁燮所说:“今长沙之岳麓、衡阳之石鼓、武夷之精舍、星渚之白鹿,群居丽泽,服膺古训,皆足以佐学校之不及……儒者相与讲习,有志于斯,以养其心,立其身,而宏大其器业。”各家学术流派还注重学术思想的相互传播、影响和争鸣,如乾道三年(1167)张栻和朱熹会讲于岳麓书院,淳熙二年(1175)朱熹、陆九渊、吕祖谦等会讲于鹅湖书院,对推动学术交流与活跃民间书院的教学传播活动有极大的促进作用。许多时代大思想家广开师门,以讲台为传播场地,通过讲论和编著传播自己的思想和主张。“朱学以格物致知,陆学以明心,吕学则兼取其长”,永康陈亮求实理实学,“其说皆今人所未讲”,“永嘉之学,教人就事上理会,步步著实,言之必使可行,足以开物成务”。
读书、聚书和刻印书籍的风气浓厚。两宋相当多的皇帝不仅自己酷爱读书,还不遗余力地倡导读书,宣扬读书。社会上的一般士子,更是醉心于走读书、科举、做官的道路。社会普遍认可“人生至乐无如读书,至要无如教子”的理念。农工商各教子读书,已成为宋代社会一道独特的风景。
朝廷大力倡导读书的同时,又积极采取措施聚书,加强图书收集、管理、编目。印书对教育传播具有积极推动作用,伴随着传播科技进入雕版印刷时代,印书成为教育传播的强大工具和重要载体。除了官刻,还有大量的私刻书发行。监本、学宫本、学舍本、州学本、郡府学本、县学本、书院本、家刻本等各种版本应有尽有,民间坊肆刻书更是遍地开花。在金华就有婺州市门巷唐宅、义乌酥溪蒋宅崇知斋、东阳胡仓王宅净戒堂等印书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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