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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本书为JYB思政课专项课题《“形势与政策”课靶向式教学模式构建与应用研究》(21JDSZK049)阶段性成果。本书立足马克思主义形势观、政策观教育基本理论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实际,聚焦“形势与政策”课存在的模式陈旧、方法单一、效果不佳等问题,在分析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形势与政策”课发展历史和建设经验的基础,运用历史比较法、数据测量法、调研访谈法等方法获取研究的基础数据,剖析了当前“形势与政策”课教育教学效率与课程教学模式之间的比差问题,构建了基于精准靶向教学的模式和方法,即基于学习产出驱动教育(OFE)理念的精准教学模式、基于学习动能增长和学习效果提升的精准学习模式、基于全课覆盖分类指导的精准综合实践模式、基于CHE-CSI的精准教学评价模式。靶向教学模式与方法的构建对于推进高校“形势与政策”课乃至整体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质量提升有着重要的方法论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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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马寒,男,郑州轻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总支书记、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法学博士,硕士生导师。本硕博士分别毕业于河南师范大学政教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中共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长期从事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方向的教学和理论研究工作。《世界社会主义研究》《理论导刊》《中国教育报》《学习时报》《河南日报》等报刊发表论文50余篇,其中多篇文章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等收录。出版著作8部,参与或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教育能思政专项、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项目、河南省软科学项目、河南省政府招标项目20条项。近年来,先后荣获河南省优秀党务工作者、河南省高校优秀思想政治工作者、河南省优秀教育管理人才、河南省”百姓学习之星\等多项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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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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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论高质量建设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认识维度
第一章“形势与政策”课靶向教学的研究缘起与逻辑架构
第一节“形势与政策”课靶向教学的研究缘起
第二节“形势与政策”课靶向教学的研究动态及其评价
第三节“形势与政策”课靶向教学研究的逻辑与方法
第二章“形势与政策”教育与课程建设的基本理论
第一节马克思主义形势观、政策观及其关系
第二节“形势与政策”教育的基本结构与内容
第三节“形势与政策”课的功能定位与核心任务
第三章“形势与政策”课建设的历史图景与政策指向
第一节新中国成立以来“形势与政策”课建设的历史演进
第二节规范化制度化:新时代“形势与政策”课建设的政策指向
第三节“形势与政策”课建设的主要经验
第四章“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理念转换与靶向教学入场
第一节“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理念转换与教学模式变革
第二节“形势与政策”课靶向教学的入场
第三节“形势与政策”课靶向教学的设计原则与模式构建
第五章“形势与政策”课靶向教学的功能实现
第一节基于成果导向教育理念的靶向教学功能实现
第二节基于学习动能增长和学习效果提升的靶向学习功能实现
第三节基于层级分析法的靶向教学绩效评测功能实现
第六章“形势与政策”课靶向教学的实施个案解析
第一节“形势与政策”课校本教材的靶向建设
第二节“形势与政策”课理论教学的靶向实施
第三节“形势与政策”课实践教学的靶向开展
第四节“形势与政策”课网络教学的靶向构建
结语“课堂革命”:智能时代“形势与政策”课的发展趋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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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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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一、研究背景
本研究旨在收集、整理、分类作为文化载体的海南方言谚语和俗语,通过对其文化内涵进行深入分析,以便更好地理解海南地区文化,以及其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海南方言谚语和俗语深植于当地的历史、文化和生活方式中,反映出对自然环境、社会关系和经济活动的深刻理解,不仅蕴含着丰富的历史和社会价值观,与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良好的营商环境也息息相关。海南自由贸易港作为中国重要的经济发展策略之一,其与地方文化的互动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领域。
谚语(Proverbs)是一种传统的口头文学形式,它们以简短、典型且通常以节奏性、韵律性的语言形式出现,用以表达普遍的真理、道德教训或对世界的观察。谚语通常包含深层的文化智慧和生活经验,它们被广泛用于教育、批评和指导社会行为。
俗语(Idioms),是指在特定社会群体、地区或文化中流行的表达方式或短语。俗语反映了特定社会环境的语言习惯、文化特征和社会实践,它们通常包含比喻意义,只有对其文化背景有所了解方能有效理解它们。
作为语言和文化研究的重要对象,谚语和俗语在不同的文化和社会中承载着丰富的历史底蕴和社会意义。本研究涵盖的海南方言仅限于闽南话系统的方言,即在海南岛较为广泛的地区和较为多数的岛民所讲的,讲海南话的岛民都能听得懂的,与当地少数民族语言和内地普通话相区别的本地语言。这些闽语深深植根于海南岛的地理环境、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中,其表达形式不仅丰富了汉语表达的多样性,而且也为研究中国南方的语言文化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海南谚语是在海南地区广泛流传的、有教育意义、反映生活智慧和社会经验的简短而固定的语句。这些谚语通常以海南闽语表达,蕴含着深厚的地方文化特色和历史信息,反映了海南人民对自然环境、社会生活和人生哲理的理解和总结。
海南俗语则是指在海南地区特定社会群体中流行的、形式多样的语言表达方式,它们反映了海南地区的风土人情、社会习俗和文化特征。其表达方式往往更加生动、具体,常用于日常交流中,揭示了海南人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模式。
海南谚语和俗语的相似之处在于,它们都是语言的一部分,用于传达信息、文化价值和社会规范。它们都具有教育意义,常用于指导、警告或启示。具体特点有以下五点:
(1)社会和伦理观念。谚语和俗语通常包含着关于道德、家庭、社会关系和人际互动的智慧和经验教训。它们传达了社会和伦理观念,蕴含着丰富的生活智慧,通过简练的语言向人们传达有益的生活经验和道德教育,有助于形成正确的价值观,规范人们的行为举止。
(2)地域性特征。海南谚语和俗语体现出了地方文化和风土人情。它们通常与海南的自然环境、传统产业、食物和气候有关,充分体现了海南地区独特的地域文化。
(3)农耕文化。热带农业是海南的支柱产业之一,许多谚语和俗语都与农耕活动、农产品和季节变化有关。这些语言表达了人们对农业的依赖和对自然的敬畏。
(4)民间传说和神话元素。一些谚语和俗语源自海南的民间传说、神话和宗教信仰。它们反映了人们对神秘和超自然力量的信仰和敬畏,并体现了儒家文化的深刻影响。
(5)口头传播。它们主要通过口头传统形式在当地社区中传播,是文化和知识传承的重要载体。
鉴于谚语和俗语有较多相似点,本研究并不严格区分二者的分类,而是更多关注其内涵意义。研究海南谚语和俗语对于理解当地社会的文化价值观、社会结构和历史演变,以及促进经济合作交流均有重要意义。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精心构建对外话语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可以说,传播能力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话语体系是一个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确立话语权的前提和基础。要讲好中国故事、讲好海南故事,一定要先坚定文化自信,挖掘和创造文化精品。海南闽语的谚语和俗语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当代中国建设文化强国的重要文化资源,同时也是海南自贸港建设进程中,实现文化引领、增强文化自信的重要资源。它们中外兼收并蓄,丰富多彩,充分体现了海南地域特色:说海南之域,言海南之物,叙海南之事。从中,人们既可以了解海南的地理、气候、物产、生活习俗、风土人情,还可洞悉海南的社会沿革、历史事件、人物轶闻及风物掌故等。
但是近年来,随着外来人口的涌进,以及普通话推广等,海南方言出现了影响力日渐式微、地位逐渐边缘化、方言教育语言缺失、教育政策单一化等危机。住在城市里的海南籍青少年说海南话明显减少,更别提知晓富含经验与智慧的谚语和俗语了。针对海南方言传承危机,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提出对策:实行多元化语言政策,加大投资,优化教育资源,满足海南国际化和本土化语言发展需要;有研究提出传承海南话的方法为:第一,让方言进课堂,以渗入课堂形式来传播方言文化;第二,广开“言路”,营造方言文化氛围;第三,扩大研究,挖掘方言资源宝库。还有学者呼吁语言学理论工作者不但研究海南话的语系、拼读、语音、语调的异同,还涉及海南话民谣、熟语、俗语、俚语的研究。
不仅是海南方言出现传承危机,其他方言也面临类似的危机,学者们也提出了相应的对策。李增华⑥发现彝族南部方言峨新土语语言文字存在着逐步消亡的危机,并提出收集古彝文文字、词汇汇编词典,成立研究所,加强对外交流等对策。徐曼调查也发现河南方言面临使用人数日趋降低、方言环境极度收缩和方言传承人缺乏等危机。针对温州方言的传承与保护,钟舟海提出从文化生态学看方言的传承与保护,即语言文化环境呈现多元并存、和谐共生状态,才是符合现代人生存的文明的语言文化环境,才能适应多元化发展的时代。可见,方言传承危机已是个普遍现象,为了阻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流失灭亡,必须重点关注该议题。
综上所述,海南方言现实危机不可小觑,它关乎民族自信、文化传承、中华民族崛起等议题,也为其他方言传承提供经验借鉴。不少学者已从不同角度提出相关的应对策略,但是海南闽语的谚语和俗语的传播方式单一,鲜有文字和数字影音记录,学校教育也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因此亟待政府、媒体、各级群体及个人的努力,采取实际有效的传承方言的具体措施,人为干预并改善方言的生存环境,为自由贸易港建设创建良好的营商环境。当前,随着社会发展变迁,很多海南谚语、俗语已经从社会生活中消失了,在市面流通的海南闽语的谚语和俗语书籍少之又少,海南方言的后继乏人和断代危机更加剧了这一社会问题。亟待建设海南方言话语体系,继承、保护海南方言文化瑰宝,助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
第一章
“形势与政策”课靶向教学的研究缘起与逻辑架构
“形势与政策”课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除标题和文件名外,以下简称“思政课”)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否开好、讲好、学好“形势与政策”课程直接影响到思政课教育教学的整体效果,甚至影响到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全局。1988年5月,原国家教育委员会在制定的《关于高等学校开设〈形势与政策〉课的实施意见》中就明确指出,“形势与政策”是一门必修的思想教育课程,其任务是“帮助学生了解国内外重大时事,学习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以达到激发爱国主义精神、增强民族自信心和社会责任感的目的。随后,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形势与政策〉课程建设的意见》(1996年)、《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形势与政策教育的通知》(2004年)等文件中,对“形势与政策”的课程地位、功能定位、任务目标等进行了多次重申。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思政课建设尤其是大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出台了《关于加强新时代高校“形势与政策”课建设的若干意见》《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等一系列管根本、利长远的文件制度,为高校有效开展“形势与政策”教育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保障。新的时代条件下,以“教学”“教材”“教法”“实践”“评价”等为靶向,系统化开展“形势与政策”课程建设理论与实践方法研究,对于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夯实思政课主渠道主阵地作用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和意义。第一节“形势与政策”课靶向教学的研究缘起
改革开放以来,1980年JY部、共青团中央印发《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首次将“形势与政策”赋予“课”的概念,到1987年原国家教育委员会印发《关于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建设的意见》第一次明确“形势与政策”课归属于思想教育课程,再到“98方案”“05方案”后思政课逐步走向规范化制度化,“形势与政策”作为一门必修课程在经历了漫长的推进过程后,才慢慢发展成长起来。这一方面得益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快速推进和党的创新理论成果的不断涌现,另一方面得益于“形势与政策”课在解答国内外形势和重大政策变化的基础上,也在不断解答自身发展存在的问题。在系统研究新的时代条件下,“形势与政策”课靶向教学的基本问题、对象与目标、价值与意义,是全面推进该课程乃至思政课整体高质量发展的逻辑起点。
一、“形势与政策”课靶向教学研究的基本问题
问题既是“形势与政策”课靶向教学的研究目的,也是研究的逻辑起点。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只有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认真研究解决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才能真正把握住历史脉络、找到发展规律,推动理论创新。”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已经进入大众化、普及化阶段。据JY部统计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各类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达4655万人,毛入学率达到59.6%,较2012年总规模、毛入学率分别增长了40%和29.6%。这一方面说明,我国高等教育规模不断扩大,具备了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培育更多人才的条件和基础;另一方面也预示着对高校学生进行系统化的形势与政策教育,不断提升他们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政策理论水平的任务越来越重。面对如此庞大的受教育队伍和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如何提升高校以“形势与政策”课为核心的形势与政策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是摆在广大思政课教师和思政理论工作者面前亟待解决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因此,“形势与政策”课靶向教学研究就是要直面问题、针对问题,探寻问题背后的理论逻辑、实践要求和历史规律,进而找到破解问题的科学路径。具体来讲,本书着重研究三个方面的基本问题。
(一)马克思主义形势观、政策观基本理论问题
科学认识并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形势观、政策观的理论内涵及其逻辑构成,是高校开展“形势与政策”课教育教学的基础。长期以来,高校“形势与政策”课在教育教学过程中之所以出现“讲不深”“讲不透”“讲不活”甚至讲“歪”讲“邪”等问题,其根本原因在于对马克思主义形势观、政策观掌握不准、不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不懈传播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抓好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为学生一生成长奠定科学的思想基础。”这段话既是对高校思政课提出的明确要求,更是对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与学生成长成才内在逻辑关系的深刻阐明。在现实的教育教学过程中,常常存在这样的不良倾向或错误认识,即“形势与政策”课就是对当下国内外发生事情的讲述,没有多少道理、学理、哲理。这不仅削弱了“形势与政策”作为一门课程的价值功能,而且对高校思政课课程体系的整体建构造成了严重阻碍。
破解这一问题,需要从三个维度加强理论研究。第一,研究马克思主义形势观理论。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社会历史形势的整体判断方法、研究方法和解决方法;分析、解决特定社会历史问题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政党及其领导人在领导革命、建设、发展等实际工作中运用的形势观测与分析方法,等等。第二,研究马克思主义政策观理论。政策是体现实践主体愿望、意志、目的及其行动价值的策略与方法,不同的实践主体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处理差异性问题中制定的政策迥然不同。因而,政策本身带有鲜明的价值性、主体性、实践性、时段性。研究马克思主义政策观理论,应当包含两个部分: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待政策的基本态度和理论阐述;另一方面是立足于科学的政策观对不同政策的价值取向与实践目标的系统研究。第三,研究马克思主义形势观与政策观之间的逻辑关系。主要包括两者的共通性和差异性,两者在研究分析具体问题时的异同,等等。
(二)“形势与政策”课建设的历史与逻辑问题
“同历史对话,我们能够更好认识过去、把握当下、面向未来。”新中国成立以来,“形势与政策”课建设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对这一历史的梳理,一方面可以分析得失、总结经验,另一方面可以把握该课程建设的规律,从而对当下和未来一个时期的课程建设提供依据与支撑。关于“形势与政策”课建设历史与逻辑的研究,主要侧重于三个基本问题:第一,从不同历史时期,我们党关于加强和改进思政课教育教学尤其是“形势与政策”课教育教学的相关文件制度中,分析“形势与政策”课的价值功能以及在思政课课程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第二,从“形势与政策”课建设历史中,梳理总结存在的问题和建设经验;第三,在当前“形势与政策”课规范化、标准化建设要求的背景下,遵循该课程建设历史逻辑与实践逻辑,提出合理化的政策优化策略。
(三)“形势与政策”课教学理论问题
“形势与政策”课教学既有与其他课程类同的共性理论问题,也有适用自身教育特点和要求的理论问题。本书主要聚焦于该课程的独特性问题进行理论研究,主要包括主体论、客体论、方法论、环境论、过程论、介体论等,尤其关注客体论、方法论和过程论。在客体论方面,“形势与政策”课作为高校思政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学生进行形势与政策教育的主要渠道和重要阵地,是每个大学生的必修课程。该课程主要针对国内外形势与政策的变化,以党和国家的重大会议、重大决策、重要事件为契机,帮助学生了解国内外形势与政策的变化,理解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引导学生正确认识当前形势,正确理解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这说明,该课程的客体在实施层面主要指的是“学生”,而在内容层面主要指的是国内外政治经济等客观存在的形势及其发展变化与趋势,以及党和国家应对形势发展变化所采取的政策措施。对于客体的教学理论研究主要聚焦于形势的历史变化规律和政策的理论基础。在方法论方面,有学者认为,“教学方法研究属于教学研究,不是学术问题的研究,因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理论研究,而是应用层面的操作性研究”,并据此得出了“教学方法研究的重点不在于去创造一种新的方法,而在于研究用什么方法来操作具有更好的效果”的结论。我们对这种观点并不赞同,因为方法本身既是科学研究的工具,也是科学研究的对象。教学方法所具有的科学性应当在学术研究中得到尊重和挖掘,而不是被排除在理论研究之外。在本书的研究中,我们将“形势与政策”课教学方法论放在“理念—设计—验证”的逻辑框架内进行研究,就是要揭示蕴含其中的规律,以及在此规律指导下的“形势与政策”课程的高质量发展与实践。在过程论方面,“形势与政策”课与其他思政课程一样都存在“讲授—接收—反馈—评价—优化”等基本过程。从本质上讲,包括“形势与政策”课在内的高校思政课教学过程都是一个复杂的螺旋式上升的循环体,从教师主体的首次“讲授”行动结束到下一次“讲授”行动的开始,必然经历一个“施”“介”“受”“评”“反馈”的自觉或非自觉运动程序,而这个程序运行的有序与否直接反映教学的成败。本书以靶向教学方法为研究对象,就是要将其置之于“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全过程”中来考察其适用性,具体包括靶向教授、靶向接收心理及接收效率、靶向效果反馈与评价、下一教学行为循环的靶向优化等。既然靶向教学方法与过程是个复杂体,那么就必须将其作为一个基本问题,立足马克思主义基本方法论,采用“工具互借、学科交叉、文理融合、理论超越”的研究理路,进行深入系统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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